陈承
台北5月初的傍晚,本没有陈君天所显现得那样炎热。
陈君天站在演讲厅投影幕前,即便现场冷气十足,仍额头沁汗,一句话里好几个停顿,似乎在用力字斟句酌,思考该如何表达他的想法。
这是台湾世新大学举办的“战争与记忆:抗战胜利70周年系列讲座”现场。陈君天是被邀请发表演讲的第六位嘉宾,在他前后出席的嘉宾,也都是白先勇、齐邦媛等大人物。讲坛本来为陈君天拟了“《一寸山河一寸血》纪录片20年心路历程”的演讲主旨,但是他临时换了内容——中国军民的八年全面抗战故事。
“我想告诉大家,我们中国人的先辈,在面对如此恶劣的抗战条件下,是如何浴血奋战并最终获得胜利的。”这是陈君天的开场白。
演讲中穿插的,是陈君天团队制作的《一寸山河一寸血》纪录片中剪辑下来的片段,大多是抗战老兵和将领的亲身经历。听众近100人,当陈君天讲起淞沪抗战、长沙保卫战等抗战大型战役中,一些被他记录下来的真实故事时,有几位在悄悄抹着眼泪。
“我是一个很不善于语言表达的人,越急就越不知道怎么表达,所以现在汗如雨下。”陈君天在演讲最后说,“我更希望大家能通过我制作的影像,来走入这段历史。”
世新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李功勤是这次演讲的与谈人。他说,陈君天拥有高贵的灵魂。
拍摄《一寸山河一寸血》,陈君天唯一没有资金压力的,就是拍摄第一版的时候。
当喝完第一版庆功酒后,陈君天与“监制委员会”一同决算时发现,片子最终制作费用超过募资和卖播出权所得的总收入,缺口有400万元台币左右。
如果没有未来的第二版至第六版,这个缺口在第一版的光环下根本不值一提,但随着“监制委员会”的解散,尤其是陈君天认为第一版还存在非常多的不足、亟需完善的情况下,承担摄制工作的卓越传播公司,事实上到了没人管,也没人投资的地步。
1997年,陈君天试图凭一己之力展开第二版的更新工作,当年正值卢沟桥事件爆发六十周年。还有一个重要契机是,大陆开始允许陈君天团队前来取景和采访,团队共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在大陆跑了12个省,把所有抗战时期的主要战场都走了个遍,按图索骥把文字资料上的记录,全部重新拍了素材。
更名为《卢沟烽火六十年》的第二版扩充到了42集,再次在华视播出。但从第二版以后,每一版的更新都是陈君天自掏腰包,来自电视台的播出权购买费用,对于庞大的摄制成本来说是杯水车薪,陈君天自己和公司的财务状况,开始逐渐恶化。
2005年,拍到第四版时,陈君天把自己的房产抵押给了银行。第四版恰是自第一版以来,一次非常重要的更新。在这一版中,新增了名为《战时延安》的一集,还原了抗战时期,延安的生产建设情况,还剪入了包括毛泽东与军民一起在田里劳动、抗大和鲁艺的抗日宣传活动等等历史影像资料。
“抗战胜利是全体中国人团结和浴血奋战的结果,因此国共在抗战中的历史,都应该被公平地记录下来。”陈君天说。
即便是在团队无法在大陆取材的第一版,也描述了中共领导下的百团大战以及平型关大捷,陈君天记得,片子中对于平型关大捷的解说词是这样的:“在1937年,中国人能够赢得平型关战役的胜利,它传达出的信息是:中国人有能力打败日本人,这对鼓舞当时暂时低迷的中国军民的士气,是极为重要的。”
多年的制作经验让陈君天相信,正是大陆逐渐开放的态度,才使得他的团队能更便利地在大陆拍摄素材,而每次新获得的素材,都会加入最新一版的纪录片里,如此又能更多地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历史。
至2011年左右,陈君天的身体和财务状况同时出了问题。先是经年累月的奔波让他不得不住院接受手术,出院后,面对超过1400万元连本带利欠银行的借款,陈君天走投无路,最终决定卖掉位于八德路台视附近,自己的那套房产。
“房子在我买的时候是7万元(台币)一坪,卖掉则是45万元,卖完三个月后,涨价到了60万元,但我一点都没有觉得卖亏了,卖房还债终于了结了几年来我对银行的负债,而卖房所得的2600多万元,还完债后,还余1000多万元可以用来维持公司运作。”
至此时也再无财力承担原先面积较大的制作公司办公室的租金,陈君天把公司搬到了离台视步行不过10来分钟的八德路三段东面,在逼仄的办公条件下,继续纪录片的更新。
卖房时,陈君天的母亲黄老太太已104岁高龄,他一直在想办法如何告诉母亲即将卖房的消息。陈母是虔诚的基督徒,而房子楼下本有一座小庙,时常烟火缭绕、佛号不断,陈母对此颇有微词,陈君天于是借故说“要不搬去没有小庙的地方好了”,这才没让母亲得知卖房的真相。
陈君天的儿子是高材生,台大毕业,他对父亲卖房的举动最终接受,这大约源于他受到陈君天的影响,也踏入严肃影像纪录界的关系。现在,陈君天和儿子共同租住在离办公室不远的公房里。
然而即便卖掉了房产,陈君天还是无力支撑第五版的摄制工作。此时,台湾《联合报》在纪念卢沟桥事件爆发七十周年前夕,于第二版刊登了一则报道,提到陈君天本拟在当年投拍第五版,却面临资金问题,岛内唯一全面反映抗战历史的纪录片恐将无法播出。
不久后,陈君天昔年在综艺界结识多年的“小老弟”王伟忠主动联系了他。
“王伟忠说,大哥你现在什么状况,你说缺多少钱,我给你想办法。”陈君天回忆,“我算了一下,心想再有200万元台币的资金就能勉强覆盖第五版摄制成本,当时我非常怕钱讲多了,人家会觉得我很贪婪。”
不到一周后,200万元就已到账。陈君天这时才知道,钱并不是王伟忠给的,而是来自郭台铭。原来,是郭台铭看到了那则《联合报》的报道,找了多年来一直主持鸿海集团尾牙的王伟忠,向陈君天打听情况。
“那‘死东西’也不跟我讲是郭台铭托他来的,如果早知道是郭总帮忙,我会把预算再调高一些,这样做出来的成片质量会更好。”陈君天笑谈,“那时候单纯以为是老弟帮忙,所以根本不敢讲这么多。当时我还跟伟忠说,你也在综艺界做得这么久,也知道做一档没有人看的片子出来有多难。”
陈君天在综艺界的人脉不算弱,在他担当台视制作人时,被他帮着红起来的明星不在少数,当中也有后来从商发家的。但是陈君天一直认为,明星红了主要还得靠自己努力,他的“托一把”并不算什么,他也从来不愿意向已经发达的综艺界朋友开口要钱。
“不能因为资金困难就把友情变得不干净,变成对价。”陈君天感慨,“这大概是我很早以前做《论语》节目的那一年,对我的一生有着重大影响。”
在世新大学演讲结束后,有一位场下听众找到陈君天,向他展示自己收藏的不少抗战时期的史料。陈君天边翻边感叹史料的价值,然而放光的眼神中又有明显的无奈。
陈君天的助理周小寒明白,这位听众很可能是为了兜售他的史料,然而陈君天的财力已经今非昔比。
“能不能留一个联系方式给我?”陈君天最后踯躅地问。
周小寒在一旁听完,悄声说,“陈导直到现在仍不会放弃每一个搜集抗战史料的机会。”
《一寸山河一寸血》是一部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纪录片,拍摄历经20年,采访的见证者由最初的400人增加到800人,5次再版。其中第4版增加了战时延安红色根据地的生活,以及毛泽东领导的军民抗战史实。陈君天接受蒋纬国邀请担任《一寸山河一寸血》导演时有约在先:“我不是歌功颂德的‘歌德派’。我说你必须同意这一点,是事实就照事实讲。包括蒋介石,他做了什么事情,也要照实讲。”陈君天确立的原则是,以中国人的立场,全景纪录中国军队的抗战历史,把历史还给历史,使真相归于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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