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冈惨案”，历史该记住什么？
来源：新华网日本频道   2015-07-05 14:11:39

　　这是二战期间发生在日本的中国劳工惨案，已经过去整整70年，没有很多人还记得它了。二战期间，身强力壮的男人都被派到前线打仗，日本国内劳动力严重短缺，到战争后期情况越发严重，日本当局就制定了政策，从中国和日本其他周边国家强掳劳工到日本做苦工。

　　1942年11月27日，日本内阁作出了“关于华人劳务者移入事项的决定”，这是日本强掳中国劳工到日本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开始。根据日本方面统计，到战争结束，共有38935名被强掳的中国劳工在日本135处工地和煤矿劳动，其中6830人死亡。

　　据日本十分有限的历史考证资料，被掳的劳工在隧道、煤矿和水库等条件非常恶劣的场所干活，他们没有充足的粮食，每天超过10小时的强体力劳动，完全是失去自由、尊严和基本生命条件的奴隶。于是在绝望中，花冈的中国劳工忍无可忍揭竿而起，1945年6月30日夜，在耿谆等人的带领下，中国劳工打死日本监工，冲出工地，集体逃往附近的狮子森山。日本当局大为震惊，出动两万多名军警围捕出逃的中国劳工，翌日，中国劳工全部被俘，很多人在日本军警的追杀中被打死。之后，在当地大馆市的一个广场上，日本军警血腥施暴，最后，被强掳到花冈矿场的979名中国劳工中，418人惨死。领头暴动的耿谆被日本法院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其余12人被判有期徒刑。日本投降后，耿谆和其他劳工幸免于难，重回人间。

　　抗战胜利后，几名获得自由的中国劳工留在日本，作为证人，出席了横滨B级、C级战犯军事法庭的审判。1948年3月，联合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横滨BC级军事法庭(第八军法会议)以杀害虐待俘虏罪对“鹿岛组”的4名监工以及2名警察判处死刑或20年徒刑(这些人后来都被释放)。

　　在日本的历史书籍、档案中，“花冈惨案”罕被提及。到上世纪90年代部分幸存中国劳工及其家属发起战后补偿诉讼，“花冈惨案”才以“花冈事件”“花冈暴动”等字眼现诸媒体。据查，“花冈惨案”的诉讼始于1990年，受害人及其家属从1995年正式在日本提起诉讼。此后经过约20轮大大小小的庭审，法庭宣判几乎一律对原告不利，对中国战争受害者是否具有赔偿请求权采取了消极立场，更多地采纳了被告及其代理律师提出的中国放弃了中国公民的战争赔偿请求权。到2000年，“花冈惨案”的原被告双方达成重大和解，鹿岛方面拿出5亿日元，委托中国红十字会用于有关人员的生活补助金、教育资金和悼念活动的经费。此次和解的一个很大特点是，不仅是提起诉讼的人，与事件有关的所有幸存者和遗属都成为补偿对象。

　　“花冈惨案”的庭外和解并不能一揽子解决战后赔偿诉讼。及至现在几乎每年都会有二战劳工向日方索赔的诉讼审理，情况依然普遍对原告不利。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持续地诉讼?一位多年主动为原告受害人做诉讼代理的日本律师说，受害人索要的赔偿不光是钱，更多是对历史的正义和个人的尊严。对于一代代年轻人而言，“不忘历史”更多时候作为社会倡议和文化信念，却无力地消化于历史的当下。

　　在“花冈惨案”的发生地大馆市，从1952年开始，当地市民把发生“花冈惨案”的6月30日定为“和平纪念日”，每年为死难中国劳工举行追悼大会等各种纪念活动，以后这里又修建了公园墓地。直到今天，每年中日两国人民都在这里举行纪念活动。在众多的日本朋友中，有一位小学女教师伊藤关子，她坚持制作 “花冈惨案”的连环画，教育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她还利用假期到中国河南访问当年花冈惨案的劳工领袖耿谆，两人建立了深厚友谊。

　　历史不该忘记的，还有一股力量，在日本政治、社会各个层面上，从日本二战战败起，就不愿意承认侵略、不接受国际法庭审判、不放弃历史翻案。以二战中国劳工赔偿诉讼而言，日本多层级法庭都存在刻意将中日间相关协定和不被承认的“日华合约”(日本与台湾当局)相混淆，或者坚持认为日本对华赔偿已经被认定放弃的情况。这样的司法理念，是对中日历史以及中日历史协定的不严肃、不尊重。

　　现在，在日本政坛和舆论中总有这样一种声音：包括中国、韩国在内的周边国家，为什么总是抓住历史不放，为什么总是要求日本当局为侵略、殖民历史深刻反省道歉?

　　是，历史已是过往。但对于今天，历史的一个要义就是镜鉴和汲取。不忘历史，是要传扬历史之善，阻遏历史之恶。在中日关系至今未能肃清恶念的今天，历史就更不能忘怀，以从中探寻面向未来的理性之路。

　　 夏文辉(国际问题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