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7月27日电 据新华社客户端报道，通过与媒体的定期活动，日本政府掌握着媒体议题的设置。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引导通常不借助通知文件，也不通过行政命令下达，而是以各种名义给记者打招呼、开非正式“吹风会”，有时直接在饭桌上进行，隐蔽性很强
日本人常认为，日本媒体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是独立、客观，以及公正的。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日本政府从未放松过对媒体的引导，一些主流媒体甚至与政府一唱一和，不遗余力为政府抬轿。
“记者俱乐部”掩盖政府媒体交易
日本政府管控媒体有多种手段。日本首相官邸、各中央政府部门和各地政府都设有“记者俱乐部”，由各大主流媒体派驻各机构的蹲点记者组成。全国大大小小共800多个“记者俱乐部”。俱乐部办公地点就在各级政府大楼内，宣传部门工作人员平时努力和记者搞好关系，经常碰头聚餐。在与记者建立起人脉关系后，就能够间接引导、管控媒体。
“记者俱乐部”实施封闭运作，一般只接受被视为主流媒体的记者，同政府对着干的大众媒体、自由媒体人、外媒等难以加入。由于日本政府机构一般只在“记者俱乐部”召开记者会、透露信息，因此主流媒体事实上通过“记者俱乐部”几乎垄断了新闻资源，形成媒体行业的既得利益集团。
为了能获得权威新闻资源，日本主流媒体当然大都要“听话”，否则就会被踢出“朋友圈”。通过与媒体的定期活动，日本政府掌握着媒体议题的设置，比如在一些有争议的政策出台前，就会有目的地释放一些话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媒体的引导不借助通知文件，也不通过行政命令下达，而是以各种名义给记者打招呼、开非正式“吹风会”，有时直接在饭桌上进行，隐蔽性很强。
在“记者俱乐部”，最“听话”的媒体可以享受独家新闻、采访特权等便利，“不听话”的媒体受到冷遇。虽然，“记者俱乐部”是政府管控媒体、引导舆论的重要平台，但名义上它是媒体自发成立的“民间”互助团体，非正式组织，所以其内部运作也靠各种“潜规则”维持，使得媒体与政府的配合更加不易被外界察觉。
安倍任用亲信“改造”媒体
安倍政府上台后，进一步加强了对日本媒体的引导和管控。其中最明显也是最被诟病的，便是任用亲信“改造”媒体。
以日本广播协会(NHK)为例。相对民间商业电视台，作为公共广播机构的NHK无疑拥有更高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因此控制住NHK，对安倍晋三实现修宪、根植自己的历史观、行使集体自卫权等意图将发挥重大作用。
于是2013年12月，安倍起用亲信籾井胜人担任NHK会长，籾井胜人就任时便在记者会上公然宣称：“政府说‘右’我们不能说‘左’”、“不能离日本政府太远”等。
安倍还任命了百田尚树、长谷川三千子等人为NHK经营委员。百田尚树曾为右翼人士田母神俊雄竞选东京都知事站台，其间攻击其他候选人是“人渣”;而长谷川三千子也曾撰文吹捧右翼团体的领导人。
除了向NHK开刀，安倍政府还十分娴熟地运用“萝卜加大棒”手法，不动声色地收服媒体。上台后，他只接受“听话”的媒体独家专访，还经常把独家新闻提供给《读卖新闻》、《产经新闻》等“御用”媒体。他经常与日本各大主流媒体首脑等高层聚餐，拉拢关系。而这些宴请没有一次发生在首相的官邸，都在氛围更亲密、更欢快的私人餐馆里举行。
去年，安倍政府出台《特定秘密保护法》加强对信息的控制，媒体擅自发布或窃取被视为“政府机密”的信息将受到严厉处罚。《特定秘密保护法》通过前后，日本坊间反对声一片，以《朝日新闻》的观点为例：“该法可能被用来对付试图获取政府信息的媒体组织和公民组织。一旦该法遭滥用，则不能保证将永不会被用于控制或恐吓那些不屈从于当局的新闻组织和公民组织。”
此时，安倍政府“转移视线”、“酝酿造势”等技巧运用得炉火纯青。一些保守的御用媒体捕风捉影地热炒所谓“中国间谍”问题，试图转移舆论注意力，冲淡、稀释人们对争议政策的反对。
在安倍政府的改造、引导下，一些日本主流媒体已经习惯性积极配合政府，有时甚至比政府还表现得迫不及待。
近几年来在安倍政府一步步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进程中，日本最大的保守派报纸《读卖新闻》和右翼的《产经新闻》一直为政府冲锋陷阵。它们经常会做出一些符合安倍口味的民意调查，为首相撑腰。
比如，去年4月至5月，日本媒体就“应不应该行使集体自卫权”进行民意调查。单看反对意见的比例，《朝日新闻》达56%，《日本经济新闻》和东京电视台的联合调查显示反对率有49%，共同社调查为52.15%，都高达50%左右。而《读卖新闻》进行的调查中，认为“不应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只有25.5%，《产经新闻》和富士新闻网(FNN)显示的数据只有25%，这些截然相反的数据对照令人惊奇。
其实答案正隐藏在《读卖新闻》、《产经新闻》调查提供的选项中。它们通过设立一个“允许在必要最小限度范围内行使集体自卫权”的中间选项，让受调查者集中选择了这个答案。
上智大学新闻学专业教授渡边久哲指出，在舆论调查的提问中，为了诱导得出自己想要的结果，一般通过5个措辞来诱导：“根据情况”、“如果慎重研究”、“必要最小限度”、“无奈之下”、“如果有缘由”等。这两家安倍御用媒体就是特意制作了“必要最小限度”这个暧昧的条件，实现了自己的意图。
再比如，今年6月，共同社实施的一项全国电话调查发现，27.8%的人“赞成”安保法案，反对者高达58.7%。显然，大部分日本国民对安倍政府强行通过安保法案是说“不”的。但是《读卖新闻》其后同样就此问题实施的电话调查结果却显示，40%的民众赞成，48%的人反对，没有回答者占12%。
《读卖新闻》在选项设置上又玩起了“花招”，它在调查的提问前加了一段话：“安全保障相关法案是为了确保日本的和平与安全，为了加强为国际社会作贡献，而准备扩大自卫队的活动”。如是，通过提前设问令受访者忽略考虑自卫队员死亡风险、日本卷入与其它国家发生战争的危险性等，力图诱导受访者选择符合报纸意图的选项。
主流媒体进行的舆论调查数字，经常在国会答辩中被引用。以《读卖新闻》的舆论操作为根据，执政党便可以声称“在国民中，支持和反对是均衡的”，从而提出与现实情况不同的主张。就这样，《读卖新闻》与安倍政府上演了一出无缝对接的“好戏”。
“狭隘民族主义”促媒体倒向安倍
安倍政府之所以能够严控媒体，使之为政府利益服务，除了利用权力之手强压媒体等做法，日媒特有的所谓民族主义、“羞耻心理”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素有“臭的东西就盖上盖子”的谚语，反映在媒体上，意指：对于影响“大和民族优秀形象”的内容，报纸倾向于不理不睬。6月8日，日本学界281名知识分子就日韩“慰安妇”等历史问题发表声明，要求安倍晋三政府承认历史事实，负起责任解决问题。对于这样一条“轰动”的新闻，一个奇怪现象是，日本主要媒体竟“置若罔闻”，几乎都没有报道。这类情况在日本的采访现场也不少见。今年5月，16个日本团体发表“正视历史”的声明时，日本记者几乎没有一人到场，来自韩国、中国的记者则占据了现场媒体的绝大多数。
一些学者认为，日本人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但现在却陷入了深刻的危机感。他们尤其对中国经济和国力的发展心态复杂。反映在媒体上，集中体现为“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
安倍上台后，其勾勒的“美丽日本”、所谓“正常国家”的说辞满足了很多日本人的民族自尊心。但现实中，安倍却比“实现一个正常的、一个国际秩序的更有效保护者”走得远得多。第二次出山前，他曾明确宣布，如果自民党再次执政，“有必要修改(约定在教科书问题上照顾周边各国的)宫泽喜一官房长官讲话、河野讲话、(对亚洲各国表示道歉的)村山富市首相讲话等所有的讲话。应该拿出政府的新见解。”
安倍政府的右倾加剧并助推了整个日本社会的右倾，并形成了恶性循环。如此一来，媒体为安倍图谋集体“发声”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蓝建中发自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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