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和政要回忆中的长沙会战
来源：新思维的脚步微信公众号 作者：郭向东   2016-09-12 11:24:26

关于长沙会战，无论是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是一个刻意被炒作的事件。诚如曾经担任国民革命军陆军总司令的张发奎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为了宣传目的，……，这些都是虚假的胜利。”

长沙会战，的确是抗战正面战场可圈可点的战例。但是，这个战例是否就像当时国共双方竭力宣传的“伟大胜利”，是否如现在一些人所狂热追捧的伟大事件，是值得怀疑的。

长沙会战的战役目标

长沙会战是不是伟大的胜利，首先视敌我双方如何确定其战略意图。也就是说，这场战役对于敌我双方各自具有怎样的战略价值。

张发奎将军在回忆录里指出：“三次所谓长沙大捷（民国28年秋，30年，30年12月至31年1月）同所谓粤北大捷相似。敌军志不在长沙，犹如它们志不在韶关，它们只不过是佯攻而已。我的观点是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在整个抗战期间我一贯的思路都是这样。”

由此可见，日军攻打长沙，并不是刻意要实现的目标。尤其是第三次长沙会战，也是国民政府当局宣称的“敌人伤亡数字多于国军伤亡数字“的唯一一次战役，日军的主力已经调往新开辟的太平洋战场。当时，日军的主力正在攻打香港和菲律宾，与英军和美军作战。日军第11军在湘北作战的战役是一次佯攻，旨在以7万兵力拖住中国的30万军队，不致以中国军队兑现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盟约，赶赴香港协同英军，协防香港。

当然，对于蒋介石来说，长沙会战的意义是非同寻常的。因为，只有取得胜利，才能改变中国军队孱弱无能的国际形象，才能获得英美苏盟国的尊重和援助。

第一、第二和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所取得胜利的标志是，战役结束的方式是日军撤退，战线恢复到战役开始状态。

敌我伤亡数字

民国28年9月举行的长沙第一次会战，中国方面的数据是，共毙俘日军3万余人，国军伤亡4万人；而日本方面的数据是，击毙中国军队4万人，俘虏4000人，日军阵亡850人，受伤2700人。

民国30年9月举行的长沙第二次会战，中国方面的数据是，共击毙日军4.8万余人，俘虏8人，未披露国军伤亡数字；而日本方面的数据是，击毙中国军队5.4万人，俘虏4300人，日军阵亡1670人，受伤5814人，失踪14人。

被广泛宣传的民国30年12月举行的长沙第三次会战，中国方面的数据是，共毙伤日军5.7万余人，俘虏139人，国军伤亡28116人；而日本方面的数据是，击毙中国军队28612人，俘虏1065人，日军阵亡1591人，受伤4412人。

由于中日双方各自公布的伤亡数字相差极大，根本无法证实这些数据的可信性。

倒是当时掌握战役数据的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长徐永昌和军委会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在他们的记录里，给我们提供了判断真伪的线索。

例如，徐永昌对第二次长沙会战点评是：“1、湘北战之序幕，敌人扫荡大雪山时，战区所报我军如何转出反包围敌人等等，完全子虚，斯役我第四军吃亏极大；2、敌人打过汨罗江以后，我军已无有战斗力之军师。3、所报俘获敌人不到十个，枪许有几支，余可想矣。”

徐永昌对此，大为感慨：“由谎报一点看我国军人无耻，可谓达于极点。”

对于第三次长沙会战，何成濬记录道：“（军事委员会）会报时，主席宣布关于湘北三次会战，第九战区薛司令长官之报告云，我军伤亡官兵二万九千余，倭寇死伤五万余，在场诸人均笑斥之，主席亦言其过于虚妄。各处作战报告，本多有不确实处，然向无如此之人之甚者。”

民国32年7月，中华民国政府驻英大使顾维钧转述，英国方面认为“我国抗战公报多夸大不足信，尤以报告敌人伤亡数目为最，此次湘鄂一役所称敌方伤亡三万，超过不啻十余倍云云。”

顾维钧还指出：“美国方面同样对中国处理战事新闻的‘不实’颇多訾议……如此宣传之结果，使华盛顿之军火局认为毋庸立即对华增加援助，因中国军队能自击败日本。……故中国每日夸张胜利，对于美国人民仅能产生恰然相反之效果。”

可见，乱放卫星，吹牛吹过了头，产生了负面作用。本来想靠宣传可以争取外援的，结果可能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