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为何成为战时陪都
来源：自说自话的李涵微信公众号   2016-09-13 10:53:41

八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最为波澜壮阔的历史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一座城市像重庆那样，在短短几年内登上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瞩目的舞台。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英、苏四国同盟的出现，中国从近代以来一直饱受列强压迫的角色，崛起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名义上的“四强”。重庆是这一过程的见证者，她在八年全面抗战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烽火记忆。那么，国民政府是从何时开始考虑构筑战略大后方的？蒋介石又是如何经营四川的？重庆因何能成为战时陪都？它有哪些得天独厚的条件？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重庆为何成为战时陪都。

1932年1月，日本为了掩护制造所谓“满洲国”，在上海频频制造事端，第十九路军官兵守土有责，奋起抵抗，史称一·二八淞沪抗战。南京距离上海不到300公里，当时的国民政府缺乏对外战争准备，情急之下移驻河南洛阳办公。3月初，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以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阳为行都”的重要决议。

但实际上西北地区贫穷匮乏，地方势力强大，加上紧邻晋绥，国防地理毫无优势可言。而河南是1930年中原大战剪除阎锡山、冯玉祥等地方实力派后，才控制在中央军的手中。蒋介石心里很清楚，即使迁都洛阳，仍不能算作安全。那么，哪里安全呢？

战时陪都，事关“国防中心区”，也就是国家抗击外敌入侵的战略总后方，其重要性不言自明。参谋次长杨杰撰写了《关于国防中心问题的意见书》，论述战前可供国防中心区选择的南京、武汉、成都、洛阳、西安等五处地方。最不被看好的是南京，因其距海最近，安全条件最差。武汉位于华中腹地，平汉、粤汉铁路纵贯南北，长江、汉水汇流，素称“九省通衢”，近代化程度也不低，不过日军海空力量强大，易于溯江而上，并不能保证与战争前线保持足够的战略纵深距离。经过一番论证后，很多人倾向成都。成都的缺点是尚无铁路，有待开发，但优点是，四川周围崇山峻岭环绕，不失为“绝对的最后的守备地带”。

军事学家蒋百里提出把国防线划定在北起太原，经洛阳、襄阳至衡阳线上，“此线以东地区，我宜利用空间换取时间，消耗和疲惫敌人，同时积蓄力量，加强战略后方；此线以西，资源丰富，幅员辽阔，足以持久战”。蒋百里断言中日之战必定持久，津浦、平汉两路及沿海的大片国土将被敌占，战时大本营宜设于湖南西部的芷江、洪江一带。蒋百里大声疾呼：“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日本讲和。”

1933年春，日军进犯长城各口，中国军队拼死力战。当年盛夏，内斗不止的四川军阀再起纠葛，刘湘一举击败刘文辉，大有统一全川之势。蒋介石开始将眼光转向西南，其8月17日日记云：“大战未起以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甚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

显然，随着时局发展，蒋介石渐渐有了“专心建设西南”，“经营四川”的想法。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也持相同观点：“四川是个富庶而因地理关系较为安全之省份，实为造兵工业最良地方。由重庆经贵阳建筑通昆明之铁路，使能经滇越路得向外国联络，有重要意义。”法氏作为一个外国人，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指出了四川工业化为抗战提供军需品之前景，而且眼光长远，提醒中国开辟西南国际交通线，获得抗日外援的必要性。

30年代中期，四川替代西北成为抗日战争“战略总后方”的呼声很高，如何把四川纳入中央政府控制之下，成为蒋介石“安内攘外”步骤中的一项重要环节。

四川是中国内陆大省，特殊的盆地环境使之自古以来就形成一个颇具特色的区域空间，人称“天府之国”。四川盆地外围的每个方向，几乎全为层峦叠嶂的高山，素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说。成都无疑是四川的重心所在，但前人有言在先，“成都之险，不在近郊，而在四境之外也”，据蜀者必东据江陵，北守汉中，四川之险方称稳固。江陵，也就是今天的重庆，重庆四周环山，长江和嘉陵江环绕，只有西部与陆地相连，易守难攻。

辛亥革命以后，四川逐渐沦为防区林立，大小军阀混战不休的舞台。1921年初，蒋介石就曾建议孙中山：“四川非导入我势力范围不可”。北伐中，四川的几支军阀武装纷纷易帜为国民革命军，然而相互角逐的格局并未改变，经过多年内耗，最后剩下刘文辉、刘湘叔侄二人互争雄长。中原大战时，刘文辉等人公开附和“反蒋”阵营，而据守川东门户重庆的刘湘则截然不同，号召重庆党政军各界“救党驱汪”。反过来，蒋介石支持刘湘统一四川，仅1931年春即一次性馈赠五千支步枪，外加五百万发子弹。

刘湘“安川”有术，面对红军则束手无策，几次进攻川陕边区革命根据地均告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蒋介石电召刘湘入京商讨川省“剿共”及整理川政办法，大体决定仍由刘湘负责军事指挥，南京尽量补助军饷、枪械。12月中旬，行政院决议改组四川省政府，由刘湘任省主席。作为“回报”，刘湘“允许”南昌行营组建参谋团，进入重庆安营扎寨，督导“剿共”。显而易见，南京向着经营四川大后方的目标跨进了一大步。

1935年2月，新一届四川省政府在重庆正式成立。3月初，蒋介石从汉口飞重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踏上川省土地，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话：“不到夔门、巫峡，不知川路之险也。”蒋介石在重庆明确提出了“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的想法。

没过多久，势力相对较弱的贵州军阀王家烈知难而退，被迫辞去省政府主席、第二十五军军长等职，国民政府迅即掌控贵州。巡视云南后，蒋介石思考抗日方略，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以长江以南与平汉路以西地区为主线；以洛阳、襄樊、荆门、宜昌、常德为最后之线；而以川黔陕为核心；甘滇为后方。”

7月上旬，中央宪兵第5团和炮兵第2、第3营先后入川，刘湘同意让出重庆，迁移省政府至成都办公。蒋介石接着又通过设立“委员长行营”、组织峨眉军官训练团等措施，大力整顿四川的军事、财政和交通设施，有效加强了国民政府在川省的影响。

伴随南京中央势力在四川、贵州渐渐站稳脚跟，蒋介石变得信心满满，他说：“我方军事与政治重心全在四川。”他一再声称“只要川滇黔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复兴国家”。“即使我们丢失了中国关内十八个省中的十五个省，只要四川、贵州、云南在我们控制下，我们就一定能打败任何敌人，收复全部失土”。“从此不但三年亡不了中国，就是三十年也打不了中国”。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日军攻占北平、天津之后，兵分三路，沿着平绥、平汉、津浦路向西、向南推进。还在战前，南京统帅部就认为华北平原有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及大兵团活动，形势于我不利。不少人还担心日军占领华北后南下平汉路直捣武汉，将会重演蒙古灭南宋的历史。法肯豪森1935年甚至提出，不惜人工泛滥黄河，增加防守力量，其实也是从地势角度出发，推算中原地区难以阻挡日军。1936年初，参谋本部拟定相关国防计划，展示的内容非常清楚，国民政府试图以长江一线作为未来抗日战争的主战场，“驻江南部队应集结于京沪线及首都附近，一面任淞沪方面之增援，并相机扑灭上海之敌势力，一面阻止长江内敌舰之侵扰，以维持首都”。

8月13日上午9时许，中国军队在日军首先越过对峙线的情况下，奉命发起攻势，揭开了淞沪会战的序幕。蒋介石指派陈诚、熊式辉赴上海视察战况，陈诚向蒋介石汇报说：“敌对南口在所必攻，同时亦为我所必守，是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手，必将利用其快速部队，沿平汉路南犯，直趋武汉；如武汉不守，则中国战场纵断为二，于我大为不利。不如扩大淞沪战事以牵制之。”

淞沪会战的直接目的在于“赶敌下海”和引发英美列强干涉，结果真的起到了分散日军兵力、“引敌南下”的战略作用与意义。鲜为人知的是，实际上陈诚早在1936年10月就曾提出过类似设想，“日军利于由北向南打，而我方为保持西北、西南基地，利在上海作战，诱敌自东而西仰攻”。

日本在初期并无使华东、华中成为主战场的计划，假设没有上海方面持续三个月的激烈战斗，日军主力从华北快速南下武汉，往后的抗日局面确实很难想象。

1937年11月16日，蒋介石主持国防最高会议第五次会议，演讲《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说明“国民政府迁移重庆，为三年前预定计划之实现”，希望党政军全体同志“共同一致，克尽本职，来争取抗战最后胜利”。2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一行抵达汉口，随即正式向世界各国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明确揭示了迁都重庆的动机和意义：“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

刘湘当时率部出川抗日，病倒在汉口万国医院静养，立刻致电林森表示“谨率7000万人翘首欢迎”，表现极为大度。未料世事无常，两个月后刘湘突然病重不治，他身前留下遗言，激励所部将士“为民族争生存，为四川争光荣”，“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国民政府旋即褒扬刘湘，追赠陆军一级上将，生平事迹宣付国史。

蒋介石本人及重要军事指挥机构留驻武汉，统筹正面战场继续作战。1938年5月，日军攻占徐州，计划“以主力由徐州沿陇海路向西南，再沿平汉路南下攻打武汉。另以华中方面军一部由合肥趋信阳，一部溯江而上作为辅攻，准备在武汉地区捕捉并围歼中国军队”。

6月初，日军第14、第16师团逼近郑州和平汉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等人建议蒋介石“以水代兵”，实施黄河泛滥。11日，郑州花园口决堤成功，豫皖苏三省二十余县顿成一片泽国，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但从抗战军事战略角度分析，这一事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日军进攻武汉的路线，中原战局趋于稳定，交战中心转向有利于中国的长江流域。

1938年10月24日，蒋介石在隆隆炮声中离开武汉，飞往湖南衡阳。第二天，中国军队撤守武汉三镇。刘湘病逝之初，蒋介石乐观地以为“从此四川可以统一，抗战基础实矣”，任命亲信张群为四川省主席。张群虽然是四川人，但与川康军人素无渊源，遭到地方势力强烈抵制。川省保安处长王陵基四处活动，大造反张舆论，成、渝两地出现游行示威，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蒋介石为稳定抗日后方，只好做出重大让步，任命川军将领邓锡侯、潘文华为川康绥靖主任、副主任，特派王缵绪代理四川省主席。武汉陷落后，王缵绪等致电蒋介石：“粤汉阵地转移，责任重大。拟请钧座莅临驻节，以便统筹全局。”12月8日，蒋介石于南岳军事会议后，从桂林飞抵重庆，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委员长侍从室等有关人员同期抵达。

抗日战争进入对峙阶段后，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在敌后战场十分活跃，日军兵力受到很大牵制。为了震撼中国战时首都重庆，打击国民政府抗战意志，从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多的战略轰炸，造成数以万计的平民伤亡。

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明定重庆为中华民国陪都。影响颇大的《大公报》发表社论说：“我们绝不可因敌机的残暴的轰炸而对一些颓垣废墟唏嘘感叹，要知道这颓垣废墟上正在创造中华民族超迈往古的大历史，而重庆将永为中国复兴的高垒，东亚改造的明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蒋介石在罗斯福推举之下，成为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鉴于轰炸未能使重庆屈服，日军也曾打算采用地面作战的方针直接攻占重庆。1942年8月底，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将这一作战代号定为“五号作战”，计划1943年春发动进攻，先攻占西安、宝鸡、汉中、广元、成都、乐山、宜宾、自贡、泸县等要地，控制长江渡河点。1943年以后，第十一军再沿长江或由常德、沅陵西进万县、黔江、秀山一线，伺机攻略重庆。后来由于南太平洋战场失利，大本营无法加强对华军力，“五号作战”中止实施。

1944年春，日军发动规模空前的“一号作战”，旨在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摧毁西南航空基地。激烈战事先后在河南、湖南、广西境内展开，12月初，日军一部深入到贵州境内的独山，引起西南大后方哗然。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一再建议蒋介石退避昆明，魏德迈的副手麦克鲁甚至拍着蒋介石的肩膀说：“你们不宜在重庆做俘虏。”蒋介石表示：“余虽被敌在渝包围，而绝不能离渝。”魏德迈大为感动，当即表态愿意留在重庆共患难。此时中国军队陆续开赴黔南，补给困难的日军怏怏撤退。

1945年8月10日，日本接洽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人们纷纷奔走相告——“日本投降了！”1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正式收到日本政府的投降电文。9月2日，同盟国受降仪式在美国“密苏里”战列舰上举行。3日，国民政府下令举国欢庆三天，当天参加“陪都各界庆祝胜利大会”的有五、六万人，游行队伍从校场口广场出发，向着预定的路线蜿蜒前行，蔚为壮观。第二天，蒋介石举行庆祝抗战胜利茶会，招待各国驻华使节和盟军将领，正在重庆协商国事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也应邀出席。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重庆在八年全面抗战中的艰苦历程，重庆人民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斗争精神，理应永载史册。

《国家人文历史》冯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