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鬼子的暴行罄竹难书 美国人为我们目击作证
来源：爱历史   2014-12-27 10:09:51

　　美国人原本认为占领南京的日军将恢复日常秩序，用魏特琳的话说，“好像所有的一切都行将结束了”，但日军的大屠杀，随即成为美国人记载的主要内容。

　　斯提尔离开南京时，估计有5000—20000名军人被屠杀。“最后看到的是沿岸附近城墙前被处决的一伙中国人，有300人。那里已经堆了没膝高的尸体。”“从下关出城时，记者的汽车不得不从堆积了5英尺厚的尸骸上通过。日军的卡车和大炮也这样通过。”斯提尔的报道，被杜丁证实，他写道：“大部分已经缴械、准备投降的中国军人已是求助无门，他们被有组织地搜捕并处决。……有20000名中国军人被处决是极有可能的。”

　　1938年1月3日，威尔逊医生记录了一个17岁男孩的证言：1937年12月14日，约10000名15岁到30岁之间的中国男人被带到轮渡码头附近的江堤杀害，3个人死里逃生。这10000人中，约6000人是士兵，4000人是平民。

　　不少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是在难民营被日军搜出并杀害的。虽然这样被屠杀的军人只占全部受害者的小部分，但美国人士坦承了自己的相应“责任”，说：“……我们确实认为日本人会适当地处置解除武装的士兵，因此当这些人来找我们时，我们告诉他们我们认为如果他们放下武器躲进一两个难民营就会安全的。……后来的几天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被杀死了！”

　　美国官方也得到南京大屠杀的信息。1938年1月21日，约翰逊向南京美国使馆通报得自英国方面的秘密情报：“紧随日军进入南京的日本大使馆的官员们，看到日军在难民营内外公开地酗酒、杀人、强奸、抢劫，感到十分震惊。他们未能对军官们施加影响，后者漠然的态度很可能出于把放纵士兵作为对这座城市的惩罚，而且由于军队的控制，他们对致电东京要求控制军队感到绝望，日本大使馆官员们甚至建议传教士设法在日本公布事态真相，以便利用公众舆论促使日本政府管制军队。”2月2日，在南京现场的爱利生等人向美国政府提出详细报告，说：“所有前中国士兵和那些被怀疑是的人均遭到系统杀戮。尽管得不到准确报告，但据估计，远远超过2万人被以这种方式处决。”

　　被害人数不断上升。1938年3月，汉口的美国刊物提到：“到目前为止，南京的日军至少杀害了8万中国人。”1938年4月魏特琳的记录是：南京的慈善组织红卍字会从1月中旬到4月14日，在城区掩埋1793具尸体，其中80%是平民；在城外，掩埋39589具尸体，约2.5%是平民。“这些数字不包括下关和上新河地区在内，我们知道那里还有可怕的生命损失。”

　　除此之外，1938年初美军情报机构所破译的日本外交电文也反映了屠杀情况。其中，日本外相广田弘毅1月17日在向日本驻美使馆发出训令时，转引英国记者田伯烈的电讯稿。该电讯稿称：“自从几天前回到上海，我调查了日军在南京及周边地区所犯暴行的报告。可靠的目击者的口述记录和信誉毫无疑问的人士的信函提供了充分证明，即日军的所作所为及继续其暴行的手段使人联想到阿提拉及其匈奴人。至少30万中国平民遭到屠杀。“这或许应该是第一次在历史文献中出现”30万“这个让中国人永生铭记的数字。

　　在地狱般的南京，目击中国男女悲惨命运的美国人，甚至无法判断：男人被带上不归路，和妇女在恐怖中承受的创伤，哪件事更令人悲痛。威尔逊医生毕业于普林斯顿和哈佛大学。大屠杀期间，每天要做几十台手术的威尔逊经常要和其他美国人一起，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值夜班，保护避难妇女，但1937年12月17日晚上，日军士兵仍翻墙强奸了16名妇女。1938年1月3日，一位40岁左右、脖子被日军砍了4刀的妇女告诉他：1937年12月31日，日军诡称找人帮军官洗衣服，将6个妇女从难民营带走，她们白天洗衣服，晚上被轮奸，其中5人每晚被强奸10—20次，另一个年轻漂亮的每晚要被强奸40次左右。

　　1937年12月17日，有中国妇女告诉魏特琳：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妪都被强奸。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就在魏特琳祈祷“要是有良知的日本人知道这些恐怖的事实就好了”的时候，日军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大楼里挑选妇女，“被抓走的妇女们哭喊着”。她还记录道，日军士兵在抓不到年轻姑娘时，甚至找青少年男孩。

　　强奸给妇女们造成严重后果，安全区档案记述了被强奸致死的案例：“一个茶馆老板的17岁的女儿被7名日本士兵轮奸，并于12月18日死亡。……在平安巷，一名姑娘被日本士兵强奸致死。”强奸还导致很多妇女怀孕。史德蔚记述道：“最近几个月，有许多不幸的妇女前来大学医院求助……大夫为他们卸掉了不受欢迎的‘包袱’。”除这些显性的伤害，强奸还造成被侮辱妇女长期遭受创伤后应激反应障碍的隐形折磨。

　　美国人还详细记录了日军组织抢劫和纵火的罪行。贝德士指出：“……这种掠夺现在变成了由日军高级军官指挥的，有组织地对商店进行大面积的破坏。”史迈士告诉朋友们：“12月20日，费吴生和我傍晚开车前往城南地区，看见日军正在有组织地从店铺拿走剩余物品，装进军用卡车，然后再放火焚烧这些房屋。我们意识到这是蓄意毁掉这座城市，绝非偶然所为。”

　　1937年12月25日，美国政府得到信息：日军事实上侵入了除由外国人居住的每一栋建筑，系统地洗劫居民和商店，对滞留城中、包括难民营中的中国人进行大规模地侵犯，不加区别地射击和杀戮。抢劫和纵火造成严重财产损失。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报告称：“南京31%的建筑被烧毁；店铺被毁比例更高；日军损毁及抢劫造成高达1亿法币的直接损失；南京周边公路沿线的农村地区被洗劫几尽，并陷入缺少种子、牲畜、劳力和工具的困境中，他们播种的粮食作物仅为平常年份的10%”

　　美国人贝德士是日方进行有组织毒品买卖的主要记录者。据其估计，日本“每月至少要从这个地区已经非常贫困的民众那里攫取500万元”。贝德士指出，日军特务部门与海洛因贸易关系密切，他讽刺说：“这个地区中日合作的第一位的和最伟大的成就乃是毒害普通民众。”他还记录了日军公开张贴的慰安所广告。广告称，慰安所系“兵站指定”，位于“第四日支亲善会馆”，内有“支那美人”。贝德士就此评论说：“沦陷区居民知道，日军离开邪恶即无法存在。

　　美国人史迈士记述了一幕闹剧：“我们也更加了解了日本的新闻宣传！在他们滥施淫威的1月份，日本新闻小组在城里演出日本士兵给小孩发糖和一个日本军医给20名孩子检查身体的闹剧，但这些举动在照相机不存在时怎没有重复呢！”日军还通过其控制的《新申报》，美化处于大屠杀之中的南京，这一点，美国人士同样记录在案。如一篇报道称：“难民处收容了100000多难民，他们开始对身穿黑黄色制服的军官和士兵变得非常友善。目前有一大批店铺已经开张，他们的生意都非常忙碌和兴旺……难民们的孩子从未见过日本士兵，他们簇拥着去围观士兵们。”魏特琳对《新申报》1938年1月8日《日军使难民沸腾起来，南京城和谐气氛令人高兴地发展中》的文章辛辣地讽刺说，文章25句话，只有4句是真的，“即关于太阳的一句、鼓楼的一句、有关宪兵的一句和日本国旗位置的一句”。美国人士的现场目击证据说明，如今经常出现于日本右翼著作中的南京日军与中国居民所谓“和谐相处”的照片和文字，纯属有意捏造。

　　因为美国人士是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者和较为全面的记录者，东京审判中，他们被作为检察方的重要证人。史迈士提供书面证词确认：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6周间，他和拉贝几乎每天都就日军虐待中国平民和解除武装的士兵，向日本大使馆发出两封抗议信。他和拉贝几乎每天会晤日本大使馆官员，而后者“从未否认过这些报告的准确性”。费吴生的书面证词说，当着他们的面，数以百计的无辜百姓被日军任意抓走枪杀，或被“用作练习刺杀的靶子”；1937年12月15日，不顾他们向日军指挥官提出的抗议，全副武装的日军把将近1300名穿着平民衣服的男子分成约100人一组，从安全区总部附近的一个难民营中捆走枪杀；日军开车运载抢劫自商店的财物；手上有老茧或额头上有帽子压痕的人被当作士兵处死；他看到中国人的尸体遍布池塘、大街、房屋内，大多数是男人，但也有一些是女人。④麦克伦日记被作为书面证词提交给法庭，详细记录了屠杀、强奸等暴行。

　　南京审判时，史迈士与林查理各提供3件案例、费吴生提供22件案例，作为谷寿夫的罪证。另有两位当时在难民区工作的“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出庭作证，证明其所写文件和报告中日军的暴行均系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