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场上的毕业实习
来源：荆楚网   2015-02-09 10:56:20

抗战胜利后，周泰康在美国哈佛留学

抗战胜利后，周泰康在贵阳结婚

　　楚天都市报副刊讯（本报记者 刘我风）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到1943年，轴心国逐渐丧失战争主动权，同盟国开始准备全面反攻。在亚太战场上，中国军队与盟军并肩作战，一起打击日本侵略者。因为盟军亟需大量中英文翻译，1944年1月，中国政府下令，征调几所著名大学的应届毕业生充当盟军译员。译员服役算学分，服役期满（2年）方可发给毕业文凭。除女生和身体不合格的男生外，任何学生不得违背，否则开除学籍。

　　华科大电气学院周泰康教授当年正在中央大学电机系读书，还有半年就要毕业了，正是征调范围内的“1944届毕业生”。接到征调令，他“脱却蓝衫换劲装”，成为全国五千学生译员中的一员。近日，我前往华科大拜访了94岁高龄的周泰康教授，请他讲述了当年投笔从戎的壮举。他说，中央大学因为是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师生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应征当译员的学生也最多。

　　中央大学西迁校长罗家伦是最大的功臣

　　周泰康教授1921年出生于长沙，他1939年考入中央大学时，中大已经从南京西迁到重庆，其文、理、工、法、农、教育等学院已于1937年12月在重庆开课，医学院及农学院的畜牧兽医系则迁往成都华西坝。周泰康说，当年中央大学以组织最早、计划最周密、结果最圆满而成为大学西迁的典范，校长罗家伦是最大的功臣。

　　罗家伦在北大读书时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35岁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之前，是清华大学校长。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对中央大学师生庄严宣示：“我们的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东京帝国大学！”8月13日，淞沪战争爆发，14日，日机开始轰炸南京。19日傍晚，中央大学遭受轰炸，5名建筑工人和2名校工遇难。幸好此前罗家伦已让学生搬离，才没有造成更大的伤亡。

　　罗家伦力排众议，决定把中央大学尽快迁往重庆。到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破遭遇大屠杀之前，中央大学已经把能够搬走的全都搬空了，连农学院畜牧场的牛羊都从南京千里迢迢赶到了重庆。罗家伦在《抗战时期中大的迁校》一文中曾写道：“第二年（1938年）深秋，这些牲口长途跋涉，已经是风尘仆仆了。赶牛的人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牧羊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震动得不可言状，就是看见牛羊亦几乎像看见亲人一样，要上前与之拥抱。”

　　周泰康进入中大时，校园虽然还是竹篱茅舍，但上课的秩序已经进入正常状态。其间，周泰康因为身体原因休学一年，因此他在中大一共读了5年。

　　莘莘学生译员短暂训练即奔赴抗日战场

　　1944年2月，中央大学所有应征学生在重庆沙坪坝的校园集合，正式进入译员培训班。班主任是当时外交部的官员，老师是中央大学英文系教授，还有个别美籍教师，教学内容包括英语会话和一般的军事术语。校内学习3周后，部分口语较好的学生被提前抽调分派到了各个战区。周泰康中学读的是湖南雅礼中学，雅礼是耶鲁校友在湖南开办的，非常重视英语教学，因此周泰康的英文口语较好，他也是第一批从译训班“毕业”的学员之一。那些还留在译训班的同学则集中到了中央训练团继续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才分配工作。

　　1944年3月，周泰康和王德懋、周文楷等中大同学一起，由重庆珊瑚坝机场坐军机飞往桂林。每人发一套军服（没有帽子），胸章是黄边的（相当于校官），上面有个人姓名及“军事委员会外事局三级翻译”等字样。到桂林后，再集中到东南干训团临时举办的译员培训班接受短期的军事训练。教官是由桂林美军总部派来的美国军人，训练内容是学习几种美式武器的使用方法，“都是步兵武器，包括六O炮、冲锋枪、火箭炮等”。经过短暂训练后，这批译员再次被分配到各部队，周泰康和中大的王德懋、周文楷以及西南联大的钟香驹被分到了第46军美军顾问团。

　　第46军是李宗仁、白崇禧的嫡系，美式装备非常多。4位学生译员随顾问团坐火车到达柳州，其主要工作是，当美军军官培训46军军官使用美式配备武器时，由他们担任翻译。当然，顾问团正副团长训话，顾问团人员采购日常生活物资，也由学生译员翻译。周泰康回忆：“平时我和施金特上士相处较熟，他在参军前是一名美国大学生。他的名字很有趣，英文中，上士是Sergeant，而他的名字也叫Sergeant，如果用中文称呼他就是‘上士上士’了。”

　　亲历衡阳会战因接眷与美军顾问团失联

　　1944年六七月间，第46军奉调湖南，参加衡阳会战。此时长沙已经沦陷，日军为打通湘桂线，正全力攻打衡阳。

　　从柳州开拔时，周文楷和钟香驹随顾问团正副两位团长行动，周泰康和王德懋则随沙纳克少校等几名美军军官和军士一起行军。从广西到湖南，他们一路上不断遇到相向而行的难民，到处是一片凄惨的景象。

　　抵达衡阳外围后，他们驻扎在一个无名小镇，周围看不到几个当地百姓。其间，周泰康和王德懋多次陪同沙纳克少校等前往46军某师驻地前线视察。当时守衡阳的主力是第十军，他们坚守了40多天，战况激烈，大批守城官兵壮烈牺牲。政府曾调集其他部队到衡阳外围参战，但各部队为了保存实力，并没有积极参战。第46军的部队在衡阳外围驻屯时间不久也奉命后撤。就这样，周泰康和顾问团部分成员撤退到了衡阳邻县祁阳，离零陵很近了。

　　零陵对周泰康具有特别意义，因为早在抗战初期，他们一家就从长沙搬到零陵县城定居，后来又从县城搬到了农村。“1944年初，我父亲把一家老小安顿好后就到贵阳经商去了。现在衡阳已经失守，日军向零陵逼近，我担心母亲和弟弟妹妹无人照顾，遂向顾问团请假回零陵‘接眷’。离开当日，中大同学王德懋亲自送我启程。遗憾的是，等我历经艰险把一家老小护送到贵阳与父亲团聚后，因为到处兵荒马乱，就再也联系不上顾问团了。”

　　后记

　　到贵阳后，周泰康曾在驻华美国陆军供应部贵阳电气工程部工作。抗战胜利后，周泰康回到中央大学领取毕业证书，并前往美国留学，在哈佛获得硕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国到湖南大学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他被任命为华中工学院（今华科大）筹委会委员之一。

　　周泰康的中大同学王德懋后来成为贵州师大物理系教授，西南联大的钟香驹成为北京工商大学教授。周文楷则和这些“同学加战友”失去了联系。

　　还有一些学生译员在这场特殊的“毕业实习”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