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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支持尽快打捞“新升隆”,让这段抗战记忆多一个载体
来源:武汉晚报   2015-03-10 11:35:25

  

  

  

  文/武汉晚报记者明凌翔 刘晓宁

  “那一天,我在另一条船上”

  前天,本报在封面和封二刊发《尽快打捞“新升隆”》,当天上午,新华网、凤凰网等主流网站迅速转载,并在网上形成热议。

  袁继成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新升隆”被炸沉的那一天,他就在另一条逃难的轮船上。

  1938年10月22日,尚在母亲怀抱中的袁继成,随着家人挤上了轮船,逃往四川。长大后,他常听母亲说,那一路是如何死里逃生,因为与他们同一天离汉的一艘船被日本人炸沉了,船上载着一些记者和工作人员。

  袁继成的母亲不知道,她说的那艘船就是“新升隆”。

  而这个细节所传递出的信息是,当年“新升隆”沉没是妇孺皆知的轰动新闻,而77年后的今天,那段往事已鲜为人知了,只是仍有一些人固执地念念不忘。

  昨天,一批专家学者表示,支持“尽快打捞‘新升隆’”的倡议。武汉晚报记者采访了其中的几位,他们共同传递着一个心愿:打捞沉船。

  任何宏大的叙事,只有在一个个具体的事件、姓名背后,才能传递出温热的力量,才能变得血肉丰满。而打捞沉船,就是为了打捞鲜活的记忆,为了对抗遗忘,为了以肉身与历史重逢。

  打捞“新升隆”能够“唤醒”历史

  第一天,“新升隆”被炸沉;第二天,中山舰被炸沉;第三天,武汉沦陷。这三者印证了武汉在抵抗日军侵略的残酷性。

  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旧址博物馆馆长陈益祥,非常支持“新升隆”轮的打捞行动。昨天,他向武汉晚报记者出示了两本书,一本是《钱之光传》,另一本是童小鹏著的《风雨四十年》。“这二人,都是‘新升隆’上的幸存者。”陈益祥说,“钱之光和童小鹏都曾在八办担任过重要职务,两本书中都详细记载着‘新升隆’被日军飞机炸沉的全过程。尽管书中的个别细节有出入,但两人作为曾经的八办工作人员,在书中详细记载了这一段不为人熟知的历史、这一艘不为人熟知的轮船,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史料佐证,很具研究价值。”

  “如果能将这艘沉睡江底77年的轮船打捞出来,这将对当时的历史有一段很好的还原和澄清。”陈益祥认为,一旦“新升隆”被打捞起来,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和学者,都会对这艘不为人熟知的轮船进行全方位研究,很有可能带来更多的新发现,一些尚存死角的历史能够得以“唤醒”,对于整个国家来说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日军侵华恶劣行径的又一铁证

  湖北省党史学会副会长方城教授认为,“新升隆”轮的打捞价值重大,是日军侵华暴行的又一铁证。

  方城说,“新升隆”轮与中山舰本质上是有区别的。中山舰作为战舰,与日军交过火;而“新升隆”轮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是一艘普通民船,只是被八办租用过来运输物资,没有作为军用作战船只,更没有与日军交火,况且上面还有百余名老百姓,而日军却丧心病狂地击沉了这样一艘“手无寸铁”的民船,导致近百条鲜活的生命白白牺牲。

  “我们之前做过调查,光在湖北地区死伤的老百姓就有120余万。”方城说,如果“新升隆”轮真能被打捞起来,就足以成为日军侵华恶劣行径的铁证。

  跟陈益祥的观点一样,方城也认为,现有的史料多以图文和当事人的回忆与讲述为主,而真正的实物并不多见,“新升隆”轮若被打捞出来,它的史料价值、研究价值甚至政治价值上都十分巨大。“今后可像中山舰那样成立一个博物馆,警醒后人不能忘记这段历史。”

  筹办“新升隆”前世今生展

  中山舰博物馆馆长王瑞华,昨天在接受采访时说,“新升隆”与中山舰有太多相似之处。1938年10月23日,“新升隆”被炸沉;24日,中山舰沉没。“新升隆”上遇难的共产党员共25人,而中山舰上死难将士也是25人。它们的沉没地点,相距不过20公里。最重要的是,它们都与武汉会战密切相关,是抗战精神的重要载体。

  王瑞华筹划着,今年10月23日“新升隆”沉没77周年之际,在中山舰博物馆举办一次“新升隆”前世今生的展览,邀请一些书法家书写当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于右任、孔祥熙等人为“新升隆”死难烈士撰写的挽联、挽词,并展出一批与“新升隆”相关的资料。

  王瑞华也很关注“新升隆”打捞的可能性。他说,中山舰在1997年打捞成功,与那时相比,现在的技术无疑更加科学、成熟。同时,打捞“新升隆”要按照国家文物法相关规定进行,这其中涉及上报、专家论证、探测等一系列工作。

  如果“新升隆”被打捞上来,其意义非常重大。从大的方面说,显示了中国的国力、姿态;从小的方面讲,其具有抗战史和新闻史方面的双重价值。他甚至设想了“浮出水面”的“新升隆”的去向,“可以与中山舰一同陈列,使这段抗战记忆多了一个载体。”如果留在嘉鱼或洪湖,则可以将中山舰、716舰和“新升隆”连缀成一条沿长江的红色水上旅游线。

  我们得对历史有所交代

  73岁的郭迅是位老邮工,对“抗战”的关注是他的牵挂,在娘胎里就有。1942年,母亲怀着他时,父亲被日本人抓走了,日本人怀疑他卖私盐给共产党人,母亲上下使钱,多方求告,才把父亲救出来。而就在“新升隆”沉没的那一年,他的亲哥哥在汉江边玩,日本人的飞机向下扫射,他的哥哥差点中弹。作为亲历者,他一直作为民间力量,在做与抢救抗战记忆相关的工作。

  2008年10月23日,他在武汉晚报上第一次看到对“新升隆”的报道,从此烙印在了脑海中。今年年初,他辗转认识了嘉鱼县博物馆馆长朱强等人,知道对方也非常关注“新升隆”,大家一拍即合。于是在今年3月7日,他组织了一次各界人士在中山舰博物馆的聚会,共同呼吁:尽快打捞“新升隆”。

  郭迅说,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合理利用文物资源,让文物活起来。打捞“新升隆”就是让文物活起来,因为他发现一些年轻人对于武汉保卫战,对于抗战的了解不多,这让他很痛心。

  为此,他提议发起募捐,建立一个抢救抗战遗产基金,第一步是为打捞“新升隆”筹集一点点民间资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钱不在多少,而仅仅是一种对抗战的再认识和个人的心意。

  《钱之光传》一书对“新升隆”被炸沉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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