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从狱中脱逃后又捕获枪决的日本战犯
来源：《上海警苑》2010年第5期 作者：徐家俊   2015-03-26 15:22:56

　　抗战胜利以后，上海关押日本战犯的场所除了提篮桥监狱以外，还有国民政府国防部战犯监狱，它成立于1947年1月，位于江湾殷高路5号（原址所在地现为上海市劳动教养收容所），由于它在江湾高境庙附近，所以又俗称江湾战犯监狱。该监狱初称上海战犯拘留所，由上海军事法庭的军法官董悌庵上校任代理所长；后由姚开白任所长。根据上级指令，从当年的1月16日起，把原关押在提篮桥监狱十字楼内的186名日本战犯（实际在册人数为189人，其中1人保外就医，还有2人因病住在监狱医院内）全部移押到江湾。后经国民政府军政部、外交部、司法行政部、行政院秘书处等部门联合组成的战犯处理委员会第53次常委会讨论，从1947年8月起，上海战犯拘留所升格为国防部战犯监狱。原拘留所的官兵发1个月的薪金，一律遣散。国防部委派陆军少将邹任之为典狱长，另行组建工作班子，其监舍设施也作了扩大和扩建，当时的新闻媒体对此监狱也有零星报道。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载：“1947年1月16日，上海的战犯、战犯嫌疑者以前关押在上海监狱内，现转到北部的江湾集中营”（《冈村宁次回忆录》，{日}稻田正夫编，天津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第182页）。

　　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一名战犯越狱脱逃

　　国防部战犯监狱关押的日本战犯及战犯嫌疑人人员较多，涉及面较广，其中既有日本战犯中的高级官员，如侵华日军第十一集团军军团长奈良日光中将、第六十师师团长田中勤中将、第六十四师师团长船行正之中将、第六十九师师团长三浦忠次郎中将、日本驻中国海军司令官福田良中将等人，也有一批军阶较低、但直接危害人民群众、民愤很大的日本军队中的中下级官兵，如沦陷时期侵华日军驻崇明宪兵队队长大庭早志、崇明宪兵队特高课课长中野久勇等人。他们两人在抗战时专门从事捕杀游击队及地下工作同志，手段毒辣，他们把被捕的革命志士严刑拷打以后，身上绑缚石块，投入长江，毁尸灭迹。当江水退潮之后，江边和海滨时有此类尸体发现。大庭早志和中野久勇劣迹斑斑，崇明的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抗战胜利后经被害人家属检举，国民政府的有关部门逮捕了大庭早志和中野久勇，双双被关押在江湾战犯监狱。

　　国防部战犯监狱虽然规格很高，戒备森严，其实在狱政管理、生活卫生方面也属刚刚起步。被押的日本战犯中，不少为未决犯、待审的嫌疑人，他们没有穿着统一的囚服，穿的多是普通的衣服，有西装，也有军装；监狱的建筑比起提篮桥监狱来要差上一大截，战犯监狱大多是平房，四周也没有高高的围墙，它采用带刺的铁丝网，把监狱围了几圈，四角设了一些岗哨，每隔一定时间，哨兵前来换岗。站岗的哨兵，时间一长有的也放松警惕，感到抗日战争已经胜利，被关押的战犯已经缴械投降成了死老虎，翻不起大浪，因此思想上放松警惕，存在到岗不到位的现象。但被关押的这些日本战犯却时刻在窥视监狱的动向，处处寻找监狱管理上的漏洞。

　　1947年12月14日月黑风高的深夜，一个在押的非常熟悉上海地形和风土人情的日本战犯中野久勇谎称拉肚子去上厕所，离开囚室，窜到没有上锁的监狱工作人员的办公室，然后通过办公室的窗口翻窗跳出，用事先早已准备的工具，撬开铁丝网，越狱潜逃，去向不明。后经媒体曝光后，舆论一片哗然，老百姓纷纷指责战犯监狱的管理人员严重失责。特别是崇明县的群众更是愤恨不平。

　　事后查明，那天天气十分寒冷，站岗的警卫偷懒，躲在避风口，正好挡住了他们的视线，中野久勇就是利用了这个空隙，越狱脱逃获得成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获悉上海江湾战犯监狱有一名关押的日本战犯逃跑，大为震怒，深感手下办事不力；同时他还怀疑这名日本战犯是否行贿买通了看守人员，或者策反了典狱长，才发生如此严重后果。所以，蒋介石下令将典狱长邹任之撤职查办，解往南京关入监狱，根据日后的调查情况，听候军法处治（事后邹任之关押了3个月才被放出，并查明日本战犯中野久勇的脱逃与他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他负有领导和管理责任）。另外吩咐国防部通令各地严加缉查，尽快把越狱逃跑的中野久勇抓捕归案。同时由国防部下令任命孙介君为上海江湾战犯监狱典狱长，王成荃为副典狱长。

　　嘉定城警察严查

　　拘留所关押受审

　　在侵华战争中，中野久勇在担任崇明宪兵队特高课课长之前，曾任江湾新市街宪兵队队长。由于他在上海驻扎时间较久，不但熟悉上海的大街小巷，而且能听懂上海的方言俗语，又能说中国话，他自诩为“中国通”。由于日本人与中国人“同文同种”，又肤色相同，一般情况下较难区分。中野久勇认为自己30出头，年富力强，凭自己本事，在上海滩上混混日子，绰绰有余。中野久勇越狱后，他直奔市中心的南京路，把穿在身上的一套西装在旧货商店卖掉，走到九江路的一家小店，买了一套当时上海男性穿着的普通长衫，化装成中国的平头百姓。这一进一出，还赚了一点小钱。他就在附近的小菜馆内饱餐了一顿，酒醉饭足后泡了一个小时澡堂，又让扬州师傅为其捶背揉脚，晚上在小旅馆里睡了一个安稳觉。这样三下两去，身上也剩下没有多少零钱了。中野结束了一天的“小开”生活，当起了多日的“瘪三”；白天半饥半饱混迹江湖，晚上就到上海北火车站的候车室的长椅上宿上一夜。由于12月份的天气十分寒冷，中野有点感冒，他去药店买了几包粉状的阿司匹林，吃下药粉以后，感冒好多了。他想起有一朋友住在嘉定，12月16日中野就步行到位于上海西北方向的嘉定。

　　嘉定，是一座江南古城，1218年建县，其得名于南宋宁宗皇帝的年号。抗战胜利后，据国民政府有关部门统计，在1937年8月到1945年9月期间，嘉定惨遭日本军队的侵害，全县有1.66万人惨遭杀害，有几万人受伤。1947年底，嘉定仍有城墙，城里治安管理比较严格，城门口有警察站岗，要检查过往行人的“良民证”（身份证）。脱逃出狱的中野久勇当然拿不出证件，而且在中野久勇的身上还被警察查到两包粉状的阿司匹林药粉。那时社会上一度贩毒、吸毒的现象比较普遍，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政府也在狠狠打击烟毒犯。中野身上的两包白色药粉，理所当然被警方怀疑是白粉（毒品），怀疑中野是一名毒品贩子。尽管中野久勇谎称自己是来到江南经商的广东人，叫王寿章。由于兵荒马乱，“良民证”不慎遗失；身上两包白色的粉末是吃感冒的阿司匹林，如果不信可以当场化验。但是任凭中野的申辩，两位警察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仍然怀疑他有贩毒嫌疑，要他到警察局去一下；至于白色的粉末是药品，还是毒品，经过检验后再决定。如果抓错了，可以立即释放。所以，刚从江湾战犯监狱逃出的中野久勇，又以毒品犯嫌疑人的身份关进了嘉定县的拘留所，而且一关就是18天。18天中，中野只过了一次堂，案由是贩运毒品。由于小地方设备不全，办案的警察也工作粗放，对其具体细节他们不去进行调查，就把王寿章（即中野久勇）以“贩毒嫌疑犯”的身份，于1948年1月5日移押到上海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而且一关又是20多天。后来这两包白色的药粉经过仔细化验后，证实确非白粉，果然是阿司匹林药粉，中野久勇才洗清“罪证”，于1948年2月2日被放出。那时也没有什么行政赔偿制度，中野久勇只好自认倒霉，但是唯一的好处是避过了“风头”，躲过了30多天军警系统对他的缉查。

　　失身份到桥头推破车

　　为小钱去争执露身份

　　1948年2月初，刚从上海警备司令部看守所放出的中野久勇狼狈不堪，吃喝无着落，睡觉无处所，屋檐下、桥洞口都是他栖身之地。面临日本人无条件投降，国民政府在北平、沈阳、济南、徐州、太原、武汉、南京、上海、广州、台北等10个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大批日本侨民被遣送回国的形势下，中野久勇既不敢显露自己的日本人身份，又不敢以中国难民的身份去登记就业。为了糊口，他利用当年新春佳节，低三下四地沿街乞讨，由于机缘不错，他讨了不少零钱，积少成多，中野就利用这笔钱住小旅馆，到菜馆吃小炒，尽情潇洒一回。当这笔钱用完以后，中野白天又到街头乞讨，晚上睡在屋檐下度日。日久天长，他感到这样下去总不是好办法，后来他找到了一条生路，就是到苏州河边上的乍浦路桥、老垃圾桥、新垃圾桥等桥头，给上坡的黄包车、三轮车、塌车、黄鱼车的车夫推车，从中拿点可怜的小费。这在旧上海及上海解放初期也存在，有人专门从事这一职业，俗称“推桥头”。这样，中野每天可以维持一天的生活，碰到运气好，有时还略有节余。一天，他化了一点小钱买了一套旧衣服，一顶旧的“罗宋帽”，倒很像一个中国人，不过一开口，他的国语（普通话）、他的上海话，与地道的上海人相比，总有点南腔北调。

　　再说1947年12月14日晚上，中野久勇从战犯监狱脱逃，上海的一些军警机关接到命令后，一天也没有安稳过，车站、码头、机场，主要交通路口派员分头巡查，经30多天的日夜忙碌，一点线索都没有，连连受到上级部门的训斥。对于中野久勇的出走方向也众说纷纭，有的说去了北方，也有的分析他混入日本的侨民中回到了日本，甚至还有人推测他跑到了苏北的解放区。但是也有人逆向思维，认为中野久勇哪儿没去，就在上海落脚，他是采用了“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安全的地方”的策略。所以，有关部门就利用上海警察系统、特工系统的力量，派出暗探到上海的角角落落，包括妓院、赌场、夜总会等各种藏污纳垢的地方去侦查。有一天他们接到一名卧底“线眼”的情报，越狱逃脱的中野久勇在上海乍浦路桥推桥头。为了不惊动大众，上海警备司令部采取了“智取”的办法，派了两名资深“干探”，看熟中野的相片，默记他的面容，其中一人装扮成一名商人，一人装成车夫，使用一辆三轮车，他们配合默契，由乍浦路桥从桥南到桥北，隔了一段时间，又从桥北到桥南，目的是在借机接触观察桥上的各种推车人，使用“钓鱼”的方法，设下“鱼饵”，等待“鱼儿”上钩。

　　一天下午，他们从桥南往桥北，在桥堍边发现有一个头戴“罗松帽”、30多岁的人上前为他们的三轮车推车；推车者的面容与照片上的中野久勇十分相像。当车到桥中，一位乔装打扮的干探故意拿出一张5千元（相当于后来的5毛钱），要推车者找回3千元，但是推车人只肯找2千元，那人还用上海话回答：“先生，现在物价飞涨，钞票不值钱，一只大饼也要卖到3千元钱。”此人的对话，从语音上来说大体可以，但是其中大饼的“大”字，讲得非常不顺耳，有点怪异，好像外国人在学华语。

　　“这个推车人是日本人，就是从监狱里逃跑的日本战犯中野久勇。”这两位干探脑海里同时闪过一个念头。两人不约而同地利用接回钞票的机会，一副铮亮的手铐铐到了这个推车人的手上。1948年2月28日下午，脱逃2个多月的日本战犯中野久勇终于再次落入法网，拘获归案。

　　鉴于中野久勇是从江湾战犯监狱逃跑而出，为了防止他的第二次脱逃，所以，这次对他严加看管，并调押到设备良好的提篮桥监狱关押。

　　耍无赖索要食品推罪行巧言如簧

　　1948年2月28日，在今虹口区四川北路江湾路口的一幢大楼内，由上海军事法庭对被捕获归案的日本战犯前崇明宪兵队特高课课长中野久勇进行审判。

　　当日上午8时，军事法庭书记官郭镇寰率领一班宪兵来到戒备森严的提篮桥监狱，向监狱的警卫交了法庭开出的押票，把中野久勇押解到江湾军事法庭。中野穿黑灰长衫，着运动鞋，发髯满面，一副狼狈相。见到书记官，中野大发牢骚，说监狱伙食太差，量又少，吃不饱饭，让我饥饿难熬，今天你们要带我去法庭，先让我填饱一下肚子，不然我连话也说不动了。面对中野久勇这种犹如无赖的要求，书记官郭镇寰一阵苦笑，只好派人买了五只大饼，交给中野久勇。

　　10时30分，先由国防部战犯监狱典狱长孙介君与副典狱长王成荃对中野久勇进行审问。他们主要问他越狱潜逃的动机及经过情形，问起他的逃跑与前任典狱长邹任之有何关联。中野久勇供称是他自己主动逃走，根本不认识典狱长邹任之。逃跑纯属个人行为，与典狱长邹任之没有任何关联。

　　11时15分，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庭长石美瑜，审判官叶在增、张体坤，检察官王家楣，通译官王仁明，书记官宋定亚等一一到庭。该庭由资深法官石美瑜发话。庭上，首先发问中野久勇的籍贯、年龄、职业等基本情况。然后审判转入正题，问起中野久勇在华期间，特别是在崇明担任特高课课长时所犯的罪行，但是中野久勇的供词很狡猾，把罪行能推则推，能赖则赖，一会儿把其推给其上级日军驻崇明宪兵队队长大庭早志，说是执行长官命令，一会儿把其推给部下，说是他们胡作非为，欺压百姓。但是任凭中野久勇的巧言如簧，颠倒黑白，最终仍逃脱不了中国法庭的严正判决。

　　“中日亲善”出胡言

　　顽固不化命归天

　　1948年4月8日，中野久勇的死期已到。当天上午11时，由上海军事法庭主任检察官王家楣率领通译官、书记官及宪兵独立第九团第二营五连宪兵一班，前往提篮桥监狱提押崇明宪兵队特高课课长中野久勇与他的顶头上司、日军驻崇明宪兵队队长大庭早志。在现上海监狱管理局3号楼和提篮桥监狱十字楼的空地布置了临时法庭。经复审后，在监狱刑场就地枪决。

　　提篮桥监狱是抗战胜利以后全国最早审判日本战犯的地方，早在1946年1-9月间，盟军美国军事法庭在此审判过47名日本战犯。1946年4月22日，侵华日军第34军参谋长镝木正隆等5人在狱内的绞刑房被执行绞刑。自1947年开始，由上海军事法庭审判的日本战犯判处死刑的，除了被人称为“常熟之虎”的米村春喜和“江阴之狼”的下田次郎押解到上海宋公园（今闸北公园）执行外，其余都在提篮桥监狱刑场上被中国法警执行枪决。屈指数来，第一个在监狱刑场执行枪决的是1947年8月13日侵华日军第22师参谋部招抚工作班成员黑泽次男，其后还有日本驻溧阳宪兵队军曹富田德、日本宪兵队杭州情报组主任芝原平三郎、上海宪兵队准尉浅野俊勇、上海宪兵队浦东分队特高课准尉久保江保治、军曹野间贞二等6人。1948年4月8日，同时执行两名日本战犯，这在提篮桥监狱还是第一次。

　　当大庭早志和中野久勇两人在监房内，突然听到看守通知他们穿好衣服，注意服装整洁，有法警提押。诡计多端的中野久勇看到监楼上比平时多了几个陌生面孔的警察，凭着直觉意识到他们可能死期已到，希望自己能干干净净地进入天堂，所以要求法警让他洗一次澡。在法警的应允下，中野快速地在自来水龙头下冲了冲身体，穿上衣服。大庭早志则强作镇定，默默无语，态度倔强，展目四顾不露声色。片刻间，他们两人都被法警铐上手铐，提押出监房，来到露天的临时法庭。

　　大庭早志系日本福冈人，中野久勇是日本岐阜人。时年大庭33岁，中野32岁。尽管大庭早志是中野的顶头上司，但是中野久勇比大庭早志资格老，更阴险凶狠。中野衣着旧黄呢军服，大庭则穿黄斜纹军服（军装上的领章符号均被除去），手上加以镣铐，按照当时的司法程序，犯人被执行死刑时，法官必须到庭，由检察官主持仪式。当检察官王家楣宣读判决书后，宣布当场立即执行死刑。在执行死刑前，检察官还询问两犯有无遗言，让死刑犯作最后的一次陈述。中野久勇称：“我无罪而受罪，希望以我之牺牲，而使中日两国，永臻亲善。”大庭早志则说：“我实在冤枉，希望你们各位法官能再到崇明岛，再去作一次实地调查。”检察官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的军事法庭对你们的审判，事实清楚，证据确实，程序规范。此次判处你们死刑，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你们在中国境内杀人放火罪行累累，你们今天死到临头，还说什么“中日亲善”，真是不知羞耻。现在我最后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要不要写遗书？你们如果要留有遗书，马上书写；如果没有遗书，立即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中野和大庭一看，苗头不对，马上软了下来，说：“报告长官，我们要写遗书，请提供书写工具。”检察官吩咐法警给他们暂除手铐，让他们在临时法庭边上的一张书桌上书写。中野和大庭立即伏案书写遗书，遗书写毕交给法警保管，代为寄送。他们提出还要求抽烟，检察官以“幸福”牌香烟给每人两支。他们经过吞云吐雾以后，法警把中野和大庭反铐，从监狱二大门走出，沿着监狱的围墙，经过上海警察医院（今上海市虹口区卫生综合大楼）来到监狱的刑场（监狱与刑场之间仅一墙之隔，但没有直接的通道）。由于临时法庭距离刑场有大约几百米的路程，日本战犯中野久勇和大庭早志为了壮胆，他们边行走边哼唱日本国歌，但是人还没有走到刑场，大庭早志却已神志昏迷，只好由两名法警左右各一边架着他行走；中野久勇则一如往常，自己行走。他们两人来到刑场的执行区域，当检察官一声令下，宪兵徐希冀、李公浩举起手枪，对准两人的后脑，扣下枪机。只听到“砰、砰、砰”三声枪响，两名日本战犯头颅中枪，均倒地身亡。当时大庭早志一枪毙命，中野久勇两枪毙命。他们两人血如泉涌，尸体面目狰狞可怕。军事法庭的相关人员对着尸体进行拍照，留下存档。事前通知到场的日侨互助会代表，即以白布覆盖两犯尸体，代为收殓。□

　　来源：《上海警苑》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