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 日外务省拟定计划,积极推行对华北的经济侵略。
日本满蒙毛织会社在天津成立支社,资本200万元,年营业额以800万元为目标。
“满铁”派西村逸次郎等8人到津筹备兴中公司,资本1000万元。津方股本由高凌霨、钮传善募集。
伪满兴业银行成立,朝鲜银业在东北停业。
日寇策动北平粪夫1000余人,借口反对粪业改归官办,请愿改组市府。
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率部300人,在通化县头道沟与日伪军作战。
北平军分会再申《敦睦邦交令》,通令各军政机关严加侦察、取缔一切抗日团体;并答复驻津日总领事川樾茂10月29日之抗议,允彻查妨碍邦交分子。
宋哲元复日关于“排日问题”“抗议”,称:“准此查关于此项团体,现正从事侦察,如实在敝管辖区域内查有存在确据者,自当严加取缔,以增进两国邦交,相应函复……”。
商震复文:“……查此案前准贵领事函请核办到府,当经通饬所属特别注意,对于排日分子详密彻査,以敦睦谊,而维治安在案,同时迭据各县报告,并无排日机关之存在及其活动,惟本省辖境辽阔,容恐或有疏漏,准函前因,当再严饬所属,限期清査,一经发现,讯明确据,立即严予惩处,以期绝迹。除通饬函办外,相应函复”。
天津电报局开始收发关内外日文电报,北平电报局6个月后实行。
上午,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南京开幕,汪精卫任主席。
开幕式后,汪精卫在会场外摄影时遇刺,枪伤左颊、左背及背肋三处。刺客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亦被卫士击中,当场被捕。次日,孙在南京中央医院因伤重死去。
国民党政府于本日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钱大钧任参谋长,吴家象任秘书长,下设办公厅,从11月3日开始办公。
平津清华大学等10校学生联呈国民党中央六中全会要求政府尊重约法精神,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禁止非法逮捕青年,并将呈文以快邮代电发全国各机关、法团、学校。内称:“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至30万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
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进行根本改造,共青团员参加到现有青年的合法和公开的组织中去,并大批吸收共青团员加入中国共产党。
天津《大公报》以各校联名电呈国民党六中全会的形式刊登了《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宣言要求“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呼吁“诚以国事如斯,凡属国民,分应共肩责任,奋起救亡,桎梏一日早去,吾民即能早尽一分责任也”。该宣言在学生中影响很大。
11月2日 天津日租界发现“华北农民自救团”散发谋乱传单。
香河紧闭城门,不准出入。安厚斋逃匿乡间,县城治安由伪公安局长髙俊山负责。河北省府派王润身前往接洽交接,高因有伪“河北省各县代表联合会”及“中华民主同盟会”的支持,拒绝交出政权。
11月3日 竹下到北平,访商震谈香河事件,竹下称特警队入城不妥。特警总队长张庆余昨呈商震,亦主采外交途径解决。
津市公安局长刘玉书同保安司令部总务处长陈文洪访日华北驻屯军参谋中井,会商取缔津市秘密社团活动事。
因交涉无效,津市社会局股主任李铭仍押日宪兵司令部。
蒋作宾回到上海。
北平市长袁良被迫“辞职”。北平市长由宋哲元兼。
旅日被逐侨胞第88批回到上海。
代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在上海召集金融界领袖讨论改革币制问题,孔祥熙还发表关于改革币制的宣言。
1935年下半年,英国派财政部经济顾问李滋·罗斯来华帮助国民党进行币制改革。李滋?罗斯来华前后曾多次在东京与日本广田外相会谈,要求英、日共同向中国贷款,均为日方拒绝。为此,英国政府决定单独向中国提供1000万英镑贷款,帮助国民党政府币制改革,中国政府宣布加入英镑集团。1935年11月3日,财政部颁布币制改革紧急令,自4日起实行新币制政策。
上海钱业公会以币制改革、投机活跃、各货狂涨,特召集紧急执委会议讨论补救办法,决定所有现银缴存中央银行,请发钞票救济。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
红四方面军中纵队(红30、9、31军各一部)进攻芦山,与川军潘文华部激战。
11月4日 国民党币制改革对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大的冲击,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当即决定加速华北的“自治工作”,并派土肥原进行这项工作。同时,还策动华北将领禁止白银南运。
平津日驻军沿平津铁路开始大演习,多田骏为统监,驻平日军大佐长谷川为指挥,所有日本义勇队、国防妇女会、在乡军人、学生等均参加,共1200百余人。演习历经4天结束。
香河乱民首领武振义潜往三河活动,县城由民团维持秩序。
财政部分函中央、中国、交通三行负责稳定外汇价格。
财政部组织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负责法币准备金保管及发行收换事宜。孔祥熙任主席,宋子文等18人为委员。
英国经济顾问李滋·罗斯和孔祥熙在上海先后访有吉明,否认中英成立借款。有吉称,中英间实行经济提携而将日本除外,必然使日本国民对华对英感情恶化。
驻华英使贾德干通告英侨遵守中国新颁金融法令。
汉口英国汇丰银行、美国花旗银行本日起均按中国政府规定,以法币收付。
月初 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经保安南下,在甘泉的象鼻子湾和红15军团会师。
11月5日 日藏相髙桥与首相冈田讨论中国币制改革后,语东京记者:“日本并不反对英国对华借款,以安定中国外汇。”“如对华借款有引起政治发展之威胁,使中国入于国际共管一途,则日本将予以反对”。
日在华银行正金、三井、三菱、台湾、朝鲜、住友等行开紧急会议,反对中国币制改革。
在日本浪人煽惑下,河北永清县数百乱民到县府请愿。县府派团警将其驱散,并捕获为首刘慕周等6名。宝坻发生同类事件。
河北省派蓟密专署日顾问金井同日人小林德与香河高俊山等协商后,高允交还香河县政,并于本日释放香河代县长刘耀东。
天津市政府函复日领川越上月29日之抗议,允取缔“妨碍邦交”分子及秘密活动。
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第三次大会决议:一、追认《改革货币办法》,交国民党政府通令施行; 二、《宪法》(草案)提交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审查;三、通过冯玉祥等所提救亡大计案。
孔祥熙在南京对记者谈:新货币政策“既非停止兑现,亦非放弃银本位”。“发行法币,仍须缴足准备,并非无限制发行,故既非通货膨胀,亦非纸币政策,乃为实施通货管理。”
毛泽东在象鼻子湾军委召集林彪(红一军团长)、聂荣臻(红一军团政委)等人开会,确定了打直罗镇战役的决心。采取了把敌人放进直罗镇歼灭的办法。
11月6日 土肥原由沈阳抵天津,谋策动宋哲元等联合华北五省脱离国民党政府,实行“自治”。
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闭幕。
国民政府追认实施新货币政策决议,通令各省市政府、军警机关一体遵行。
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闭幕后,张学良托故到上海,找杜重远密谈。杜重远批评了张过去执行不抵抗政策以及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错误,提出了西北大联合的建议。
香港汇丰银行停支硬币,发行新一元钞约10万元。港市投机活跃,纷纷收购银元,每千贴现90元。
中央红军和徐海东的红25军、刘志丹率领的27军在甘泉南边象鼻子湾胜利会师。
英驻日大使克莱琪访日广田外相,否认英国对华借款1000万英镑说,并称中国币制改革,李滋·罗斯事前未闻,亦未参与筹划。
11月7日 须磨、雨宫访外次唐有壬,提出“华北自治”要求。
多田、土肥原、髙桥等会商“华北自治”问题。
日实业界经济考察团离华回国。
天津6、7两日续有法商学院卢郁文教授等多人被日捕去,人心惶惶。
香河事件连日经各关系方面交涉,城中日浪人已全部离去。本日,乱民又向河北省当局提“抚恤死者、对贫民运动首领勿处罚、县长民选”等3项要求。
新货币政策实行后,全国各地物价波动。
11月8日 矶谷廉介就中国币制改革于8日下午以谈话形式加以反对。
中国驻日代办丁绍伋访日外次重光葵,说明币制改革系中国当局独立见解,目的纯在安定通货,并未向英借款。
伪满将总务厅需用处改为营缮需品局。
香河伪治安维持会长安厚斋僭称县长。
国民政府任命肖振瀛、张自忠为察省府委员,肖兼主席肖未到前由张暂代。任命秦德纯为北平市长。
参谋次长熊斌自南京到北平,向宋哲元、商震传达中央应付日本计划,劝宋等切勿自作主张。
红1军团(陕甘支队改编)和红15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11月9日 日军中央部就中国币制改革发表声明,称:“强制施行的白银国有之结果,定将引起社会与政治之纷扰”,“尤其对与满日两国具有密切关系之华北、强有输送现银者、将使以买卖交换手段养成使用现银习惯之华北经济界,益趋混乱穷乏,同时即将招来使民众陷于社会的政治的混乱结果,日本帝国对此不能默视”。“中央部之意向完全与矶谷少将一致”,反对中国币制改革。
日外务省就中国币制改革发表声明,称“日方决始终执反对之态度。”
广田电有吉明反对中国币制改革。
日武官高桥向宋哲元面提禁止现银南运的要求,称:“白银国有与华北现银集中上海,皆危及华北经济,阻碍日本帝国利益,蹂躏日本近年对华北之主张,如贵方不能自动作防止之彻底处置,日本方面将以实力期其实现。”宋哲元被迫下令禁止白银南运。
日本海军陆战队一等水兵中山秀雄在上海窦乐安路被人打杀死。11日,驻上海日总领事石射要求上海市长吴铁城缉凶。上海市悬1000元赏缉凶,并令公安局限期破案。
熊斌到天津访土肥原,土肥原拒见。旋见多田,多田称“土肥原之要求(指设华北自治政府),必须实现,无商讨余地”。
外交部为平津日驻军自上月下旬以来擅捕中国官兵30余人一事,照会日使有吉明提抗议,要求保证以后不得再有类此举动发生。
红四方面军右纵队(红32军和红4军)击溃川康军刘文辉部,占天全城。
香港政府改易币制,禁止各种白银出口。库务司授权银行发行1元纸币以为法币,发行镍币以替代银铺币。
鲍格莫洛夫的信概括了同中国活动家和蒋介石谈话后写道:“他们在谈话中都希望签订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可同时他们又强调在目前中国受束缚的情况下,无论贸易协定还是互不侵犯条约都不能给中国带到任何东西,暗示希望签订互助条约。”
11月10日 日陆军大臣和外务省协议后于本日对驻外机构作过如下指示:“华北自治将给国际国内带来重大影响,需要政府与舆论共同运用统一的国策进行指导,要防止擅自促其发出自治宣言等急燥措施,慎重从事。同时,在自治程度方面,不要一开始就抱较大希望去管理铁路和使海关全面独立等。要逐渐完成自治,努力防止事态扩大”。
经肖振瀛向日方交涉,日宪兵擅捕之宋哲元29军政训处长宣介溪在天津被释放。
冯玉祥、阎锡山、李烈钧联电李宗仁、陈济棠促其入京参加五全大会。
张自忠就任察省代主席职。
前“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员章伯钧、彭泽湘、郭冠杰、彭泽民等在香港开临时代表会议,成立“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本日,会议通过《临时行动纲领》,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为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中国当前的革命,其内容就是反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主张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宣布联俄政策,没收大地主土地,武装工农大众,对日作战。并发表宣言,要求国内团结,实行民主,进行抗日,反对对日妥协政策和官僚政治,完成民族解放任务。会议推黄琪翔为总书记。
11月11日 日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自天津到北平,以最后通牒方式向宋哲元提出:“华北髙度自治案”,要求建立华北共同防共委员会,统辖华北5省5市。
日陆军大将前军事参议官松井石根由沈阳到天津,视察华北情势。程克设宴,王揖唐、曹汝霖、孙润宇等作陪。
日军在唐山、喜峰口间筑成公路,供军运货运。
日驻台军开始大秋操。
上海南京路日商比节洋行被捣毁。
天津日本报纸发表了“华北民众自治促进会”成立的消息。
平津卫戌司令宋哲元接到土肥原限20日前宣布“自治”最后通牒后,一面向国民党中央请示方针,一面故意电国民党五全大会,要求南京开放政权,结束训政,实施宪政,还政于民,集中人才,努力复兴大业。
上海《时代日报》社、《文化建设》社、《沪农》社、《中华邮工》社、《中华青年》社、市教育会、市妇女协进会、各大学教职员联合会、各大学学生联合会等36个文化、教育团体电国民党五全大会,建议树立自力更生外交政策;彻底改造中央地方政制;从“民生国计上着想,为多数劳苦大众生存”,而不“斤斤于训政宪政之争论,为少数士大夫求出路”。
11月12日 为配合土肥原的“华北自治”,南次郎特于本日发布715号作战命令,限关东军在11月13日前作好从长城外进攻华北的战斗准备。饬独立混成第1旅团调步兵一联队,轻战车、工兵各一中队,野战重炮一大队于13日集中山海关、古北口附近,作进攻华北之准备。又令旅顺口、青岛巡洋舰、驱逐舰驶大沽。
多田骏认为宋哲元向国民党五全大会电是“迈向建立华北自治政权的起点”,遂于本日飞济南,策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响应。
日外务省训令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对近日上海日水兵被打死及日商店被袭击,要求中国政府说明真相,严行取缔排日运动,并依其结果如何,采取有效的实力行动。
平津日军发言人称,日方接受中国请求,自本月5日起,日宪兵停止在平津任意捕华人,并称所拘捕者不过10人,且大半已交中国当局处理。
驻上海日领事石射猪太郎访市府,声称比节洋行事件系排日团体之所为,要求取缔。
河北密云县发生暴乱,汉奸、日浪人聚众数百,占据县府。县长逃兴隆。县府重要职员多人被扣。各机关均被监视,并紧闭城门,检查邮电。
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开幕,林森任大会主席并致开幕词。
国民党通过蒋介石向五全会议提出的“对日外交统一由南京外交部交涉并处理。”
国民党召开五大时,朱德、毛泽东、彭德怀、徐向前、张国焘、周恩来致电国民党,表示“愿意联合抗日,停止敌对,急率所部直趋华北,作决死战,以抵御日本帝国主义”。
红四方面军占领芦山。
11月13日 南次郎向广田外相提出“关于促进华北分离工作”的建议,认为中国的币制改革,“有从根本上破坏”日本独占中国之危险,必须采取“彻底阻止的办法”。建议“利用这个机会一举”策动华北各省“完全脱离南京政权而自行独立”。并称“关东军”已将一部分兵力集结于“国境”,以巩固“华北实力者”的决心。
晚12时许,锦州日军松井旅团先头部队开抵山海关,大部队在行军途中。截至15日,由锦州调山海关之日军约2500人。
在多田骏策划下,韩复榘向五全大会发出和宋哲元同样主张之电报。
河北省派滦榆区专员殷汝耕与日方交涉后,香河乱民代表允交出县政权,香河事件解决。武宜亭、安厚斋已逃。特警队张庆余部入城维持秩序。县府派梁季述任县长。
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指出“以蒋介石为罪魁祸首的国民党政府,却泰然不以为耻的答应了日本这些要求,轻轻把整个华北,整个中国出卖了!这是空前的出卖,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并号召全国人民广泛联合起来,积极参加抗日反蒋斗争。宣言还指出:抗日反蒋是全国民众救国图存的唯一出路。
中共西北中央局发布《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工作的决定》。
11月14日 日军中央部对南次郎、多田骏训令:“令其对于华北形势,加以深切注意,如果中国中央政府对于华北采取“强暴行动”,则日方断难默尔而想,但日方行动,当常依正名大义而始终一贯。”
天津日华北驻屯军将校团佐佐木一行11人由津抵济南,视察1928年日军杀我中国军民之“五三惨案”遗迹,并参拜所谓日寇”忠魂碑”。随后访韩复榘,韩设宴招待。
日须磨访国民党外次唐有壬,请严缉刺日水兵凶手,取缔排日行动。
驻上海英总领事白利南召集该国在上海之商界领袖会议,决议绝对遵守中国法令,行使法币,禁用现银。
11月15日 日本第13驱逐舰队所属3舰由旅顺开抵青岛。日兵车5列续到榆关。
国民政府签发台湾日机访福建许可证。
在日人策动下,滦榆兼蓟密区专员殷汝耕和特警总队长及两区各县、局长联电北平卫戌司令宋哲元、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借响应促成宪政为名要求“华北自治”,促宋、韩“领袖群论,更为有效之主张”。
自中山秀雄事件发生以来,上海谣琢甚炽,虹口一带居民纷向租界迁移。何应钦军政部长于本日辟谣,声称中央对日亲善政策绝未变更,上海谣传全非事实。市府亦令公安局自16日起禁止无故迁徙。
财政部公布《兑换法币办法》和《银制品用银管理规则》。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雅科夫通知鲍格莫洛夫,苏联政府同意卖给中国军需品,请他就此通知中国政府。
11月16日 日关东军借口中国中央军北上和“保护”山东日侨,下令6个中队空军限11月20日在榆关、锦州地区集结待命。开到榆关日军约1.2万名。驻承德之川岸旅团分向长城的喜峰口、潘家口、冷口、义院口移动,并调军舰驶入大沽口海面,从海陆空三方面示威,向南京政府和宋哲元施加压力。
日关东军参谋花谷由长春抵天津,向多田传达关东军对华北时局意见。
蒋介石鉴于华北局势紧张,调兵奋战,下令中央军开向山东、河南省南部,摆出了一副如宋哲元胆敢铤而走险,宣布“自治”,就以武力讨伐的架势。
宋哲元电蒋介石说:&lduqo;华北局势受环境压迫,危险万分,刻下日方又以兵力棒胁,更属刻不容缓,日方要求:一、地方自治;二、脱离中央。哲元对此丧权辱国之事,决不去做,已均予拒绝”。但他也给蒋介石施加了压力,他说:“但力量薄弱,只能支持一时,不能永久。伏乞钧座速示最后整个方针,或派大员来平指导,以全大局,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宋哲元布告严禁任意捕人:“嗣后凡在平津两市,无论何人查拿人犯,如果侦缉得实,或有重大嫌疑,必须通知管辖官署,会同军警依法办理,不得身穿便衣,滥行逮捕”。
财政部指定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接收各发行银行之发行准备。
财政部准山东省府之请,济南存银不南运。
邹韬奋主编之《大众生活》周刊在上海创刊,该刊发刊词写道:只有“冲破重围,用大众的力量,发动民族解放的斗争,认清敌垒和所附属的全部体系,作自觉的英勇斗争! ”才是民族解放唯—可能的途径。
11月17日 日关东军花谷参谋到达济南。
天津日军将校团一行17人,由济南回到天津。
驻北平日使馆代办若杉要离平回国,向东京当局报告中日外交近况。
旅日被逐侨胞第90批回到上海。
东北抗联第3军袭击依兰县吉兴河日、伪军。
11月18日 日外务、陆军、海军三大臣讨论对华北自治问题,决定:一、由有吉大使于19日对蒋介石提出两点交涉:(一)应允许华北实行某种程度的自治;(二)劝告并瞀告蒋介石,如果华北发生纠纷,帝国对中央军之北上不能默视。二、华北自治,事关重大,在各方面舆论一致的基础上始可进行。为此对实行之日期必须慎重考虑,应与中央联系并经中央同意后决定(中央认为月末为宜)。三、自治之内容,不应有过多之要求,应循序渐进。会后,三部同时将以上决定通知其 驻外机关。
土肥原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他11月20日前不宣布“自治”,日方将单独自行宣布。
土肥原扬言,如果华北不宣布自治,他准备派5个日本师团到华北,6个师团到山东。
日本国内各报纸刊登了华北地区自治运动将于20日实行的消息。
驻汉口、九江、重庆、宜昌、沙市、长沙的日领事在汉开会,由驻汉口日领事三浦报告上月参加上海会议之经过。
松井石根由北平回天津,筹备“大亚细亚协会”。
连日来,长城各口均有日兵开到,并携带辎重、大炮等。
由日本浪人指使的河北密云县乱民骚乱,已结束,县长恢复自由。
宋哲元电国民政府,称由于日方压迫,在11月20日至22日之间不得不发表“自治宣言”。
蒋介石深怕华北地方当局越权对日妥协或公开投敌,背叛中央,电令驻日代理大使丁绍伋,于本日访日外次重光葵,转达:“国民政府对于日本提倡之中日两国亲善具体化基础大纲,予以全面的承认。”企图以全面的妥协来代替华北势力派的局部妥协。重光葵提出华北事态应与日“满”间作成圆满关系,禁止排日活动,共同防御赤化。
李宗仁电五全大会建议确定国策,略称:“大会之无上任务即在确定举国一致之对外国策,如对外有最大决心之方案,则过去因对外政策之歧异而引起之内争矛盾,自可迎刃而解。”
国民党外次唐有壬访日矶谷武官,通知他说:“北方正在发展的新形势,应视为自然的发展,并非人为的积极活动,但是发生此一剧烈变化的同时,激发了中国舆论界的感情,南京政府已碰到最后的暗礁或许终于将使中日关系不得不付出不必要的代价。对此,希日方加以充分考虑。”
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中共北平工委已撤销)领导下,各校“黄河水灾賑济会”转化为秘密的北平大中学校抗日救国学生联合会,本日在中国大学开成立大会。学联机关设女一中,会议指定燕京大学陈挈起草宣言。中国大学学生彭涛任学联党团书记。女一中学生郭明秋任学联主席。宋庆龄曾出钱资助学联宣传经费。
11月19日 在日人策动下,有自称所谓“河北各县代表联席会议”“中华民主同盟会”“国民自救总会”“山东人民自治协会”“绥远军政自治协会”“河南全省人民自救会”“察绥商民联合会"“天津工商联合会”等联名电宋哲元、保定商震、山东韩复榘、太原徐永昌、绥远傅作义、察哈尔张自忠、北平秦德纯、天津程克、青岛沈鸿烈等,响应宋哲元真(11日)电,请开放政权,并电 五全大会主张自治。
日浪人纠集河北曲阳县群众数百人,以要求废除苛杂为名,到县府请愿,乘机谋乱。县长督率团警驱散乱民,捕押为首者3人。21日,驻定县万福麟53军前往弹压。
《新天津晚报》刊登消息:华北各省当局,为谋时势之需要,经致电中央请示之结果,决于明日 (26日)起,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组织单位有冀、鲁、晋、察、绥5省及平、津、青(岛)3市,会址将设在北平。……土肥原提三项原则,表明日方立场:一、尊重中国主权;二、不干涉中国内政;三、不侵略中国领土。
蒋介石在五全大会四次大会上作对外关系讲演:“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绝不轻言牺牲。”“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若到了和平绝望的时候和牺牲的最后关头,“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并将“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作为国民党“救国建国唯一之大方针。”这个讲演表明了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新动向。
蒋介石在回复宋哲元电报中,对宋首先加以抚慰,尔后要求宋不要“超越地方官吏之地位”单独对日交涉,最后蒋语义颇深地对宋表示:“中央必以势力为兄等后盾,决不令兄部独为其难,而与兄等为共同之牺牲也。”
会议通过蒋介石“中国的外交不受党部限制,由国民党政府全权处理的提案。
宋哲元、秦德纯、肖振瀛宴请北平教育界,征询对时局意见。有各大学校长、院长和教务(处)长50余参加。肖说明华北自治运动情况,与会者一致反对华北自治,要求宋等本一贯坚忍卓绝之精神,竭力撑持危局,勿使国家领土主权招致分裂。
宋哲元为避免土肥原纠缠,借口探望母亲,料理家务,匆匆离开北平,躲到天津。
国民党57军,除108师留驻太白镇以外,其余3个师,以109师为先头部队相继沿葫芦河向直罗镇廊县东进。
红2、6军团主力2万人离开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傍晚自桑植刘家坪出发。
11月20日 有吉明到南京。下午和须磨在南京会见蒋介石,提出警告:此时,中国政府“如果不迅速采取适应华北的态度,事态有日益恶化的危险”;中国方面已经把一部分中央军集中在 山东和河南省南部,如果想把这部分兵力开进华北,用武力来解决当前的事态,必造成严重局势。蒋介石表示:恳请抑制华北的自治运动,作为交换条件,华北问题与广田三原则一并谈判,以便顺利解决。有吉以华北自治运动和三原则不是一个问题,他一再希望南京政府改变对华北自治运动的认识。
土肥原自北平到天津,午后在英租界访宋哲元,要挟宋宣布“华北自治”。
晨,驻锦州关东军铃木旅团村上大队步兵400余人由山海关开抵天津,驻海光寺。午后,日驱逐舰两艘由旅顺驶抵塘沽。
下午,蒋介石接见有吉明,并有湖北省主席张群、外次唐有壬参加。蒋介石声称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多是日方策动,中国方面并无策动。……交换意见2小时以上。
蒋介石致电商震“如平津自由行动,降敌求全,则中央决无迁就之可能,当下最后决心;望兄毅然拒绝,切勿赴平,与中央共同存亡为盼!”
商震为避土肥原纠缠,借口“感冒”住进了保定西关思罗医院,并于本日向行政院请假。
肖振瀛对北平记者谈,奉蒋介石电谕,华北事件停止谈判。
蒋介石集结57军董英斌部4个师和67军1个师的兵力,妄图围歼陕北红军,本日下午,先头部队109师3个团和111师1个团被红军诱入直罗镇。
11月21日 日使有吉明电广田外相,劝勿以武力逼取华北自治,否则“三原则”无由谈判。
日驻华大使有吉明和国民党外次唐有壬会谈,唐表示中国将处理华北问题,华北问题与广田三原则一起谈判。
日天津华北驻屯军参谋中井到保定,与商震见面,声称华北自治,宋哲元、韩复榘已同意”, 逼商震于三、五日内速到北平协商。商答病愈后再谈”。
原石友三部副官长黄化南等4人自称“民众代表”,赴天津市请愿“自治”。同时有许多来历不明的“便衣”陆续到市商会门前集合,为警察劝回。
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辟谣,声明天津日文报所载19日晚北平教育界电中央赞成华北自治运动云云,纯系造谣,并说明当日北平教育界诸领袖与宋哲元在招待会上均有演说,一致反对并痛切劝阻华北自治运动。
拂晓,红一方面军对敌109师发起进攻,战至下午2时,歼其大部。随后,红一方面军以少数 兵力继续围歼残敌,主力转为打援。
日内瓦华侨抗日救国会电汪精卫、蒋介石,反对日本强迫华北独立,要求即派大员北上誓死抵抗,否则“应引退以谢国人。”
11月22日 日阁议讨论对华方针,由陆相川岛报告华北情势,广田外相报告有吉明与蒋介石在南京谈判经过。讨论结果,决定彻底坚持外、陆、海、大藏四省会议关于华北自治方针。
日外务省东亚局讨论有吉和蒋介石20日在南京谈话,东亚局长桑岛、参谋本部冈村、军令部本田、海军省中村、大藏省青木均出席。决议: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对华政策,并将以华北如何处理,为中国对日有无诚意之考验。
日广田外相训令有吉明,称:因恐中国方面利用三原则的协商,在解决华北问题中讨价还价,故两者必须分开。关于华北的问题不是“谈判”。
蒋介石再次会见有吉明,提议以取消华北自治运动,中止自治宣言为条件,全面承认广田对华三原则,并称最近将派人赴日,推诚交换意见。
冀东停战区各县府均增聘一日人为联络员,业经滦榆、蓟密专署发表。本日,抚宁等县联络员田中二郎等到任。
驻外各使馆电询华北真相,外交部复电称:中央对河北现状已定有适当办法,对类似独立之 自治运动决不许可。
晚上,红2、6军团主力,由洞庭溪渡过沅江,冲破李觉、陶广等部阻截,一部向新化前进,另一部向黔东推进。
李滋.罗斯同助理罗杰斯由上海飞北平,调查华北各省财政经济状况。
11月23日 日天津驻屯军向津沽保安司令部要求租用津郊东局子机场迤西民地作飞机场用,保安司令部不同意。次日,日军即强行动工修筑。
驻锦县、绥中日军松井旅团4000余名开抵山海关。川岸混成独立旅团步兵200余名由承德开抵古北口,古北口日军增至1000名,由大队长石井信指挥。
天津驻屯军认为华北自治问题,时间延长会使宋哲元难下决心,将助长他的拖延策略。因此,必须先在战区实行“自治”。在土肥原策划和操纵下,大汉奸殷汝耕于本晚在天津一家饭店召集战区各保安总队长开会,秘密布置“自治大计”。土肥原亲自到会,要求尽快行动。殷汝耕表示:“好事要快办,明天就宣布新政府成立,今天晚上我立即返回通州。”土肥原喜不自尽地说“太好了!”以日本酒相互祝贺。散席时已值深夜,殷汝耕卖国心切,顾不得月黑天寒,连夜驱车返回通州。
国民党五全大会续开第七次大会,选出中央委员蒋介石、汪精卫等120人;候补执行委员俞飞鹏、李品仙等60人;中央监察委员林森、张继等50人;候补监察委员30人。大会闭幕,发表宣言。
11月24日 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又名金壁辉)从沈阳到达天津,暗中组织“华北自治委员会”,勾结前骑兵师长郭希鹏、丰台暴动祸首张权本等阴谋暴乱。
日本贵族院议员德窝苏峰在《大阪每日新闻》上以“中国自治运动”为题发表文章,胡说中国“自治”,是“出于历史传说”,为殷汝耕撑腰打气。
天津日本特务机关收买流氓举行示威,乘汽车散发要求“自治”传单,车上悬挂兰色卐字旗。并有所谓“普安协会”者张贴“日满支联合,实现大亚细亚主义”等亲日标语。为防“便衣"伪装警察暴乱,各区值勤警卫一律易戴夏季警帽,通霄警戒。
晨,殷汝耕回到通县,立即召开各方负责人会议,宣布合并滦榆、蓟密两区为滦蓟区,将不属于战区的昌平、宝抵、香河、宁河4县也纳入滦蓟区,并决定25日在通州成立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当晚,殷汝耕便以这个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表了“自治宣言”,声称:“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举联省之先声以谋东亚之和平。”并通电全国。
殷汝耕向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徐永昌、傅作义、秦德纯、程克、沈鸿烈等华北实力人物发出通电,要求他们“当此存亡之秋,宜定大计,籍救国家之灭亡,而负磐石之重任”。
北平各大学校长、教授20余人发表郑重宣言,坚决反对一切脱离中央和组织特殊政治机构的阴谋举动,要求政府用全国力量维持国家领土及行政的完整。
红一方面军在张家湾地区歼灭106师617团援敌。后又全歼直罗镇突围之残敌和牛元峰师长。这次直罗镇战役共俘敌5300余人,缴枪3500余支,完全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围剿”。这一胜利,给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11月25日 为阻止国民党中央军北上影响“华北自治",日军发表“日军将断然阻止中央军北上”。称“中央军确将北上时,决定采取断乎阻止之手段,……若中央军开始一举北上时,日军也不得已而出动”。
日本陆军中央部对殷汝耕宣布自治持“静观态度”,并怀疑殷汝耕能否支配华北大势。
日外务省当局对殷汝耕在战区宣布“独立”,至24日晚尚无报告,不正式发表意见,但颇重视:一、宣言自治区域,系战区;二、战区宣言自治,乃华北民心希求自治之一发露,华北可以此为导火线而生重大变革。对下列二点至为关心:一、南京政府所谓解决华北办法,对战区问题,将有如何具体开展;二、战区宣言自治,华北民众将受如何影响。
驻滦县、唐山日军一部开北平。山海关日军专车一列开到天津。
汉奸组织“普安协会”,秉承日寇旨意,以1天1元的价钱收买天津地痞、流氓。自称“华北民众自卫队敢死队”200余人,在日人前导下至天津市府门前游行示威,要求“自治”“还政于民”, “反对白银国有”。接着,又到津沽保安司令部门前呼口号请愿。经天津市长程克、公安局长刘玉书与多田骏、土肥原交涉,至下午5时日本始派宪兵数人协助公安局将其劝走。
在日寇一手策划和操纵下,汉奸殷汝耕的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出笼。上午8时,殷汝耕在公署召开成立大会,宣布以殷汝耕、张庆余、张砚田、李海天、赵雷、李允声、王厦才、池宗墨、殷体新9人为委员;“自治区域除冀东22县外,还包括延庆、龙门、赤城3县;委员会下设4厅3处2局,并在唐山设办事处;委员会即日开始办公,蓟密、滦榆两专员行政公署同时停办,月底移交完毕,同时向所属各县发布了文告。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关内扶植组织的第一个伪政权。
冀东伪组织召开第一次会议,就具体事项作出4项决议,并派霍实、殷体新分头赶往北平天津向日本主子汇报。
殷汝耕在伪组织第一次会议后,会见了伪《满洲报》记者,他摇头晃脑向记者发表谈话,并宣布了施政20条和伪政权组织大纲。伪组织大纲称“本委员会根据《塘沽协定》特殊区域为范围,脱离中央政权,完成人民自治,以防止赤化,刷新内政,敦睦邻邦,开发富源,尽力于确保东亚和平而增进人民福利为目的。”
晚,为殷汝耕委任之殷体新(驻唐山办事处处长),到唐山就职,随之便委任大小官吏,唐山也落入魔掌之下。
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派霍实到北平除向高桥报告成立经过外,并说明:一、主张脱离党治而非离开中国;二、尽力维持地方治安;三、负责保侨。
殷汝耕令战区各县长,迅速征存应解省库之正杂各捐税款,于3日内悉数缴交“自治委员会”。“自布告日起本区一切之外交军政事项概由本会办理”。
唐山统税所由殷体新派员接收。
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派陆逑为北宁路新河榆关段伪监理处处长,陆本日在唐山就职。
中国驻日代办丁绍伋访日外次重光葵,声称中国政府准备与日本讨论具体而有实效之计划,以促进中日两国间之“亲善提携”。重光葵表示对调整中日关系希望继续交换意见。
蒋介石电宋哲元,称:“滦东、津市、相继发动,其他地方也必有所策动,望兄严密戒备”。
河北省政府对殷汝耕之叛国活动,除电中央请示办法外,并电宋哲元就近制止。宋和秦德纯、肖振瀛由津返平坐镇,肖谈一切听中央解决。
财政部通令全国各地国税机关拒绝承认伪税照。
11月26日 日本军部训令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参谋长及驻华武官,指示继续推进华北自治运动。因而土肥原又一次限宋哲元在11月30日以前宣布“华北自治”。
驻天津日军言驱逐日租界的不稳分子。
日海军第14舰队两艘驱逐舰借口保护日舰本日开抵秦皇岛。
晨,日军尾田中士等率兵20名,全副武装,自天津出发赴正定转石家庄、元氏、定县。
榆关日军专车一列,载日军官兵150余名,携小钢炮、机枪等,下午到北平。
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税收委员会接收停战区各税收机关,并强行截留各县田赋。
日兵10人及张庆余部特警一中队武力接收冀东宁河县各机关,驱逐县长,并将该县划归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管辖。
国民党中央电示冀、平、津军政当局应付殷汝耕叛变方针;一、对冀东脱离中央行动,绝不承认;二、平津当局注意不因此事引起战区纠纷;三、在可能范围内对殷汝耕行动加以注意。并令一切妥慎行事,随时请示,候令办理。
国民党行政院对华北情势作出六点决议,并由国民党政府明令发表。一、撤销军委会北平分会;二、特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三、特派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四、令冀省府将滦榆区专员殷汝耕免职拿办;五、撤销滦榆、蓟密两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六、电令宋哲元、商震等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以此建立服从国民党的华北政权。
国民党政府命令通缉殷汝耕。
鄂省府主席张群、闵省府主席陈仪在上海访日使有吉明和武官矶谷,希日谅解行政院对华北之措置。
宋哲元电请韩复渠、商震到北平会商华北时局。韩复电称中央已命何应钦北上,对华北时局当有办法,无须赴平。商震亦称病未行。
全国各界发表宣言要求严惩殷汝耕。
11月27日 日外相广田电促有吉明再赴南京,向蒋介石征询中国政府对日之具体方案。
为压服宋哲元和国民党政府,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了军事、外交双管齐下的手段。本日,山海关日军陆续入关;须磨访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对行政院关于华北问题的措施深表不满。称中国政府拿办殷汝耕,将使日本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事态将“陷入恶化”。又称行政院之决定与蒋介石之提议“有相当距离”,任命何应钦为驻平长官,亦不能帮助解决华北问题。孔祥熙希望日本谅解中国之币制改革,须磨对此诘难国民政府,反对中国币制改革。
日华北驻屯军司令部贴出公告,威胁南京政府不得镇压“自治运动”。
日军400多人分别增兵平、津;同时出动90余人武装到丰台车站、天津总站和西站,阻止平汉、津浦两路列车南下。经交涉后,日方强行规定三项勒令遵守:一、不放空车南下;二、不载运军队;三、南下一列须北上一列。并规定津浦路南下之车只准到济南。
华北日军调动频繁,向北宁路强索车辆。
天津东局子机场被日军强占,本日日机3架由榆关飞此降落。日航空大队并在东局子赶筑机场占地1000亩,虽有河北省府出面交涉,也无结果。
旅日被逐侨胞第92批回到上海。
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外交处长霍实在北平发表声明脱离殷汝耕伪组织。
冀东临榆、昌黎、东亭、卢龙、迁安5县县长拒绝参加殷汝耕伪组织,本日先后离县赴省。
宋哲元电何应钦辞冀察“绥靖”主任职。
下旬 红四方面军被迫撤出百丈地区,百丈战役歼敌1.5万人,自己也损失近万人。
河北省停战区各县旅平同乡会及各县民众代表联合会,联合发表宣言反对殷汝耕组织伪政 权;冀东停战区昌平、香河、玉田、宁河、顺义、三河、平谷、乐亭、临榆、抚宁、卢龙等11县县长亦先后声明绝不附逆。
11月28日 日军连日续开长城各口。
日本海军第14舰队2艘驱逐舰开到塘沽,在海上示威。
天津、丰台两车站日军大部撤走,留一部分监视。
国民政府与日方商洽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由日人推荐王揖唐、曹汝霖等为委员。
外交部就日军策动华北自治运动及日军强占丰台车站事向日驻华使节分别提出严重抗议,认为此行动足以妨碍两国邦交,应迅速、有效制止。
毛泽东、朱德分别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抗日救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蒋抗日。并提出国防政府应该实行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一、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财产做抗日经费;二、没收一切卖国贼及汉奸的财产救济灾民及难民;三、救灾治水,安定民生;四、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五、发薪、发饷、改良工人、士兵及教职员的生活;六、发展教育,救济失学的学生;七、实行民主权利,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八、发展生产技术,救济失业的知识分子;九、联合朝鲜、台湾、日本国内的工农及一切反日力量,结成巩 固的联盟;十、对中国的抗日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友谊的关系。
杨靖宇指挥1军教导团、1师及抗日军500余人,攻打宽甸县步达远街。20名伪警察逃走,我军缴获大量布匹、米面等。
11月29日 驻山海关日军松井旅团向北宁路局强要空车及燃料。
北平日宪兵将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强邀至日本兵营,质问蒋为什么要进行反日宣传。蒋不屈,遂释放。
孔祥熙访日使有吉,商谈“广田三原则”、华北自治、币制改革等问题。
外交部分别照会各国驻华使节,声明殷汝耕一切行动,均应视为无效;同时电令驻外各使节分别通知所有国政府知照。
北平军分会被迫撤销。
参加国民党五大的海外全体代表马立三等电宋哲元,希本过去精神,卫国守土。
宋哲元既想借日本力量,把华北抓在自己手中,又不愿完全脱离南京,自绝于中国人民,成为千古罪人。晚,宋召集智囊秦德纯、肖振瀛反复商讨对策,决定再电辞职,向蒋介石讨价。
宋哲元电国民政府,认为“挽救华北只能实行自治,别无出路”。
驻美大使施肇基访美国务卿赫尔,说明“华北自治运动”情况。
11月30日 本日是土肥原第二次划定宣布华北自治的最后期限,但宋哲元没有如期行事,土肥原既愤怒又焦急,于本晚半夜亲自出马召集新闻记者,谎称宋哲元已被说服,电南京中央,要求迅速与日本取得谅解,或遣何应钦北来。否则冀察平津将同时宣布“自治”。
日关东军派小岛等7人往张家口,转赴各蒙旗调查地势、交通、人口、政治、兵力、特产等项,限3个月完成。
华南日领事会议在香港举行,福州中村、广州河相、香港水泽、度门小田、汕头原田等领事到会。会上交换各地情报,并讨论对付中国排日政策等。
鉴于华北情势严重,蒋介石于本日紧急召集五院院长会议,决定以在华北实行变相“自治”作为对日妥协的条件,会上商决“华北自治办法”六条:一、实行共同防共;二、关于币制改革,在华北方面可作适当修改;三、考虑关内外人民关系密切,对两地的经济关系予以方便;四、在财政方面给华北政权以相当支配权;五、给予就地合理解决对外悬案权;六、根据民意录用人才,实行理想的政治。并派何应钦、熊式辉、陈仪、殷同等北上,根据以上办法与宋哲元共商华北问题的处理办法。会后外次唐有壬立即拜访日总领事须磨,转告了上述决定。
晚上,何应钦率何竞武、熊式辉离南京北上,与宋哲元等商解决华北问题。陈仪、殷同也同时奉命北上。
宋哲元电南京,名曰请示办法,实为趁机要挟。电文说:“忧患叠乘,情势危迫,屡经电称,计邀钧察,刻下民情愈益愤昂,城乡市镇,议论纷纷。倡导自治者有之,主张自决者有之。一一遏抑,既有所不能,徒欲苦撑,亦绝非空言所能奏效。哲元德薄能鲜,抚驭无方。综衡情势,似非因势利导,别无有以慰民望定民心之有效办法,纵外患不计,亦内忧堪虞。哲元职司兹土,见闻较详。心所谓危,不敢不告。谨电披陈,不胜惊惶待命之至”。
月末 日本若松抵柏林,同里宾特洛甫和国防部长勃洛姆堡进行会谈。里宾特洛甫认为,1935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号召世界人民开展反法西斯斗争,是对德日两国的威胁,应该缔结防共协定。若松说,日本陆军也有同样的考虑。这样,双方就缔结同盟问题取得初步一致的意见。
本月 日寇在天津大王庄和小刘庄购地一百数十亩,建立富士纺织业株式会社。
满铁撤销经调会第六部,改在第一部内设东亚经济调查班,专对华北调查,与侵华日军保持联系。
第三次蒙政会,通过了“与日本合作复兴蒙古”的决议,决议以蒙政会名义向关东军提出。
币制改革后,济南现银运往青岛外流多,银价高于法币,百现洋可易法币140至150元。物价飞涨,面粉每包由2.8元涨至3.3元,小麦每担由4.5元,涨至5元,新闻纸每令由3.5元涨至4.8元,其他物品均上涨。
在陕北成立了中华工农民主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并重新划分陕北与陕甘边根据地为陕北省、陕甘省、关中特区和神府特区4个行政区域,统归西北办事处领导。
中共北方局在天津工作的南汉宸委托杨虎城驻北平代表申伯纯去南京见参加国民党五大的杨虎城,告知“八一宣言”内容,建议双方合作。杨虎城表示同意宣言内容,希望南汉宸提出具体合作办法。申到天津见南,南提出6条意见:一、在联合抗日的原则下,双方停战合作;二、在现有的防区内(可商定),双方互不侵犯,必要时可预先通知,互为进退,或放空枪,打假仗;三、双方互派代表,互通情报;四、甲方在可能的条件下掩护乙方往来人员的交通进出;五、甲方协助乙方购买通讯器材、医药用品或其他物资;六、双方在适当地点,建立秘密交通站。南还对申说如杨同意或有修改补充,天津方面派专人来商谈,并由所派专人到陕北沟通双方关系。
在曾养甫主持的杭州浙赣铁路理事会秘书谌小岑根据曾养甫指示写给北平中国大学教授、中共领导下的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吕振羽的信中说:“近年以来,东邻欺我太甚,惟有‘姜府’和‘龚府’联姻,方期可以同心协力,共谋对策,以保家财。兄如有意作伐,希即命驾前来”。吕振羽接信后向北平市委负责人周小舟汇报。周根据北方局指示派吕振羽到南京了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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