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抗日编年(1936年9月)
来源：本站   2014-04-04 11:54:59

　　9月1日  日陆、海、外三省会议讨论成都事件处理意见。

　　日参谋本部指导课以石原为中心,彻底检讨了对华政策,并作出结论作为对华政策启蒙的指导思想:一、建立满洲之王道乐土; 二、日本民族仁爱狭义之道德政策;三、打破企图要求报酬之政策；四、准备消灭中国周围之欧美势力。

　　十河信二召满铁天津事务长太田、兴中公司驻津理事平山敬三等会商华北经济开发具体步骤。

　　蒋介石得悉日本军部有制定《国家总动员计划》企图时在日记中写道:一、倭寇逼我对俄之军事同盟;二、倭寇逼我取消军训;三、倭寇逼我承认华北五省势力；四、倭寇逼我聘请日人为顾问；五、倭寇竟以种种无理者向我直接提出条件;六、倭寇之所欲与其制命之所在,余也细为研究;七、对桂系及其他叛逆之徒,在此倭寇紧逼之际,更应忍耐到底。

　　陈觉生访十河商修津石路。

　　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主张调整统一战线政策，改抗日反蒋为“逼蒋抗日”的总方针。

　　周恩来又致函陈立夫、陈果夫，表示“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张子华携两信离保安，9月20日抵广州,将信交谌小岑转。

　　全国学联代表陆璀代表中国学联向国际学联召开的世界青年大会作报告称:“我们的纲领只有一个‘抗日救国’，我们的行动也只有一个‘抗日救国’。”

　　9月2日  日方在德化开会,决令王英部伪军沿蒙古草地潜往绥西活动,谋先浸扰阿拉善旗及河套。

　　许世英访日外相有田对成都事件表示遗憾。

　　津关税务司许礼亚赴北戴河与总税务司梅乐和商缉私及对冀察总稽査处之设立与海关职权冲突事。

　　19军翁照垣部在北海举行反日大示威(19路军系两广事变中恢复的)。

　　绥远蒙政会决议绥东、丰城、兴和、陶林、集宁5县仍由蒙绥共同防守，以杜伪军入侵。

　　居正、程潜、朱培德等携蒋介石亲笔信,乘飞机去南宁,调解宁桂矛盾。

　　9月3日  张群电刘湘，中央承认日方关于成都事件解决办法9条,其中重要的有:一、成都警备司令、公安局长撤职;二、赔偿死者抚恤费每人白银3万两,伤者每,人3100两，由四川省库立即汇寄南京;三、向日本政府道歉,保证以后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

　　芦盐输入合同由中方芦丰公司与日方三菱、岩井两公司签字，有效期3年,本年输日7万吨,每吨纳税1元，盐价及杂项计3元,而民用商盐比输日盐价贵四十倍以上。

　　北海事件。日商中野顺三是以开药铺为名潜伏在北海的日本间谍，其间谍活动早为当地人民察觉。为抗议中野的不法行为，本日北海人民举行示威游行。下午,有3人进中野药店杀死了中野。成都、北海事件后，日本政府以此引为扩大侵华口实,外相有田发表威吓性的谈话，陆、海、外三省开会,对中国政府提出种种无理要求。日军令部叫嚷:“如事件的解决拖延下去，即下行使兵力的决心”。由于日方的极力喧染,两事件当时影响很大，国内各大报均以“成都月”(8月)、 “北海月”(9月)为大标题，报导这两个事件。

　　德王召集李守信、王英、张海鹂、苏万龙各伪师长、旅长以上干部开会,策划侵绥事。

　　上海各界缉私协会电蒋介石要求冀察政委会收新税。

　　蒋介石在广州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商讨桂事,并派唐星去南宁传达旨意。

　　宋庆龄、章乃器联合发表《为中国人民自卫委员会告大众书》,表示作为武装自卫委员会的发起人,对上海各报刊登的，以“武装自卫会”名义的“自首宣言”，“不能不加以驳斥”。“自首宣言”的炮制者，“根本没有资格代表该会说话”。

　　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等8团体发表《为绥东事件宣言》,谴责国民政府对绥东问题等闲视之，要求华北、西北各将领全力援绥。同时,还发起募捐,支援绥东抗日将士。

　　世界和平大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中国代表团熊式一、陶行知、钱俊瑞等出席。伦敦中国留学生代表王礼锡演说，称“‘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困难严重,空前未有，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中国人民素具和平精神,为今之计，厥宜组织团结,以参加广泛的和平运动”。本来宋庆龄应该出席大会,因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宋与中共上海地下党联系,决派钱俊瑞代宋出席会议。

　　9月4日  天津6家日纱厂联合组织“棉花协会”。

　　李宗仁、白崇禧复函蒋介石承认中央和解原则。

　　9月5日  蒋介石等召居正等开会,决定大致采纳李宗仁、白崇禧意见，并由蒋作长函劝谕。

　　9月6日  日第1师团4联队抵察北，日机7架由多伦运兵至张北。

　　德王在嘉卜寺开会,商侵绥事,并由包瑞卿去天津与华北驻屯军接洽。

　　昌黎北郊伪保安队李海天部100余人反正，绑架当地伪官吏11人，打死打伤日军各1人。

　　国民政府命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

　　上海各界救国会为抗议日外相关于成都、北海事件提无理要求，举行反日示威。

　　全国各界救国会在上海组织300多个宣传队，2000余人,上街宣传抗日，并为援绥募捐。

　　世界和平大会闭幕，由于钱俊瑞等人的工作，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得到世界人民的同情与支援。

　　9月7日  川越在上海召开使馆人员会议,讨论成都事件交涉步骤。

　　桥本抵平访宋哲元。宋表示希望中日亲善。

　　日华北驻屯军推举建川美次中将、桥本欣五郎为冀察政委会最高政治军事顾问。

　　9月8日  中日就成都事件连日在南京会谈。中方是张群、徐谟、高宗武，日方是川越茂、须磨参加。

　　日驻广州代理总领事吉竹就北海事件向广东省主席提出严重抗议。

　　天津海关奉财政部命复函日方，接受日方对大荣丸事件赔偿损失、医药费等全部要求。

　　冀察政委会决定在天津设总稽察处，在北平、保定、张家口、石家庄、沧州、泊头镇、歧口等地设分所，对冀东私人货物课以海关正税1/8消费税，准其在冀察平津运销。本日总稽查处在天津成立。

　　毛泽东致书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劝其放弃“剿共”,合作抗日；致国民党第3军军长王均书，劝其与朱德合作，互通声气;致书国民党甘陕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指出“夫‘剿匪’，非特无期徒刑也,且是一种死刑，……”望其致意蒋介石同意统一战线,一致抗日。

　　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在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中指出：“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

　　9月9日  日外务省训令川越茂向南京交涉北海事件，日舰“苦竹”“旱苗”从上海开北海。

　　日驻广州总领事馆职员户根木、松浦奉命由香港乘日舰“嗟蛾”号开北海调查北海事件,广东当局也派凌士芬乘“福安”号同往。　 　

　　王克敏在天津访田代、桥本,交换华北现状及开发华北经济意见。日方对王克敏就任冀察政委会经委会主任职意见分歧，华北驻屯军对王不满，王决定中止赴任。

　　伪蒙新募壮丁七、八千人开商都,由日军训练。

　　伪军张海鹏部5000人开商都。

　　中华工联会电行政院、财政部、实业部,请撤销冀察稽查处,并处罚建议者和实施人

　　9月10日  川越茂、喜多等商北海事件。

　　须磨谒张群,称日政府决定派员调查北海事件,望妥为保护。张对北海事件表示婉惜,允由广东省政府照办。

　　日舰球磨、芙蓉、别萱、朝颜自青岛南下,据青岛报纸披露,此举“系为应付北海事件”。

　　行政院通令各省市维持地方秩序，保护外侨,声称“所有外交案件,中央正在妥慎办理,不宜以部分之纷忧动摇大局，‘九一八’纪念已近,尤恐或有‘无知之徒’蓄意滋乱”。

　　翁照垣部在北海戒严，蒋介石令李、白要翁部撤退。

　　9月11日  日外务省令川越，将成都、北海事并案提出。

　　日舰苦竹号自港转驶北海。

　　吉竹访两广外交特派员刁作谦,坚持派员彻查北海事件，刁婉言劝阻。

　　伪满兴安北省西额旗和金厂工人2000余人同抗日军联合击毁金厂办事处,作业所、伪警察分驻所等24处,打死日、伪军警8人。

　　9月12日  日驻天津领事馆致函天津市公安局，称南开中学学生连日开会筹备“九一八”纪念会,实为抗日行动,请予取缔。

　　广州领署电“嵯哦”舰暂停港口待命。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先慈教我以‘忍’字,……小子勉之！忍于国内,小求统一;忍于外交，以求不辱国体”。

　　王克敏辞经委会主任职。

　　上海市商会呈请财政部制止冀察稽査处活动，称该处实乃保障私货入境。

　　抗联第5军周保中部在中东路代马沟水平站截击日军东行兵车,打死日军官兵90余名重伤50多名。

　　9月13日  驻天津日军逮捕南开大学学生20余人。

　　川越抵南京,就成都、北海事件和张群会谈。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静(宁)会(宁)战役计划,要点是:红一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向西兰大道静会段挺进;红四方面军以主力迅速占领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控制西兰大道;红二方面军以一部兵力直出宝鸡以东地区,牵制与侧击胡宗南部，以便三大主力提前会合,胁同消灭胡宗南。

　　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在巴黎召开筹备会,成立了章程起草委员会，拟订章程草案。

　　9月14日  日军车在东北穆陵县受抗日军攻击,死20余人。

　　翁照垣部拒绝日军登岸调查北海事件。

　　蒋介石在黄埔召集黄慕松、刁作谦等商北海事件应付办法,决令刁的秘书凌士芬先调査。李宗仁、白崇禧发出和平通电,称“今后一切救国工作自当在中央整个策略领导之下,相与为—致之努力”。

　　9月15日  日本参谋本部制定《对华时局的对策》。其主要内容:一、对华中、华南方面,按目前形势,不以陆军行使实力;二、为预防因抗日行为波及华北而爆发不祥事件,看时机先派1个师团去满洲,在锦州附近待机;三、在华北万一发生有关帝国军队威信的事件时，中国驻屯军应断然给以惩罚；四、关东军作好对苏作战准备,以策万全。　 　

　　日军令部决定《处理北海事件方针》：“一、与成都事件一并以国民党政府为对手，引导其走向 全面禁止排日，从根本上调整邦交,促进对此事件的解决;二、调查现场,依既定方针进行。不得已需要用兵时，应止于保持我方威信的必要程度;三、防止抗日事态波及全中国”。在第二项中，海军并考虑到对海南岛和青岛“实行保障占领”。

　　新任日驻粤总领事中村抵上海。

　　日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由长春抵天津,王英随即到津会晤,王英带日方接济之6万元回绥东。

　　是日至30日，平、津、丰台、塘沽、通州等地日驻军演习行军、打靶、巷战、野战和由坦克、汽车、炮兵、装甲车等配合进行游行示威,计不完全统计达22次,5000余人。

　　川越茂、须磨、清水访张群谈北海事件。

　　川越茂、张群就成都、北海事件进行谈判。张群主张先谈蓉案,不与调整邦交混为一谈。而日方则以蓉案不难解决,但仅解决蓉案仍不能缓和日方空气,须先解决若干政治问题,再解决蓉案,并提出:一、华北设立特殊区域，共同防共;二、取缔排日；三、修改对日货之关税；四、解决日中航空运输;五、中国尽量聘用日顾问。根据日方无理要求,中方提出5项反要求:一、取消塘沽、上海两协定;二、取消冀东伪组织;三、停止不法飞行;四、取缔走私;五、在绥东剿伪蒙军。谈判陷于停顿。

　　“九·一八”事变纪念日来临，淞沪瞀备司令部宣布自17日至20日，上海地区临时局部戒严，禁止集会、游行、罢工、罢课、散发传单及其他影响治安之行动。

　　9月16日  川越茂再访张群,要求让日方人员登岸调查北海事件。张表示翁部正在撤退，希暂候。

　　田代、桥本在津开重要会议,军部要人及日驻华北各地武官参加,以商讨对华政策为中心。

　　财政部为保持关税完整,特派参事李青远、总税务司缉私科税务司白立査北上与冀察当局协商缉私有效办法。本日，李抵天津访许礼亚,过之翰等交换意见。

　　冀察总稽查处因各方反对，改为秘密查验放行,由各走私商担保，登记货数,将来总收费。本日，一次放行砂糖1.3万包，人造丝300箱。

　　翁照垣部分批撤出北海,由粤军159师接防。

　　9月17日  植田发表《满洲国的理念和协和会的本质》一文,宣扬“协和会”设立意义及与 “政府”关系,均在实现“王道政治”。阐述“天皇、司令官和皇帝之间的关系”,说“满洲国皇帝基于天意而即位,因此必须为天皇服务,以天皇之原意为己心，以此作为即位的条件”。文章还说“关东军司令官作为天皇的代理人,必须是皇帝的师傅及监护人”。

　　汕头日商广志洋行厨房内发现一炸弹,汕头市公安局长丁杰萃亲往勘察,该弹已废。

　　蒋介石、李宗仁在广州会晤,两广事变解决。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指出：在日寇继续进攻，抗日救亡运动继续发展,国际形势新的变动等条件下,南京政府有转向抗日运动的可能。“中共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的最好方法”。中国共产党积极赞助民主共和国运动。

　　正当各路红军积极准备静会战役之际，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红四方面军退出甘南进军甘西的主张，朱德等坚决反对。夜,在岷州的三十里铺开西北局会议，讨论通过旨在迅速夺取西兰大道,会合一方面军打击胡宗南的“通(渭)、庄(浪)、会(宁)战役计划”。

　　9月18日  广志洋行炸弹事，日领山琦借机扩大事态，向市府要求调查，称炸弹为华人放置,并要求:一、查明真相,缉凶究办;二、此后切实保护日侨,并担保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汕头市长以事情严重，命宪兵制止下半旗纪念“九.一八”。

　　驻丰台29军冯治安师张华亭营孙香亭连与日军穗积中队冲突,孙连被日军包围,丰台日军大队长市木率步炮兵包围张营,驻平日军牟田也率步兵数百人驰援丰台,在大井村将张营一连包围。当晚，陈觉生访日军髙参饭田，要求下令制止日军行动。夜12时后，日华北驻屯军通知宋哲元,许可派员调查,并提出条件:一、丰台29军于24小时内完全撤退，以后距丰台20里内不得再驻正规军;二、丰台镇由冀察维持治安;三、距丰台20里外枣林庄、赵庄子许驻军一连;四、肇事张营士兵须整队持枪向日军敬礼、鸣军号致敬。饭田还电话警告宋哲元,否则日军将采取断然行动。

　　据《大美晚报》讯:冀东反殷自治军分滦榆、蓟密西区活动，内部有政治组织。抚宁、乐亭、滦县、昌黎、遵化、迁安等地均发现“反殷人民自卫军总指挥部”编印的《揭发殷逆十大罪状告同胞书》。

　　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在太原成立，会长阎锡山。这是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

　　毛泽东致函宋庆龄、致函章乃器、陶行知、沈钧懦、部韬奋等，谈合作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西安各界纪念“九·一八”事变，发表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举行游行示威,张学良戎装接见群众,并表示“一定率东北军披甲还乡，雪耻报仇”。

　　全国各地纪念“九一八”5周年。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召开第二次执委会，提出严密组织，扩大救国阵线，加强吸收落后人物 和争取张学良、冯玉祥等上层分子工作。

　　9月19日  汉口日租界日警吉冈庭二郎在租界大正街日信码头被人枪杀死亡，日方捕去华人7名,并派海军陆战队登陆战备。

　　晨，宋哲元派副师长许长林与池田等在丰台日兵营签字，日方撤去对张营1周之围。据日方宣称协议有:一、在两方军队之前,中国军队指挥官向日军指挥官道歉;二、中国军队立即自丰台撤退至铁路两公里以外某地;三、在丰台地区中国军队最后应撤至南苑或西苑。宋哲元只答应将张营移驻赵各庄。29军在市民和学生慰问下,抗日激情更高涨。

　　9月20日  日外务省拟就侵华具体政策:一、创立缓冲区域，包括冀察晋鲁绥5省。南京政府在以上各省内，仍保持其领土宗主权，其他权利义务(如官吏任免、赋税征收及军事管理等)统须移交与当地自治政府;二、利用目前时机，设法解决中日交通合同,特别是航空问题;三、中国对“九、一八”事变后加于日货的关税,实行根本修改;四、中国应尽量聘请日本顾问。

　　日本在华侦察员在长春开会，松室孝良向关东军司令部提供《对支那问题报告书 》，报告书称:“现在满洲市场已臻饱和，短期内亦难再行扩大,……帝国原料与市场之解决，实不能不注意易于进攻的中国华北”。“华北诚帝国不可多得的新殖民地”。“我帝国为实现大陆政策之亚细亚主义而称霸全世界,……首要步骤即在促使华北特殊政权的成立,并受皇军的节制，以便直接依照帝国的意图而解决其政治经济军事诸问题,则向支那走私,实为达到上述目的的断然手段”。 “帝国对支那工作此后采取以华制华主义”，帝国此后对华工作的方法,只有随时促进下列数点的实现:一、以武力胁迫并镇压各势力派，以期收不战而胜之效;二、慎勿以实力粉碎各势力派之力量,以免遭不必要的损失;三、严苛监视并排击中国各势力派之精诚团结、自立更生，由觉悟而联合抗日；四、严防中国当局联合苏、英、美而进行抗日；五、务防冯(玉祥)系势力与阎(锡山)、张(学良)和陕北红军之总联合而实现其抗日；六、吸引恐日病最深之势力，予以势力之援助，使之镇压抗日分子。

　　宋哲元在天津与田代商开发华北经济,宋表示:在“平等互惠,共存共荣”原则下可以进行,并决定4大原则，8项要求。

　　巴金、王统照、鲁迅等21人在《新认识》1卷2期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在巴黎开成立大会,到会代表来自英、德、瑞士、荷兰、法国以及来宾400人。大会通过了致国内同胞《立即武装抗日》通电。陶行知、钱俊瑞、陆璀等在大会上发言阐明全救会团结御侮的主张,并介绍国内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

　　9月21日  日外、陆、海、藏四相会议，决定对中国取强硬态度。外务省拟定4项具体政策：―、中日经济合作;二、华北五省实行自治;三、日本有权在长江沿岸各地及海南岛驻军，以保护日本之利益;四、修改中国学校教科书,务将其中反日宣传清除净尽。训令川越向张群提出。

　　日军胁迫张自忠部8个连退出丰台，日军遂占领与芦沟桥有同样战略意义的丰台镇。

　　9月22日  日驻汉总领事三浦访湖北省主席杨永泰,交涉吉冈被杀事。日方指责中国应负完全责任，立即缉凶。杨答中方极愿协助,但对租界内发生的事不能负责。

　　据《申报》讯:华北日驻军总数达1.4万人以上,驻地人数是,驻北平4000,丰台2000，天津海光寺兵营2825人，东局子1600人，通州700人,山海关800人,秦皇岛500人,南大寺500人,唐山 400人，塘沽500人,昌黎、深县各300人，其他在北宁路沿线及留守营等处一百七、八十人不等,各地驻军均按战时计划编制。

　　中日双方“北海事件”调査员登岸调查。

　　毛泽东致信蔡元培,望其联络宋庆龄、何香凝等著名人士，组织抗日统一战线,致信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要求贵我双方签订抗日救国协定，磋商协定条件;致信蒋光鼎、蔡延锴，向其建议订立新的抗日协定,并拟草案8条征求意见,如若同意，双方派代表在适当地点正式签订;派彭雪枫执毛亲笔信见于学忠,洽谈停战议和,一致抗日。

　　毛泽东代表红军,张学良代表东北军,分别在《抗日救国协定》上签字。红军和东北军的联合形成。

　　周恩来致函蒋介石，重申“共产党今日所求者，唯在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与真正发动抗日战争”。

　　9月23日  日参谋本部决定《时局处理方针》:一、需要确定对华惩罚的国家决心;二、联合舰队立即从佐世保方面开始行动;三、促进对华作战准备；四、促进现正进行的对华交涉，并限期答复;五、根据中国方面的态度,可对河北、山东及青岛进行保障占领。

　　晚8时20分，日泊驻黄浦江之“出云舰”海军陆战队士兵3人，在上海虹口区海宁路日商上海银行门口遭狙击，1人死亡,2人受伤。事后，日驻上海海军陆战队全部出动，在虹口租界和闸北布防放哨,检查行人,逮捕多起行人。虹口捕房也派探捕缉凶，日使馆要求中方协助。

　　川越茂、张群会谈,川越提出解决中日争端五条:一、日本在长江各地有驻兵保护日侨的权利;二、扩大华北缓冲区域，要求华北5省自治;三、中日经济合作,减低对日关税；四、开通中日航空;五、修改中国学校教科书，取缔宣传和排日活动。张群也态度强硬，向日方提出：一、取消塘沽、上海两协定及“九·一八”以来被迫签订的条款;二、取消冀东伪组织;三、华北日军及飞机不得任意到处飞行;四、解散察东及绥北的伪军(德王的伪蒙军)，日本勿予接济等。会谈无结果。

　　张学良向蒋介石提出：“欲救亡必须抗日，欲抗日必须全国力量之集中。良此时在钧座指挥下尽剿匪之责,尤愿早日在钧座领导下为抗日之牺牲,惟冀钧座在国防会议内确定整个计划,实行抗日。良决负弩前驱，惟命是从”。

　　驻法大使顾维钧、驻英大使郭泰棋等就川越茂提苛刻条件致电外交部,称“川越提出的共同防共与经济合作，果然包括中国全部,其范围超过二十一条要求,直是日本灭亡朝鲜的故技”。

　　9月24日  日陆、海、外三省讨论上海水兵受狙击事,决定由海军省令驻华第3舰队司令及川古志郎负责保护在华日侨生命财产,同时,海军中央部立即派舰艇及特别陆战队去上海，并组成第11航空队在台北集中待命。

　　北海事件已查清,据目击者谈，中野恃势凌人,引起公愤，以致为路人殴毙，事后始悉彼为日人。日舰6艘撤出北海，调查结束。

　　吴铁城抗议日陆战队登陆,要求日驻上海总领若杉，立即撤退市区的海军陆战队。

　　日方在包头修机场,包头县长交涉无效。

　　9月25日  日内阁决定对华持强硬态度,并训令川越除继续与张群会谈外，促蒋介石早日回南京,以便与蒋直接会谈。

　　有田邀许世英就根除排日主义及调整中日关系交换意见。

　　汉口日居留民团电广田、有田、寺内、永相四相及川越请愿，要求对华取断然态度。

　　中村访余汉谋,要求防止抗日恐怖行动。

　　财政部就冀察总稽查处电参事李青远，称不破坏关税完整及行政统一,可由海关、财政部、冀察各派一人组成委员会,处理私货补税,补税完毕委员会即取消，冀察总稽查处可允存在,但只查盗匪军火,与私货补税无关。

　　9月26日  日海军省开会,决定海军对北海事件交涉。

　　日外、陆、海三省联席会议,决定:一、日本方面进行外交交涉,促蒋介石速回南京;二、如蒋拖延不回南京，则以最后通牒强迫之;三、如仍不回南京则采取势力手段。

　　日海军部作出《对华处理方针备忘录》:一、国家迅速确定惩罚中国之决定，尤以促使陆海军采取同一步骤;二、做好对华作战各种准备,并依靠已下令增派之兵力威慑力量,促进外交交涉;三、蒋介石不回京或南京政府对我最后要求事项不表诚意时,海陆军应分别进行兵力配合(对华作战)；四、在不接受我最后要求情况下，1.固守上海(海陆军协同);2.对青岛进行保障占领(海陆军协同);3.封锁华中、华南之要地(海军兵力);4.轰炸华中、华南之航空基地及主要军事设施(海军兵力);5.陆军向华北出兵。

　　日在乡军人东京本会干部木谷、古川等7人抵天津,转绥东“考察”，天津日军部派员同往。

　　芦盐输日合同修改后，中日签字，要点有:一、合同有限期改为一年,明年售盐摊户自由，日方欲购时另订合同;二、为优待日商出口，盐按青岛例96折算，每百吨折实96吨;三、每吨价由2.6元角减为2.4元,运费由塘沽运外,每吨合价2.9元。

　　上海越界日军大部撤退,但仍构筑工事。

　　毛泽东给蔡元培、宋庆龄等70人写信,提出：一、要求他们70人痛斥南京当局,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放弃投降亡国的方针;二、要求他们号召国民党的陆海空军和一切愿意抗日的人进行抗战;三、要求国民党恢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封信在国民党内震动很大。

　　22日、26日，张国焘连电中共中央，称目前与胡宗南一路军在静会地区作战不利，“四方面军已照西渡(黄河)计划行动”。拟经青海占甘北地区。吹嘘此举有“伟大历史意义”。

　　9月27日  日舰8艘开到上海。

　　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停止西渡，立即回占通渭。

　　日新任驻苏大使重光葵、驻纽约领事泽田抵天津。

　　曾养甫与张子华商谈提出请周恩来到香港或广州国共会谈。

　　9月28日  日内阁决议，要求和蒋介石直接交涉。

　　有田在东京对新闻界谈,近来中国发生之排日事件，中国政府与国民党不能诿卸其责任，中国应对排日运动作更有力之控制；中国现已临关系重大之歧路口，切望中国应速决定与日本携手与否。

　　日大使馆秘书清水奉川越命访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就中日一般问题探询中国意旨。下午，高奉蒋介石命访川越，交换中日交涉意见。

　　蒋介石、钱大钧、陈布雷等由广州抵南昌。

　　9月29日  日外、陆、军令部联席会议,讨论对华问题，要求中国取缔排日主义，解决中日各悬案,并准备增派驻华部队。

　　重光葵、泽田在平分别会见朝鲜、正金、三井、三菱、大仓等金融实业界代表，交换蒙绥及华北经济商务意见。下午宋哲元宴重光葵等。

　　日本中日公司代表江藤丰二抵南京见孔祥熙,要求偿清中国与该公司所订电信借款未偿之余数。

　　蒋介石电令各省市保护外侨,严维地方秩序,防止“奸徒”滋生事端。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朱德等人斗争下,在广大指战员要求下，红四方面军指挥部下令北进。

　　杨靖宇率部在宽甸县大错草沟伏击日军牛马部队中熊汽车队,击毁汽车9辆,打死日军19名，伤7名，缴获不少给养。

　　顾维钧在国联大会演说,促请注意远东危局，日本野心不戢,严重影响势将及于欧洲。

　　9月30日  桥本、坂垣、今井等在长春开会,决定:一、对于策动华北五省自治，除仍本过去嗾使汉奸自行活动方针,以免民众反感,引起国际纠纷外,尤应全力威胁冀察当局，割断其与中央的联络，迫其就范。威胁办法，除运用政治手腕，阴谋离间外,应使驻屯军与29军的势力成正比例增加,此次增兵则以商团、义勇队,在乡军人名义进行;二、静观川越与南京谈判结果，必要时不惜诉诸武力，由关东军派遣热河军及察北伪军袭击归绥、大同，29军由华北驻屯军进攻;三、要求海军派舰队于必要时集中胶州湾胁迫韩复榘。

　　日舰海军陆战队到汉口。

　　日军100余人携小钢炮四门，由承德开抵古北口，派测量员分赴各村测绘地形。

　　田代和宋哲元就华北开发计划达成《宋哲元、田代协定》，其要点有:一、建设津石铁路;二、开发龙烟铁矿,复兴石景山钢铁厂;三、向日本输出长芦盐；四、改良华北棉花(设立华北棉花协会和进行技术指导);五、开发井陉煤矿;六、修筑塘沽堤坝，兴修白河水利事业。

　　红四方面军分五路纵队北上。

　　顾维钧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交换在中日冲突中，苏联给予中国帮助的意见。

　　本月 冀东伪攻权实行鸦片专卖,月销7万两。

　　张学良成立学兵队，训练从北平、天津及其他城市来陕的进步学生(不少是共产党员)，准备派到部队作政治工作,共训练370人。

　　为全面落实和杨虎城的合作,毛泽东派秘书张文彬去西安和杨谈判,最后达成口头协定,主要有:一、互不侵犯，双方在防区取消敌对行动，杨负责抑制民团，不摧残革命组织,改善军队纪律,密切与群众的关系;二、取消经济封锁,设专门贸易站保障苏区贸易，17路军负责掩护,群众自由通商,苏区不禁止群众供应17路军食料;三、建立军事联络,双方军事行动互通情报，杨方供给南京等各方情报,如有纠纷，双方磋商解决。协定确立后,张文彬就作为红军代表驻西安，公开身份是17路军总指挥部政训处主任秘书。秘密交通站先后设立,3处在西安，3处分设于淳化、宜川、洛川。

　　潘汉年作为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从陕北到上海，他带了周恩来致陈立夫、陈果夫的信，中共中央拟定的《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及毛泽东致宋庆龄的信。

　　共产党倡导新启蒙运动，即开展以科学民主为内容的讨论和宣传教育。

　　抗联第8军成立,军长谢文东,下辖8个师共1000人，活动于勃利、依兰、方正、密山等地;第9军成立,军长李华堂，活动于依兰、勃利、桦川、方正、汤原等地。

　　抗联第2军第2师代理师长陈翰章率部在牡丹江东北太平沟夜截日军军用列车,全歼日军讨伐队三、四百人,缴获大批军火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