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抗日编年(1936年11月)
来源：本站   2014-04-04 14:55:32

　　11月1日  川越、须磨商对华政策。

　　须磨与陆军武官雨宫、海军武官中原会议后，对记者谈:对华始终依既定方针推进。

　　平、津日军6000余在北平演习攻防战。

　　日伪确定《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现地案》。

　　李守信、王英伪军在商都集结骑兵9000余人，在日军官指挥下修筑防御工事。王英部3000人窜扰武川、陶林间黑山子,以分散傅作义部兵力。阎锡山、傅作义、徐永昌飞回太原。

　　冀察总稽查处取消后,本日起，仍恢复沧盐海防稽查处名义，专办沿海走私军火、盗匪等的缉捕。但秘密售卖查验证,放走私货。

　　北平学联决议，日军在北平举行空前大演习，将由朝阳门至广安门穿行市内，耻辱空前,请学校当局在日军通过市内时,允学生停课1小时志痛。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将共产主义青年团改变为广大群众的组织，并吸收大批团员入中国共产党。

　　11月2日  川越在南京召集须磨、雨宫等人开会，以须磨带来的日本外、陆、海三省对华外交方针为基础，慎议对华政策。

　　日机1架飞包头侦察,两联队日军抵多伦待命。

　　长沙日商金融组织店主山岸贤藏被人刺伤。

　　日浪人江藤在法租界设秘密机关,招募便衣队由原直鲁军褚玉璞部旅长秦心斋为首领,与韩子卿合谋作乱，天津市府深夜戒严。

　　宋哲元在北平宴田代,宋致词,称中日亲善应本互惠平等精神,冀察与日绝无秘约，目下铁路、邮政及航空联运之一切讨论，皆系赓续到任前业已开始之谈判，特继续采用保护中国主权及领土完整之政策。田代则否认日军演习有任何秘密动机,并声称将根据平等及互惠原则,密谋中日两国之日趋密切，东三省事决不使之再现于冀察辖境。

　　冀东伪政权派外交处主任秘书林东铭和保安队队长张砚田部接收北戴河海边自治区。

　　冀察政委会经委会主席李思浩在上海访财政部次长徐堪等洽谈中日“经济合作”。

　　北宁铁路局局长陈觉生对记者谈修建津石路一事,称原拟建沧石路，今改为津石路,现在正进行测量工作。资料、材料均有商妥。

　　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指出黄河以西红军“暂以现地区为中心，向三面扩大占领区域”，“大的方向仍前不变”。

　　北平名教授刘仙洲等485人联电行政院，称:“连日报载中日交涉经过,以‘华北特殊化’问题为主要症结之一”，“请政府坚决拒绝侵略者特殊化之要求,誓与全国民众,以全力为政府后盾,保持领土与主权之完整”。

　　11月3日  须磨访高宗武,为川越、张群第七次谈判作准备折衷,未取得一致意见。

　　日军在北平演习后回城，途经朝阳门，11岁的朱姓女孩喊了一声打倒日本,一个日本鬼子将女孩扔在隆隆开进的坦克下被碾成肉泥。

　　为长沙日商山岸贤藏被人刺伤事,泊汉日舰两艘开长沙威胁。外交部令湖南省政府将详情报部核办。

　　傅作义在归绥向记者谈:绥省目下尚平静,惟环境复杂，东西边防均吃紧。“余服务边疆,矢守二旨:一、凡属上级命令绝对服从;二、凡扰害绥省治安者,当予以痛击”。

　　贺龙红军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在何家堡开干部会议,朱德传达中共中央关于集中一、二、四方面军消灭胡宗南主力的战斗动员报告。

　　为抗议日军在平军事演习，北平各校师生举行悲痛纪念，并要求29军“以演习回答演习”。

　　11月4日   平津日军在北平演习攻防战结束。

　　日机6架飞绥东侦察。

　　傅作义同骑兵司令赵承绶分赴前线视察,与各部队讲话时,表示“誓保国土”。

　　张学良、晏道刚等飞兰州，与朱绍良、于学忠商西北反共军事。

　　绥蒙旗剿匪司令潘王到绥见傅作义,报告乌兰察布盟政情,并商防务。

　　11月5日  德王在嘉卜寺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王英、李守信两部主力侵犯绥远,王部由商都犯陶林,李部由南壕堑、大青沟直取兴和。

　　德王、卓特巴扎普以伪蒙军正副总司令名义向傅作义发出宣战性通电,称绥省“企图分化蒙旗,推翻自治”，“迫使蒙古已退无可退之地，蒙古民众均希诉诸武力,争取最后生存”，“蒙古虽弱, 亦做最后之抗争,如演成事变,责任完全由贵省负担”，并提出将察盟右翼四旗退还察盟，取消百灵庙以南一带军事设备、经济封锁等5项要求。

　　张国焘电令河西红军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称“目前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据此,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制定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分3个纵队西进。

　　11月6日  日华北驻屯军军部开幕僚会议，讨论华北经济开发等问题。

　　伪蒙军王英、李守信部侵犯绥东陶林、兴和，日机由张北飞陶林助战，为傅作义部击退。

　　11月7日  日华北驻屯军参谋池田到长春见关东军有关人员，征询关于华北经济开发意见。

　　须磨访高宗武进行第二次交涉川越和张群的会谈,仍未取得一致意见。

　　伪蒙军改变计划,拟由百灵庙犯绥北，绥远当局已向绥北增防,截断煤路，封锁各匪部燃料。

　　宋哲元29军在河北赤城县红山口举行对抗性军事演习。北平各校学生在学生会、救国会组织下,分赴演习地点慰问和宣传。

　　张自忠亲自审问企图叛乱之秦心斋、韩子卿,并向宋哲元请示处理办法。

　　11月8日  池田由长春返天津，田代召集高级幕僚会议,讨论关东军意见。

　　为协助伪军犯绥，日军官数十人乘机来往于百灵庙、察北间。

　　王英和包悦卿飞天津，代表德王与日军秘密洽谈。

　　傅作义复德王5日电,称：“今日边土安危,责在执事，而不在义”，“执事如摆脱现状，不受利用，翻然有所表现,则往日之罪,义当负之，愿即负荆以请，并即辞职，以明心志”。蒋介石接得傅作义的报告后，也电蒙政会,指责德王挑辨行为，促令以国家前途为重，即日停止军事行动，听候中央处理。

　　傅作义在归绥召开秘密军事会议，研究加强军务，决定绥东由彭毓斌、董其武负责;绥北由孙长胜、孙兰峰负责;绥西由王靖国负责。并分别任命彭毓斌、董其武为绥东防守总、副指挥官,孙长胜、孙兰峰为绥北防守正、副指挥官,准备作战。

　　冀察政委会通令冀察2省平津2市，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女同学会、少先队组织“有碍治安”,必严密查禁，勿任自由活动。

　　中共中央同意河西部队组织前委与军委会，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

　　绥远中等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呼吁全国援绥。 　

　　11月9日  桥本、和知自天津乘机飞抵青岛，会见日驻青岛武官谷获及青岛市长沈鸿烈。

　　日侨上海各路联合会呈日总领事馆，要求将虹口、闸北区内日越界筑路部分改为“特殊区域”。

　　田代宴请宋哲元等,就冀察问题交换意见。

　　福州日人图以武力索回私货,与中国警察冲突。日人包围税务所美国人威廉斯寓所,后经日领事到场制止,始退。

　　青岛海关截获日走私轮1艘。

　　沪东日商同兴、上海1、2、4、5纱厂、大康、裕丰、公大纱厂1、2厂及东华纱厂1.5万工人因反对日人压迫,实行总同盟罢工。

　　阎锡山电令颁发绥远抗战战斗序列,命令傅作义为晋绥剿匪军总指挥兼第1路军司令官,汤恩伯为第2路军司令官,李服膺为第3路军司令官,赵承缓为骑兵司令官、门炳岳为副司令官。

　　李思浩在上海对新声社记者谈6月在洛阳见蒋经过,称所谈仅大体原则。关于经济提携,蒋表示在“不丧主权，不含侵略”原则下可相机进行。

　　绥远旅北平同乡定15日绝食一天,集资慰劳绥远将士。

　　11月10日  川越、张群第七次谈判。深夜，川越向东京报告称:&lduqo;中国态度强硬出于意外，对华北特殊地位与中日合作防共,坚持不同意。”张群坚持在河北省内行政完整之规复及察北、绥东之安定为调整华北中日关系之前提,并要求取消冀东伪政权。

　　中日合办天津电业公司举行奠基礼,该厂设计、监工皆由日方负责,技术人员全为日人。

　　桥本、和知到济南,探询韩复榘在杭州与蒋介石会见情形。

　　伪军由百灵庙方面对绥军作试探性进攻,立即被击退。

　　宋哲元在津对记者谈，称:“余对国家，凡所献替，自信绝无秘密，此为由塘沽协定俱来之公案,余不过完成未了手续耳,譬如经济提携及资本问题，余主张以平等互惠为原则，需要借款时，亦持3点为磋商根据:一、款须十足兑付,不折不扣;二、取消手续费及佣扣费用;三、利息务必减低。若津石路、津沽港以及其烟铁矿之恢复,均本此旨去做，彼此虽曾协商,但实现绝非咄嗟间立 致。国家到此地步,国人可免去猜疑，精诚团结。中国若不愿自亡其国家，孰又能亡之?”并表示 ；决不愿做亡国奴,又决不做洪承畴、吴三桂。

　　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约见潘汉年。潘口头转达中共中央草拟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中的8条件。陈代表蒋介石称,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红军只可能保留3000人,师长以上的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按才录用。潘汉年立即予以驳斥，指出“这是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国共两党谈判的前提是合作。陈又提出可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蒋愿和周谈。

　　中共中央任命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政委,徐向前为副主席兼总指挥,王树声为副总指挥。西路军2.18万余人。

　　全国救国联合会致函山西“牺盟会”，称:“山西现在已成为国防前线,而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山西之阴谋,也日进不已”。“抗日不是孤军的抗战,而是全国一致的奋斗”。“希望你们能和我们联合起来,在抗日救国的纲领之下，共同推进我们的工作”。

　　清华大学学生决议,停止煤火五日，集资1000元,支援绥东将士。

　　11月11日  日关东军幕僚会议确定对绥策略:一、中国冀察军与晋绥军同时之迎击场合，则华北驻屯军即为作战之主力，以伪军为辅,战时中心在冀察平津,成为决死场;二、若仅有绥晋军迎战之场合，则华北驻屯军坐镇冀察，取监视宋哲元之态度，以伪军、匪军攻绥北、绥东,取包围之游击式作战方略,使晋绥军疲于应付，兵力分散,再集中猛攻;三、目前作成，以不引起冀察战争为主,俟两月后形势顺利，再图发展。但今绥远之进击,仍为侦察性质,伪匪军作战以严冬为得占时利，以充厚之给养，伪匪军北方之耐寒性,取得军事供给上之优势。

　　上海日商轮水手高濑在公共租界被人枪杀。

　　许世英奉令访有田外相,说明国民政府关于“共同防共”、华北问题之立场，希日政府谅解。

　　商都、南壕堑李守信伪军向绥东、陶林一带进攻,并有日机助战。

　　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对记者谈,政府为便利军事，现特划定绥、宁、青及内蒙一带为剿匪区，深恐该区内外侨之安全受影响,顷由外交部照会各驻华使馆注意,并不得发给该区内旅行护照，无照前往者不负保护责任。

　　针对日军在平津的军事演习，宋哲元29军也开始进行秋季军事大演习，参加部队有冯治安37师和赵登高132师官兵3000人，宋哲元任总监，张维藩任参谋长，总监部设平南庞各庄。各校学生代表到29军驻地参观慰问,使该军和学生关系更融洽。

　　阎锡山遵父命将遗产87万元捐助绥远抗日将士。

　　中共中央电询陈昌浩:西路军单独西进,消灭二马,接通新疆,是否有把握？如果返回河东有何困难。陈昌浩误认马步芳、马步青“不堪一击”，回电称“我们有绝大把握消灭二马”。

　　宋庆龄在纪念孙中山诞辰70周年的文章中指出：一方面“我们要联合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参加反侵略的国际阵线,共同打倒日本法西斯军阀”;另一方面“我们要联合国内各党派及社会各阶层人物,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

　　11月12日  日本首脑部因川越、张群谈判无望，电驻华北陆海外机关征询意见。本日，田代与驻津日领事崛内、海军特务机关长久保田交换意见，结果均同意中止谈判,一切悬案保留:俟机交涉,并以此意电复东京。

　　日报《朝日新闻》发表《中日谈判之背景》一文，首先对中日南京谈判情况，讳莫如深表示不满,其次称中国政府对“共同防共”及华北问题,出人意外之强硬态度,使谈判陷入僵局，日有须反省者。从目前谈判中吾人已获得教训，即调整中日关系若仍勿视中国人民心理，则绝不可能进行。

　　王英伪军进犯绥东陶林，日机助战;李守信伪军向兴和、丰镇进攻,均被击退。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举行孙中山先生诞辰70周年纪念大会。

　　11月13日  东京《日日新闻》发表《吾人对于谈判之错误方针》,称调整关系即为极端的工作,则在激越情绪之下，威胁态度自难获得成功。日本目前唯一途径,厥为立刻停止谈判。盖排日运动苟能完全消除,则调整中日关系之途径自能发展。如排日运动消灭后，而两国关系仍未能调整，则日本当诉诸其他断然方法,以达其目的。

　　日陆海外三省开紧急会议,商对华谈判对策,议决对已同意诸点积极进行,尽早促其实现,对华北及防共问题,力获国民党政府最低限度接受。

　　日舰两艘先后由上海开青岛,各舰陆战队登岸示威。

　　日军部发小册子，说明充实军备是为了对付苏中两国。

　　田代在天津开重要会议,讨论华北问题。

　　日机3架飞平地泉侦察,投弹数枚后向商都飞去。夜，伪军1000余人猛扑绥东防地，与赵承绶骑兵师激战。

　　伪军王英部驻百灵庙骑兵第1旅第1团团长苏义和率部1000余反正。

　　董其武在平地泉就绥东保安司令职。

　　11月14日  日机8架低空侦察平地泉，1小时后飞走。

　　田中隆吉指挥王英部“大汉义军”副司令雷中田部200余人向陶林境红格尔图推进,夜12时，先头部队进至距红格尔图4里的阳坡村,与傅作义部侦骑接触。

　　全国各地掀起援绥运动。

　　中共中央军委于14日至16日接连下达指示，着重指出：“敌既继续向我进攻，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才有利于统一战线。否则敌以我为可欺，不但局面不能开展，与南京之统一战线也是不可能的”。

　　11月15日  伪军王英部在日机掩护、山炮配合下,向红格尔图猛攻6次,激战至夜,被傅作义部和地方部队击退。

　　针对日军演习，驻平汉线北段万福麟53军(东北军)本日起演习3天。

　　上海各界救国会向全国发出呼吁,要求支援上海日商纱厂罢工工人。

　　西安市各中小学校成立救国会,由中共西北特别支部领导。

　　11月16日  王英伪军3000余人再犯红格尔图，战况激烈。傅作义在平地泉命彭毓斌率骑兵4个团、董其武率步兵2个团星夜驰援。日机数架飞陶林一带轰炸,掩护伪军前进。

　　日机侦察大同、归绥。

　　蒋介石电阎锡山,提出应即令傅作义主席向百灵庙积极占领，对商都亦可相机进取。对外决无顾及，不必犹豫”。

　　红军各部开始向山城堡集中。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绥远问题宣言。

　　北平各校学生召开“北平市学生慰劳绥远守土将士募捐委员会”首次筹备会,以集中援绥力量,并通过7项决议，北大、清华等10余校30余名代表参加。

　　世界学生联合会致函全国学联，指出：“我们对于中国学生和中国人民为国家为独立而斗争， 仍然继续我们的援助工作”。

　　11月17日  据《申报》讯，日方乘陆运缉私停顿之际，将大量私货运往天津，每批约150余载重汽车。各界商因冬季河运结冰,来货不易,均大量购买。日本正金、朝鲜两银行特放款接济私 商,总额达5000余万元,冀东日纸币已直接行使市面。依伪冀东政府统计，自本年1月至10月底,经北宁路运津私货共漏税4400万元左右。

　　中日合办惠通航空公司在天津开业。

　　晨，伪军在山炮、重炮配合下，以密集队形向红格尔图东北及正北阵地进攻突击,连续多次均被击退。　 　

　　阎锡山在太原召集晋绥高级将领徐永昌等10余人共商绥晋军事,蒋介石亦自洛阳到太原,要阎转告傅作义，不许绥东战事扩大,由南京从外交方面缓和日伪进攻，以便争取绥东停战。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援绥抗战分电国民政府及傅作义、张学良、宋哲元、韩复榘等。

　　东北旅平3救国团体于毅夫等抵绥远慰劳前方将士。

　　上海各团体决定成立援绥剿匪慰劳救护委员会，募捐劳军。

　　11月18日  日外务省发言人天羽声称:绥东战事纯系中国内战,与日无关,纵有日人参加蒙军作战，也应认为是个人行动，与日政府日军人无涉。继而又承认日政府对伪蒙“因反共而引起之任何防御行动”表示同情。

　　高宗武访川越交涉绥远事情,川越否认有日方参加。

　　中日合办惠通航空公司天津至大连、天津至锦州两线通航。

　　绥边匪军王英、伪蒙军李守信、尹宝山部5000余人向共和、陶林进犯，均为晋绥军击退。晋绥军乘机反攻，打死敌人100余，缴获甚多，俘敌电台台长日人八牟和吉和松村利雄。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联合发出决战令,以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11月19日  日关东军参谋原田大佐、航空大队长饭岛由长春到天津,与田代、桥本交换绥东意见。

　　田代在津召开武官会议，交换绥东意见。

　　在日军支持下，伪军包悦卿骑兵为左翼、王英部为正面、李守信部为右翼，共3000余人向共和、陶林猛袭,为赵承缓部及援军击退。

　　德王、卓什海率部赴百灵庙。

　　本日至23日，青岛日商内棉大康、隆兴、同兴、丰田、宝来、上海、青山等纱厂及瑞丰染织厂工人共2.4万余人要求厂方延长休息时间,增加工资及改善待遇等，先后罢工。

　　南京妇女界李德全、何香凝等募捐慰劳绥东将士。

　　上海文化界成立绥远剿匪后援会,决议电慰傅作义及前方将士,并通过文化界募捐慰劳办法。

　　太原山西陆军监狱全体监犯绝食1日，节省囚粮献绥东抗敌将士。

　　11月20日  惠通航空公司专辟供日军使用的军用航线天津至青岛、天津至大原、天津至包头三线。

　　武川防线发现伪蒙骑兵,守军下城壕严阵以待。

　　昌黎伪冀东保安队第3总队4大队韩则信部400余人哗变，将日本宪兵队长櫻井、顾问平井囚于货仓后,逃往丰润县。

　　李守信、王英等匪首因犯绥未逞，与日军官8人在商都开紧急会议，决改变策略，转扰绥北，以百灵庙为中心，进窥归化、包头、河套。

　　国民政府声明:“因今日绥察之问题极简单明了,来犯者不论其为伪为匪或其他任何势力，同为国家民族不共戴天之仇敌。于此应付之惟有迎头痛击，惟有根本剿灭”。

　　傅作义由平地泉返归绥，下达以速捷手段占领百灵庙命令。

　　傅作义在新城召开军事会议,决收复百灵庙，以孙长胜为前敌总指挥,孙兰峰为副总指挥。兵力配备是:孙长胜骑2师3团骑兵、孙兰峰211旅2团步兵、王靖国部1团步兵、周玳部1营炮兵,装甲车1辆。

　　为了进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教育，刘少奇在中共河北省委内部刊物《火线》第67期发表《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原则》上、中、下三篇。上、中篇主要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策略转变和战略任务的关系，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下篇是论述“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

　　北大“绥远抗战后援会”开全校师生大会,决议明日放假一天，推行“一日运动”（即节食一日之所得,支援绥远抗日）。

　　11月21日  日人设满洲兴业银行,控制伪满金融。

　　侵绥伪军退集百灵庙,拟南犯武川。

　　唐山华新纱厂与日商大阪吴羽纺织会社签订合办契约,该厂拥有2.68万纱锭,500台织布机。

　　张学良和东北军官佐以一日所得1万元慰劳绥军。

　　红军主力为摆脱蒋军之围追堵截,决进行山城堡战役。此次胜利,对停止内战，促进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起了积极作用。

　　青岛各界成立慰问前方将士会,数十个团体参加,规定募捐办法。

　　上海各界推行“国民一日所得运动”,以一日所得慰问绥远抗战将士。

　　11月22日  日关东军首脑部在长春连日讨论绥东情势,本日决定策略:一、要求东京停止中日交涉,采取有效方法;二、增派日伪军3个正规师协助侵绥;三、华北驻屯军严密监视冀察华军行动,俟华军出动援绥,华北驻屯军立即攻击。

　　惠通公司四日设军用线，中日间发生矛盾，日方坚决不愿撤销。理事长张允荣拒赴公司办公,一切事务均由日方副理事长儿玉常雄处理。

　　日轮盛京丸由基隆到福州，海关一队登轮缉私，被日人打伤数人。

　　敌人把百灵庙作为侵略内蒙和西北的军事中心和战略阵地。在侵绥过程中又把百灵庙作为后方基地。两个月来，日军不断从平津购买大批煤炭、汽油、面粉和大批军械弹药，从归绥运至百灵庙。德王得知绥军集结后,主张放弃百灵庙,然后乘绥军不备，进行奇袭。而伪蒙军第2军日本顾问烟草谷根本不把德王放在眼里,下令死守百灵庙。

　　傅作义侦悉日伪军将于明日有汽车百余辆送运大批枪枝弹药及伪军5000人到百灵庙，企图在日军官指挥下，由百灵庙向绥远各地输送。傅作义一面在总部召开营级以上军事秘密会议,决定先发制人,在敌人未出动前，奇袭百灵庙，捣毁敌巢;一面将此情况电告蒋介石。蒋复电说:“即使伪匪增加,亦不足惧，吾兄智勇，必能如计完成也”。

　　李守信在南壕堑指挥伪军再犯兴和,并有飞机坦克助战，被绥军击退。

　　纽约华侨抗日救国会加入全救会,团结一致,抗日救亡。

　　上海日商喜和纱厂工人罢工。

　　11月23日  田代召集桥本、松室等讨论军事。

　　为死守百灵庙，日寇本日先以100辆汽车载送2000名伪军到达百灵庙，并拟24日再运5000名伪军增援。

　　百灵庙伪军第7师穆克登宝部分两路向武川、固阳出动。傅作义一面迎战,一面袭扰百灵庙。

　　阎锡山将日伪侵绥情况电告蒋介石，并说,如伪军企图不能得逞，日军将“以其正式军队加入作战，以必得绥远,雁北为旨”。劝蒋准备5万后备军驻扎相当地点，“以备应战”。蒋立即复电说：“尽量集结兵力准备一切”。

　　傅作义亲向参战官兵作战斗动员，提出誓保国土，以尽责任,决心牺牲，以雪耻辱的战斗口号。夜10时，各部进入攻击位置，12时打响战斗。

　　吴铁城市长会见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若杉,对日本领事馆和海军陆战队在日资纱厂罢工期间所表示的“隐忍自重态度”,表示感谢,并向日方表明逮捕救国会领袖，以平息罢工风潮的“苦心”,日方对此表示“满意”。

　　清晨,全国各界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7人被蒋介石下令逮捕,史称“七君子”事件。同时，国民党还查封了十几种抗日刊物。宋庆龄和全国各界对蒋介石镇压抗日救亡运动极大愤慨,纷起抗议，纷纷发表声明、通电，要求释放“七君子”。

　　宋庆龄写信给冯玉祥,希望冯急电洛阳蒋介石，营救“七君子”。

　　上海市商会、地方协会、红十字会组成的援绥剿匪慰劳救护会派出代表黄炎培、王晓籁等7人到绥远慰劳抗日将士。

　　11月24日  坂垣抵天津与华北驻屯军协商时局,华北驻屯军主张对绥事应取“适可而止”方针。

　　日机4架轰炸百灵庙,被绥军击落3架。日关东军驻绥特务机关长竟向傅作义提抗议。

　　伪满财政部决定火柴专卖制度。

　　中日实业借款整理案由孔祥熙(中方）、江藤（日方)签字成立。

　　凌晨2时,绥军也未突破敌人阵地,双方伤亡惨重。敌人兵力不足，强迫1000余喇嘛参战。3时许,孙长胜派骑兵团占领日寇飞机场,点燃汽油库，日伪军阵角大乱,无心战斗。烟草谷和伪蒙军第7师师长穆克登宝首先逃跑,余敌亦向百灵庙东北逃窜。经几小时激战，在快天亮时,我军终于冲进山口，攻占了百灵庙。是役敌弃尸600余具，被擒300余人，其中日军20人，缴获日军迫击炮3门,重机枪5挺，步枪400余支，这就是著名的百灵庙战役。

　　国民政府电责德王,不应启衅重苦蒙民。

　　上海绥远剿匪慰劳救护会以10万元汇寄前线。上海各界援绥捐款已达50万元,上海市民发起赶制战士御寒皮棉绒衣及购买药品运动。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沈钧儒等无辜被捕发表《紧急宣言》。

　　11月25日  冀东伪政权发表宣言,竟说:冀东22县完全独立是“为中国保留一部份领土

　　上海市政府发表沈钧儒等被捕经过,捏造他们的罪状是“非法组织上海救国会后,托名救国，肆意造谣勾结‘赤匪’，妄倡人民阵线,煽动阶级斗争密谋鼓动上海总罢工,扰乱治安,颠覆政府”。

　　北平各校学生以绥远抗战关系民族国家存亡,救国已至最后关头，应集中国力奋起杀敌,并决定停课，推出代表联络津、保、京、沪学生,组织请愿团到南京请愿。

　　南京各界召开慰劳守土将士及贡献一日所得运动大会,并以大会名义慰劳傅作义及前方将士，通电全国一致行动。

　　张群电询驻法大使顾维钧,在目前情况下应采取何种外交政策。

　　德日反共协定由日本驻德国大使武者小路与德国代表里宾特洛甫在柏林签字,内容有:一、订约国互相通知共产第三国际的活动及共商必要防御方法,并密切合作以实行此项方法;二、联合商请其内部和平已受第三国际威胁之国家,按照本协定之精神采取防御方法,或加入此协定；三、此协定自签字日起生效,以5年为期。

　　上海德国新闻社发表声明,称德日反共协定并未危害中国主权及其他权益，德国对华维持亲善,中国对此不必具任何疑问。

　　《读书生活》出至5卷2期,被上海国民党当局査禁。

　　11月26日  德王在西苏尼特旗病倒,有日寇3人往视，力劝德王征集蒙军反扑。

　　傅作义部在百灵庙缴获日方企图组织“大元帝国”文件。

　　李宗仁、白崇禧电冯玉祥、孙科、居正、程潜等营救“七君子”。

　　宋庆龄为“七君子”事，在上海发表声明,抗议国民政府，称“这种违法逮捕和捏造罪名，都是日本帝国主义指使的”。要求释放沈钧懦等。

　　冯玉祥收到宋庆龄营救七君子信后,立即和孙科商量,并致电蒋介石请电令释放，以示“宽大”。

　　针对德日反共协定,国民政府宣布：“今后防共工作,政府深信可恃自力应付裕如，且纯属内政问题,无待与任何第三者协商之必要”。

　　顾维钧复电张群称：“我国处境危急,地位孤立”。“前此我与德、意接近,凡军事上一切人才器械，大都取之于彼。……现德意与日联合,实际上同以侵略、主战、反对国联为政策。是不特与我国策国情相背，恐于我国前途有害。日本或将借口我国不肯与日订立防共专约，逼我加入柏林协定，以绝中苏合作之途径,而遂其侵略之计，是宜一并拒绝之”。顾主张“改弦易辙”,速谋与英、 法、苏、美4国接近。

　　11月27日  日陆军省军事参议官佐藤中将由长春飞天津，向田代等传达中央首脑部对绥东、华北意见。

　　伪满外交部与关东军司令部在长春发表公告，声称:“此次蒙古军奋起之目标，与日满两国国策相一致,因此,希望能获得成功。同时，由于此事结果将影响满洲之治安，如果中国有陷于赤化之危险时,当立即考虑采取适当措施”。

　　张学良向蒋介石递交请缨抗日书，为蒋拒绝。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为“七君子”被捕告当局及国人书,驳斥上海当局诬陷救国会的罪名,抗议逮捕救国会七领袖,吁请全国人民营救。

　　广西学生救国会联合会通电，称沈等七位先生“为救国被拘，凡我国人,亟应竭力营救”。

　　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访张群,说明德日反共协定性质。张提醒德国政府注意中国自力剿共之一贯政策。

　　11月28日  日关东军司令部举行绥事重要军事会议，日军第1、4、7师团长参加,听取了坂垣关于天津会议报告,并决定赤峰、承德日军作紧急出动准备。

　　日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石原由长春到天津，田代即召开会议听石原传达参谋本部对绥事命令及关东军军部议决。

　　伪军李守信驻嘉卜寺一部反正。

　　匪军王英部旅长苏雨田反正。

　　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称“此次蒙伪匪军大举犯绥,政府负有保卫疆土、戡乱安民之责，不问其背景与作用如何，自应予以痛剿”。“领土主权之完整，为国家生存必具之条件,不容任何第三者以任何口实,加以侵犯或干涉,万一不幸而发生此种非法之侵犯或干涉,必竭全力防卫,以尽国家之职责”。

　　绥境蒙政会通电称,蒙族为中华民族之一部,同舟同命,愿在中央领导与地方当局之协力下奋斗,从事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

　　蒋介石派陈诚到绥远安抚傅作义,并指示傅作义和汤恩伯、门炳岳准备“剿共”。

　　上海26家日商纱厂4万余工人在上海工人联合会领导下举行反日大罢工,得到社会各界支持。

　　纽约华侨抗日会和中华公所致电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称“养日全侨大会公决本会加入贵会一致抗日救国。倾闻七领袖被捕,甚愤,已电宁请释。盼奋斗到底,本会誓为后盾”。同时，致电国民政府,要求立即释放七领袖，并惩办陷害主犯。

　　意日协定正式成立，规定意大利承认“伪满洲国”，日本承认阿比西尼亚为意大利属地。

　　11月29日  据《申报》讯，日方统计,全华现有日纱厂共纱锭52.4600万余枚,布机8786台，占全国纺织业百分之80%强。工厂多设在天津、青岛、上海等地。

　　日关东军第二课长武藤、参谋小野及第7师团高参吉冈等在嘉卜寺召开伪匪首脑会议，企图再犯兴和、陶林及反攻百灵庙。　 　

　　驻津日军萱岛第2联队在津郊大华庄、宜兴埠演习夜战，攻守部队各800人，以天津为争夺目标。

　　蒋介石再飞洛阳部署“剿共”,并在洛阳军校纪念周上讲话,宣称“中国‘剿共’为中国内战，决不受国际任何影响或牵制”。

　　南京华侨组织绥远剿匪将士慰间团，通电海外华侨积极援助前线将士。

　　北平清华大学学生战地服务团一行18人赴绥。

　　新加坡各华侨学校,菲律宾各华文报馆分别发起捐款,援助绥远抗战。

　　11月30日  马相伯致函冯玉祥，要冯出面营救七君子。

　　延安《红色中华报》发表了七君子事件消息，并遣责国民政府镇压抗日救亡运动的反动政策。

　　吴玉章在巴黎主办的《救国时报》发表题为《争取救国自由》社论，号召海内外同胞及各救国团体万众一心，采取有效的方法，反对国民党当局镇压民众救亡运动的政策,开展援助七君子的运动。

　　本月 日岸信介来伪满任实业部部长,制定《满洲军需产品建设扩充计划》、《帝国军需生产扩充计划》,均为关东军采纳。

　　德日反共协定签订后,有田对许世英谈:欢迎中国参加该协定。许奉命拒绝。

　　宋哲元拟以武力收复通州，消灭冀东伪政权。冀东伪保安队总队长张庆余、张砚田、赵雷等人也曾秘密到北平见宋哲元,并接受宋的军费补助。

　　张学良派应德田到上海慰问“七君子”，转告张反对内战,联共抗日决心已定。

　　中共中央任命潘汉年为国共谈判代表,在上海同陈立夫、曾养甫进行国共合作谈判。

　　抗联第4军第2师在黑龙江省饶河县宝马顶子扩编为抗联第7军,陈荣久任军长,下辖3个师,共700余人。

　　抗联第10军成立，汪雅臣任军长，约1000余人。

　　南京各界救国会在王昆仑、冯玉祥等人支持下，推动国民政府中上层人士覃振、居正、孙科等发动援绥军民抗日运动,并成立南京各界援绥会，国民党左派柳亚子、经亨颐等参加成立大会。会后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募捐运动，一致深入到政府各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及医院病房。

　　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东北民众救亡会和西北学联发起西安各界援绥大会,发表宣言，提出国共两党应立即把打内战的军队开赴绥远前线,共御暴敌。会后游行示威。

　　旅居美国的柳无垢、陶行知、陈其瑗、冀朝鼎等300余人联名发表《旅美华侨告海外同胞书》,指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系全国各界爱国团体之联合组织,沈、章诸先生奔走呼号，目的纯在抗日救国”。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停止迫害爱国人士,切实保障人民抗日救亡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