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抗日编年(1936年12月)
来源：本站   2014-04-04 15:13:08

　　12月1日  日驻华北陆海军积极备战,第14驱逐舰队司令官久宗等抵天津,与海军武官久保商渤海湾警戒和“保侨”事宜。

　　热河伪军张海鹏部3000人,在日军官指挥下在滂江集中;于芷山伪军2000人携重武器由辽宁西移，绥东商都、绥北大庙子匪伪军8000余人,以大庙子为根据地,一部抵察绥边境大靖沟，定日内分两批扰绥,一路由滂江再犯百灵庙，一路由大靖沟进扰陶林、兴和。

　　冀东伪政权强行接收冀东各县司法机关,本日在通县、唐山、玉田设地方法院,通县设最高法院。

　　中共中央及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关于绥远抗战通电》,要求国民政府放弃对日妥协政策,停止中日谈判，调集大军增援晋绥前线,动员全中国陆海空军准备全国性的抗战;停止进攻红军，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现在向全国人民宣言,全中国主力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现已集中完毕,只要给我们抗日去路，我们准备立刻开赴晋绥前线，担任一定的抗日战线，并愿意受全体抗日军最髙统帅机关之指挥”。并号召全国人民更紧密地联合起来，督促国民党政府实现团结抗战。

　　毛泽东、朱德等人致书蒋介石:“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又指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

　　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军长李延禄受抗联委托,发表关于东北抗日联军义勇军最近活动状况的谈话,要求国民政府出兵东北,收复失地。

　　清华大学绥远前线服务团19人，带棉衣730件及药物用品到绥远前线慰问。

　　华盛顿华侨抗日救国会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七君子，并致电全救会,呼吁努力救国。

　　12月2日  日军约2000人、飞机30架驻商都。日机三、五架一组不时飞平地泉侦察。

　　深夜，日海军陆战队760人借口青岛纱厂工人罢工登陆。

　　绥东伪蒙军抵三道沟、黑山子一带，兴和、陶林边境不断有小接触。

　　张学良乘机飞洛阳，向蒋介石“哭谏”，要求联共抗日，又为蒋申斥；张又要求蒋释放“七君子”，蒋也不准。张气愤地说：“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 ”蒋蛮横地说：“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

　　广东省退伍军官一部到绥抗日。

　　朱德、张国焘在周恩来陪同下率红军总部达陕北保安,和中共中央会合。

　　上海日纱厂工人罢工,游行示威。

　　上海妇女界成立妇女界绥远剿匪慰劳会,决议募集手套10万双、丝棉背心5万件,以慰劳绥远抗日将士。北平各界援绥联合会成立，北大化学系主任曾昭伦、教授孙成锷和学生抵绥从事支前工作。

　　12月3日  青岛日海军陆战队借口保侨,镇压工人,并派队搜查国民党市党部,逮捕国术馆秘书向禹九等9人，并在9个纱厂各驻兵40余人。

　　日方提出苛刻复工办法,迫使青岛市政府接受后大量开除工人，计各厂开除工人是：丰田40人,内外棉100人，隆兴116人,同兴20人，大康220人，公大115人。共500余人。

　　田中隆吉命令商都王英部反扑,王英部副司令雷中田立功心切，自愿率部反扑。拂晓,伪军5000余人，由百灵庙特务机关长胜岛角芳指挥，自大庙、商都抵百灵庙东南、西南、正面三个方面。晨6时,雷中田率伪军1000人向百灵庙反攻，被绥军孙兰峰部击溃,打死雷中田，生俘伪军200余人,共消灭伪军500余人。晚,绥军发动总攻，余敌溃逃锡拉木伦庙。

　　外交部为青岛日海军陆战队非法行动向日使馆提出抗议。张群向日使川越提出3点要求：―、撤退海军陆战队;二、释放违法逮捕之中国人民;三、退还搜去之各种文件。川越允转达日本政府,还提出恢复中日会淡,并朗读所拟中日谈判备忘录，读后交张群。张以备忘录多与事实不符,拒不接受。川越放下就走。张群派人将备忘录送回日使馆。

　　陶德曼会见张群，奉政府训令,答复张群关于《德日协定》质询，称“《德日协定》绝不致妨碍中国利益，中德友好关系也绝不因此发生任何不良影响,德政府将继续设法增进中德间敦睦邦交”。

　　纽约中国学生抗日救国会要求国民政府立即释放七君子。

　　12月4日  日外陆海三省协商对华方针,决定:一、日本将要求中国政府切实答复川越3日致张群外长的照会;二、如中日谈判决裂，日本当取适当自卫法，无论中国何处,凡日侨生命财产有危险之虞时,立即派陆海军实行警戒。

　　日使馆又将“备忘录”送回外交部,并声明该件仅记川越所述之语，为记忆参考之用。外交部又立即以正式公函将原件送回,并发表声明,该件即非谈判之正确记录,不能作参证根据。

　　青岛市长沈鸿烈见日驻青岛总领事,要求撤走海军陆战队。

　　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重申各省对外交涉应由中央办理前令,凡各省市对外协商及与外人合资条款,非经中央核准者一律无效。宋哲元接电后中止或改变了与日方关于津石路、塘沽建港谈判;龙烟煤矿也以研究研究拖延下来。

　　武川境内红房子、北号村发现伪军1000余人，欲切断晋绥军与百灵庙之联系，同时1000余伪军包围关帝庙晋绥军。孙长胜师分路迎击,战况激烈。

　　蒋介石在张学良等人陪同下，自洛阳到西安，设行辕于临潼华清池。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军政要员也先后到西安。蒋介石密嘱邵力子叫《大公报》驻陕西记者发表“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共’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的消息。与此同时，蒋军纷纷开往潼头，最新式战斗机分批到西安。蒋拟坐阵西安,督剿红军。

　　上海市公安局将沈钧儒等六人移到苏州江苏高等法院检查处侦讯。当日即由该处开庭个别侦讯,送横街看守所监押。史良因病交保回常州修养,30日病愈投案。

　　12月5日  日机8架飞百灵庙轰炸,投弹100余枚。匪伪军3个师集中察北。

　　日舰“出云号”自上海开抵青岛,青岛日舰已达10艘,海军陆战队2000人登陆侵占东镇、四方、沧口等交通要道，任意检查行人。

　　和知到青岛与日舰长、武官、领事会商后,反向中方提出12项无理要求。

　　许世英见有田外相,抗议日军在青岛登陆，并要求:一、立即撤退登陆之军队;二、恢复纱厂原状;三、释放非法逮捕之中国人民；四、归还被抄之华人财产。并声明保留其他要求权利。有田称:此系偶然行动,俟局势和缓，自当撤退。有田还蛮横地提出解决工人罢工要求。

　　李思浩访华北驻屯军第三课长池田，商华北“经济提携”。日方仍主张抛开中日关系,视作局部问题,按彼此口头约定各项依次进行。

　　王英残匪围攻武川，为孙长胜部击退,孙部收回红房子、北号村，并占领大庙附近之五囫囤。

　　毛泽东致书冯玉祥，指出蒋介石“对日无抗战决心，对内则动员三百个团‘剿共’”。“目前急务似无急于停止内战。诚得先生登高一呼,众山齐应，今日停战，明日红军与西北‘剿共’各军立可进于绥远战场。否则长城淞沪诸役前车可鉴，日蹙国百里,虽噬脐而不及矣！……”

　　12月6日   外交部发表中日两国调整邦交交涉始末,指出“终以日方并未准备为彻底之调整而未见效果”;又称“吾人所切望者，现时仍障碍外交进行之状态早日消灭;深信一切问题，于中国不感威胁之空气中，可由正当途径进行合理之解决”。中日谈判停止。

　　国民党中央社发表电讯，否认“日前伺盟社发表之消息,略谓中日交涉中之各问题内，有五项已经双方在原则上予以同意,此五项问题与航空联络、改订人口关税、取缔朝鲜人之非法行动、聘用日本顾问、取缔排日”,中国对此并未同意。

　　沈鸿烈拒绝日驻青岛总领事西春的无理要求。

　　从本日起，蒋介石在华淸池排次召见张学良、杨虎城及东北军、西北军师长以上的军官训话，要求听从命令,继续“剿共”,并对张、杨提出：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17路军全部开往陕北前线，中央大军在后接应督战，如张、杨不愿在陕甘“剿共”,则将陕甘两省让出，东北军调福建，17 路军调安徽。

　　12月7日  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设立“排共特别委员会”。 　

　　中国驻青岛第3舰队司令谢冈哲访日“出云”舰舰长及川古志郎，沈鸿烈与日领西春继续谈判。

　　张学良到华清池“哭谏”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大发雷霆说：“要抗日，等我死了，你们再去抗吧! ”张学良反复说了3个小时，蒋介石大声说:“你现在就是拿手枪将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变”。并令张学良派兵镇压爱国青年格杀勿论！格杀勿论!”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转发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23人，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任副主席。

　　出席世界青年大会代表陆璀给国内来信，对七君子一事很关切,现和陶行知一起动员杜威、爱因斯坦致电蒋介石,声援七君子。

　　12月8日  日本五大电力公司在天津设立华北电力兴业会社,资本500万元,小林一三等为董事、河西丰太郎为监事。

　　本日至次日，伪军王英部旅长石玉山、金宪章先后率领10个团6000余人反正,先将驻大庙之穆克登宝师全部解决,并将该两部日本指挥官小浜大佐:等20余人处死。

　　杨虎城去华清池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蒋介石拒绝。

　　张杨密商,决定扣留蒋介石,强迫他抗日。

　　12月9日  日对绥事改变策略，力戒扩大,再图进攻。

　　日方提出青岛工潮复工7条件,沈鸿烈全部接受。

　　蒋介石宣布任蒋鼎文为西北“剿共”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浑，陈诚以军政部次长驻前方“督剿”,准备对红军发动全面进攻。并决定张、杨两部如不听命,就解除张、杨武装。

　　在中共西北特委谢华、徐彬如、李木庵等领导下,西安各界群众（以学生为主）1万余人举行“一二九”纪念大会。会后，结队前往西北“剿共”总司令部、省政府、绥靖公署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沿途高呼口号,群情激奋。但是,国民党特务、警察在东大街开枪打伤东北旅陕竞存小学12岁的小学生。这事更激怒了群众,遂向华清池找蒋介石请愿。蒋闻讯后,命令张学良派兵镇压,沿途所布军警准备对学生屠杀。张学良接电话后，亲自驱车赶到十里铺拦阻学生，并对学生说:在1周之内我准有满足你们心愿的事实答复你们，请你们今天回去。同学们见张学良态度真诚,始整队返回西安。

　　晚,张学良给蒋介石反映学生要求，并再次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蒋斥责张说：“你到底是代表学生还是代表我？你是站在学生立场还是站在国家大员的立场?”学生的爱国热情,蒋介石的顽固立场更坚定了张学良“兵谏”蒋介石的决心。

　　12月10日  日外务省发表中日交涉声明书,仍坚持中国政府已同意5项原则的意见,并称：“日政府仍希望与中国由外交途径解决各项问题”，日本将注意中国如何取缔“排日运动”。

　　日机轰炸反正的金宪章部,炸死50余人。

　　中日双方续商青岛问题解决办法。

　　王英部金宪章、石玉山、曹凯、张子敬、王奉钧、郭子厚、赵奎阁、王惠民等通电反正，王英失踪,傅作义下令围攻大庙,伪军败退草地。上午10时,傅作义部攻下大庙。

　　蒋介石在西安对东北军、西北军训话，称:“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日本离我们很远，如果远近不分，便是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

　　蒋介石召集参谋人员会议,决定12日颁布向红军发动总攻令。严令3个月内对红军进行“扫荡”。

　　张学良、杨虎城再次向蒋介石进谏,张向蒋指出,倘再一意孤行,蛮干到底，必将成为民族罪人，袁世凯第二。蒋介石拍桌大骂张学良“犯上作乱”。

　　中共中央提出，红军在抗日的前提下,可以改换部队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兵员不能减少一兵一卒,而且还应在抗日战争中扩充，国民党如有诚意,必须立即停战，以此作为继续谈判的基础。陈立夫也派张冲到上海见潘汉年,表示国共谈判不宜中止。

　　据《救国时报》讯:冯玉祥、于右任在南京发起征集10万人签名营救七君子运动，以示民意依归,促南京最高当局觉悟。

　　12月11日  日关东军派副参谋长今村和第二科科长武藤飞嘉卜寺,召集德王、李守信、王静修、卓什海等商大庙惨败后的军事行动。

　　外交部负责人对记者解答日外务省发表之中日交涉的声明，称日方声称“中国已答应日本根除一切排日运动并改订排日教科书”云云,我方曾一再说明,我政府已竭尽其力敦睦邦交,此为我一贯方针，惟人民情绪发于自然,恢复人民情感之道，首在铲除足以引起恶感之原因。我国本无所谓抗日教科书,但教科书中包含历史的记述，自极正当，不能加以干涉。川越大使留置之觉书，所载与过去交涉情形不符之处甚多,已向日方声明,难作参证之根据。任何外国以任何借口，在中国领土内采取任何非法行动,断不容许,而必设法排除之。

　　上午，张学良到绥靖公署与杨虎城商量,决定采用军事行动,以武力强迫蒋介石来西安，逼蒋抗日。

　　下午，张、杨商捉蒋军事部署，东北军负责到临潼捉蒋,17路军逮捕西安城内的“督剿”大员，接管城防，完成后对临潼山以南警戒。

　　傍晚,张学良再到临潼劝蒋，又遭训斥，并获悉蒋介石要解除张、杨部之武装和按名单捕捉共产党人。

　　晚,张、杨联名宴请城内随蒋来西安的军政要员。宴后，张对杨说我做总指挥,你做副总指挥，指挥部就设在你的公馆”。

　　晚,张、杨分别召集所部,布置捉蒋等任务。

　　12月12日  日关东军认为绥远战争已波及察哈尔，不能不行使武力，但为中央制止。

　　长城日军向赤峰、围场集中。

　　田中隆吉和德王“为使国民政府无后顾之忧,得以专心讨逆(指西安事变)”，决心停止侵绥。德王要求停战,傅作义同意。

　　日本东洋造纸会社决定在天津设造纸厂，资本1000万元，该办事处开始筹备。

　　西安事变。晨3时左右,东北军包围华清池,4时许，内线卫队1营1连解除了华清池外围宪兵武装后,即和白凤翔、刘桂武及卫队2营孙铭九先头部队冲入二道门，和蒋介石卫队激战，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受伤，侍从副官长蒋孝先、宪兵团长杨国珍被打死。蒋介石从五间厅跳窗躲入骊山半山腰虎畔石后被搜出,送往西安新城大楼。17路军解决了宪兵2团、省公安纵队、警备大队以及零星武装,接管了飞机场,逮捕了邵力子(省主席）、“剿共”参谋长晏道刚及随蒋来陕的军政大员,邵元冲逃跑被打死。7时左右,结束战斗。

　　当蒋介石被送往西安时,张学良对杨虎城说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便送他回南京”。

　　张、杨通电全国，称：“蒋委员会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提出八项抗日救国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进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张、杨还派人到新疆、山西、山东、广西、四川等省联络,说明“兵谏”原因,争取支援。

　　西安事变后,亲日派分子拟炸死蒋介石取而代之,何应钦在自己寓所请党政首脑交换意见，戴季陶、何应钦等主张讨伐张、杨，派机炸平西安;李烈钧、冯玉祥等主张和平解决。

　　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决定:一、行政院由孔祥熙代院长负责;二、军委常委改至5人至7人，并加推何应钦等为常委;三、军委会会议由冯玉祥及常委负责；四、关于指挥调动军队由何应钦负责。并决议先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委会严办。

　　国民党政府下令拿办张学良。何应钦下令陕甘宁绥豫之中央军作战略移动，对西安取包围态势。

　　国民党中央电促汪精卫回国。

　　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等在上海孔宅开会，研究张、杨8项主张,并认为西安事变是政治问题,主张用政治方法解决，先救蒋介石。

　　张学良将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令他不抵抗的电报公布，电文大意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蒋中正。

　　张学良凌晨5时致电毛泽东，电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政府,兄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速集中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防胡宗南敌北进”。

　　张、杨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团来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凌晨2时许，刘鼎根据张学良意见,将西安事变消息电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致电北方局书记刘少奇，要其发动人民“要求南京明令罢免蒋,交人民审判”。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团、西安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等18个救亡团体通电全国，拥护张、杨抗日救国主张。

　　12月13日  晚，日外务省召集有关要员讨论西安事变,决定“关于张学良之叛变，日政府不仅须等待正确之消息，且亦不应采取中国之乱事为日本图谋或易滋误解任何行动,故日本目前应止于静观事态演变,而避免积极行动”。

　　宋美龄、孔祥熙和蒋介石顾问端纳由上海抵南京。他们反对“讨伐”张、杨炸平西安的主张。宋美龄亲自召集黄埔军官和空军人员会议,嘱其勿听何应钦命令,宋美龄请端纳赴西安探明情况居间调停。端纳等人立飞洛阳转陕。

　　中央军入陕，占华县。

　　孔祥熙电张学良,称“对于国事，尚有种种意见亟侍奉商，尚希指定电台一处,以便随时通讯，而免延迟”。

　　冯玉样致电张学良“请先释放介公回京”。

　　17路军成立抗日同志会，杨虎城为会长,南汉宸、孙蔚如、赵寿山、王炳南等参加领导。

　　中共保安《红色中华》报，提出把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在保安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也提出“必须把蒋带到保安受全国人民公审”。

　　红军驻西安联络处成立。

　　西北各救亡团体联席会议发表《对于救亡的共同主张》，支持张、杨。

　　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在制定和平解决事变问题上，经历了一个短时期的曲折变化过程,前后变化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对蒋介石如何处置,特别是如何对待南京政府的方针问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多数人主张“除蒋”“审蒋”，张闻天发表了“尽量争取妥协派,争取南京政府正统的前提下进行”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采取防御，同时指出了“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这一根本方针。会议作了结论,结论虽然没有完全采纳张闻天的意见,但是接受了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不与南京政府对立的意见，确定了“除蒋”条件下争取南京政府的初步方针，这个方针虽然是不成熟的，但却为不久形成的最终决策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基础。

　　中共将西安学生组成30多个宣传队自本日起上街演讲有关西安事变问题,对群众进行抗日救国教育。

　　孔祥熙在南京寓所召见苏联驻南京代办司皮礼瓦尼克,告以如蒋安全发生危险，势必迫使中国与日本共同抗苏，望速告苏联政府并转告第三国际注意。驻苏大使蒋廷黻访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要求苏出面协助释放蒋。

　　共产国际和苏联不回电，相反苏联《真理报》、《消息报》造谣诬蔑“张学良是和汪精卫合作的”。晚，中共中央在保安收到苏联塔斯社英文电讯稿，由廖承志译送毛泽东。

　　12月14日  日本陆军省在《西安事变对策纲要》和一些电文中明确提出“帝国依然坚持既 定的对华政策，并决心实现之”,但要“适当地利用该兵变，以谋求对华政策之推进”。

　　须磨会见高宗武，要求中国政府“不得对西安事变作任何损害日本利益的解决”。

　　日本军部驻上海代表向国民政府表示:对张学良“非力加讨伐不可,倘南京政府趋向妥协，日本断难漠视”。

　　田代在津召开会议，商时局对策，决对西安事变取静观态度,派员协助日驻太原特务机关长河野收集情况与东京首脑部联系，俟事态推移到相当时际，再表示态度。

　　端纳到西安，先后会见张、杨,了解情况后，由张学良陪同见蒋介石,将宋美龄的信交蒋。致蒋信中有“南京戏中有戏”一句。为保证蒋安全，卒端纳劝说下，蒋介石住高桂滋公馆。晚,端纳 电宋美龄报告蒋很平安，并转达张学良邀请她和孔祥熙来陕协商解决办法。

　　张、杨调动军队准备抗日援绥和迎击中央军。同时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正副主任;改组陕西省政府,解散陕西省党部,成立西北 民众指导委员会,王炳南任主任委员。

　　孔祥熙应宋美龄要求，召开五院院长和中央党部、外交部有关人员开会。孔祥熙提出讨伐前如何和平营救蒋介石的问题。何应钦等讨伐派无由拒绝，乃决定派黄绍竑等人去太原请阎锡山 出面调停。

　　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罗瑞卿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由保安启程。

　　苏联《塔斯社》、《真理报》、《消息报》等发表文章、消息、社论，除声明西安事变与己无关外，就是攻击张学良是“叛变”,是中国“亲日分子的阴谋”，是为“日本帝国主义软化中国效劳”，“西安事 变可能引起内战，如果内战爆发，无异为侵略者开路，希望中国用和平方法解决”。

　　英、美舆论主张中国局面和平，强硬对日。希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2月15日  日关东军归绥特务机关长羽山喜郎向傅作义递交最后通牒，要傅作义部撤出绥远，开往山西，限24小时答复，傅作义义正词严说:“现在就可答复，我是绥远主席、边防将领， 守土有责,不放弃国家一寸土地，兵戎相见也再所不惜”。

　　青岛日军海军陆战队陆续撤回舰上，以示支持南京政府共同“反共”、“讨伐”张杨。

　　须磨访张群,代表川越问西安情况，声称:如南京政府执行所谓8项主张,则日本将“不惜采 取断然手段”。

　　上午，张学良、端纳见蒋介石，张向蒋宣读了 8顶主张。蒋、张讨论了抗日，有争论。

　　下午，端纳在洛阳与宋美龄通话,表示有和平解决可能,并要她和孔祥熙来西安。宋向端纳说何应钦要立即发兵进攻西安，要端纳立返西安索取蒋介石制止何应钦发兵手令。晚，宋又电端纳，称孔祥熙代行政院长难于脱手，由宋子文代，请征求张、杨意见。

　　中央军由洛阳陆续开人潼关。空军在华县、渭南轰炸。

　　中共中央以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15人名义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中央及国民政府发表《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文呼吁南京当局“欲自别于蒋氏,复欲自别于亲日派”，……“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

　　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通令释放政治犯，规定办法7项，除汉奸卖国贼外，其余政治犯一律释放，限10日内处理完毕，以便集中一切人才，群策群力，共赴国难。军法处释放106人,陕西省第一监狱放了 43人。

　　12月16日  日机4架飞绥东侦察。

　　曰本政府极力支持何应钦“讨伐”张、杨，企图挑起中国大规模内战。

　　端纳到西安转达宋美龄要蒋制止何应钦出兵之手令。张、杨同意宋子文代孔到西安。蒋介石以军事进攻要挟张、杨，同意停战3天，并决定派蒋鼎文送手令到南京。

　　国民党中政会决议:—、推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二、由国防部下令讨伐张学良;三、推于右任宣抚西北军。会后，国民政府明令“讨伐”张学良，何应钦积极调兵遣将。

　　端纳将蒋鼎文送手令事告知宋美龄。何应钦等宣称:政府拒绝在现状下进行任何谈判,在蒋回京前,蒋的任何命令与信件都不能接受。因为不能断定是否出于蒋的本意。

　　红军进驻延安城。

　　全国各届救国联合会马相伯、何香凝、宋庆龄等发表《为七领袖被捕事件宣言》。

　　苏联外长李维诺夫会见蒋廷黻大使说：“余前已告君，自张学良让出山东,苏联与彼即无联系，在莫斯科虽有共产党王明等，然苏联政府与彼等又不发生关系”。表明不支持西安事变。

　　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来关于西安事变的电报。但由于译码错误，无法译出。直到19日也不曾接到共产国际的电报。

　　12月17日  日首相、外相、海相三相会议，认为对西安事变有必要采取“注视等待的态度”，为支持何应钦“讨逆”，通电关东军停止对绥军事。

　　日关东军发表声明,要求国民政府实行“反共”、“防共”,日本将不惜给予援助。

　　有田召见许世英表示,南京如果与张、杨妥协，日本政府不能坐视。

　　孔祥熙在主战派压力下，在南京发表广播演说,斥责张、杨，下令“讨伐”。

　　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中央军第28、36、57师及教导总队进入潼关，并派飞机轰炸三原、富平。

　　蒋鼎文送信给何应钦,原文是:“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顺致戎祉。中正手启12月17日”。

　　下午，刘鼎用飞机将中共中央代表团由肤施接到西安。这个团对外称红军代表团,周恩来总负责，代表团驻金家巷张公馆东楼。

　　张学良和周恩来会商，为防止南京方面的进攻，双方商量了军事部署,为了和南京方面谈判，双方定下了如下谈判条件:一、立停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敌;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民众;六、召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同时,声明保证蒋的安全。

　　周恩来致中共中央电，为缓和蒋退兵，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扩大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证蒋介石的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正式声明，西安事变与苏联无关。

　　12月18日  傅作义令绥军挥戈东指，挺进绥东南壕堑一带，威胁王英伪军。安华亭、王子修所率3个团2000余伪军反正。

　　何应钦见了蒋介石亲笔信和听了蒋鼎文面述后，被迫下令停止军事行动3天,到19日下午6时止。

　　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称本党以为，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贵党必须毅然决然立刻实行下列处置：一、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作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二、将讨伐张扬和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东北军、红军和17路军的抗日要求;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五、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如果贵党能实现以上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以此得救,而蒋氏的安全自由亦不成问题。

　　周恩来在张文彬陪同下见杨虎城,周、杨对西安事变的看法、处理意见完全一致，惟独杨对蒋介石的疑虑未消。历史证明杨知蒋甚深。

　　贵州全省各界致电张、杨,响应8项主张。

　　12月19日   须磨向高宗武送交反对南京与张、杨妥协的声明。

　　日本驻华大使馆发表声明，称:“假如中国对日态度强化而使蒋委员会长释放，则形势必将趋于十分严……我们不能把国民政府与张学良之间的任何妥协置之不理”。

　　有田外相约许世英询问蒋鼎文携带张学良所提条件到京,中央政府是否与张妥协？并表示“中央政府如在抗日容共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

　　田代在津召开华北外交及陆海军会议，决令德王发停战通电，表示不妨碍南京政府“讨逆”。

　　长春召开大规模的“排共”“国民大会”。

　　孔祥熙、何应钦等国民党军政首脑在孔祥熙寓所会商,决定:一、宋子文以私人资格去西安救蒋介石;二、将对西安轰炸期延期至22日内不轰炸。下午2时，宋子文飞洛阳。

　　南京“讨逆军”总司令部急电前方,20日仍照常进攻,飞机继续轰炸。

　　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继13日会议讨论西安事变的一次会议。会上张闻天围绕“不再恢复反蒋”这一关键作了发言，批评了“审蒋”这一类的错误口号，他说:我们应把抗日作为中心,对于要求把蒋介石交付人民是不妥的。张闻天对决策及其策略思想作了鲜明、系统的阐述;并为中央起草了《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毛泽东在会上根据对内战与对抗日两种前途的分析和会议的讨论,作了修改原来方针的决定。周恩来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在会议之前，他在西安为争取和平所作的努力以及向中央陈述的意见也对会议的决策起了重大作用。会议通过了两个重要文件,即《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和《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为西安事变通电,提议召集和平会议，讨论国策，电称：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并向南京及西安提出建议：一、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也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提出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四、会议地址暂定在南京。

　　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指出西安事变“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也是国民党中的势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的结果”。为了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严重的打击，促其反省”。

　　12月20日  川越由上海到南京。

　　中央军占领华县城,进抵赤水;冯钦哉部42师沿渭河北岸西进;飞机在西安城郊撤下大批传单及各省电报、报纸,企图分化西安军民。

　　上午,宋子文在端纳陪同下到西安。张向宋谈了西安方面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并要宋劝蒋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只要蒋同意8项主张，就可放蒋。

　　宋子文、蒋介石密谈,蒋授意宋:一面谈判,一面不放弃武力和威胁,以达到早日离开西安。

　　周恩来在长安县政府邀请各界知名人士杨明轩等20余人谈话，称西安事变的发动虽然主要是张、杨的爱国决心，同时也是在不断高涨的抗日爱国群众运动有力推动下发生的，必然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支持事变朝有利于举国团结抗日的方向发展。

　　长安县大批经过训练的人员，分赴各乡发动农民,组织乡农抗日救国会。

　　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电何应钦，指出如若“一意孤行,必致身败名裂而后已”。

　　12月21日  川越会见张群,声称张、杨所提条件,与日本根本方针不合。

　　日方唆使察北伪军发停战通令,愿与南京合作反共。

　　宋子文回南京说:蒋介石在西安很安全。赞扬周恩来说：“南京有谁能承担这样的风险营救蒋介石？相反还有人要轰炸”。

　　孔祥熙同意宋子文、宋美龄去西安谈判。

　　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决定:集中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主力，采取诱敌深入方针,在西安以东地区同刘峙部决战;以一部牵制和抗击顾祝同部。

　　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周恩来,指出目前局势是“日本与南京右派联盟,企图夺取蒋系中央政权，造成大混乱;另方面是南京与各地右派企图调和而中派在动摇中”,西安方面的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并向张、杨提出6条件与蒋谈判。青岛各纱厂工人联合派代表,绕道到西安,在致张、杨函中表示“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口号,真是我们每个人内心的要求”。

　　12月22日  须磨访高宗武商成都事件。

　　星野植树和伪满产业部次长岸信介将11月1日确定的《现地案》(现地案对军需品和20种产品的五年生产能力作了预定)带回东京,本日和次日与陆军省策划后,交付满事务局审议,因投资需25亿，超过日本的财政规模,内阁会议未作出相应决定,只是达成谅解，即在执行计划过程中，按事项分别办理必要手续。

　　汪精卫自意大利启程回国，行前发表谈话称:“中央有电催促，故即首途,西安事变而言御侮,直所谓南辕而北辙”。

　　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戴笠和端纳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到西安。经洛阳时,宋美龄告诫各将领:勿进攻西安，飞机也不得飞近西安。宋一行在张公馆稍事休息后即去见蒋介石。蒋授意二宋负责谈判改组政府,3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改组国民政府,同意联俄联共等。

　　张、杨和周恩来提出以8项主张为谈判的基础。蒋提出两个条件:一、他本人不出头，由宋氏兄妹代表他谈判;二、商定的条件他以“领袖的人格”作保证,不作任何书面签字。为尽快达成协定,张、杨、周答应了蒋的要求。

　　12月23日   广田首相在枢密院报告,称对西安事变采不干涉方针，但又称:“倘若政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断然抨击”。

　　宋子文、宋美龄与张、杨开始谈判,周恩来以中共代表资格参加。首由周恩来提出解决:西安事变的6项主张: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除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以抗日或救国）；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宋哲元、韩复榘通电,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胡宗南、关麟征、黄杰电张、杨,表示同情抗日。

　　周恩来将会谈情况电告中共中央，并说:“如果你们同意这些原则，即以全权与蒋谈判，但要告我,你们决心在何种条件实现下,许蒋回京”。“请即复”。

　　晚,应德田诚恳地劝张学良不要送蒋回京。

　　天津《大公报》载:“一些知名的爱国人士如宋庆龄、李济深、马相伯等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回京，避免发生内战,一致抗日”。

　　孔祥熙在南京接见英、意、日各驻华大使，说明西安事变情况。

　　12月24日   川越访何应钦,对蒋在西安安全近况表示关切，并探询讨张军事。何应钦告知:“本人惟知遵循中央既定方针办理”。

　　伪满公布《盐业专卖法》。

　　西安事变继续谈判,达成6项协议: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肃清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各项办法,如中央军入陕部队调出潼关，西北各省军政由张、杨负责等。

　　晚,宋氏兄妹应周恩来要求一同去见蒋介石。周向蒋说明中共抗日救国的政策以及西安方 面的意图,并指出目前形势是民族危机极端严重,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只有加速灭亡,要蒋改变“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表示: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我指挥;二、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我与周解决一切;三、我回到南京后，周可以直接去谈判。

　　下午,张学良在张公馆办公室召开部分高级将领会议，说明放蒋原因。

　　晚,高崇民给张学良写了一封长信,反复说明无保证放蒋的危险性。

　　半夜,周恩来接到中共中央关于放蒋的复电，内容是:一、国民党政府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蒋介石也发表同样内容的宣言;二、全部中央军向豫、绥两省撤退；三、部分的释放爱国人士与共产党员。周接到电报还未来得及和张、杨商量，张已送蒋走了。

　　12月25日  早上,宋子文收到东北军和17路军高级将领及幕僚来信,提出放蒋的条件是商定的问题必须签字和中央军立刻退出潼关否则，虽然张、杨两将军答应了，我们也誓死反对”。蒋介石和宋氏兄妹惊谎不已,要张学良立即想办法。张学良也感问题严重，决定秘密送蒋走。

　　下午，张学良打电话叫杨虎城到张公馆，张对杨说:“现在不走不行啦,夜长梦多，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大乱子,我今天决心亲自送蒋走。我想在几天内就可以回来的,请你多偏劳几天。假如万—我不回来,东北军今后全归你指挥”。杨本不同意放蒋,更不同意张亲自送蒋，但他一贯尊重张学良,又不知道周恩来是否知道,当着蒋的面也不好争执，只得和张一起去飞机场送蒋。

　　4时,蒋介石、宋美龄、张学良登机飞洛阳。

　　5时半，蒋、宋、张到洛阳，蒋命张电杨虎城,立即释放卫立煌等被扣军政人员。

　　杨虎城、马占山、何柱国、王以哲等通电,声明蒋介石已“由副座恭谨陪送洛阳”，“蒋对于副司令及虎城等救国主张已表示完全容纳”。

　　孙铭九得知张学良送蒋回南京，急见周恩来，周立即赶至机场,飞机已起飞。

　　周恩来、秦邦宪电中共中央报告与宋子文等谈判情况和结果及蒋情况,称宋表示要我们为他们的抗日反亲日派作后盾,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蒋在此表示确有转机,委托子文确具诚意,子文确有抗日决心与改院布置。故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好的”，“蒋临行时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后我决不剿共”。

　　12月26日  日、伪满签订《邮政协定》。

　　田代在津召集驻屯军高级官员研究蒋介石回南京后对华外交措施。

　　中午，蒋介石等庭到南京。晚,蒋发表书面谈话,声称:“余对西安事变之见解已见于今日发表之在西安对张杨二人之训话中，现在一切均应听中央之决定。余身为统帅，率导无方，至生此事变,深觉负疚”。

　　蒋介石在洛阳发表伪造的离陕前《对张扬的训词》,称:“此次事变,得此结果，由于尔等勇于改过,……以尔等之人格与精神,能受余此次精神之感召，尚不愧为我之部下”。

　　下午2时10分,宋子文与张学良抵南京,张即被送至宋子文私宅软禁。

　　“西救会”为具体组织领导各县抗日救亡运动,成立了陕西民运武装部，并组织训练工人学生到各县工作。

　　12月27日  日关东军在长春召开高级幕僚会议,讨论蒋介石回南京后恢复扰绥政策。

　　日关东军和伪满外交部发表声明：“对内蒙军的行动，为极大之关心，而愿其成功。万一满洲国的接壤地区受此战乱的影响，治安为之混乱危及满洲国或发生中国全土濒于赤化危险时,关东军将不能不讲求适当的处置”。

　　日本对满事务局审议伪满第一个产业五年计划。

　　蒋介石授意宋子文要张学良有来京待罪的表示,张写了一封向蒋请罪的信,表示“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蒋将张的请罪书转交国民党中政会和国民政府,并称:张学良“已亲来都门，束身请罪,……有尊重国法，悔悟自投之表示，……应如何斟酌情事,依法办理，并特予宽大,以励自新之处,伏候钧裁”。

　　杨虎城接张学良电后,将卫立煌等人释放。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指出：“蒋介石的接受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之新阶段的开始,但要彻底地实现抗日任务，还须要一个克服许多困难的斗争过程”。“这个过程的快慢首先决定于抗日派力量的壮大。为此，必须努力扩大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巩固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的团结,继续推动各地各实力派参加抗日，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所允诺的停止内战,团结对日等条件”。

　　12月28日  阎锡山电南京称:匪伪军密集商都,将继续大举犯绥。

　　蒋介石为西安事变具呈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引咎自请处分,并请免去本兼各职。

　　何应钦根据蒋介石要求，呈请国民政府取消讨逆军司令部。

　　中央军陆续调出潼关。

　　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要求蒋介石实现诺言。

　　全欧华侨抗日救国会、侨商协会、巴黎中国学生会及陈铭枢、方振武等致电南京政府,望速释放沈钧儒等，以示政府救国之诚意。

　　12月29日  汉奸程国瑞、王虎臣受日关东军指使潜返天津日租界主持在河北各县召募伪军3个师,秘送察北,由日军编入伪蒙军。程谋独成一军，称“防共救国军”,其参谋长王虎臣由通州返天津,领军费1.5万元。本日，程到张北与日特务机关长见面,所部集结商都。

　　国民党中政会决议:一、张学良亲来都门，束身谢罪,交军委会依法办理;二、讨逆军事立即停止,撤销其司令部。

　　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训令甘、陕两省政府,指示救亡工作4点:一、认真组织民众; 二、军民切实合作;三、严肃整饬吏治;四、加紧训练团队。

　　英《字林西报》说:“只要南京充分保持他的最高权力,便不妨在政策上面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联合”。英美使馆人员在西安和南京间调解。

　　12月30日  日方借口护侨和监视韩人轨外行动,在丰台擅设警署,西田任分署长,并设巡查部长、巡查员等10余名。

　　成都事件、北海事件均以国民政府向日方道歉、赔款、惩凶结束。

　　李烈钧见蒋介石谈审张学良事，临走时蒋对李说:“君慎重审理之”。

　　东北抗联第3、6军联合收复佛山县城。

　　12月31日 国民党军委会派李烈钧为审判长,朱培德、鹿钟麟为审判官，组成高等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10时开庭审讯，以“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的罪名，判张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权5年。

　　下午,蒋介石具呈国民政府请于特赦，并请责令张“戴罪图功,努力自赎”。

　　杨虎城释放蒋机50架、飞行人员数百人。

　　本月 日伪军警制造汤原县四合村惨案，火烧全村,烧死63人,屠杀40余人。

　　伪满协和会中央部设立“排共特别委员会”,把排共运动当作“国民运动”来进行。

　　国民政府以“拥护张、杨主张罪”,查禁各地进步刊物二十七八种。

　　驻河北53军军长万福麟软禁主张联共抗日的副军长黄显声将军。

　　毛泽东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发表,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制定出研究和指导革命战争的理论和政策。

　　本年 1936年日本在东北投资达36亿日元,比1930年增加一倍多。

　　日本陆军省确定1937年度对华作战计划,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用兵纲领”。规定在对华作战时,要出动8个师团,必要时还可能在华北5省同时作战;对华中方面投人5个师团，占领和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对华南仍按1936年计划,大致动用1个师团。”

　　日关东军撤销特务部，满铁经调会也并入满铁产业部。

　　日本向东北输出书籍58.7万余册。

　　日本帝国主义为殖民地化东北，宣传反动的种族优劣论(大和民族是“天孙人种”,满洲国是大陆的“日本国日本国”，“国土的延长”，中国人是“不法、无知、愚昧，是满洲苦力的代名词”），大搞愚民政策，在精神上摧残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鼓吹“八纮一宇”的侵略扩张意识。为使日语成为东北人民的“国语”,本年又开始日语的“检查制度”，通过考试，取得“特等、一等、二等、三等”资格。升学、就业均要看日语资格。

　　本年底 日本在京都、名古屋进行了以中国和苏联为假想敌的“将官演习”，通过演习以完备其侵略作战计划，进一步向将官们交底，同时根据已制定的1937年度对华作战计划，准备在华北、华中和华南作战,在华北以主力沿平汉铁路进行山东方面作战，另一部进行山西及绥东方面作战的要旨,积极调整部署，派重兵控制丰台、通县、塘沽、唐山、冷口、喜峰口和古北口等地，逐渐包围平津。同时,在平津地区和北宁路沿线不断增加军事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