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抗日编年(1937年2月)
来源：本站   2014-04-04 15:48:35

　　2月1日  日本政府在“佐藤外交”的掩饰下，加快了对华战争的准备。本日，海军军令部在《综合情报》中要求对既定的对华政策再作研究,准备战、和两手，使之万无一失。

　　日林铣十郎组成内阁(广田总辞职后,宇垣一成受命组阁,但遭到陆军中坚阶层的强烈反对,宇垣因无人担任陆相,放弃了组阁）。林内阁以“自由而开明”的佐藤尚武为外相，标榜“不尚武”的“佐藤外交”，以新的姿态开始了对中国国民政府、华北当局和英美等国的外交活动。经过多变后的“新政策”就是以“佐藤外交”的目的出现的。

　　傅作义勉励部属,勿给敌人以侵略的机会。

　　应德田、孙铭九等反对和谈，认为王以哲、何柱国主张继续和谈是“叛变”、投靠南京政府，应该除掉他们。晚,西安街上出现了应、孙布置张贴的“除奸”标语。深夜应、孙等拟定了捕杀王以哲、何柱国的计划。

　　2月2日  早晨八九点钟,应德田、孙铭九邀集了20个主战派军官在孙家(西安启新巷一号）开会。会上决定派卫队团连长于文俊、王协一各带一排人分别刺杀王以哲、何柱国，得手后举行武装游行，对中央军作战。时王以哲卧病在家,为于文俊率队杀于卧室。何柱国、于学忠、董英斌，先避于新城杨虎城公馆,经杨保护,得免于难,,史称“二·二”事件。晚上，东北军代参谋处长邓玉琢起草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全线即日出击的合同作战令稿送请杨虎城、于学忠签发,一面用电话联系前方将领作准备,但前方的将领均不接电话。

　　渭北张、杨部队撤出渭南前线，南进部队趁机向前推进。

　　2月3日  东北军前线部队自动撤出渭南前线,渡过渭河开到高陵,刘多荃师一部掉转枪口，开回潼关，向西安方面警戒，声言要为王以哲报仇。应德田、孙铭九等人惊恐万状,为避免事态扩大，以利于团结抗日，周恩来除对应、孙进行严厉批评外，并征得杨虎城、于学忠同意，派刘鼎把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3人送三原红军驻地。杨虎城在周恩来支持下迫东北军卫队团撤离西安。这才避免了东北军内部互相残杀的悲剧。

　　由于扼守东线的东北军刘多筌师自动撤退,敝开了西安的大门，中央军得以顺利进驻渭南。

　　刘多荃和缪澄流在髙陵召开东北军军事会议，宣布决定接受乙案,全军东开。红军代表团曾努力说服东北军接受甲案,东北军高级将领都不同意。

　　王以哲被杀后,红军代表团当即派中共东北军工委书记刘澜波去渭南,向前方将领说明中共对事件的态度,并表示反对杀害王以哲这种错误行为。

　　周恩来在王以哲灵堂尚未设好时,就亲率代表团成员前往吊唁，使王以哲家属及东北军老一辈将领深受感动。

　　江苏高等法院根据检察官“申请”裁定自1937年2月4日起对“七君子"事,延长侦察两个月。

　　2月4日  潼关谈判恢复，不久双方即按乙案达成协议。

　　毛泽东、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电唁王以哲家属,对王以哲在西安事变中“主持和平,力求统一团结,乃见恶于少数不顾大局之分子,遽以身殉”,表示悼惜。红军代表团和中共中央的态度对于稳定人心,扭转危局起了很大作用。

　　自本日起至9日止,民先队在北平召开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

　　英国《字林西报》对西安事变发表社论说：“中国的人力绝不能消耗于打中国人自己。如果能从有信用的共产党领袖那边得到他们关于合作的明白表示……那么就可以完成全国人民最后的统一了。”

　　2月5日  日天津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于津召开济南、太原、张家口三地日本武官会议。

　　日舰七艘抵达上海。

　　唐山中国银行行长被日宪兵掳去，挞掠甚惨。

　　蒋介石虽对张学良进行了报复,分化瓦解了西安方面“三位一体”的局面，但也迫于形势,不敢背弃“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诺言。本日，蒋确定了关于时局的五项方针：1、对内避免内战,然一遇内乱,则不放弃戡乱安内之责任;2、政治、军事应渐进，由近及远,预定三年至五年内为统一时间;3、不说排日，而说抗战;4、加强军队之训练;5、各省物色品行方正之人才。

　　杨虎城、于学忠和两军将领发表和平宣言,说明西安事变经过，事变的目的在于“内求和平，外求抗日”,表示“但求抗战救国之策得以早日实现,对内固不惜最大之隐忍,对外更不计一切之牺牲”,决心“以张副司令之心为心,竭其全力，为国效死”。宣言还提出了关于恢复张学良的公权、移防位置酌予变更、张学良返陕训话一次再行移防以及维持爱国民众团体、安置流亡人员等项要求。

　　西安东北军开始撤退。从本日撤出西安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所建立的联合行动的局面，就已完全陷于瓦解。

　　《救国时报》刊登了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及教育、新闻界16人联名致电蒋介石、孔祥熙、冯玉祥,表示对于上海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位学者被捕“消息”“至感不安”和“严重关怀”。

　　2月6日  杨虎城第十七路军全部由西安撤至三原,杨也随军到三原东里堡别墅。

　　东北军106师沈克、骑兵师檀自新等致电国民党,向蒋介石投降。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及工作决议案公布。

　　2月7日  日驻华大使川越茂由沪抵达南京。

　　日关东军司令部制定(昭和12年度关东军治安肃正计划要纲》。

　　2月8日  中央军宋希濂师按顾祝同指示和平进入西安,顾任西安行营主任。

　　2月9日  日驻华大使川越茂访国民政府外长张群。

　　顾祝同来到西安,并派人请杨虎城返西安共商善后事宜。蒋介石还派顾为国共两党谈判代表，后增张冲、贺衷寒。中共代表为周恩来、叶剑英。中共提出编制四个军。

　　《密勒氏评论报》说:《字林西报》在1926~1927年,是第一个主张国共分裂的，而今天却主张国共合作了 ,这“是反映着英国对于最近缔结的日德军事同盟的反对态度”。

　　2月10日  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要求国民党定为国策。5项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界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电文还指出：国民党三中全会能以此为国策,则本党提出如下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中共中央电告参加两党谈判的代表，中共应参加国民政府军委会、总司令部、国防会议、各党派会议、国民大会等，抗日后参加政府。

　　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统一战线主张，商讨学生工作问题。

　　上旬 北平学联为促进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实行对内和平民主,对外一致抗日，特发起组织华北学生向三中全会献旗请愿团。陆平代表北大参加。

　　北平新学联为向国民党表示对其独裁、专政和对不抵抗政策的绝对忠诚,组织了向三中全会献剑团。

　　宋哲元在日方和汉奸的恐吓下，产生了回乡规避的想法。他对秦德纯说:“日方系以我为交涉对象,如我暂离平津,由你负责与之周旋，尚有伸缩余地,我且相信你有适当应付办法，因此,我想请假数月，暂回山东乐陵原籍为先父修墓,你意如何?”秦不同意。

　　2月12日   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到南京。 　

　　中共中央电周恩来，在两党谈判中，要求国民党实行中共提出的五条要求，中共保证实行四条保证。

　　2月13日  国民政府外长宴请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

　　陈诚总司令部开回潼关。宋希濂任西安警备司令。

　　前驻南京日本总领事须磨在东京盛称中国之进步。

　　2月14日  蒋介石飞京出席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宋哲元不顾日本的激烈阻挠和反对，派第29军副军长秦德纯出席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秦于本日到达南京。

　　杨虎城应顾祝同的邀请出于诚意,乃于本日由三原回到西安。

　　2月15日  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首次访晤国民党中政会主席汪精卫，谈国民党三中全会情况。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开幕，国民党根据蒋介石2月5日确定的关于时局的五项方针对讨论结束内战和国共关系。会议一开始,国民党民主派和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身为中央委员的宋庆龄自“四·一二”后从不出席会议，这次不仅出席会议，且代表民主派领衔联络何香凝、冯玉祥、张人杰、李煜瀛、孙科、鹿钟麟、石英、张知本、石敬亭、李烈钧、朱雯青、梁寒操、经亨颐等14人提出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紧急议案,呼吁国共合作,联合抗日。

　　蒋介石散发《西安半月记》,报告“西安事变”经过。

　　汪精卫发表继续“剿共”演说。

　　察北张世英部1500人反正,向万全集中。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意义及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宣传大纲》,再次阐述中共的联合抗日主张。

　　2月16日  李思浩访日方崛介，续谈华北经济“开发”。

　　蒋介石密令顾祝同，关于红军改编问题，“中央准编其四团制师之两师,照中央编制,八团兵力在15000人,以上之数,不能再多”。其余人数,中央设法编并与安置。

　　2月17日  日本议员尾崎行雄在议会中提出质问,责其政府对华政策缺乏诚意。

　　国民政府令恢复张学良公民权。

　　2月18日  日军在丰台购买土地建飞机场和兵营。

　　宋庆龄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发表《实行孙中山遗嘱》的演说词,疾呼：“丧权辱国的对日谈判必须停止！”明确指出:“救国必须停止内战，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中国人不应当打中国人这是不言而喻的”。要求国民党“实行孙中山的遗嘱”。

　　2月19日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第四次大会，蒋介石报告西安事变经过，并引咎辞职,大会一致决议慰留。

　　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三周年纪念大会上向全国广播演讲“新生活运动的意义”。

　　2月20日  日本外务省通过《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外务省方案：1、处理华北的要点在于将该地区造成巩固的防共、亲日满地带,同时有利于获得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以防备苏联的入侵,一切为了建立日满华三国实现合作互助的基础;2、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全力以赴，进行以华北民众为对象的经济工作。然而在进行以上工作时,除了对华北政权进行内部指导外，对南京政权采取措施,使该政权确认华北的特殊性，并进一步予以指导,使南京政权对日满华合作互助的各种措施进行合作。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第5次大会决定:本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

　　上海日商丰田纱厂华工罢工,与厂警冲突，3人受伤。

　　中旬 张学良致函东北军将领,勉励他们，“为国家努力杀敌，为东北雪耻复土，一切以国家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他还托人去看何柱国，转告东北军将领保持与共产党的联系。他说：“我为国家牺牲一切，交了一个朋友,希望袍泽今后继续此一友谊”。 　

　　2月21日  天津日、韩浪人抢劫海关仓库。

　　在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民主派及全国人民要求压力下，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宣言,会议宣言中表示要“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意识普及于全国”，承认“整个民族之利害将超出于一切个人团体之上”,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此后惟当依据和平统一之原则，以适应国防,且以奠长治久安之局”。关于对日问题，宣言表示“如果让步超过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一途”。

　　会议通过了一个所谓《根绝赤祸案》,提出处理与共产党关系的“最低限度之办法”，“第一、一国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可许主义绝不相同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武力。第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第三、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对不能相容，即与吾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第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仇，故必出于夺取民众与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

　　红军西路军由倪家营子突出重围东返。

　　2月22日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闭幕,蒋介石在大会上发言，承认在一定条件下开放言论自由，释放政治犯，集中人才。会后，蒋密令所属，以后不得再使用“赤匪”“共匪”等字眼。

　　2月23日  天津海关向日领署抗议日本浪人抢劫海关仓库。

　　《字林西报》载，自去年9月至本年1月，在天津一地日本私货内运即达1547列车。

　　2月24日  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由南京抵上海。

　　天津日本武官举行会议。

　　2月25日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呈请辞职。

　　2月26日  秦德纯参加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本日由南京北上回北平。

　　张冲回到西安,周恩来在同他会谈时，对红军的改编问题继续协商,经过激烈争论,双方各有让步，协议红军编制3个师。

　　2月27日  日内阁首相兼外相林铣十郎、陆相杉山元、海相米内光政举行会议，检讨对华政策。

　　伪满皇帝宣布《帝位继承法》。

　　在日寇支持下汉奸殷汝耕到达天津活动,拟组织天津各界“防共”委员会。

　　秦德纯抵达天津,向宋哲元报告南行经过。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第4军、28军、31军、32军4个军和骑兵第1团组成增援军,委刘伯承、张浩率领,由淳化出发去援助西路军。

　　凯丰发表《党中央与张国焘路线分歧在那里》。

　　2月28日  日驻天津军部幕僚举行会议。

　　日驻郑州特务机关案之汉奸赵龙田被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