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邵阳（1937.7-1945.8）
来源：   2014-07-17 14:30:12

　　1937年7月7日，驻华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爆发。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是此，邵阳县人民在党中央和邵阳县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道，同分敌忾，团结奋斗，为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一、中共邵阳县组织的再次恢复和发展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邵阳县

　　二十年代后，由于国民党军阀混战，更加上日本入侵，兵匪需索无度、洗劫尤惨。抗战爆发后，机构内迁，难民云集，县域经济畸形发展。当时输入商品以食盐、食糖、煤油、颜料、绸布、药品为主，输出商品以煤、竹木、土纸、皮毛、烟叶为大宗。由于当时战争频繁，交通阻碍，外来纱、布短缺，农村经济非常艰难。自耕农每年所得仅勉强可以养活全家；半自耕农若是年岁丰穗，略可以维持家口，但遇年岁不好，田地减产少收，而田主的租谷是一粒也不能少的，田主天天派人去催，只有东扯西借高利贷或当卖自己的田地度日；自家无田专靠佃耕的农民境况极其悲惨，一年辛苦到头，都是挨饿受冻，卖儿卖女、落雨下雪也不能在家休息。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在历次战争中屡遭蹂躏的邵阳县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愈演愈烈。此时，历史的重任落在了为抗日救国而奔走的新一代邵阳县志士仁人的肩上。特别是县内共产党员，他们拿出十足的热忱，十足的毅力，不怕跌跤，不怕流血，不达目的，决不罢手。“九?一八”事变以来，特别是“七?七”事变以来，全县人民在这一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无不切齿痛恨，万分紧张，尤以“一二?九”运动以来在共产主义思想影响下锻炼成长起来的一批进步青年学生、爱国志士仁人，更是满腔热血。但由于当时执政的国民党及其反动政府和军队迫于形势，表面上停止内战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御大难，但暗中仍采取“九?一八”事变以来一贯坚持的消极政策，以致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局面十分沉闷。“芦沟桥事变”咄咄逼人的形势，亡国灭种的危险催生出许多抗日救亡的力量，加上外地流入的青年知识分子以及从敌战区北平等地返回家乡的一些青年学生，如吕振羽、 敖振民等，积极奔走呼号，县境救亡图存的气氛日渐高涨。

　　党组织的再次恢复和发展

　　大革命后期，由于形势突变，县内党组织部分隐蔽地下，部分撤离他乡，党的活动一时出现低谷。1937年“七?七事变”以来，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党的活动日渐活跃，党的组织逐步恢复发展。 真报党支部。1938年2月初，县内进步知识分子唐旭之、敖振民、李化之等商定在邵阳创办一份报刊。当时邵阳地区仅有国民党县党部主办的一份《邵阳日报》，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为了适应新形势，敖振民邀集了几个具有满腔爱国热情而又倾向上进的青年唐旭之、谭涤予、谢行恕、杨志辉等，集资数百银元，创办了一份四开日报即《真报》。《真报》于1938年2月开始筹备，由中共老前辈徐特立题写刊头，4月21日正式在邵阳发行。为求得政治保障，湖南省文抗会先后介绍中共党员杨卓然、李化之来到《真报》社，筹建党组织。杨卓然带着中共地下组织的委托来到报社后，即和报社同仁开诚相见，很快就在报社形成了一个奋斗目标——抗日救亡，争取中华民族解放，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为实现这一目标，在《真报》掩护下，杨卓然负责领导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先后发展了唐旭之、李琦等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充分发挥好《真报》的阵地作用，他们以《真报》为掩护，建立《真报》党支部。敖振民因工作需要没有参加党的组织，担任社长兼编辑的职务，对外联络，对内抓总编工作。杨卓然担任主笔收录新闻。唐旭之担任国内外要闻版编辑。李化之主要负责副刊编辑和每晚收录新闻、电讯。担任记者的有刘敢鸣、申曼华和伍白涛。廖淑儒（女）担任每天的发行，谢行恕先后兼职发行。在艰苦的条件下，大家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兢兢业业，全力以赴办好《真报》。一些社会贤达、开明人士，也伸出援助之手给予物资上的支持，有的捐现金、有的捐助新闻纸张。《真报》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迅速报道战争消息，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激发广大爱国群众的抗日热情。同时《真报》还创办副刊《大家看》，主要刊登一些通俗易懂而又短小精悍的小品文章、诗歌、杂文等，很适合一般文化水平的读者需要，以启发广大中下层群众的抗日积极性。通过党支部的积极努力，在《真报》的周围，团结了不少的进步青年和积极抗日的负伤战士。他们有的向报社投稿，有的积极参加以《真报》为中心领导的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报社还办起“资江图书室”和“资江歌咏队”，轰轰烈烈地开展群众性救亡活动。支部成员李化之以自己的革命精神把报社周围的青年紧紧团结起来，后来还献出了生命。1938年11月，武汉失守，抗战形势急转直下，紧接着长沙“文夕大火”，地下省工委领导的《观察日报》也转移到邵阳县。《真报》支部带领报社同仁大力支持《观察日报》在邵阳县顺利复刊，并当即决定与《观察日报》合并。《真报》主要负责人唐旭之、敖振民、李化之等转移到《观察日报》编辑部，他们除了全力以赴支持《观察日报》复刊外，还利用《真报》的合法地位，创办《真报半月刊》，该刊的内容丰富，撰稿的多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报刊远销至桂林、贵阳、昆明、重庆等地为革命为抗日奔呼。

　　省直属邵阳支部

　　《真报》党支部成立后，以《真报》为阵地，积极巧妙地宣传党的抗日救亡的方针、政策，利用进步书籍，教育启迪青年。李春芳、赵绿波、谢佑民等一批进步青年迅速成长起来。1938年7月，中共湖南省委批准成立省直属邵阳支部，指定杨卓然担任支部书记。接着，支部吸收李琦、唐谨微等入党。8月，杨卓然被派往塘田战时讲学院，由唐旭之(又名唐麟)继任支部书记。省直属邵阳支部在宣传抗日的同时，积极慎重发展党员，介绍了许多青年学生和国民党下级军官到延安抗大、陕北公学学习。

　　中共邵阳县工作委员会。省直属邵阳支部在唐旭之任支部书记后，该支部又发展了李春芳、谢佑民、赵绿波、喻静纯（女），刘劭吾等10余人入党，党员人数迅速增加。1938年8月底，经中共湖南省委批准，成立中共邵阳县工作委员会，唐旭之（又名唐麟）任书记兼宣传部长，邵另人任组织部长。1938年11月，谢劲之调邵阳县任宣传部长，1939年7月，谢竹峰调邵阳县任组织部长，8月唐旭之调走，由谢竹峰任县委书记兼组织部长，谢劲之任宣传部长。中共邵阳县工作委员会成立后，首先在城内发展了一批党员，其成员不仅有教育界、新闻界的优秀知识分子，还有不少的店员和工人。到1938年底，城内党员已达40余人，建立起城关区委，由省委派来发展党组织的老党员易清源担任城关区委书记，陈大盛、彭忠轩、王福聚分别担任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区委机关设在田家湾韩家即易清源的住处。城关区委下辖三个支部和两个党小组。即：维新街支部，鼓楼亭制鞋生产合作社支部，济英补习班支部和资江图书室党小组、油坊党小组。维新街党支部书记陈大盛、组织委员彭忠轩，宣传委员王福聚，共有党员22人；鼓楼亭制鞋生产合作社支部书记曹芙英，这个支部有7名党员，全是从江苏、安徽等地迁来的难民；济英补习班支部有党员10余人，支部书记申振中；资江图书室党小组有5名党员。油坊党小组有3名党员，负责人李春芳。中共邵阳县工作委员会在继续巩固和发展城市党组织的同时，还大力加强农村党组织的建设。1939年春节前后，李化之、谢劲之、刘敢鸣等分别到邵阳县东乡、南乡等地发展党组织。他们大都以学校为基地，白天教学，业余时间在当地以学校为据点开展抗日活动，成立抗敌后援会，建立文化服务社，创办农民夜校、识字班、宣传队，救亡图书室、报社等。利用墙报或演讲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组织人民群众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同时发动进步青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从优秀队员中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日军积极向湖南推进。11月12日，岳阳失守，国民党湖南省当局奉蒋介石“焦士抗战”的密令，于12日深夜纵火焚烧长沙城（即文夕大火），此时，中共湖南省委、湖南战时服务团、《观察日报》社、湖南省文抗会等进步组织和团体迁来邵阳县。在中共湖南省委和邵阳县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邵阳各地抗日救亡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首先是建立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邵阳分会、战时书报供应社、青年抗战服务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日文化宣传基站、资江图书室、资江歌咏队等抗日救亡团体。这些抗日团体建立后，积极宣传抗日、组织抗日。其次是培养抗日人才。邵阳县民族解放先锋队共发展队员200多人，青年服务团发展团员700多人，其中有100余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有的奔赴延安、有的参加新四军，有的在白区开展地下工作，在抗日中作出较大贡献直至献出生命。如曾国策参加新四军后，在“皖南事变”中壮烈牺牲，谢维觉在邵阳从事地下活动被敌人杀害。再次是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支持抗战的活动。在党组织的发动下，广大工农、学生和市民，争取参加伤员服务队，为抗日的伤员洗衣、送药、代写书信，有的开展义卖活动，为前线战士捐款捐物，有的走街串巷，组织募捐。邵阳县整个城乡抗日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

　　中共宝属工委（中共邵阳中心县委）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议决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2月1日，薛岳出任湖南省主席，他积极推行反共政策，当时盘居在邵阳的中统特务头子卿国魁、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刘昌峨、中统驻邵阳第六区情报站站长孙长植等在邵阳制造白色恐怖。4月18日，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观察日报》被查封， 20日，塘田战时讲学院被武力解散。基于当时情况，党组织对没有暴露身份的党员干部进行调整，要求地下党员以社会职业为掩护开展党的秘密工作。鉴于邵阳的严峻形势，湖南省委决定转移并分批撤退暴露了身份的党员干部，一批去延安，一批参加新四军。8月底，省委机关由邵阳县迁往湘潭。为加强邵阳地区的工作，省委决定同时成立中共宝属工作委员会（简称宝属工委，又称中共邵阳中心县委），书记谢竹峰（兼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谢劲之（后丁务淳、刘建安），委员李文定、陈楚。宝属工委于9月中旬正式建立，辖邵阳、新化、武冈、新宁、城步、绥宁、蓝田（现涟源县城）等地的党组织。此时邵阳境内的党组织有县委、2个区委、1个总支、1个特支、21个支部共有党员255人。11月，省委书记高文华来邵指示，叮嘱谢竹峰、谢劲之，为躲避敌人追捕，将工委搬至资江北岸柑子园。中共湖南省委于12月迁往衡阳后，中共宝属工委继续领导邵阳人民进行了更加隐蔽的斗争，1940年春，省委从湘西调丁纯、陈楚两人到宝属工委。这时，中央对白区的党组织提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根据中央方针，宝属工委为时刻提防敌人破坏，并组织女青年陶先觉、李叙英、赵毅办起织袜厂，掩护着紧张的革命活动。10月，共产党员李化之、彭柏林等先后被反革命分子杀害。宝属工委根据形势变化，采取转移党员，职业掩护，单线联系，开辟新据点等正确措施，与敌人进行有效斗争，直至1942年被迫撤离。

　　中共罗塘支部

　　1938年冬，邵阳《真报》记者刘敢鸣（又名刘文炳）受上级委托回家乡罗塘（今属邵阳县湾塘）一带，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简称民先队），他们开办民众夜校，一面教群众识字，一面动员群众抗日，并将其中的进步青年吸收为民先队员。当时入队的有刘敬庄（又名刘诗林）、刘应环（又名刘平）、刘晓琴、刘绍清等人。民先队的纲领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团结全民族，推翻旧势力，建立新中国。1939年春，李化之被刘敢鸣、刘敬庄请来罗塘峻德学校教书。李化之来到罗塘后，以教员的身份作掩护，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们为了在罗塘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壮大抗日力量，开办了青年补习班，宣传抗日救国主张，揭露日寇侵华的暴行，讲述陕北抗日斗争的故事，以激起学员们的民族恨、爱国情，为建立罗塘党组织打下思想基础。 2月，中共湖南省委迁驻邵阳后，全县党的组织迅速发展壮大。李化之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将罗塘峻德学校“民先队”中的积极分子刘敬庄、刘应环等发展为中共党员。7月，李化之为了便于继续开展革命活动，急需离开罗塘。临走前，他召集刘敬庄、刘应环在山庙里开会，任命刘敬庄为支部书记。此后，罗塘支部积极活动，大力发展中共党员。1939年春至1940年，该支部先后发展刘敬庄，刘应环、刘绍清、刘保民、刘诗云、刘书简、刘诗怀、刘晓琴、刘昌耀、刘诗潭、刘正南、刘诗缨、蒋桂清、王心武、车方虎、王本记、车跛子（绰号）等十多人为中共党员。支部下设五个小组，由刘书简、刘诗缨、刘应环等领导开展小组活动。中共罗塘支部的创建人李化之离开罗塘之后，上级党组织派彭永年（又名彭柏林）接替了李化之的工作。1939年8、9月间，中共宝属工委负责人谢竹峰、谢劲之等先后到罗塘检查指导，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罗塘党组织不断壮大，抗日宣传、抗日救亡轰轰烈烈。中共罗塘支部建立后，党组织根据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采取各种形式宣传党的抗日统战政策，推动群众性的抗日斗争向前发展。1、建立檀江图书室，让群众读到进步书刊，图书室设在峻德学校，室内备有《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大众哲学》、《红军长征的故事》、《日寇暴行录》等书籍。这些书，有的是李化之带来的，有的是集资购买的。为了让更多的人读到这些书，他们采取分散保管、轮流交换的办法借阅，以解决书刊供不应求的问题。2、办农民夜校。李化之、刘应环等在学校附近的村子里办了两所农民夜校，一所设在达本祠，一所设在刘敬庄屋前的楼阁上，学员分成年、妇女两个班，约60余人，大部分是贫苦农民。李化之，刘敬庄亲自上课，他们一方面帮助群众学文化，一方面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介绍解放区抗战胜利的情况。同时还教唱《游击队歌》、《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鼓舞群众的抗日热情。3、办《济时》壁板。《济时》是份不定期的墙报，有通讯报道，也有诗歌，杂文，歌颂青年积极投军抗日的事迹，赞扬群众在夜校认真学习的典型，表彰人们在工作、生产中助人为乐的好风尚等。内容新颖，形式多样，短小精悍，简明扼要，很受欢迎，提高了群众觉悟，团结群众抗日。4、组织戏剧队，歌咏队，开展抗日文艺宣传工作。在端午节、中秋节等农村传统节日，利用耍狮子、唱灯歌等形式，宣传“好汉要当抗日兵”等，鼓舞人们的抗日斗志，增强人们抗日必胜的信心。5、组织党员秘密散发传单，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我党的暴行，不断增强党的战斗堡垒作用。

　　中共金称寺支部

　　1939年4月20日，中共湖南省工委在武冈县创办的塘田战时讲学院（今邵阳县境内），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武装强行解散。省委指示“塘院”党支部在转移前帮助湘西南几个空白县建立党的组织。吕振羽、游宇、阎丁南（现名杨黎原）等，于4月底和5月初，在油塘（今邵阳县境内）举办了两期建党培训班。金称市（现邵阳县境内）籍的学生吕恒芳（又名吕一平）、李树荣参加了学习。学习结束后，讲学院党支部派党员王时真（又名江明，吕振羽夫人）、姜景在金称寺、油塘一带发展党员，他们先后发展了吕恒芳、李树荣、张绍艺、吕楚成、彭义芳、吕慧能、李志国、吕国华等人入党。5月中旬，经省委批准建立金称寺党支部。支书王时真、副支书吕恒芳，支部委员李志国、姜景。7月，吕振羽奉中央令调重庆工作，临行前吕振羽向省委汇报了金称寺支部的组建情况并把支部的组织关系转给省委。同时江明随吕振羽离邵去重庆，支部书记由吕恒芳接任。9月吕恒芳调省学习，由李树荣接任党支部书记。1939年底中共湖南省委撤离邵阳时，金称寺支部改属中共宝属工委领导。1940年10月，李树荣去桂林，由吕楚成接任支部书记、李毅卿、彭义芳任支委、直到解放。金称寺支部建立初期，便积极抗战抗日，支部书记吕楚成、支委李毅卿、彭义芳通过斗争打入古峰乡中心小学，以教书为名利用学校阵地，组织进步师生与周围群众一道进行革命活动，与学校的吕音南、李树蕃等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冲破重重阻力，组织学生在校内校，外教唱抗日歌曲，演革命戏，出宣传墙报，还在学校附近创办青年补习班，学习油印“塘田战时讲学院”的课本教材，组织学员读毛泽东有关抗日的著作，经过培养考察，先后吸收张必烈、易延跃、易延仁、吕基学、张贤享、李众青、唐远逢、曾令英等青年入党，把学校和学校周围的抗日活动搞得轰轰烈烈。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很注意这一带组织的活动情况，用各种形式对地下党的活动进行侦察和破坏。金称寺支部及时向中共宝属工委汇报情况，在宝属工委的指示下，与反动派作了曲折的灵活的、坚决的斗争，保存了自己，打击了敌人。利用各种形式与反动派展开了更加隐蔽的、灵活的斗争。中共金称寺支部在白色恐怖下，仍然坚持与反动势力进行斗争：1940年正月，国民党武冈县党部派特务沈某到金称寺，以设立“禁烟公所”为名，企图侦破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情况。党支部针对他们的阴谋，组织党员深入群众，依靠群众掩护自己，发动群众揭露敌人的阴谋，开展政治斗争。有一天，国民党乡长李树藩借口特务沈某房里被盗，把贫苦农民李万泽和响大娘捆绑起来，进行拷打，企图得到地下党员名单，破坏地下党组织。中共金称寺支部及时识破敌人的阴谋，一面组织村民集会，到伪乡政府去抗议，质问李树藩为何诬陷好人，吊打良民，要求立即释放李万泽和响大娘！一面派人向国民党县政府控告沈、李的霸道行为，要求查办沈、李。这样，李万泽和响大娘被释放。1941年秋，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吕音南，为了侦破中共地下组织，他们强迫古峰乡中心小学所有教员加入国民党，每人发一份申请书，以此来观察教员的反应。当时，吕楚成、彭义方、李毅卿正在该校任教，吕音南，彭义方两人立即去邵阳找到中心县委联络员曾广才、曾广益报告情况，请示应变措施，经他们两人请示县委领导，县委指示“党员可以打入国民党，以资掩护，要充分利用合法身份开展工作，发展组织、积蓄革命力量，以应时变”。支部决定吕楚成、李毅卿、彭义方三个党员加入国民党。后来，吕音南辞去国民党区分部书记职务，彭义方被选为区分部书记。1942年下半年，中共邵阳中心县委撤离，党的领导转移，中共金称市支部只能通过中心县委联系人曾广才、曾广益与上级组织联系。1944年秋，日寇压境，邵阳沦陷，中心县委联系人曾广才、曾广益在转移时通知吕楚成在二天内赶到桃花坪接头，吕楚成因路途受阻（国民党军队抓夫），未能按时赶到，失去了接头机会。党支部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活动，他们利用各种形式隐蔽坚持斗争。1944年秋，支部为了有利于开展工作，团结教育更多的知识青年，以做生意为名，成立了一个外围组织“营业社”。参加“营业社”组织的青年有吕基贤、陈星池、陈湘益、吕应中等人。“营业社”的成立，为中共共金称市党支部的活动提供方便。

　　二、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

　　1938年5月，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研究部主任吕振羽向省委提出建议，准备回家乡塘田寺创办战时讲学院，培养抗日人才，这一建议得到省委和党中央驻湘代表徐特立的同意和支持。经报请中央同意在塘田寺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并派吕振羽负责筹建。吕振羽等6月底来到塘田寺，8月底筹建就绪。9月15日，塘田战时讲学院正式开学。吕振羽在筹建期间建立了中共塘田战时讲学院支部，支部书记杨卓然，后由游宇接任。塘田战时讲学院支部，隶属中共湖南省工委领导，党支部成立三人小组，由吕振羽、张天翼、杨卓然组成（后三人小组由吕振羽、游宇、阎丁南组成），一切重大事情，由三人小组研究决定，交支部贯彻执行。塘田战时讲学院的办学宗旨是培养抗日干部。从1938年9月15日开学到1939年4月20日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历时7个多月，共培训了学员250多人，有40余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100余人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讲学院被解散后，学员中有的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工作，有的参加新四军，走上抗日的最前线，有的留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工作，有的回到家乡发展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活动。1939年4月20日，讲学院被国民党反动派武装查封。在撤离之前，湖南省委派李锐到学院传达省工委指示。中共塘田战时讲学院支部按照省委指示，安排一部分党员干部到尚未建立党组织的绥宁、新宁、城步等几个湘西南空白县建立党的组织。4月底，吕振羽、游宇、阎丁南和少数教师在离讲学院约10华里的油塘举办了两期建党学习班，帮助武冈、新宁、城步、绥宁等县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5月初，中共塘田战时讲学院支部成员分散转移，结束了中共塘田战时讲学院支部的活动。 塘田战时讲学院创办的历史背景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民族生存而奋斗的中国人民，时刻都在渴望着抗战的胜利。然而，战争的进程是曲折的。由于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国民党战场节节败退。继上海、南京失陷后，1938年夏，台儿庄战役取得胜利。国民党军为保全实力，从徐州撤退，著名的马当防线，也没有激烈的战斗，即行放弃，日军乃一面继续实行诱降，一面调集南北战场的兵力西进，准备进攻中原，夺取武汉。全国富裕地区，重要交通要道，著名大中城市，相继沦陷，人民惨遭屠杀和侮辱。5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批判了国民党的“亡国论”和片面抗战路线，批判了王明的“速胜论”和轻视抗日游击战争的错误思想，精辟地阐明了持久抗战的方针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总方针。中共湖南省工委和中共驻湘代表徐特立依据武汉可能失守，敌军可能进攻湖南的形势分析，便加紧动员和号召全省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组织起来，保卫乡土。并由吕振羽、翦伯赞以名流学者名义致书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提出“保卫湖南”的要求和主张，彻底发动和组织群众，积极准备条件，于日寇进攻湖南时全面开展游击战争，与正面战场配合等。于是，徐特立主张在日寇进入湖南时，共产党独立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在湖南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当时形势下，培训党的骨干，已是当务之急。吕振羽认为：苗岭山脉的巫山和雪峰山间（包括邵阳、新化、祁阳等县）的山区，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都很适合开展游击战争，其中的四明山，明清之际，曾有数万群众进入山区坚持反清斗争。另位于这个地区的塘田寺，有席宝田的塘田别墅可以借用。吕振羽审时度势，及时向省委建议到武冈县塘田寺创办一所为开展游击战争作准备的学校，培养地方乡级工作干部和连排级游击战争军事干部。 塘田战时讲学院创办的经过

　　1938年6月，湖南省工委决定吕振羽为副院长兼党代表，回到家乡负责筹办塘田战时讲学院。吕振羽得到湖南省工委的指示后，通过省委利用统战关系邀请国民党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为院长，邀请湖南省参议会议长赵恒惕为院董事长，又利用国民党CC派、复兴派和何键派之间的矛盾，取得何键派刘子奇的支持。1938年7月，吕振羽回塘田开展筹备工作。到塘田寺后，以刘子奇的信与第六区专员李琼（何键派）接触，李琼同意任院董事会董事。吕振羽随即到塘田，在原区立小学校长吕遇文的帮助下，借得席宝田的塘田别墅为校址，并委托吕遇文负责院会的修缮、院具设置等方面的筹备工作，同时还将省委拨给的二百块光洋开办经费交给吕遇文。由于院董事吕遇文出面筹备，当地绅士吕惠阶、李心徐和大革命时期曾任湖南土地厅长李荣植、武冈县长林拔萃均同意任院董事，8月初，吕振羽来到长沙向省委和徐特立报告筹备情况。省委立即同意以覃振、赵恒惕名义，向同意任院董事的诸位发出聘书和成立院董事会的通知，并同时发函征求新董事。由覃振赵恒惕亲自写信给张治中与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CC派），告知筹划办战时讲学院的缘起和宗旨，请其担任名誉董事。张治中回信表示谅解和同意，朱经农则回信拒绝担任名誉董事，并附限制成立私办大专院校的条例一份，声称“须按合法手续进行筹备”，企图迫使半途下马。针对这种情况、省工委和徐特立指定省委组织并军事委员聂鸿钧和王凌波、吕振羽共同研究对策。通过深入分析，他们认为在国民党各派矛盾激烈、武汉已受威胁的情况下，CC派一时不可能有强力来加以阻止，加强对覃振、赵恒惕的统战工作，免使中途生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徐特立和省委都同意这种意见。因此，一面即以覃振亲笔信复张治中致谢，请他多加赞助和支持，同时复函朱经农，表明塘田战时讲学院是非正式大专院校，而是旧式书院式的战时讲学院机构，不能按平时大专学校的手续筹备并将招生广告分送各县教育局、师范、中学，请他们送学生前来参学，同时省工委还通知各县、市党组织动员和选派优秀青年入学。省工委决定张天翼（著名文学家）、曹伯韩、杨卓然，雷一宇、李仲融、林居先等同志与吕振羽一道去塘田战时讲学院工作。张天翼为教务长，吕遇文为事务主任，曹伯韩、李仲融等为教员，杨卓然为支部书记，雷一宇为生活指导员兼党支部组织委员，林居先为党支部委员，负责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工作。同年11月，杨卓然去省委汇报工作，省委调走张天翼、雷一宇、林居先，这时派陈润泉来校任教务长，派游宇接任党支部书记兼生活指导员，阎丁南为党支部宣传委员并负责“民先队”，王煜为党支部组织委员，王西彦先生接任张天翼的课程，并请老专家吴剑丰前去讲授孙子兵法。同时决定由吕振羽、游宇、阎丁南组成党的三人小组。为避免暴露吕振羽的政治面貌，他不参加支部的活动，三人小组在院内也不分开。以后，又调研究班学生王时真（即江明，原为院学生会主席）任院长办公室秘书兼民众教育指导员。吕振羽负责塘田战时讲学院筹备和工作人员的选定，另兼民众教导员。吕振羽等于1938年8月底陆续到院。9月上旬，学院开学，首期报到的学生达120余人，主要来自本省各地，以邵阳、武冈、新宁、东安、祁阳、新化、湘乡、湘潭、宁乡等县为多，也有来自江西、福建、湖北等外省的。塘田战时讲学院在1938年9月第一学期招收学生120余人，分编研究一班、研究二班和补习班三个班。1939年第二学期又招收了两个班，分编研究三班和补习二班，每班新生50名，另外还招收插班生25人。所招学生不分职业、学历，只要有志于抗日都吸收。学院学习期限为一年，学生的费用均由本人自行负担，每个学生每期交学费10元，膳食费20元，杂费4元，讲义费1元。塘田战时讲学院坚持以阶级教育为中心的抗战教育，寓阶级教育于抗战教育之中，寓马列主义教育于爱国主义教育之中，教学方法采取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生活实践、工作实践相结合，个人阅读与集体讨论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办法。依据学生文化水平差异大的特点，学院分设研究班、补习班两级，研究班开设历史，文学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化创作等专修课，补习班开设国文、数学、自然等专修课。《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战时防护常识和体育》为两个年级共修课，并以“孙中山先生纪念周会”的形式举办《抗日民族战争讲座》。研究班的文学和文艺创作先后由张天翼、王西彦担任，哲学由李仲融担任，政治经济学由曹伯韩担任。补习班的语文先后由王时真，陈啸天担任，数学由徐昭等人担任，自然由陈润泉担任。共修课的《中华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抗日民族战争讲座》由吕振羽、阎丁南、曹伯韩、雷一宇等共同担任，《战时防护常识》和《体育》由退职家居军官李华白（塘田寺人，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第八期学生，曾任团长及炮兵总队长）、王煜担任，歌咏先后由林居先、周白担任。教材大都由教师自己编选，由谱匠用活字木版或同学自己刻写腊纸油印，在印发前大都经过集体讨论。学院为了实行教学民主和生活民主，在学生中建立了学生自治会。自治会可以派代表参加院务会，参与教学研究，伙食管理，进行评教评学，及时反映同学的意见和要求。自治会还经常组织学生召开“生活讨论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自我教育，真正做到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与此同时，讲学院根据形势的发展，陆续派遣一部分同学回乡，以小学校为中心，建立抗日救亡活动据点于武冈、邵阳、洞口、新宁、东安、祁阳、湘乡以及洪江等地，还建立了救亡室、读书会、歌咏队、救护队等抗日救亡组织，在邵阳各地建立了30多个文化宣传站、民众夜校和民从阅览室。学院学生除课堂学习外，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参加社会活动，到周围的广大乡村集市宣传抗日，先后在县内及附近的塘田市街上、周家村、水西唐家、油塘李家等地办起了儿童识字班和成人识字班，用诸如“塘田塘田美丽家园，盛产稻谷又产甘蔗，我爱塘田，又爱家园，决不允许鬼子侵占”这一类通俗易懂的教材，启发群众觉悟，鼓舞群众抗日。 塘田战时讲学院被查封

　　1938年11月，长沙大火后，张治中被免职，第九战区司令薛岳接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此时，国民党教育部长，CC派头目陈立夫即电令薛岳查办讲学院，电报说：“据报，塘田战时讲学院，实即奸党之西南抗大，宣传错综复杂的思想，愚弄青年，欺骗群体捣乱社会秩序，危害三民主义，应严加查办，制乱未萌……”。薛岳立即电令第六区专员李琼和保安司令岳森“派要员查明具复”。1939年初，李琼、岳森又转令武冈县长林拔萃“派要员查明具复”。林拔萃接令后便电约吕振羽去武冈，拿出薛岳的训令对吕振羽说：“我的地位不能帮你顶，只能帮你拖，你最好去找覃院长、赵议长帮你顶一下”。吕振羽认为情势紧急，回院后一面派人向省委报告，一面派陈润泉去找赵恒惕。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执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同年2月又秘密颁发了《异党处置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股更大的反共逆流。此时薛岳一面训斥六区专员、司令、县长、乡长“忽视政令”、“虚词搪塞”，一面严令六区选派干员率兵以武力解散讲学院，并不断以电话督催。在薛岳等反动派的督办下，武冈县政府于1939年4月20日发出布告，勒令解散讲学院。六区保安司令部和武冈县政府派兵三个连，分别从邵阳、桃花坪、武冈出发包围讲学院，武冈县教育局派课长彭方魁、课员周石安前往督办。彭方魁，周石安等嚣张地闯至院长办公室，要吕振羽确定全院师生离院的日期，并交出院牌、院印和全体人员名册。吕振羽义正辞严地指出：军队必须撤至对河，否则无法办理结束工作；结束日期，自军队撤至对河之日起，须二十天以上；至于院牌印，并非政府颁发，无缴销之必要；要全体人员名册，更无道理，绝对办不到。尽管对敌斗智斗勇，但迫于形势，在敌人的武装包围下，讲学院被迫停办。塘田战时讲学院存在时间虽然只有7个多月，但在党的领导下，正确地贯彻执行了省委制定的教育方针，宣传马列主义和我党的抗日主张，培养了大批有志青年。其中，曾国策同志在“皖南事变”中壮烈牺牲，谢维克同志在邵阳从事地下活动时被敌人杀害，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塘田战时讲学院不仅为抗日培养了干部，而且播下了革命火种，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工作的开展，在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三、党领导下的抗日团体及活动　

　　《观察日报》

　　“七七”事变后，群众抗日热情高涨，大量流亡青年知识分子来到湖南，一时，湖南涌现出许多抗日救亡力量，但缺乏组织和有力的宣传。这时，由敌战区北平回湖南的一些青年学生，为了抗战宣传的需要，在1937年10月筹创了《火线下》三日刊。出刊两个月后，为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火线下》审时度势，在1937年12月25日改办为《观察日报》。《观察日报》由中国湖南省委领导，即省委机关报，每天出报四开一张，字数两万左右，创刊部由黎澍、番开茨 、唐文燮等人负责，杨隆誉、马午，张光畴、唐旭之、李锐等人参加采编，社址在长沙小吴门外陈家垅承稼庄。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前夕，迫于形势省委决定将报社印务馆全体人员从长沙迁移邵阳县。《观察日报》迁到邵阳县时，从长沙迁来的原班人马仅有十几个，主要有社长潘开茨，总编辑杨隆誉、于刚，主笔李声玄、杨荣国，副刊编辑张天翼，撰写评论的有黎澍、李仲融、罗高（即张先畴）、邓克生等人。《观察日报》从长沙迁邵出版，为了避免敌机的轰炸，选址城郊鼓楼亭旁边陈氏食堂。邵阳县《真报》听从党组织安排，为集中力量办好《观察日报》，当即决定与《观察日报》合并。《真报》的主要负责人唐旭之、敖振民、李化之等转移到《观察日报》的编辑部工作，全力以赴支持《观察日报》的复刊。《观察日报》遵循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原则，对国民党统治者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编辑部的成员不论职位高低，几乎都只有饭吃不拿工资，大家齐心协力克勤克俭地生活在一种既团结又紧张的工作环境下，各人都自觉地坚守着自己的战斗岗位。合并后的《观察日报》是一张四开四版的新闻报纸，国内外重要新闻有时占全报版面的一半以上，其余的版面就是副刊和地方新闻与通讯、特写、评论文章。《观察日报》的副刊，是由作家张天翼主编，他的《金鸭帝国的故事》作为长篇连载发表，副刊所登载的作品，文字精炼，通俗易懂，很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尤其是一些年轻人更为喜爱。为发动群众、调动群众抗日积极性，《观察日报》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积极组织群众性的社会活动。开展“义卖”活动，把从各方面搞义卖得来的收入，全部用来慰劳住院养伤的官兵，经常配合战时工作服务队的一些先进青年，开展广泛的抗日宣传，并组织青年男女在街头巷尾，各中小学校组成形式各样的歌咏队、戏剧队，从而激起全县一片热烈奔放的抗日救国激情，使人民群众的心紧紧地与抗日战斗联系在一起。

　　1938年下半年，中共湖南省工委机关报《观察日报》刊登广征服务团员的启事：“为启发抗敌意识、增强抗战力量，凡爱好歌咏、话剧之救亡工作者，皆所欢迎！”一时，学生战时服务团人员大增，他们热血满腔，激情演唱《义勇军进行曲》、《长城谣》、《打倒汉奸》、《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工农民商一齐来救国，拿起铁锤锄头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到前线去吧，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每日清晨晚夕，嘹亮昂扬的歌声震荡长空，唤醒酣梦中的人们，给古老的邵阳大地增添深厚的抗日氛围，歌声激励更多的人们起来抗日、保家卫国。 1939年2月24日至3月2日，为支持前线抗日，《观察日报》一班人认为只要是为了抗日，义卖运动由谁主持无关重要，便毅然响应，组织了庞大的义卖队伍，深人大街小巷，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抗日宣传，使义卖献金运动得到空前的高涨。一时，邵阳城镇各角落均戚了《观察日报》义卖宣传阵地。《观察日报》的大规模义卖宣传活动，自始至终是旺盛的，2月26日进入高潮，共分7路，盛况空前。为了扩大义卖献金运动的政治影响，提高民众的抗日热情，《观察日报》除组织义卖外，还将义卖扩大为义演，当时邵阳县城里没有中共组织控制的剧团，所有游艺活动和义演的节目，全是由一些进步青年自愿参加和编排的。游艺活动的内容较简单，大多是猜谜语、丢圈子、钩鱼等，但由于是抗日游艺，参加者甚多。《观察日报》还赶印了《义卖游艺活动介绍》和《游艺特刊》，由邵阳各学校的童子军服务团分途义卖。孩子们高唱抗日歌曲，奔走于全城的大街小巷。一时，全城热火朝天，不仅市民们争先义买《游艺特刊》，连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及富家显贵们也纷纷购买。除遍地开花的游艺活动外，《观察日报》还在公民戏院组织了抗日义演。公演节目有《国歌》、《义卖歌》、《青年航空队员》等，公演的票价为1元、5角、3角，观众踊跃。这是邵阳县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抗日救亡时期开展的一次最有历史意义的群众性爱国活动。　

　　邵阳抗日救亡文化宣传基站

　　邵阳抗日救亡文化宣传基站，是由张迈群、潘超负责，1939年1月5日成立，是全省较早建立的文化宣传基站之一，设邵阳城内驿传街。他们主要编印各种抗日救亡的小册子、有关革命战略的宣传品，协助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三厅宣传活动发抗日宣传品，免费赠送宣传品给各地宣传队、民众阅览室，并发给各民众学校作为课本，组织壁板工作团、话剧团歌咏队，向群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教育。同时制作“邵阳抗日救亡宣传基站”的证章，发给青年抗战服务团的骨干团员。邵阳城先后建立宣传站10多个，运用各种形式向群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教育。 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邵阳分会

　　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使祖国的大片河山遭受敌人蹂躏，激起人民的无比愤慨。尤以文化界志士同仁率先义起，于1937年10月17日，中共党员与进步人士发动组织在长沙第一师范礼堂成立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到会会员600多人。大会通过《文抗会简章》，通电慰劳前方将士，声讨日军践踏中华民主文化的罪行；会议选举了文抗会理事、候补理事及常务理事。次年春，邵阳建立了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邵阳分会，发展了会员数十人。邵阳分会成立后，组织讲演队、歌咏队、街头剧组、壁报团、慰劳队、难民指导委员会、读书会、时事座谈会、战时常识训练班等，创办《抗战文化》、《农村周报》、《抗战小丛书》等刊物，宣传中共全面抗战路线，慰问伤兵、难民，指导民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到年底，邵阳分会成员发展达几百人。他们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是抗战初期邵阳最活跃、影响最大的抗日团体。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后，湖南省文抗会随省委迁到邵阳，并于1939年1月18日成立文抗会邵阳通讯处，设在城内长兴街孤儿院内。文化界抗敌后援会邵阳分会同省文抗会邵阳通讯处一起团结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扩大抗日团体，宣传抗日救亡。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8年长沙大火后，湖南省工委、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迁至邵阳，邵阳便成为全省革命抗日中心，吕振羽、翦伯赞、张天翼、李锐、于刚、王西彦等著名人士云集邵阳。邵阳进步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组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吕振羽负责的塘田战时讲学院发展民先队员100多人，邵阳城区发展民先队员100余人，名地共发展200多人，由林居先负责。民先队员一部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下半年，战时书报供应社湖南分社迁来邵阳后，邵阳民先队以战地服务处资江歌咏团、话剧团名义在省委《观察日报》上刊登了征求团员启事，广大民先队员和社会进步青年踊跃参加，一时古老的湘中名城宝庆增添了深厚的抗日气氛。1939年的元旦春节联络会，张天翼写的《金鸭帝国的“大粪王”》独脚表演反响强烈。同时还以民先队员为主，搞了春联、报纸的义卖活动，李春芳、敖振民、谢佑民等民先队员四、五人一组身背“喇叭筒”深入小巷院宅，一边卖报，一边进行抗日宣传，并将卖报的收入全部用来慰劳前方战士。1939年下半年民先队举行反汪锄奸大会，会上徐特立作了抗日演说。此外，民先队还设立流动图书室，创办补习夜校，大大鼓舞民众。后来，由于白色恐怖，中共组织转入地下活动，党领导下的民先队，也随形势变化而以各种方式分散活动，在各地团结农村青年开展抗日救亡，直到1940年冬才奉上级指示转入正常活动。

　　青年抗战服务团

　　1938年11月，塘田战时讲学院派雷一宇老师（1939年被国民党杀害）和学生申苏民（又名申剑涛）筹建青年抗战服务团。邵阳青年抗战服务团于1939年2月组建完成，由申苏民任团长，共有团员700百多人。申苏民带领青年抗战服务团建立抗日救亡文化宣传站，该宣传站设立民众阅览室、民众学校、农民夜校、妇女识字班和宣传队。同时，青年抗战服务团很注意发展中共地下党员，为打游击准备领导核心与骨干力量。青年抗战服务团建立许多宣传站分站后，人民群众、青年学生潮水般投入抗日的洪流。各宣传站突出围绕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论述大力批判亡国论和速胜论，坚决反对妥协投降，坚持持久抗战，武装自卫，准备游击战争，产生了巨大的效果和良好影响。针对国民党“好铁不打钉，好儿不当兵”的无耻滥言，青年服务团在全县各地大贴“好铁才打铁、好汉要当兵”的大幅标语，激发人们同仇敌忾，消灭敌军。邵阳青年抗战服务团开展的一系列活动，使人民群众的心都紧紧地与抗日战争联系在一起，为团结各界人士共同抗日作出较大贡献。同时抗战服务团的成立，也为党组织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力量源泉，先后有30多名团员发展成为中共党员。?

　　回族救国协会湖南分会

　　1939年春，中国回族救国协会派马天美专程来到邵阳召集回族代表会议讨论抗日救亡问题，并于1939年3月在县城南门口碟子塘清真南寺成立中国回族救国协会湖南分会。至1944年召阝阳沦陷自然消失，回族救国协会湖南邵阳分会在动荡的5年多时间里，为抗日救亡做了大量工作。一是为回族难民解决住宿b“七?七”事变后，华北大片土地陆续被日军侵占，河北安徽等省大批难民逃往邵阳，回族救国协会湖南邵阳分会决定腾出马氏宗祠、清真女学院及清真寺的所属公房接待和安置回族难民。二是为部分难民介绍工作，寻找职业。在邵阳的回族难民中，有不少身体健康者，为了帮助他们寻找工作，救国协会成员，四处奔走，想方设法进行安置。经介绍，河南青年刘齐贤（后任溯南师大副教授）、安徽青年合杰、刘保安等数名知识分子，分别由僧进中学、崇真小学、联合中学聘任为教员。清真寺附近的回民织布厂也从难民中招收了一批有一技之长的工人，同时还为自谋职业者提供方便。三是采取多种形式，在回民中进行抗日宣传。僧进中学的回族师生，在分会的支持下，与其它学校的师生一道上街游行宣传，反对日寇侵略，同时参加查抄日货运动。为了使抗日救国的道理家喻户晓，回族救国协会湖南邵阳分会除了在崇真等田民学校和利用回民会议进行宣传以外，还根据本民族的特殊风俗，利用每周五的主麻（伊斯兰教每星期五中午的家礼）和开斋节、古尔邦节的“会礼”、阿訇在讲“瓦尔兹”（阿訇于礼拜之前根据教义所做的演讲）的时候，根据《古兰经》和《圣训》反复宣讲“团结、互助、共济”、“武装反抗外来侵略”和“吃苦耐劳，奋斗到底”的穆斯林精神，使绝大多数回族群众都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四是组织回民疏散，待机消灭日寇。1944年秋季，日寇逼近邵阳，中国回族救国协会湖南邵阳分会成员分头动员城内回民往西乡银仙桥、吊井楼、桃花坪、马家冲一带有穆斯林的地方疏散转移，到了乡村，受到当地教亲的接待与帮助，没有一个流落荒野。日寇占领邵阳以后，派了一个连的兵力驻扎在离银仙桥和扁井楼不远的活水坑。为了摧毁敌人控制的西乡据点，银仙桥和吊井楼的回汉群众共30余人组成摸夜队配合游击队向敌进玫，一场恶仗后敌人被消灭大半，而游击队只牺牲1人，伤数人。此举大大鼓舞了邵阳人民的抗日斗志。中国回族救国协会湖南邵阳分会在整个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艰苦抗战时期，作为一个抗日救国的民众团体，在邵阳人民抗战的历史过程中，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四、邵阳县成为全省抗战中心　

　　中共湖南省委迁驻邵阳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日军沿粤汉铁路继续南犯，湖南省会长沙顿时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前沿战略要地，是守是退，全国关注。10月29日和11月2日，蒋介石两次在长沙召集部分高级将领商讨战局，在他所谓以“向国内退军的‘焦土政策’打击敌人”、“以战养战”思想指导下，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确定不守长沙。11月12日，使湖南人民蒙受巨大灾难的“文夕”大火发生。长沙大火前，周恩来、叶剑英正在长沙领导国统区人民的抗日救亡活动。12日深夜，大火很快烧到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周恩来、叶剑英率领工作队员冲出火海，前往湘潭。13日夜，周恩来在湘潭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突变的形势和应急对策。14日，周恩来、叶剑英赶赴南岳衡山，就长沙大火的责任和善后问题，与国民党当局及蒋介石进行交涉，提出善后解决办法。迫于纵火带来的严重后果和群众舆论的压力，蒋介石于16日赴长沙视察。此后，敌情严重，局势恶化，给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日带来了困难。一些进步文化人士相继离湘，各种救亡团体被追解散，有的成为国民党官方御用工具。一些进步报刊被迫停刊，各地进步书店也多被封闭，抗战初期形戚的抗日救亡高涨局面遭到破坏。周恩来根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分析抗战相持阶段的形势和任务，指出“要坚持党的独立自主方针，要到农村去，把重点放在彻底发动群众，抓武装斗争”。基于形势，1938年11月中旬，省委机关、《观察日报》社、文抗会、战时工作服务团陆续迁驻邵阳。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在长沙大火后，先撤至沅陵，后于1938年11月底迁邵阳。在邵阳，省委继续领导全省党组织，克服长沙丈夕大火后造成的困难，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救亡斗争。　

　　中共湖南省委一次、二次扩大会议在邵阳召开

　　在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到战略相持的重大转变时刻，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了六屈六中全会扩大会议，讨论决定了抗日相持阶段后党的主要任务是贯彻六届六中全会精神。1939年2月初，中共湖南省委在已迁驻邵阳的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省委成员、特委和部分县委负责人、《观察日报》和部分救亡团体的党员负责人共30多人参加了会议。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博古出席会议并宣读六中全会决议。会议总结检查了省委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布置了今后的任务：继续深人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壮大党的队伍，巩固发展党的组织；继续举办党训班，加强党员纪律教育和保密教育，组织学习军事，掌握游击战争知识，准备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派党员军事干部到地方抗日武装队伍中工作，使其成为抗日同盟军。会议决定建立湘（潭）宁（乡）、常（德）益（阳）、邵阳、衡阳、南县五个中心县委。这次会议对于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对于促进各级党组织适应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的新局势，促使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深人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

　　1940年4月上旬，中共湖南省委在邵阳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确定今后的方针是：以全副精力进行紧急战争动员，把武装工作提到第一位，继续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加强民族动员，利用合法的民众运动，大力发展党组织。会议还讨论了对国民党和三青团的策略问题，但对国民党的反共新动向估计不足。

　　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迁驻邵阳

　　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于1937年12月建立，中共中央调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徐特立任八路军（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驻湘代表，调中央秘书处干部王凌波任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1938年4月25日，武汉失守。11月，日寇占领武汉，虎视岳阳，湖南省会长沙受到严重威胁。为确保中共湖南省工委和进步机关团体的安全，周恩来指示部分机关迁驻邵阳。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在徐特立、王凌波等的率领下，僧同湖南省工委迁驻邵阳，地址设邵阳城东门外两路口曾家院子。此后，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代表徐特立和省工委趵其它领导一起，一面领导湖南地下党组织和抗日团体的建设，指挥抗日救亡运动，一面与国民党周旋，揭露极少数主要当权者的消极抗日的假面目。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迁邵后，广泛宣传抗日方针，开展统战工作，推动爱国青年、爱国人士和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徐特立在邵阳多次公开讲演，接待来访群众，召集各界人士召开座谈会，宣传组织抗日，推动各界进步人士建立抗日救亡团体，指导出版进步报刊书籍，支持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同时利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合法地位为抗大、陕北公学招收学生；筹集和转运抗日物资，并掩护和配合中共湖南省委与邵阳县委开展党的活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39年8月11日，邵阳国民党顽固派逼令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撤销。徐特立以ノ、路军驻湘代表名义对外活动，王凌波以八路军总部秘书名义帮助徐特立工作，其他人员分派到桂林、重庆等地开展党的工作。不久徐特立、王凌波也被迫转移到衡阳、湘潭等地隐蔽地开展工作。

　　汊口基督教女青年战时服务团在邵阳

　　1939年7月，汉口基督教女青年战时服务团二队，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直接领导下来到邵阳，选址府正街宝邵联立中学。汉口基督教女青年战时服务团成立于1938年，由中共长江局和中共湖北省工委领导。团内成立了党支部，陈维清任支部书记，贝海燕任组织委员，吴瀚任宣传委员。1938年10月，武汉危急，战时服务团转迁长沙。“文夕大火”后，他们又转到衡阳。后来服务团分成两个队，第一队去桂林，第二队由支部书记陈维清率领来到邵阳。邵阳当时离前线较远，是后方重镇，驻有“三八”、“四四”、“一四四”三个后方医院和第二、第三两个荣誉团。到邵阳后，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领导下，服务团即以这些单位作为主要工作对象，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服务工作。首先，服务团帮助三个后方医院办好特别营养食堂，以增强伤病员的体质，提高治愈率。服务团女青年们直接精心管理伤病员的伙食帐目，精打细算采购营养物质，使伤病员经常吃到米粥、豆浆、鸡蛋、猪肉等营养食品。对重病号由她们一口一口地喂食，经过她们的细心护理，与医务人员紧张配合，治愈率高。其次，她们还担负着伤病员换药、洗脚洗手、剪指甲和洗浆缝补等许多服务性工作。她们不怕脏、不怕累，不厌其烦地这抗日伤病员换洗。同时，她们深入病房，向伤病员宣传抗日，讲解坚持持久抗战的道理，鼓励他们向伤病斗争，早日恢复健康重返前线。她们利用给伤病员缝补衣服、修剪指甲、代写书信的机会，与他们谈心，深入浅出地讲解抗战的大好形势、保家卫国的重要责任，时间一长，她们成了伤病员的朋友。她们的进步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1940年春节，邵阳县国民党党部书记刘昌峨举行茶话会，邀请她们参加。在会上，提出要她们参加国民党或三青团，发给她们每人一张登记表。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她们都以“我们是宗教团体，不过问政治”为由，坚决而委婉地拒绝了反动派的无理要求。1940年5月，根据邵阳的形势，基督教女青年服务团二队奉令离开邵阳转移到桂林接受新的任务。汉口基督教女青年战时服务团在邵阳的工作，曾得到周恩来的高度评价。

　　长沙祟实女校在邵阳

　　长沙崇实女子职业学校，是1907年由胡兆麟、徐特立倡导创办的，旨在立足平民教育。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11月，徐特立从“延安抗大”回湘主持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工作。徐特立来到长沙，对崇实女校很感兴趣，他与该校校长胡趾青（胡兆麟之女）有密切交往，引导她以“抗大”精神办学，组织学校师生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并推荐了部分师生去延安学习。1938年11月，岳阳失守，长沙“文夕大火”后，祟实学校被迫停课。1939年初，在徐特立的指示下，祟实女子职业学校迁来邵阳，租借邵阳县邵陵中学校址作为临时校舍。3月中旬正式复课。长沙崇实女子职业学校迁邵阳后，徐特立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王凌波对学校的工作十分关心，还先后派向杰（向建德）、周立群（毛泽覃的妻子）、陈碧莹、戴异、王华英等5名共产党员到崇实女子职业学校工作。这时，党在崇实女子学校活动非常活跃，扰日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她们深入乡村宣传抗日，组织师生与抗日的伤病员联欢，号召各界捐募寒衣慰劳伤病员。10月，她们在城区举行了多次公演大会，一方面宣传抗日，一方面组织捐募，共捐款2000多块银元，制成衣被送到后方医院的伤病员手中，大大鼓舞伤病员的士气。一时，崇实女子学校名气很大，被誉为江南七省1000多所中学中不可多得的一所学校。两湖监察使苗培成路过邵阳时，嘉勉崇实女子学校艰苦办学，亲自书写“人格救国”的镜匾赠送给崇实女子学校。

　　战时书报供应社湖南分社在邵阳

　　战时书报供应社湖南分社在长沙“文夕大火”后迁来邵阳，社址在县城内仁美巷口，负责人袁泰。书社主要供应与抗日有关的进步书报杂志，其所属的书店、图书馆遍布邵阳城乡。在它的指导和帮助下，在全县城乡建立数百所救亡小图书室。这些图书室是向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教育的基层阵地，规模小收效大。凡是有党组织和党员的地方就有这样的小图书室。书社常给一些进步团体和迸步青年提供《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大众哲学》等书籍，寄赠各种进步报纸、杂志，还油印出版一种八开的壁报资料，每期三至五张，免费寄给各地救亡小图书室，作为宣传抗日救亡的交流书讯资料。进步书籍、进步书刊激起广大民众奋勇抗日、保家卫国的热情。战时书报供应社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与地下党基层组织联系，同时利用买卖书刊的机会秘密发展党员。　

　　叶剑英来邵阳部署游击战争

　　1939年2月初，中共湖南省委在已迂驻邵阳的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召开全省党代表会议（扩大会议），省委领导、特委、中心县委负责人、部分县委书记、进步团体党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博古出席会议，并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共南方局常委叶剑英与博古一块来到邵阳。省委派人陪同叶剑英到邵阳县西南山区的雪峰山一带察看地形，准备日后开辟游击区。当叶剑英视察返回邵阳时，省委为期一周的会议已开完，他对省委工作作了指示后，第二天赶赴重庆。

　　五、党在白色恐怖下的艰苦斗争

　　白色恐怖笼罩城乡

　　1939年6月“平江惨案”后，国民党反动派的气焰越来越嚣张，盘踞邵阳的中统特务头目卿国魁、县党部书记刘昌峨、中统驻邵阳第六区情报站站长孙长植等，秘密执行蒋介石的反共阴谋，在邵阳制造白色恐怖，大肆搜捕和暗杀共产党员，查封进步书刊，破坏中共地下组织，白色恐怖笼罩城乡。 1940年夏，共产党员申振中、彭俊文在火神庙城墙上被国民党反动派抓住并从其身上搜出《支部工作纲要》小册子。刘昌峨即将二人逮捕，进行严刑逼供。他们受尽折磨，申振中出狱后不久痈死。5月，《真报》编辑、共产党员李化之奉命赴新化开展地下工作时遭暗杀。7月4日，塘田战时讲学院研究班学员、共产党员谢国安被暗杀。9月，共产党员周道被捕，敌人多次劝降不成，于11月1日将其枪杀于临津门外。11月5日，县委负责人彭柏林因叛徒告密被捕，被装人麻袋尸沉资江高庙潭。是年内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暗杀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多达数十名，面对敌人软硬兼施的轮番审讯，他们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党的组织。

　　为了全面限制、破坏共产党的活动，国民党反动派对邵阳城内的进步书刊进行查封。1939年4月，国民党县党部、邵阳警备司令部查封了李雪楼和徐维笨（徐特立侄儿）在下西直街100号开办的民众书店，1939年4月18日，横蛮无理地封闭了《观察日报》，1940年5月13日查封了《力报》，虽经中共地下组织多方联络，据理力争交涉，终因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本质而无果。 1940年，国民党邵阳县党部捏造事实，制造舆论，胡说“邵阳地下党组织有3部电台、200多条枪，准备搞武装暴动”云云，一面调遣特工匪徒，采取密捕、密决的毒辣手段，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抗日积极分子，摧残地下党组织。1940年1月2日，反动派的忠实走狗、邵阳县时雍乡文化干事李子芳和罗塘的恶霸地主刘主钦互相勾结，带20多个便衣特务，深夜潜入罗塘抓人，并包囿刘敬应、刘应环、刘保民、刘区南等地下党员的住宅，逼迫其家属交人，同时进行种种敲诈勒萦，迫使罗塘支部成员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无处藏身。罗塘支部的刘敬庄、刘应环、刘保民、刘书简、刘诗法等地下共产党员只得相继出走广西桂林，靠给人帮工来维持生活。白此，罗塘党支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停止了组织活动。

　　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和省委离开邵阳

　　平江惨案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彻底揭露，明辨是非，争取多数，孤立少数，主动团结”的方式与国民党进行艰苦的斗争。此时，驻邵国民党反动派大搞白色恐怖，湖南数千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杀。中共邵阳县内各级党组织处在万分危险之中，在邵的省、县上层进步人士大多流散，有些与组织失去联系。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逐步转人地下斗争。1940年2月，中共湖南省委召开会议，决定精减机构和人员，省委由高文华、王涛、聂洪钧三人组成。2月24日，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工作人员被迫撤往桂林。8月，徐特立撤离湖南。9月，王凌波被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强压出境。11月，聂洪钧离邵，中共湖南省委曲高文华、衰德胜、文士祯三人组成，省委机关从邵阳迁至湘乡永丰镇。这时，省委直接领导的下属组织为3个中心县委（湘宁、常益、邵阳）、1个工委（湘西），共有党员900余人。

　　中共宝属工委的应急措施

　　鉴于当时的形势，根据党中央提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地方党组织斗争形式更加隐蔽。为了避免损失，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中共宝属工委制定了四条应急的措施：

　　1、将敌人破坏活动十分猖狂地方的党员迅速撤离本地，先转移一部分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没来得及转移的停止活动，就地隐蔽，保存有生力量。

　　2、邵阳城内的地下党员分散居住，没有职业的尽快找到职业。如谢竹峰化名“夏先生”，和廉桥调来女共产党员赵毅假扮夫妻开小店，以打袜子和用土机子纺纱为掩护；李文定和爱人赵耀南开办“女子自立缝纫店”；刘建安和妻子韩淑仪在城郊五里牌开饭店；王来苏在沙子坡一个伤兵医院门口搭了个栅子卖小吃。这些地方实际成了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

　　3、严格控制接头，建立单线联系，没有要事不能彼此往来，以防不测。

　　4、开辟新据点，以备应急之用。刘松和廉桥调来的党员赵五奶（赵彭南）认做母子，在洞口附近租铺子，作为党员转移的新据点。后来刘松被抓壮丁，赵五奶一直坚守岗位，直至抗战胜利。 尽管国民党反动派使用各种卑劣凶残的手段，地下党始终利用各种方式与其周旋，领导人民运用“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进行斗争，保存了党的有生力量。1942年8月，谢竹峰、刘建安、王来苏等先后奉命离开邵阳。此后部分基层党支部、部分党员在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仍坚持活动。

　　邵阳沦陷

　　1944年6月15日，日军第四次进犯湘北，因国民党第四军军长张德能兵力配置错误及指挥不利，长沙于6月18日沦陷。长沙沦陷后10天，1944年6月28日，日军向衡阳发起进攻，衡阳守军奋勇抗击40天。8月8日，国民党第十军军长方先觉投敌，衡阳失守。日军经过短暂休整，并补充兵源后，其主力沿湘桂铁路进犯，一支由祁阳过文明铺、五峰铺进犯邵阳，—支沿衡宝公路，西犯金兰寺、水东江、余田桥进犯邵阳；另一支由潭宝公路进犯邵阳α9月6日，潭宝公路上的要地永丰镇（今双丰县治）失守，邵阳形势非常严峻。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邵阳县城学校于6月中旬提前考试放假，学生都已回家。居民及工商业者、有钱人也匆匆忙忙带着家小或去山区躲避，或逃至山门、安江、贵阳等地，而劳动人民无法离开，只好留下坐以待毙。当时的邵阳县政府被迫迁往司门前，在邵阳东、西、南、北四乡成立了邵南、东1t等行署，负责管理所辖区域内的政务。邵阳城内守军，将大街上镶嵌的条石撬出来，垒成壕堑，堆上沙包，成为掩体工事。大建筑物则挖通墙壁，作好巷战准备。9月8日，国军与日军在南乡五峰铺一带发生激战。10日，由永丰进犯的日军与国军激战于东乡黑田铺一带（今邵东）。至13日，由衡阳进犯的日军分别向邵阳外围据点余田桥、仙槎桥、两市镇进犯。这样，邵阳县的东北、东南都有日军包抄进犯，国军在这些地区与日军血战三日三夜，寸土也不轻易放弃，日军此时更增调大批炮兵助战，战线更加靠近邵阳县城。北乡酿溪（今新邵县治）、东乡范家山、南乡九公桥一带都被日军占领。9月26日，日军向城内施放毒气，并抛掷燃烧弹，引起大火。27日后，外围据点相继陷落，惨烈巷战，于斯展开，日军每日以大炮向城内轰击，飞机轮番轰炸，城内半城灰烬。日步兵在炮火掩护下，向守军冲锋，每日达十余次之多。9月28日，日军由东门突入，另一股自西门进，晚上又一股自南门突人，分别向邵阳县立中学、中山公园、火神庙等地猛扑，并于火神庙高地施放毒瓦斯。29日，日军加倍增援i30日，反复向中山公园、钟鼓楼等地猛扑。担负这一战线的国军七十四军、一○○军伤亡惨重，日军死伤人数亦达数千名，至10月2日12时以后，邵阳沦陷。 邵阳沦陷后19天，日军指挥部参谍、岩山队长、指导班长等与先期安排在邵阳县境内的日本走狗王国英（邵阳北乡小水庙人，中央政校毕业，曾充任第十六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岳峙雄（前清湖北警官学校毕业，历任营、团长，第十九师副师长，湖南南岳管理处主任等职）秘谋，决定成立县维持会，由王国英任会长，岳峙雄任副会长。1944年10月22日，维持会正式成立。日军在县城各部队长、指导班长、复兴队长齐集昭明宫，强追城内未逃出的居民开所谓“军民联欢会”，并举行维持会正、副会长就职典礼。维持会建立后，狐假虎威与日本军一道，把铁蹄伸向四乡，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同时还在所占领的地方，成立以乡或保为单位的维持分会。

　　党领导和影晌下的敌后游击斗争

　　时雍乡（今下花桥双江一带）人民抗日。1945年元月，日军200人进驻时雍乡第十保戴家大院内大地主钱受伍家中（现双江村桥头组），以此做为谷洲桥试商学校营业部的犄角9负责掳掠粮食和警卫，致使青壮男女无法在家安居，均潜逃大山躲藏，仅留老幼看守门户。天气寒冷，日军挨户拆取门窗，做为取暖和煮饭的燃料，宝贤学校原有由村民被迫交出的1000根杉木，被全部烧光。1945年农历4月止旬，时雍一带的游击队，曲当地百姓吴至炎带路，到日军驻地山后战壕抢机枪，向日军开火。日军因距离太远，没有还击。到了黄昏，游击队约600余人，分两路向日军进攻，一队由壕坑里直接到五通庙山，一队到日军驻地陶家山，截断日军后路，并派戴谋泥、戴胜法、戴胜甲、吴至炎等4人，身背鱼篓，腰插短枪，乔装摸泥鳅模样，伺机抢夺敌枪。后因目标暴露，游击队伤亡2人。日军遭击后，已成惊弓之鸟9于当晚夜深9偷偷撤回至邵阳城。这样，日军在双江一带侵占时闷只4个月零8天。 军民夜袭牛家庄。1944年秋，日军进犯到邵阳县西乡椭木山一带。日军一个小分队，驻扎在皇安寺牛家应，四处掳掠，抓夫抢粮，扰得民不聊生。当时，原驻防在资江沿岸的国民党军，大都撤退了，只有小部分零星队伍，尚在当地和群众结合在一起，抗击敌人。驻扎在皇安寺的一个连，约1OO余人，连长陈霭夫为军校毕业生，年青有为，富有爱国思想。他组织当地群众9并吸收当地村长车华峰、小学校长车百如、农民罗瓦匠开会，根据地形制定了袭击牛家庄敌人的周密计划。1945午农历正月15日，正值元宵，全连士兵100余人，群众50余人，清晨四点出发，悄悄溜进日军在牛家庄驻地，包围营房，用四条冲锋枪，堵住四个窗口，连续射击。日军遭到突然袭击，手足无措，被打得嗷嗷直叫。有些被打伤的，拼命冲出来，与我方军民扭打在一起。终因敌寡我众，日军无法扭转败局。当战斗打响时，同去的一部分民众，在山前山后放火，呐喊助威，风声呼呼，一时火光冲天，杀声四起。日军驻在光岭的哨兵，摸不清头脑，辨不清方向，钢炮也只能乱放一通，不能发挥威力，也不敢下山营救。驻地里少数脱逃的日军，见四面火光，也走投无路。这次战斗，共击毙日军20余名，并缴获枪支弹药无数，中国军民略有伤亡。这次胜利，打掉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此后一段时间，日军不敢出外掳掠。

　　黄荆岭抗日游击队锄奸抗日

　　邵阳沦陷后，黄荆岭一带游击队，锄奸抗日，铲除了作恶多端的汉奸，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1944年农历10月，汉奸唐九如、银文明死心踏地为日军卖力，赶猪抢粮，欺压百姓，并常给驻划船塘的日寇小队长献鬼计，送情报，要求日寇围剿游击队。游击队几次捎信给他们不要狐假虎威，坑害农民，他们不听劝阻，依旧为虎作伥，气焰嚣张。农历11月16日，唐九如、银文明去九公桥向召本军送情报，4名游击队员带枪跟踪。行至利吉塘雨花庵下的亭子边，唐九如发现被跟踪，企图向山里逃跑。4名游击队员眼明手快，一阵枪声，唐九如、银文明应声毙命。群众闻之拍手称快，但盘踞在划船塘学校的日军据点仍未拔掉，游击队决心拔掉这个钉子。11月20日上午，13名日军在划船塘学校的一间房子里烤火，枪支挂在墙壁上。7名游击队员腰挎短枪，装扮成挑粮的农民向据点走去。日军哨兵举枪阻拦，游击队员便说：“太君，我们是苦力苦力的，来挑谷的干活……”骗过了哨兵后，游击队员闪进房内，拔出手枪，一阵扫射，5名鬼子当即死了两个，其余鬼子拿起椅凳企图顽抗，也被歼灭。与此同时，哨兵也被游击队用钢盔砸死。两次战斗，共打死鬼子12人，缴获三八式步枪7支，捷克轻机枪l挺，手枪1支，其它军用物资多件。 大水（今金江乡）自卫队抗日。1945年夏，日军犯境，烧杀抢掠。大水村村民吴铠琴（今邵阳县金江乡新建村人）召集众人说：“当以武对武，讨还血债！”众人同仇敌忾，集手枪3支，步枪7支，鸟铳、梭标若干，组成抗日自卫中队。1945年农历5月初3，伏敌于鞍岭，转战油桐坝，毙敌1人，伤敌数人，缴获手榴弹1枚。初5日，与日军战于铁塘，毙敌数名。6日下午，大队日军从陈宝冲扑向枇杷铺报复，自卫队截敌于马脚坳，打死目军2人，夺枪数支。7日，大队日军外出骚扰，只有3名日军留守驻点。吴铠琴扮装少妇接近哨兵，引诱哨兵调戏。吴铠琴手起枪响，哨兵、应声倒地，队员一跃而上，据点日军无一脱逃。8日，日军纠集大队人马再次报复枇杷铺，自卫队四面伏击，日军丢盔弃甲。 岩口铺军民重创日寇。1944年农历8月11日，日本军队侵略的魔爪伸进岩口铺一带，到处实施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岩日铺军民奋起抵抗，坚守阵地。这次战斗，共打死打伤100余名日军，国民党一连长及20多名士兵在此以身殉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邵阳县城光复，各界人民载歌载舞，欢庆民族解放斗争的伟大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邵阳地方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宣传和动员各界人民，组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抗日救亡活动。吕振羽创办的塘田战时讲学院被誉为“西南抗大”，为抗日培训了一大批干部和优秀分子。长沙“文夕”大火后，作为全省抗战中心的邵阳县，各界民众在中共湖南省委和邵阳中心县委的直接领导、组织下，掀起了空前的抗日救亡热潮。但盘踞在邵阳的国民党反动派忠实执行蒋介石的反共阴谋，在邵阳城乡制造白色恐怖，查封进步书刊，破坏中共地下组织，大肆搜捕和暗杀中共党员，彭柏林、周道等一批党的领导干部和中共党员的鲜血不是抛洒在抗日的战场，而是惨遭中统特务的魔掌。中共邵阳中心县委采取应急措施，与反动派进行了殊死的斗争。邵阳沦陷后，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不甘蹂躏的邵阳人民在备地自发组织自卫队、游击队，锄奸抗日，重创日寇，直至抗战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