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县五盆沟惨案
五盆沟是隶属于蓟县卢家峪村的一条山沟,当时居住着胡景山、胡景全、胡景旺一家23口。1943年2月5日晨,盘踞平谷县独乐河据点的日伪军40余人侵袭五盆沟,搜查八路军埋藏的弹药、军装和粮食。当时除胡景山等10名男青壮年脱险外,其余妇孺13人被围。日军毒打拷问,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便搬来柴草,堆在房子四周,将老弱妇孺赶进房内,纵火焚烧,开始屠杀。胡景全的妻子从房内冲出,几个日军想捆绑强奸她,她奋力反抗,头被劈两刀,惨死在驴棚旁。胡景山的妻子冲出刚跑几步,背中两枪,被杀害在正房门口。胡景山的儿媳被烧得遍体鳞伤,扎在水缸里死去。胡景旺的妻子在西厢房内怀抱着3岁的儿子和儿媳坐在封闭的地洞口(内有炮弹数箱、军衣百余件。房外地里埋藏着数千斤粮食)被烧死。胡景全的儿媳被日军刺死在房内,胎婴挑出。胡景旺6岁的小儿子从火中跑出,被日军砍掉头颅,扔进火中。大火烧了三个多小时,日伪军估计房内人全被烧死才撤走。房内尸体都被烧得焦黑,残缺不全,无法辨认,孩子小小的身躯被烧成一团焦炭。遇难者中,三名少妇都怀有身孕。七个孩子,最大的13岁,最小的仅3岁。房子八间及财物全被焚毁。当天,日军还在村内杀害四名无辜村民。(晏积智 吴竹亭)
蓟县小现渠惨案
1943年3月5日清晨,盘踞尤古庄据点的日军小队长申本,带领日军、特务30余人,到小现渠村“扫荡”。村民闻讯大都出村躲避。申本将人分成两队骑马或骑自行车围追村民,并开枪射击。王永祥、赵巨田、王继云三人先后被枪杀,王继伦、赵文、王维亭等四人被打成重伤。村民除部分逃脱外,大部分被围堵回来。王继祥等三人被带到申本面前,申本当即掏枪将三人击倒,王继祥等二人未中要害,幸存。王文元腹部中弹,被抬回家后不久死亡。申本将村民100余人集中到大街上。王存60多岁,腿脚有毛病,再加上惊怕,站立不稳,被申本拽岀,开枪杀死。之后,又有两名村民被拽出枪杀。王永祥的妻子听说丈夫在村外被杀害,想借上厕所出去看看,被申本击中肩胛,跌倒在地。这次惨案村民七人被枪杀,七人被打成重伤。(晏积智)
宁河县乐善庄惨案
1943年7月,共产党武(清)宝(诋)宁(河)三县联合办事处成立,由寒松同志任主任,建立地方政权,发展武装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因此引起了敌人的密切注意01943年12月18日,中共武宝宁工委、武宝宁联合办事处及各区领导约70余人在地处宁河县七里海边缘的乐善庄召开扩大会议,总结、研究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政权及征粮征款等问题。会议开了三天,于20日傍晚结束。散会后,大部分同志连夜返回本区,少数因故未走的同志住进七里海的苇棚里,只有寒松等五人住在村里。这一情况不幸被日伪得知,-盘踞芦台镇的日军守备队、警备队、新民会等300余人立即出动,于次日拂晓把乐善庄重重包围。他们先在村庄四周燃起大火,然后由外向内往村中合围。此时枪声大震,村民邢得兴迅速赶到李学功家,让寒松赶快转移。寒松同志带着警卫员云朋、交通员志英从堡垒户李复庭家摸到村西,打算越过青龙湾河堤,穿过苇地,奔七里海。他们刚出村,即被日伪发现,向他们射击,并有一部分骑兵闻声包抄过来。寒松等三人当下散开,奔七里海跑去。没跑岀多远,云朋即被击中,当时就牺牲。志英跑到一块坟地里向敌人还击,没打几枪就连中数弹,倒地阵亡。寒松跑到离北淮淀村约三里的黄西围村,亦不幸中弹牺牲。联办秘书陆英边跑边还击,由于子弹打光,就把枪掩藏在草丛里,又把携带的米票扔进水沟,被围拢过来的日伪军活捉。当他被敌人带到村里时,才知道一区区长高英亦被俘。日伪军为了大造舆论,搞反共宣传,当天将寒松等同志的尸体,用大车拉到芦台游街示众,宣扬共产党、八路军已全被消灭,妄图杀一儆百,扑灭人民的抗日烈火。(刘志芹)
工程师吴树德被杀惨案
吴树德,上海人,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科毕业,曾任技师、水利工程师、天津水产专科学校讲师等职。1937年天津沦陷后,时任水利委员会“华北水利测绘室”主任的吴树德,为不使气象水文资料中断,带领两名助手继续作观测记录。因会址设在意租界,虽有日伪的干扰,仍能继续工作。1943年9月,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垮台,日军也侵占了天津意租界。他们开始阻挠、威胁吴树德的工作,并诱劝他到北京气象台任要职,遭到吴的拒绝。后来日本宪兵分队诬吴为重庆政府的间谍,设立的是“渝方电台七1944年4月15日午后4时,日军一四二O特种部队曹长小路、军曹西协二人带领翻译、特务将工程师吴树德、测绘员金海祥、于鸿猷三人逮捕。在严刑拷问中,强逼吴工程师承认他是渝方“天津无线电台台长”。几次酷刑审讯,吴都言词强硬,毫无屈服表示,使日军更为恼怒。4月24日对他采用了最残暴的折磨,将他裸体,用油布裹身焚烧,一直烧到皮焦肉脱,临死他仍在高声骂贼,直至气绝身亡。同案被捕的测绘员金海祥(北京人,土木工科毕业)在被捕后第六天,即4月20日,不堪忍受日军的毒刑,头撞狱门而死。只有于鸿猷,在吴、金死后,罪名无佐证,羁押41天后,死里逃生。(秦戈)
王润秋教授被酷刑致死案
王润秋先生,早年留学法国,抗战前曾任北平中法大学教授,天津市政府秘书等职。平、津沦陷后,他宁可在家清贫闲居,也不为日伪供职,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气节。1938年底,天津教育界人士成立了一个秘密抗日团体一一天津教育促进会。王润秋先生在该组织中任副理事长。他们团结了教育界的爱国人士,在抵制日伪的奴化教育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王润秋还秘密进行抗日宣传,保护青年学生逃离敌区到抗战后方等,做了许多有益于抗战的工作。他的活动被伪警察局特务侦知,1944年2月19日,由特务们作眼线,日本宪兵在劝业场门前将王润秋先生逮捕。宪兵队用了各种刑具对他进行拷问,然后判罪,移送到北京日军陆军监狱关押。由于身体受刑过重,于1944年11月25日惨死狱中,时年45岁。(秦戈)
日军强征中国妇女充作军妓的暴行
侵华日军强迫中国妇女充作军妓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日军在津地区最高军事机关——“天津日本防卫司令部”设有“慰安所”,是一个军妓院。它由天津著名大恶霸王士海(原为脚行把头,被日军委为陆军少将,1952年被人民政府处决)统率下的一个“武装别动队",专司抢劫绑架中国青年妇女,定期献纳给日本防卫司令部慰安所,充作军妓。每批二三十名,以三个星期为期,实行轮换。1944年7月3日警察分局有一个伪警士写的社会情况报告说:由于绑架妇女,造成市民“惴惴不安气南市一带由于妇女不敢岀门,“影响了地方商业繁荣”。他们抢劫到妇女以后,可以“出高价赎身",对百姓进行勒索敲榨。另一个日军的军妓院,是在槐阴里1号的“军人俱乐部”。这里强制中国妇女作军妓的办法是唆使汉奸政府、伪警局主办,从天津各妓院中挑选妇女,送给日军任其蹂蹒。例如1945年4月110,天津日军防卫司令部通知伪天津特别市政府,要他们挑选100名妓女,由军医验选,从中选取20名,送到“二区槐荫里一号气承办此事的天津警察局办理完毕后,给伪市长周迪平写的报告说:从全市各妓院约3000名妓女中,先选岀100名,再经两次检验,最后选岀张慧敏等20人,于4月28日下午送到了“军人俱乐部”,由该部管理人木村点收。这个俱乐部,是监狱式的军妓院,除日本人木村做总管外,还有中方监督一人。妓女不许自由活动,没有木村许可不准外出,每月只有8日、20日两天内允许家属探望。
日军在天津强征的军妓,不仅供当地的日本侵略军淫乐,还成批地送到河南、山东等地。1944年5月31日,在日军授意下,天津伪政权“为慰劳日军前方将士”,由市内各乐户(妓院)选出体格健壮、貌美妓女200人,组成慰劳队,到河南开封一带担任慰劳事宜。1945年7月,由天津防卫司令部副官高森、日军中尉佐藤,和天津警察局日本专员毛利共同督办,从天津妓院挑选25名“身体健康,姿容秀丽”的妓女,送到山东莒县的一四三七部队,期限为三个月。为这批妇女充作军妓,由天津所有妓院中捐款,付给每人“特别津贴"共15万元,似为收买,实际是用刺刀逼着中国妇女跳到了人间地狱式的火坑。(秦戈)
日军残害天津海关职工魏恭枢案
天津被日军侵占以后,天津海关以它业务特殊,职工得以继续原任,进行操作0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侵华日军将海关接管,并派来日本人岸本广吉任总税务司,推行压迫职工的法西斯管理体制。爱国的海关职工,许多人拒绝为日伪服务,不断有人潜往内地抗日地区。日本当局对海关人员离职极为愤怒。为加强对人员的控制,对职工宣布不准离职请假,不准离津,对海关同仁监视甚严。为杀一儆百,在1944年3月10日夜,日本宪兵逮捕了中方领导人魏恭枢(他的职务是税务司),押送到日本宪兵队。罪名是与重庆暗通消息,将三名职工送往内地。日军对他施以严酹刑讯,把他关闭在木笼里,迫令屈膝端坐,不得稍动,每日只给高粱粥两碗,温水三杯。在夜深疲惫不堪,饥渴难当时,再提讯刑罚。日本宪兵利用各种毒刑,例如剥衣鞭打,在血流肉绽以后,泡在院内冰水中,又按头在水中淹泡数次,险至丧生。又一次审讯,是夜间将魏毒打以后,推入犬室,嗾两条狼狗尽力痛咬,被咬得遍体鳞伤,血肉交流。两犬疲弱时,给与饮水食肉,犬力恢复,毒咬更甚。而日本宪兵在犬室旁饮酒食肉,视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中国人取乐。魏恭枢在几次毒刑中,屡死屡醒,只不开口,宪兵队无计可施。当时海关的职工联名冒死保释,魏在宪兵队被关押月余后释放,得以死里逃生。(秦戈)
文章内容节选自《侵华日军暴行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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