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邯郸的几起重大惨案
来源：河北省档案局   2017-09-27 14:17:34

　　北安庄惨案

　　馆陶县北安庄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一个有千人左右的村庄。1943年日军在浅口修建了临时据点，这样该村就位于南馆陶、南徐村、浅口三个据点的中间，最远者不足10公里，三个据点呈鼎足之势。虽说该村三面有敌，但距敌相对较远，是我抗日武装的重要的游击区。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是大灾之年，粮食极为缺乏，日军在浅口修筑临时据点，经常外出到北安庄这一带村庄抢劫粮食。1943年12月21日，日军得知北安庄藏有抗日公粮和武器，浅口据点200余名日伪军于凌晨包围了该村。人们没有来得及逃跑，全被捂在村里。敌人进村后，进行野蛮地烧、杀、抢掠、奸淫。不少人被敌人的暴行激怒，自发地进行抵抗、搏斗，有的被敌人枪杀，有的被打伤致残。天亮后，敌人把700多村民赶到村外西南麦场里，逐个进行拷打审问，逼问枪枝弹药藏在哪里，粮食藏在什么地方。

　　这村的抗日村长是28岁的青年霍林北。他自幼务农，家庭贫寒，为人正直，办事公道，深受群众爱戴。敌人得知他是村长后，就向他要枪、手榴弹，问公粮存放地点。他不说。敌人就用棍子打，刺刀刺，打得他遍体鳞伤，几次昏死过去。霍林北是共产党员、抗日村长，对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掠恨之入骨。任凭敌人如何摧残他，为了民族的利益，他抱定必死的决心，不向敌人吐露一个字。敌人对他没有办法，就逼问别人。大家誓死不屈，没给敌人任何回答。气极败坏的敌人进行了残无人道的屠杀，霍润兆、霍润梅、霍登起、霍书生、霍清怀、霍希早等六个青年民兵英勇牺牲。

　　霍林北不忍看到自己的乡亲、同志被敌人毒打、枪杀的惨状，也不愿自己继续被敌人折磨，只求一死了之。他挺身而出，高声说：“我是共产党员，什么事我都知道，别逼问别人了。村西坑里有枪，叫我下去捞吧。”当时正是十冬腊月，水坑里结着一层厚冰。敌人让人砸开冰，让霍林北下去摸枪。霍林北忽的一声跳下水，一个猛子钻进水里。他不想再出来，想淹死算了。没想到腰里被敌人系了一条麻绳没有解开，又被敌人拖了出来。敌人知道被蒙骗了，就更加穷凶极恶，变本加厉，对霍林北施加更残忍的手段。敌人用刺刀向他身上戳，刺窟窿、划口子，往嘴里灌辣椒水，然后再把他推到坑里冻，再拉上来。霍林北伤痕累累，再加上冰冻，被折磨得已是有气无力，气息奄奄。他怒目瞪着敌人，顽强地说：“打死我吧……我什么……也不会给你们说。”敌人说：“你不是冷吗!那就给你加加温，暖和暖和吧!”敌人把他捆到大坑东岸一棵榕花树上，下面堆起柴火，身上浇上煤油，然后点燃。熊熊大火劈劈剥剥地燃烧起来。霍林北面对日本鬼子的法西斯暴行，无比惯怒，使尽最后的气力大骂敌人。凶残的敌人狞笑着，观赏着，看把一个活人如何化为灰烬。日本鬼子简直不是人，是一群毫无人性的野兽。霍林北烧死后，他们还不算完，又将脑袋砸开，真是残忍至极，令人发指。

　　霍林北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大义凛然，表现了中国人的骨气，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1946年，邯郸专署为了纪念霍林北同志，将北安庄更名为林北村，使烈士英名永垂不朽。

　　在这起惨案中，还有霍友生、霍锤子、霍登之的爷爷、霍如雨、霍希钦、霍济生、霍斗云、霍润芳、霍明雨、李万卷等10人共17人被杀害，35人被打伤致残，七八名妇女被强奸，43人被抓走，烧毁房屋32多间，抢走粮食8000斤。

　　北拐渠惨案

　　1938年，虽说馆陶县境内还没有日军的驻军，但华北的一些城市和重要的县城仍被日军占领，日军的大规模“扫荡”和“清剿”还是时有发生的。11月某天，一股“扫荡”的日军来到馆陶县八区的北拐渠村。这时的日军气焰嚣张，凶恶残忍，烧杀、奸淫、抢掠，无所不用其极。敌人进村后，见人就杀，到处放火。惊慌的群众四处奔逃，到处躲藏。一时间，北拐渠狠烟四起，枪炮声、呼叫声、呻吟声……响成一片。

　　20岁的村民贾发彩和38岁的艾天理在村北地被日军围住，他们奋起反抗，当场被日军用刺刀挑死。18岁的艾保根被日军抓住，凶残的敌人没有当场打死他，而把他投到一丈多深的红薯井里，然后往井里投放柴禾点燃起来，艾保根被活活烧死在里面。贺作祥在院里正不知往哪里躲藏，敌人进来后就向他开枪，一枪打伤，再打一枪，不死，再打一枪。就这样，贺作祥被活活打死。村民艾永河被堵在屋里，敌人挺枪刺他，他双手抓住敌人的枪就夺，敌人用刺刀连扎数刀，可怜48岁的艾永河倒在自家的屋门内的血泊中，含恨死去。艾三妮不屈从日本鬼子的暴行，被打死在屋内。60岁的老汉艾永清想逃跑，被日军堵在胡同内乱枪打死。58岁的苏清船跑出村外，敌人发现后用机枪扫射，未能幸免。青年靳清科被敌人抓住，他挣扎想逃，敌人就把他捆住，然后在他周围架起柴禾，点燃，看着靳清科在汹汹的烈火中被活活烧死。

　　在这次惨案中，北拐渠村有9人被日军残忍杀害，87间房屋被烧，25200斤粮食，1000斤花生被抢走，大牲畜2头被抢去，大批生活用品也被抢劫一空。

　　李桥惨案

　　1944年2月13日(农历正月二十日)河北省馆陶县李桥村发生一起重大惨案。这一天，李桥村群众被杀害5人，曲周逃难群众被杀害20多人(一说五六十人)，县大队战士牺牲15人，群众、战士被抓走几十人，大量衣物、牲畜被抢劫。

　　惨案的前一天，馆陶县抗日游击大队大约200余人进驻李桥村开展工作。县大队两个中队和团部驻李桥，一个中队在距李桥三里路的大刘庄担任警戒。

　　南馆陶镇是敌人一个较大据点，城墙一周设炮楼13个，城门9个，驻日军一个小队100余人，伪军两个中队及三个伪区队共计600余人。李桥在南馆陶镇西南6公里处，大刘庄距南馆陶镇仅4公里。由于这里群众基础较好，县大队常来这里活动，打击和消灭外出骚扰之敌。

　　由于敌奸细告密，敌人获得了我县大队的兵力和布署情况，于2月13日凌晨调动南馆陶全部兵力，悄悄将李桥和大刘庄包围。担任警戒的驻大刘庄的一个中队发现敌情后首先与敌人打响。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这个分队边打边撤，冲开敌人的包围，退守李桥村。

　　李桥村是一个约600人的小村庄，无险可守，但村周围有坑塘、路沟，便于撤退、机动。深知敌人兵力强，力量悬殊，县大队立即组织突围。可是敌人这时已完成包围。突围时机错过，为时已晚。经过激烈的战斗，县大队一部突围出去，大部未能成功，只得疏散隐蔽。敌人攻进村庄，逐户进行搜查，开始了一场灭绝人寰的杀戮和抢劫。

　　李桥村的村民听到枪声知道日本鬼子来了，都纷纷找地方隐蔽起来。未突围的战士也划整为零，各自为战，疏散隐蔽。本村有一个孤寡老人叫二九银，碰到一个战士。为了掩护他，李九银称那战士为自己的儿子，把战士的手枪揣到自己怀里。敌人搜查来了，发现了他怀里的手枪，被一刺刀挑死。战士奋起反抗，也被枪杀。民兵谭新宝躲在房顶草垛里，被敌人发现，一刺刀把肚挑开，然后被一脚从房顶上踹下来，肠子洒了一地，当场死亡，其惨状目不忍睹。谭仲元和谭建章两位老人藏在一个闲院小屋里，被敌人发现。敌人向屋里连打几枪，谭建章被当场打死，谭仲元老人腹部中枪，没有当场死亡爬到当院，鲜血将周围的积雪融化了一大片。李国钦的父亲李洪恩被人搜出，敌人一刀向他刺来，他双手紧紧抓住刺刀，敌人用刀一挑将他的衣服挑开肚皮划破，他顺势倒下。敌人以为他死了，就走了，李洪恩有幸从阎王爷那里又捡回一条命。还有外村两个走亲戚的男子也被打死。

　　那次死的最多的是曲周县逃荒的难民。那时李桥通往秤钩湾有条大路，秤钩湾是卫河的一个渡口，过往的行人都从李桥路过，经常有人在李桥投宿。曲周逃荒的难民有五六十人，前一天住在了这里，那知道正赶上敌人来。他们无处躲藏，都被敌人抓住。敌人听他们的口音不是当地人，说他们是八路军，有20多个人被敌人杀害。当时天很冷，刚下过大雪，大坑里还结着很厚的冰。敌人把他们赶到这里，砸开冰凌，把曲周逃荒的难民死的和伤的全塞进冰窟窿里。

　　敌人撤走的时候，把李桥的群众抓走几十口，有男的，有女的。当时县大队队长王希林和他爱人都住在李桥。敌人称要抓王希林和他爱人，因此年龄差不多的男的和女的都被他们抓去。伪军到处抢粮食、衣物、牲畜，把李桥村翻腾得烂七八糟。直到下午，敌人才撤出村子。

　　敌人把抓走的人一部分关在南馆陶据点，一部分送往法寺炮楼。该村李西广那天在大刘庄被敌人抓住，关进法寺炮楼。敌人不给吃的，家里无人送饭，饿得将身上的小棉袄都吃了。最后饿得快要死去，敌人看到不可能有人拿钱来赎他，才放出来。其他人，都是家里人想法打整钱和粮食从敌人那里赎回来。

　　马店惨案

　　在抗日战争时期，马店村属于馆陶县五区，是我抗日武装比较活跃的地区。这个村的抗日自卫队和模范班经常配合县大队、区分队有时也配合正规军同敌人进行武装斗争，人员精干，战斗力较强。自卫队长王洪飞是军人出身，事变后回到家乡，组织自卫队并担任队长。他不但有武装斗争的经验，而且性情直爽，意志坚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暴行极度愤恨，工作积极，不辞劳苦，带领自卫队员积极主动地打击和骚挠敌人。在惨案发生的前几天，王洪飞带领全体队员在距村东200米处的土地庙前伏击了一股敌人，缴获了一部分枪支弹药。敌人恼羞成怒，扬言要把马店村的人杀光，房屋烧光，东西抢光。

　　1943年2月22日黎明，200余名日伪军包围了马店村。自卫队长王洪飞和模范班长武洪太带领队员立即拿起武器同敌人展开斗争，几次组织突围未能成功，遂组织巷战继续同敌人周旋。战斗坚持到下午两点多钟，弹尽缓绝，王洪飞、武洪太、武玉山、宗勤堂、牛焕成、张书堂、王金成、王天台、武梅峰、武刘保、赵恩更、张青琢等人被抓住。敌人逼问他们：谁是村长?谁是农会主任?谁是模范班长与班员(模范班即武装民兵)?武器公粮藏在什么地方?敌人问谁谁都说“不知道。”气急败坏的敌人就把张勤飞他们仰面捆在床上、门板上，往嘴里灌辣椒水，肚里灌满后再按住肚子往外挤。大家还是谁也不说。敌人就对他们施行毒打、火烧、活埋等各种残酷的手段，致使这些民兵有的被枪杀，有的被烧死，有的被活埋。

　　王洪飞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在敌人面前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慨。他说：“我就是自卫队长，专门打你们的。今天犯到你们手里就不打算活了，要杀要剐随便。但是中国人民是杀不光的，你们的末日快要到了。”凶残的敌人用刺刀刺向他的心窝，然后又将他的头颅砍下，王洪飞壮烈牺牲，年仅34岁。

　　敌人走后，乡亲们看到他们被枪杀、活埋、烧死的惨状，无不失声痛哭，万分悲愤，对法西斯的暴行恨得咬牙切齿。在这次惨案中，被杀害的民兵和群众18人，烧毁房屋3间，抢走粮食1900斤。

　　王洪飞等十四名烈士，对敌斗争英勇顽强，在敌人面前威武不屈，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的英名将永垂不朽。1944年春天，馆陶县抗日人民政府在马店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决定将马店村更名为“洪飞店”，以示后人永远铭记他们的名字，激励人们英勇杀敌，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南广才惨案

　　1943年12月17日清晨，大雾弥漫，寒气逼人，日军100多人伪军几十人悄悄地包围了馆陶县南广才村。这是丘城、张官寨、侯村三处据点外出掠夺的300余敌人的一部分。当时敌人听说我冀南三分区在这个村储存有粮食40多万斤，安排伤员31名。其实，这事未必准确。一是这个村子不大，二是距离浅口敌据太近，属于敌占区或游击区，不可能将这么多粮食和伤员安排在这里。再者，在那样严重的灾荒之年，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粮食。但是，敌人是获得了这方面的情报。放哨的民兵发现敌人后，就赶快通知村里人向外逃，多数人跑了出去。

　　天明，敌人进村后，逐户进行清查搜索，但却一无所得。鬼子不死心，将村内没有跑出去的80多人一律赶到村东大坑旁边雪地里，逼问公粮藏在哪里，伤员藏在哪里。群众怒视着敌人，谁也不吭声。鬼子从人群中将民兵武孟田、李学祥拉了出来，威胁说：“你的不说实话，就要活埋。”武孟田回答说：“不知道!”鬼子一听，气得跳了起来，用枪托、树枝没头没脑地将武孟田、李学祥打昏在地。接着又从人群中将武金祥、武登明、武秀岭、武林其、武长青拉出来，进行拷打逼问，个个被打的皮开肉绽，有的筋骨折断。任凭敌人多么凶残，始终没有一人开口。敌人恼羞成怒，让人砸开坑里的冰凌，把这几个人推到一丈多深的冰水坑里。后来，敌人又将武林风、武同祥等20多个男子也赶到坑里，其中李学海、武金岭、武金图、武同春几个已是50多岁的老人。后来又把20多岁的姑娘武二麦也推到坑里，岸上剩下的全是妇女小孩。敌人站在岸上得意地说：“谁说出粮食、伤员藏在哪里，谁就可以上来。”当时正是寒冬腊月，冰天雪地，寒风刺骨，不要说在水里，就是在岸上人冻得还受不了。大家谁也不吭声，咬紧牙关，怒视着没有人性的敌人，忍受着周身的疼痛和刺骨的寒冷。时间一久，有几个伤重的坚持不住倒在水里被淹死。

　　穷凶极恶的鬼子见问不出什么结果，就把枪口对准群众，准备进行扫射，将全村人杀光。紧要关头，武孟田为了保全群众脱险，大声说：“不要开枪，我知道公粮藏在什么地方。”他带着鬼子走到村西头一家作坊，说粮食就埋在地下。敌人挖地三尺，一粒粮食也没有找到，武孟田又遭到一顿毒打。武孟田心想，必须继续拖住敌人，群众才能脱离虎口。于是，他说：“我是个老百姓，被你们打晕了，公粮藏在什么地方我实在不知道，八路军伤员我倒看见从村西往南跑了。”鬼子让他带路去找，找了半天连个人影也没见着，鬼子才知道又上当了，气得“哇、哇”怪叫，几刺刀把武孟田挑死。

　　中午时分，敌人听到村外我抗日武装的枪声，便慌忙逃窜。人们赶来救出冰水坑里的20多个人，几个伤重的已停止了呼吸，其他人抬到家里，脱掉衣服放到坑上，才慢慢苏醒过来。这一天，南广才民兵、村民武孟田、武怀秀、武金祥、武登明、武秀岭、武林其、武长青、李学祥等8人英勇牺牲，武金秀、武甲俊、武长彬、武玉香、武怀书等5人被打残，17人被抓走，烧毁房屋12间。

　　武孟田等8人为了掩护群众脱险，同敌人周旋，不屈不挠，英勇顽强。为了表彰他们这种民族爱国主义精神，永久纪念他们，1946年，人民政府作出决定：将南广才更名为八义庄。

　　南彦寺惨案

　　抗日战争时期，馆陶县八区南彦寺村，是我党领导下的一个抗日村庄，全村二百多户，一千口人，有民兵两个班共计二十四人，每人一支本地造枪。该村庄是著名抗日民族英雄范筑先将军和八路军司令员张维翰的家乡，日寇久已恨之入骨。这里距离鬼子南馆陶据点十多华里，时常有鬼子来骚扰。

　　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七日，日寇扫荡的队伍(日军三百人左右、伪军二百多人，这是哪里来的敌人、日军头目是谁，一直不清楚)，来到南彦寺。敌人还没进村，村里绝大部分人早已跑远了，民兵们在村外远远朝敌人打了几枪，也很快离开了。日寇进村扑了一个空，就放火烧掉了村长的房子，杀死没有跑出去的一两个人，然后离开了这里。跑出去的人又慢慢回到了村庄。这次扫荡过去了，南彦寺受害不大，村里的人还暗自庆幸。附近村庄的人，也有的来到南彦寺，躲避日寇扫荡，因为根据以往经验，日寇从一个地方扫荡过去，一般不再返回这个村庄。

　　日寇扫荡的队伍离开南彦寺后，向北走了十华里，驻在浅口一带。二月十九日夜又突然返回南彦寺，黎明前把村庄包围起来。人们从睡梦中惊醒，慌忙向村外跑。可是已经晚了，敌人已经形成了包围圈，日寇用机枪向跑在前头的人射击，武天志、武进化父子跑到村东头被击中死亡;张三义、张永治、武天聚在村西头中弹毙命;范树江、师聚成在村北不远的田野里中弹死亡。慌乱中只有少数几个人从村南跑了出去，绝大多数人又返回了村庄。二十几个民兵看到众寡悬殊，打只能暴露力量，根本保不住群众，所以也隐蔽起来。

　　东方发红的时候，敌人进了村，一场疯狂的搜查和屠杀开始了。鬼子汉奸挨家挨户搜查，所有藏起来的人，没有一个躲过敌人的眼睛，都被查了出来。查出来的成年男子，有的被杀，有的被打，无一幸免。鬼子杀人打人，有的并不问什么，也不说要什么，随意杀人，随手打人。范成波在村南被抓住，带到村中张保善的院子里，捆到磨棚的柱子上，鬼子没问一句话，拿起木棍就打，一下打断手臂，几下打昏过去。成波醒来后，又被脱光衣服。鬼子们从屋中搬出桌子、椅子砸坏了在院子里烤火。烤了一会，拉过范成波问冷不冷，范说冷，一个鬼子提起一桶凉水一下扣到成波头上。张永高从屋子里被拉出来，他怀中还抱着自己的小儿子，鬼子一声不吭，一刺刀把他刺死，小孩被盖在身下侥幸未死。张永江藏在红薯井里也被搜了出来，鬼子用刺刀一连在他身上刺了十几下，死后又扔到冰窟里。他母亲看到日寇的兽行被活活气死。一群年轻女人躲在张立材的堂屋里，鬼子发现后，要拉出两个姑娘强奸。张三财七十岁的老母亲阻拦了一下，立刻被鬼子拉到院里扔到红薯井里，鬼子看到她并没有摔死，又搬起旁边一块锤布石，把她砸死在里面。

　　除了在搜查其间被杀者外，全村所有男女老少都被赶到村中央的大坑里。鬼子先是对全村百姓进行玩弄和侮辱。他们强迫一部分青年男子脱光衣服，也强迫一部分年轻女人脱光衣服，在众人面前出丑。接着刑讯和屠杀开始了。为了威胁众人，先从人群中拉出师鸡换，把他推到坑沿上，鬼子抽出指挥刀，把他的头砍了下来。又有十几个人被拉出来，分三处严刑拷打：张永春和师国录二人被拉到王培材的院子里，先是张永春被扒去上衣，仰面被捆绑在床上，床下用火烧，逼问谁是民兵，谁是村干部。捆绑的绳子烧断两次后，永春也没有说话，虽然他自己就是民兵。鬼子没了办法，把他扔到一边，又把师国录同样捆到床上，往鼻子里灌凉水。无论怎样折磨，国录也没有开口。张永民、张永中、张登朝、师光先等几个人在北街中央也同样捆绑在床上用火烧，用水灌，几死几活，却没有开口。

　　张廷俊在南街经不起敌人拷打，屈服了。鬼子把他带到大坑边全村人面前，人群中的几个民兵被他认了出来，告诉了鬼子。民兵范权奇(村长)、武进安、范树伍、范成发、范成普立即被捆了起来，先是关到范树宗家的东屋里，鬼子临走时把他们带到村中央全部刺死，扔到张廷梅家的红薯井里。

　　日军在这里整整折腾了一天，直到半夜以后才离开村庄。走时把村中青年男子抓走四十一人，十几天后，用钱赎回。

　　一天之中五十三人遭杀害，六人伤残，四十一人被抓走，妇女二十五人被强奸。日军走后尸横街头，凄惨可怖。有人气疯了，有人吓呆了，掩埋死者的人已难以找到。附近村庄的亲戚们赶来埋藏了死者。

　　邢张屯惨案

　　由于敌人频繁地“扫荡”和外出抢劫，使馆陶县抗日根据地受到很大损失。平原和山区不一样，敌人来了无处躲藏。随着环境的恶化和血的教训，人们终于想出一个巧妙办法，这就是挖地道。1943年冬到1944年春，是馆陶县挖地道的高潮。地道的规模越挖越大，由原来的分散挖到组织起来分工分段挖，由一个村单独挖到几个村联合挖，男女老少齐上阵。几个张屯一带隶属于馆陶县六区，是抗日游击区，应该挖有地道。如附近的前刘堡，地道挖得规模大，设计巧妙，在反“扫荡”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1944年11月25日(农历10月10日)，一股外出“扫荡”的敌人，约700余人，带着30多辆大车，到馆陶县柴堡镇一带抢掠。敌人为了破坏这一带的地道，于拂晓将邢张屯包围。敌人发现闫张屯地里有几个正在干活的村民张贤伏、张贤宾、张贤德、张贤义、张格文，就带他们去邢张屯挖地道。敌人悄悄进村后，逐户进行搜查，将没有躲起来的群众集中到邢文仲的院里，逼问群众说出村里的地道，地道口在哪里。大家都说这个村没有地道。气急败坏的敌人把群众排成队，从中首先将41岁的邢永贤拉出来，问道：“你说不说?”邢永贤说：“俺村没地道，你叫我说什么。”敌人一听就急了，对邢永贤没头没脑地就是一顿毒打，直到认为邢永贤死了才罢手。敌人吼叫着：“谁不说，就跟他一样。”32岁的宋玉可被敌人拉出来，问：“地道在哪里?枪在哪里?”宋回答：“没有!”敌人刺他一刀，再问，不说，又是一刀，问一句刺一刀，直到把人刺死。接着将邢凤明拉出来，不说，被挑死。接着又拉出一个，不说，再杀掉。敌人把邢功凤捆到椅子上，然后把椅子点着，火苗很快燃着了衣服，烧炙着皮肤。邢功凤被大火吞噬，挣扎着，呼叫着，就这样被活活烧死。敌人发现邢永贤苏醒过来，就用刺刀又连扎几刀扎死。就这样，邢文德、宋保玉、王付友、宋清岭、邢功凤、邢玉可、邢永贤、邢凤明共8人，都被凶恶的日本鬼子残忍地杀害。闫张屯几个村民因不肯为敌人找地道、挖地道，也被敌人枪杀。

　　这一天，邢张屯8人、闫张屯5人被杀害，被抢去粮食105000斤，房屋被烧3间。

　　日军在馆陶县进行的细菌战

　　1945年，是馆陶县人民灾难沉重的一年。春夏大旱，秋遭蝗灾，蝗灾过后，9月份，馆陶县连降7天大雨，沥水成涝，漳河、卫河河水暴涨，卫河溃堤，数十个村庄被淹。10月全县普遍发生霍乱病。《馆陶县志》(1999年7月中华书局出版)记载：1943年7月，全县发生特大旱灾，霍乱病流行，仅卫河以西几个区就饿死、病死两万多人，外出讨饭者几万人。境内西北部一些村庄成为无人区。(19页)《中共馆陶县历史》(1999年10月，中共档案出版社出版)记载：1943年10月上旬，冀南区普遍发生霍乱病。馆陶县儒林(今属邱县)、来村(今属曲周县)、法寺等村，10天内病死370人，有的户几天内死绝。先死的还有人埋葬，后死者已无人埋，任其尸体在室内腐烂。面对严重疫情，党、政、军紧急动员，在医药严重缺乏的情况下，组织群众土法消毒，防止霍乱病蔓延(120页)。

　　对于这次可怕的流行性霍乱，馆陶人民一直认为是大水引发的瘟疫“天灾”，殊不知是日军实施山东卫河流域“霍乱作战”制造的“人祸”。2002年11月22日，2005年9月7日，鲁西细菌战民间调查取证组先后两次来霍乱初发地馆陶县社里堡村调查，考察了日军决堤处，与村民进行座谈。调查组成员有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总代表王选女士，山东省临沂市政协文史委副处长崔维志夫妇等。馆陶县政协文史委和党史研究室协助他们进行了采访。崔维志夫妇赠送党史研究室两本夫妇二人合编的书籍，一本是《鲁西细菌战大揭秘》(2002年1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一本是《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修订版，2003年7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书中涉及日军在馆陶县进行细菌战的史实很多，本文所记述的内容除这次入户调查得到的材料外，多取自于崔维志夫妇合编的两本书。

　　日军在馆陶县进行的细菌战，是日军实施鲁西细菌战的一小部分。1943年8月下旬，持续几年大旱的鲁西普降大雨，卫河、漳河、滏阳河河水暴涨，冈村宁次和石井四郎趁机下令发起“霍乱作战”。日军“霍乱作战”代号为“方面军第十二军十八秋鲁西作战”。1943年为日本昭和十八年，故称“十八秋”。日军航空兵、步骑兵向卫河及鲁西、冀南各县撒放了大量的霍乱菌，随后日军决卫河大堤放水扩散细菌，屠杀中国人民40余万。日军这次“霍乱作战”规模浩大，参战部队万余人。为了配合“霍乱作战”，第十二军还调集3万余兵力“扫荡”冀鲁豫边区和冀南抗日根据地，总兵力达4万余人，其企图有三：一是大量杀害中国抗日军民，彻底摧毁冀鲁豫边区和冀南抗日根据地;二是检验日军大部队在霍乱盛发区行军、作战的防疫力、持久力，用日军细菌战的术语说进行“抵制试验”;三是调查中国军民死亡情况，检验大规模霍乱战杀伤能力，为以后进攻苏联使用生物武器作演习和准备。

　　日军第四十四大队将卫河5处大堤决开。其中一处在现馆陶县辖区内，还有一处曾隶属过馆陶，今属临西县的尖冢村。第四十四大队第二中队在中队长福田武志带领下，于1943年8月29日由驻地南馆陶出发，行至以北5公里(社里堡村东南角)的卫河拐弯处，将北堤决开4米长的口子，洪水淹没了南馆陶方向长16公里、宽4公里的地方，有48800多名老百姓得病，其中因霍乱、水淹、饥饿死亡4500多人。这是由参加决堤的一等兵大石熊二郎于1954年主动交代的。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经日军陆地撒放卫河决堤放水扩散和“扫荡”驱散百姓传播，霍乱菌迅速蔓延开来。患者上吐下泻，严重脱水，抽蓄而死。其病传染迅速，无药可医，一人得病，全家、四邻甚至全村都难以幸免。

　　这次霍乱的初发地在馆陶县南馆陶。日军曾在馆陶县进行霍乱抵制试验。时任日军第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细菌检查助水及书记、卫生曹长林茂美交代：1943年9月20日前后，在临清县第四十四大队驻地，在为该大队队员做霍乱抵制试验而进行采便时，师团长细川康命令我前去调查霍乱初发地南馆陶(日军)驻地及其附近的中国居民情况。于是，我带领防疫给水班的3名卫生兵和另一小队，赴军内最早发现患者的南馆陶，侵入10户居民家检查，发现有20名中年男女受害，上吐下泻，严重脱水，完全呈现霍乱病状，其状惨不忍睹。得不到任何治疗的这些中国人无疑将全部死去。在该地，我对疑似霍乱患者进行了直接采便，并且从吐泻物中取出10件可检物，当日返回临清驻地，经黑川检查班检验结果，证明全部为霍乱阳性菌。

　　第五十九师团特别训练队医务室伍长、“防疫本部”联络官下士官片桐济三郎曾向师团参谋长江田稳汇报霍乱流行情况说：自9月25日至10月7日馆陶(原馆陶)发现1003名患者。第十四大队军医柿添忍说：他在南馆陶检验的100名中国人全部患了霍乱。在聊城、堂邑、馆陶、临清等县的“讨伐”中，他做为大队军医，总是走在部队前面，以便了解中国人被杀害情况。他说：“这一带地区无论走到哪个村子，都在流行霍乱，都有霍乱患者和死者，连宿营的地方也找不到!”可见四十四大队足迹所至，已全部成为霍乱爆发区。日军为进一步扩散瘟疫，对疫区多次进行“扫荡”，迫使、驱赶霍乱患者到处逃亡。馆陶县是霍乱初发地，是重灾区，百姓死亡之重是可想而知的。后来因日军不少人感染霍乱，冈村宁次和石井四郎才下令停止“十八秋”鲁西作战和第十二军秋季大“扫荡”。

　　上面叙述了来自日本方面的罪证，下面就叙述一下调查取得的证据。

　　2002年11月22日，鲁西细菌战民间调查取证组一行由馆陶县城北行，来到馆陶县馆陶镇社里堡村东南的日军决堤处，该村村民70岁的老人井富贵听说是了解日军决堤撒放霍乱的事，就激动地回忆起往事来：“卫河决口是在晚上，那几年一直大旱，到农历8月下雨，一连下了7天7夜，水都上了岸。村里人认为卫河决口是大水冲的，压根不知道是日本人干的。到农历9月闹霍乱，摊上这个病，上吐下泻，手脚抽筋，搐成小狗似的，很快就会死去。我家8口死了5口，老爷爷、老奶奶、爷爷、奶奶，还有我娘都死了，剩下我姐姐，13岁，我和叔叔都是11岁。全村当时800余口人，一共死了一百五六十口，都是在半个月中死的，几乎家家都有出殡的!”

　　2005年9月7日，调查组再次来到社里堡村，井富贵一家热情接待了一行人。井富贵老人说：“上次说的死亡人数不准确，我又算了算，大约死了180人”。离开井家，在村支部书记引领下，调查组又走访了几户受灾户。张志顺老人回忆说：“水还没有消下去，就开始闹霍乱，是先从吃井水的村民中引发的，估计是日军先在井里撒了菌，我们村死亡200口，都是在农历9月得这种病的，浑身抽搐，直到抽搐死。当时村里有个庄户医生，扎针都扎不及，扎针是扎胳膊、腿弯、放黑血，放出血来的就没死。”村民在座谈中说：当时日军决堤后，地势低洼的后大街，水近两米，凡是没有砖基的房屋全部倒塌，有3位年老体弱的跑不动，被砸死在屋子里。据调查组说，社里堡村是鲁西细菌战中中国百姓因霍乱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村。这次入户调查，又有新情况，据社里堡村委会调查统计，社里堡村当年因霍乱就死亡207人，外出逃难的200余人。

　　在这次入户调查中，馆陶镇吝村村民白洪计、白长贵反映：吝村与社里堡是邻村，由于河水被污染，村民吃了被细菌沾染的树叶、野菜，患上了霍乱，我们村有14人得了霍乱抽筋病死亡。馆陶镇安静村张丙海、路友明等村民回忆说：1943年，日军在安静村水井等处投放了霍乱菌，造成村民上吐下泻，霍有年夫妇及儿媳等100多人死亡。

　　抗战时期馆陶县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课题调研把因霍乱而死亡的人员进行了专项统计。统计结果显示，全县受害村庄179个，霍乱死亡10329人，因霍乱、水淹、饥饿而背井离乡的2万余人。由于年代久远，入户统计难免有遗漏，因此，实际死亡人数比统计数字还要大，有待进一步发现线索，查漏补缺，还原历史真实。

　　从上述日本人和中国人提供的证言及收集到的资料可以看出。

　　第一，进行细菌战是当时日本当局有预谋、有计划、有规模、秘密的战略性措施。

　　第二，日军在馆陶进行的细菌战，手段卑鄙，杀害了大量的馆陶人民，并留下了严重的疫情后果，证据确凿，不容抵赖。

　　第三，日军在馆陶县进行的细菌战，保密性强，欺骗性大，直到今天大多数馆陶人回忆起当年的霍乱还认为是大水引发的瘟疫，不知道是日军人为制造的特大惨案。对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有进一步揭露、宣传的必要。

　　日军轰炸河东惨案(死伤100多人)

　　曲周县河东村位于县城东部(现为前河东、后河东)，1937年河东村225户，1800口人。七七事变后，二十九军与日军作战失利，南撤驻扎在河东村。农历十月初二下午二时许，九驾日军飞机从西北方向飞来，在河东村上空来回盘旋，投掷多枚炮弹，一声声巨响，惊天动地，烟雾弥漫，爆炸声不断。河东村顿时陷入一片火海之中。尸体遍地，血肉横飞。炸死炸伤经商人员、军队战士、本村百姓，乡下到曲周县城赶集的农村百姓和过路百姓100余人，烧毁房屋37间。老百姓惊慌失措，各自奔命。悲惨情景，惨不忍睹。

　　郑村惨案(被杀12人)

　　1938年6月8日，曲周县抗日政府抓住两名日伪特务，押到曲周县郑村，在村西头刘如家审问。当夜由于看管人员警惕性不高，两名特务逃跑了，向邱县日军告密郑村有曲周县抗日人员。

　　邱县日军200多人于10日早晨将郑村包围，挨户搜查多时，把群众赶到村东北角麦场上。麦场路北又是一个麦场，在这里捆着13名村民，是日军在包围郑村的路上，从套里、马堡、东张庄等村抓来的，因为正是夏天，人们夜里在麦场上睡觉，日军认为他们是抗日人员，就把他们抓了起来。郑村李福贞那天早晨背着两瓶酒去给西三塔外甥送(因为外甥打井用)，刚走到西三塔村西，就被日军抓住了，说他是抗日人员。这13个人面北朝南。日军围在四周，驾着机关枪，瞄准两个场上无辜群众。

　　南场上的日军将副村长李从周押到人群前边，跨洋刀的润对着李从周比比划划。翻译官说，要李说出曲周抗日政府人员。李从容地说，不知道。随即日军用枪将其打倒在地，任凭敌人如何毒打，李从周总是那句话，不知道。日军没有从李从周嘴里捞到什么油水，就在人群中一个个搜查，察言观色，看手掌子。折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一个曲周抗日政府人员。日军恼羞成怒，把毒计转移到北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开始了。

　　日军强迫郑村村民张计海担来两桶水，放在13个人的背后。这时日军比划着，嘴里呜啦着，将最东边从东张庄抓来的一人放走了，场上还剩12个人。随后日军抽出洋刀凶残地将李福珍的头“咔擦”一下砍掉在地，接着又砍了两人，洋刀上沾满了鲜血，惨不忍睹。日军转过身在水桶里“哗啦、哗啦”涮着刀。而后，那日军又一气砍了6个人，最后那家伙手软了，刀也软了，就用刀捅，随后又捅了3个人。

　　细菌战惨案(曲周县死亡754人)

　　1943年8月至11月，日军调集3万余兵力对华北冀鲁豫和冀南两个抗日根据地实施“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十八秋鲁西作战”(鲁西细菌战代号，十八秋即日本昭和十八年秋)，战役总指挥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和日军第一军军医部长、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部长石井四郎。这次战役的主要目的是调查中国军民被杀害情况，检验打规模霍乱战杀伤能力，为以后进攻苏联使用生化武器作准备，检验日军大部队在霍乱盛发区行军、作战的防疫力和持久力。

　　日军于同年1月开始战役准备，8月开始实施。其作战方法是：一方面用飞机将细菌撒于地势较高的卫河移动陆地，然后派大部队进入疫区“扫荡”，以驱赶老百姓外逃扩散细菌;一方面把细菌撒入正逢汛期涨水的卫河中，然后将地面低于河床的卫河及其西面的漳河、滏阳河西堤决开，使洪水进而冲垮了滹沱河，淹没了冀南30多个县400万人，洪水甚至意志肆虐到北京、天津。带有霍乱菌的洪水流到那里，死亡也蔓延到那里。

　　此次细菌战的受害区域东至济南，西至邯郸，南至濮阳，北至北京、天津，西南至临沂市平邑县。一人染病，殃及四邻、全村。“霍乱”的由霍乱弧菌引起的强烈传染病。患者上吐下泻，吐泻物为米汤状，导致严重脱水抽搐而死，成年人死时抽搐蜷曲成一团。受害去区的老百姓称此病为“抽筋”、“虎列拉(日语)”。快者几分钟死去，慢着一两天死去，甚至连抬棺材送葬者在送葬半路上死去。冀南抗日根据地56个县全部发生霍乱。莘、冠、聊城、堂邑四县边区出现了“无人区”，仅聊城一县即死亡6万人;馆陶县西部几个区死亡2万人;巨鹿县死亡1.8万人;曲周县东王堡村150户死亡600人、戚寨死亡154人;威县头百户村790死亡350人。据日俘交代，仅临清、邱县、馆陶、冠县、堂邑、莘县、朝城、范县、观城、濮县、寿张、阳谷、聊城、茌平、博平、清平、夏津、高唐、武城、德县、威县、清河、故城、景县等24个县，中国无辜百姓就死亡了42.75万人。在这次细菌战中，中共冀南第七地委书记兼第七军分区政委萧永智、冀南第四区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袁鸿化、冀鲁豫第五军分区司令员朱程、晋冀鲁豫第二十二专署专员袁夏荣，鲁西第一地委妇女部副部长黑若仙等一批指战员牺牲。

　　磁县粮斗庄惨案

　　粮斗庄位于磁县城北一华里处。这里北通邯郸，往东可去临漳、大名，西靠京广铁路，是一个交通要道。因此，1937年10月17日日寇占领磁县城后，就选择了这个优越的地理位置，驻下一支一百余人的给养队。

　　11月上旬，给养队往临漳运粮，村中只留下少数兵力，由于内心由下十分空虚，就将剩下的粮食和人一起转移到粮斗庄村东的薛家坟。当时驻磁县境内的国民党53军庞炳勋部乘此时机，于11月11日夜10点左右，顺着粮斗庄村中的一条沟突然袭击了薛家坟(黎明前撤走)。日本鬼子伤亡很大。日寇恼羞成怒，对我部队束手无策，却屠杀我无辜百姓出气。12日早，盘据在磁县城内的日军，出动了三、四十个日本鬼子，突然闯入粮斗庄烧杀抢掠，恣意横行，无恶不作。群众杜让刚出家门，就碰见十几个日本兵，开了一枪未打中，促住后撕下他的上衣，用刺刀往他身上乱刺，头上被刺了一条3寸多长的口子，鲜血直流。这一天，粮斗庄许多群众无辜受辱，村庄被践踏得乱七八糟。

　　13日，日军给养队一百余人全部回到粮斗庄进行屠杀。日寇从县城北关兵分两路，一路东，一路向西，将粮斗庄团团包围，然后进村挨家挨户进行搜查，将搜到的群众押到村东场上。那里有一条南北渠，男的脱光上衣跪在渠东边，女的跪在渠西边。场上一群鬼子架着机枪，一个日本鬼子向人群挥舞着盒子枪，吼叫道：“私通八路的，站出来!”鬼子连问几次，见没人应声，便将二十多名男人强行拉倒一边，开枪扫射。于是人群众四散，鬼子就用绳子腰带将其余男人捆绑起来。开始用铁锨砍，群众刘江被鬼子用铁锨活活戳烂，鬼子又架起机枪向人群扫射。顿时，射倒一片，69名青壮年农民无辜被活活打死。在场的男人只有杨俊，康庆德二人在纷乱中跑到渠西边，各自带上一顶老妇人帽子混入妇女群中，才得以幸免。最后，日寇将妇女押送到村中一个室内捆绑吊打，一直关押了四、五天才被释放出来。

　　这一次，日寇在粮斗庄盘踞了两个多月，将这个户头不足80，人口不足四百的小村庄糟蹋得疮痍满目。杀害青壮年69名，烧毁房子100余间，村里的树木全被砍光，房子的门窗也被当作柴禾烧完，所有粮食、衣物、牲口、家禽被抢劫一空。但是，日本鬼子的血腥镇压，并没有吓倒粮斗庄人民，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磁县县委的领导下，与全县人民一起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游击战争。

　　曲沟惨案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疯狂地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奉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的国民党军了，沿京汉铁路不战而逃，日本侵略军尾随其后长驱直入。农历9月14日，日军占领了京汉路上磁县西北15华里的光录镇，并在光录火车站驻军一个班，修工事、设岗哨，作为马头至磁县中间的一个据点。

　　农历10月12日，活动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为了打击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派便衣侦察员到光录车站周围进行了秘密侦察，并和光录站临近的曲沟村“地下军”(老百姓称做地下秘密工作的人)陈志勤取得联系，商谈了夜袭光录车站，消灭盘踞在该站的侵华日军的行动计划。12日晚十一点左右。八路军抗日武装以曲沟村西北岗坡为立足点，突然对光录车站进行了包围、夜袭。好似神兵从天而降，割断了光录车站南北的电话线，密集的枪声打得日本兵晕头转向。激烈地战斗不到两个钟头，除打死、打伤外，活捉日军10多人，当夜把被俘的日本兵带到了山区抗日根据地。但是，有两名被打伤的日军因爬进光录车站南边铁路下的清水小桥下藏了起来，没有被抓走。

　　13日早晨，日军纠集了驻邯郸、马头的兵力，驾驶着摩托、汽车，全副武装窜到光录车站，由藏在清水小桥下的两个日本兵指路，对曲沟村进行了恶毒报复。日军首先包围了曲沟村，从村北岗坡下来，挨家挨户搜查，实行惨无人道的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制造了血债累累的曲沟惨案。

　　日本鬼子是分三批闯进曲沟村的。第一批从村北进村。农民陈志国、陈志明和李小怪夫妻等正在村北大庙里磕头烧香求平安。日本鬼子闯入庙内开枪打死了李小怪和其妻子，陈志国和陈志明还未跑出庙门，就被鬼子用军刀砍下了头，身在庙里，头在庙外。鲜血染红了庙门。在大街，28岁的农民小开夹子，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挑开肚皮，肠子流出一大堆，血流大街。刘士曾全家10口人，被日本鬼子杀害了7口。曲沟北街口一处就被枪杀刀砍了五、六个村民。鬼子窜到杨克秀家门口，砸门而入，用枪托迎头打了杨克秀头上一个大窟窿，顺头流血，并把他捆绑起来，拉到光录车站北面的一口井边，一刺刀捅死后扔到井里。日本鬼子闯进杨克新家时，未进门就一枪把杨克新家的大黄狗打死在门口，杨克新连忙从屋里出来求情。鬼子把杨的上衣全部撕掉，将其光着膀子、带到光录车站南边，五、六个日本鬼子手托刺刀围住杨克新、用刀尖指着杨的前胸口喊：“八路的，哪里去了!”杨说：“我不知道”。一个日本兵恶狠狠地用刺刀尖将杨克新的肚皮划破，当即呈现出一条红线。这时，一个日本翻译过来说：“你是什么村的?”杨说：“我是曲沟村的农民。”翻译又问：“昨日放里，八路军放枪后哪里去了?”杨说：“我是老百姓，听见枪声没敢出门，真不知道哪里去了”。日本翻译见杨土里土气，不象外地人，就让其“开路”。杨跑回村边，第二批鬼子正在村里搜查、烧房子，看见杨克新后举枪就打，一颗子弹把杨头上的帽子打飞，杨乘机栽倒在地上假装死去，才脱险逃走。

　　从10月13日7时到12时，日寇在曲沟村进行了五个钟头的大屠杀，共打死、烧死、砍死村民41人。其中刘明保、张清合、刘士堂、杨廷纲、杨兴、杨榆子等9户村民全家被杀绝;有两户，大人被杀害，只留下了小孩，无依无靠。被日寇火烧的民房约80余间。

　　侵华日军疯狂屠杀无辜，惨无人道地制造曲沟惨案，欠下的累累血债，将永世铭记在磁县人民的心中。

　　东寨惨案

　　1940年9月13日，八路军向日寇发起“白团大战”。经过第一、二阶段作战之后，日寇遭到很大损失。日军又调集大批援军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报复性扫荡。10月20日，日寇调集驻山西、辽县、武乡、襄恒、潞城等地的第二十师团的万余日伪军，向太行抗日根据地的腹心地进行扫荡。范围是清漳河东西地区，重点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机关和一二九师师直单位、中共晋冀豫边区党委机关驻地的麻田、左会之间及涉县、偏城一带。参加扫荡的日伪军到达合计地区后，到处清剿、杀人、放火，抢劫财物，肆意破坏。企图毁灭抗日革命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

　　1940年10月25日，3000多日伪军到达涉县、偏城境内，驻在索堡、鹿头等地。

　　10月26日至27日，日伪军更改清剿部署进行分区扫荡。

　　10月26日晨，日伪军从鹿头出发，扫荡东寨村。东寨村群众得知日本鬼子进行扫荡的消息后，积极准备隐蔽和空室清野。但是有少数丧失民族气节的分子如郭保和、郭白喜和受蒙蔽的郭廷元、王其文、郭守田等人主张维持。敌人还未进村，他们就下通知说：“各甲长各家长都留下来搞维持工作，只要搞好维持，皇军就不杀人不放火，”对他们的宣传，群众将信将疑，致使一部分人留了下来。

　　10月26日上午，太阳升起一竿子高的时候，日伪军进了东寨村。主张维持的人将维持场地设在关帝庙前。参加维持的人们都聚集在那里，郭白喜等人手执日本旗迎接日伪军。一部分日军到达维持地点后，首先强迫人们跪在地上。其中一个汉奸问道：“有白面没有?”郭保和回答说“有!”接着一个鬼子通过翻译指着关帝庙说：“统统地到里面集中!”在敌人的胁迫下，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进入关帝庙，随之门口就被鬼子卡住。人们不知维持如何进行下去，也不知鬼子要搞什么名堂，少许，一个日本鬼子进入关帝庙说：“一个一个地出去。”话音未落，他就把一个上了年纪的拉了出去，接着一个又一个……，已有四五个人被抓了出去，既不见回来，又听不见动静。人们都在猜测着。一个叫李泽民的村民(时年18岁)先开口说：“被抓去的人一个也不见回来，看这势头有点……”话未讲完，鬼子又进了庙中，看到李泽民在讲话，抓住就往外拽。李被拽出庙口，往西面一看，才完全明白：原来日本鬼子是把人们拉到庙西十几米远的崖边上，等在那里的鬼子用刺刀把人捅了再用脚蹬下二十多米的深沟内。于是李泽民大声喊道：呀，“不好了!已经都被杀死了。”他刚喊罢，一个鬼子拿起一根胳膊粗的九曲杆子向他劈头打去。李泽民一歪头，九曲杆子落在他的肩膀上，杆子被打成了两截。李泽民被抓到庙西的崖头上，脚还没有站稳，那里的鬼子就用刺刀捅在他的后背上。李泽民猛然感到腹部发凉，猛然回头一看，看到鬼子抢上的刺刀已捅在自己的身上，他随即用手抓住了敌人的枪头，鬼子用力往外拔也没能拔出来。接着鬼子一只手抓着抢，一只手从身上掏出两梭子弹要往枪膛里押。李泽民心想：“如果子弹一上膛，自己的命就完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接着鬼子向后的拉力，他抓抢的手猛地往后使劲一推，鬼子冷不防抱着抢向后摔了个四脚朝天，刺刀也从李的身上拔了出来。说时迟，那时快，李泽民转身朝着始终抓着他的那个日本鬼子脸上狠狠揍去。鬼子松开了手，他即纵身向二十多米深的崖下跳去。到了崖下，他还未来得及从地下爬起，一颗子弹已打在他的头顶上(未造成致命伤)。他不顾伤势的疼痛，爬起来顺崖根逃跑，留下一条命。现在他身上和头顶上，仍留有伤疤。江补牛被刺刀捅后蹬到崖下，肠子流出腹外。后经治疗，侥幸残生10余年。

　　日本鬼子在东寨村以刺刀捅后蹬下崖去的方式就惨杀群众62人，其中除5人经抢救残生外，其余57人全部死亡。在死亡的57人中，一户被杀死一人的49户，一户被杀死的两户，外村的群众两人，讨饭者2人。即使主张维持的郭保和、郭白喜等人也都未逃过敌人凶惨的屠刀。

　　日伪军除了在关帝庙集中杀人外，还到处疯狂地抓捕、追赶，进行杀戮。鬼子在老百姓的家中、街上、村外用刺刀捅、火烧、铡刀铡、枪毙等手段杀死13人。此外还采用跟踪追击的手段，凶惨地屠杀逃避到野外的群众。在距村1.5公里的东郊沟，敌人追赶到那里一次就杀死群众36人。经过敌人的清剿扫荡，东寨村共被杀死男女老幼106人，伤30多人，死伤者当时占全村780人的六分之一，全村167户，受害户占总户数的50%以上。其中12户全家人被杀绝。积极主持、参加维持的郭保和，在关帝庙被杀死。他妻子双目失明，也被鬼子用铡刀铡为两截，上半截不知扔到何处，始终没有找到，他大女儿被杀死，二女被撕成两半。一家人就这样被杀光。郭贵财家是个大户人家，全家16口人被杀死了12人，仅留下3个孩子和1个受伤的女人。

　　鬼子在东寨村既杀人，又放火，还抢劫。全村人167户人家，仅有3户没有着火，整个村一片火海,烟雾滚滚。共烧毁房屋1088间，每户平均烧毁6.5间。被烧、被抢粮食29万多公斤，户均损失1650公斤，人均损失375公斤。被杀大牲畜27头，被毁衣服1877件，土布4130米，市布570米，被褥374条，毛毯163条，其它衣物467件。郭安美全家50多间房子被烧得一干二净，损失粮食9000多公斤。郭桂林家的房子被烧13间，烧死驴、牛共4头，烧毁粮食3750公斤，花椒250公斤，核桃400公斤，柿子3500公斤。李榜廷、郭生荣等很多大户人家的家产都同样被烧光。

　　在短短两三个小时，日伪军在东寨村经过三光清剿扫荡后，村内村外死尸遍地，街街巷巷断壁残垣，家家户户烟雾弥漫，老老少少无处存身。

　　—摘自《涉县志》

　　井店惨案

　　1940年10月27日，(农历九月二十七日)，日军二十师团，从驻地偏店，凤岗等村出发，采取急速行动，突然袭击的方式，早八点左右，窜至涉县井店村，他们兽性大发，犹如杀人狂，在村中设置了八九个杀人场，对无辜村民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在二街黄帝坡(地名)的崖头上，采取将人用刺刀捅死后在蹬下崖去的手段进行残杀，在那里杀死26人，二街李赞祯(当年77岁)，推上崖头，他未等敌人刺刀桶上，就跌下崖去，躺在死人堆里，当敌人到崖下，进行查尸体复杀时，从李赞祯腰部又捅一刺刀，经医治留下残身，数年后病故。

　　另一伙日军，把一伙群众，共三十七人，抓到井店寺院内，他们强迫人们躺在地下，接着日军用刺刀一个一个地刺杀，37人无一幸存，其中张费旦，他不甘心引颈等死，站起身与敌人搏斗，不幸被敌人连刺两刀而惨死。井店三街小槐树口，六十多名群众，被全部追杀砍首;四街拐的巷，四十余名群众被杀身首异处。三街有个臭水池，当时池水干涸，凶惨的日军，先将柴草放入池内点燃，然后把抓到的张元喜、李合孩等人，投入火中活活烧死;江学生、付维方、王李魁等人被杀害后，死尸也被仍入火中烧成焦骨;张金拌夫妻俩在卖油条，日军将两人，用刺刀刺死后，将房子也点燃全部烧光。

　　四街槐树场，日军把抓到的老百姓集中在那里，他们逼迫人们跪在地上，凶狠的日军提着洋刀，向跪在地上的人们无情地砍杀，霎时人头满地，死尸成堆，60多名无辜的老百姓，竟如此死在日军的屠刀下;四街王文顺，日军从他脖后面砍了一刀，昏厥过去，倒在血泊中，日军在复查杀人现场时，见他头身相连，曾踢了他几脚，再看已无知觉，血流不止，已是死多或少，因此，算饶过他，实际上王文顺脖子的后半被砍断，但前边的气管食道没有被砍伤仍奄奄有气，敌人退走后，经抢救死里复生，又残活了数年。二街王小金被砍后，也是气管未断残生，三年后才死去。

　　在井店清河红土井附近(现在三孔桥下)，日军把一部分群众集中在那里，日军也是逼他们跪在地上，连刺带砍，不多时，40多人的鲜血洒在敌人的抢刀下;日军杀人之后，还采取割头换相的残忍手段，将人头乱扔，使人们对死尸不能辨认，有几具尸体，长期辨认不清，无法认领和埋葬。

　　日军在井店，一面实行集中屠杀，一面实行分散屠杀，不管是在群众家，还是在街道巷内，只要见人就抓就杀，老幼无情残疾不留。三街六岁的儿童吕香柱，父亲病故(吕学来)，母亲改嫁，唯一的亲人奶奶，抱着他躲避，也不幸被日军抓住先刺了奶奶一刀，接着向小香柱身上捅了一刀，致使肠流体外，疼痛难忍，惨叫不止，到晚上死去，奶奶连气带伤，伤气交加，也离开了人世;三街十五岁的儿童吕丑的，在街上也一刀被日军捅死。三街傅家崖，四街店街坡，新店上，那一带的老百姓，受到日本军人的糟蹋，更惨重这道街有五、六十户人家，家家户户都有死人，在三街李廷家一下就杀七人;四街副巨龙院内，就杀死12人，杀死后还用柴草烧尸;四街王长顺全家九口人被杀;傅巨龙家五口人被杀死四口;傅二模家也被杀死四口;四街付金星的三个儿子全被杀害，家中只留下孤儿寡母和老人;傅继尧家五口，被杀死三口，本人也被掳走。四街贾西榜的母亲，弟弟被杀死后，留下未满周岁的小妹妹，还爬到被杀死的母亲怀中去吃奶。扫荡过后，贾西榜父亲觉得全家人被杀害，房子被烧光，粮食财物被抢的一干二净，已处在家破人亡，无法生存的地步，成人难有生机，何况留下吃奶婴儿怎能养活?思来想去，走投无路，于是横着心，含着泪，忍着仇愤，将自己的亲生骨肉，按入水中活活淹死。这是日本军人给人民赵成无数悲剧的代表，那一代的群众，家家都有一本愤恨的血泪史，而且一个人比一个惨痛。

　　日军除了村内大肆杀人外，还对躲避在野外的群众，实行追踪搜查，在离村五里路的马王庙沟，日军追踪到那里，杀死了逃难群众50多人。一街刘乃林全家6口人，日军抓住杀了4口，女儿看到母亲惨死，啼哭不止，日军一枪将她眼打瞎，造成终身残废。李书廷一家被杀3口，妻子被杀后，儿子哭喊母亲找奶吃，被日军抓住给活活掰了。

　　三街张天榜跑关东时，曾得到了一个比较高级的“良民证”(上面还有丞相的图象)张天榜被日军抓住后，他自己以为有“良民证”，是能够保全性命的，于是拿着“良民证”，对日军说：“太君，我有良民证”，日军说什么地“良民证”，统统地杀，结果把他也杀了。

　　在杀人的同时，日军惨无人道凌辱妇女，利用女性开心取了，妇女们被抓后任其玩弄摆布，最后惨遭杀害：四街一妇女，被抓后被扒光衣服，让其赤身裸体的驮着日本鬼子，爬行游街，可恶的日军，还手持木棍，不停地抽打，观看的日军，都拍手大笑，这就是日军的取乐的方法，何等可恨的惨忍;另一个女的被抓住后，都遭七个鬼子强奸，有的妇女被日军抓住后，集中在一起，全部扒光衣服，被他们集体强奸后，都从阴道捅入棍子和刺刀直至惨死，这又是多么可恶的灭绝人性的做法?其残暴的畜兽行为，不知要超越野兽多少倍?

　　虽已造成了极其惨痛，损失十分严重的血案，但万恶的日军，并不就此罢休，他们不置人民于死地而不止，达不到毁灭的程度心不死，在杀人的同时烧、抢、掠、毁无所不用其极，全村处在浓烟火海之中，那是天空烟滚滚、气薰薰、黑压压，地上火熊熊、雾蒙蒙、恶森森，着火的辟趴声、汇成恐怖的声音，真是令人毛骨悚然。人为的一场大火，共烧毁房屋1500余间，“扫荡”之后，家家房子是秃顶坯墙，处处是焦砖烂瓦，门窗变成了焦炭，完好的房子很少存在，人们在断坯焦砖烂瓦中叹着气，哭丧着脸，辨认自己住房，家院在哪里?

　　日军在井店村，施行惨绝人性的血腥屠杀，对于群众的牲畜、粮食、资财等物，日本鬼子则采取“能抢就抢，能带就带，能拿就拿”，凡带不走拿不去的，就进行毁灭、或烧、或毁、或坏，经过抢掠洗劫，一天光景，全村共被害420人(其中杀死316人，伤残104人)，被掳走15人，房屋被烧毁1500余间，大牲畜抢走杀掉310多头，粮、财、物、用具、家具损失难以计算，这是日军侵略者，在涉县制造的第三次大惨案，也是一次死伤最多，损失最大的大惨案，真是“遍地横死骸，房被黄土埋，家家遭灾难，处处闻悲声”，罪恶历史都是日本所制造。

　　中原惨案

　　民国27年(1938年)2月初，日军一零八师团沿邯长大道西犯。2月15日侵占了县城之后，在县城及主要集镇设据点，经常对周围村庄进行奇袭扫荡，推行其野蛮的“三光”政策。

　　4月10日晨八九点钟，一大批日军从县城向西出发进行扫荡。当行至南原村外的卧牛山下时，被国民党骑四师的哨兵发现，骑四师哨兵就向日军开了几枪。日军发觉有人向他们打枪，就停止了前进，一面还击，一面追赶，并把扫荡的目标确定在中原、南原一带。分兵两路合围中原、南原村。骑四师看到大批日军追来，一溜烟向西逃窜，少数尾队人员撤退前，又向日军打了一阵枪，日军便疯狂地向中原、南原村内进行猛烈扫射，村民们听到阵阵枪声，躲避已来不及，有少数人中弹受伤。

　　日军将中原、南原两村包围后，企图寻找和抓捕向他们射击的军队，但一无所获，于是就大肆搜查、抓捕群众。在搜捕中，日军翻译官欺骗群众说：“统统集中到一起开会，有受伤者及病人还能给以治疗。”在日军的强迫威逼之下，被搜抓的人们不得不违心地往一块集合，男女老幼一概如此，即使伤残者也不饶恕。中原村张合旦中弹后，日兵硬逼着他的两个弟弟抬着他去参加“会议”。这样50多名群众被迫集中到中原村现在戏院南面的小干河内，前后有岗哨把守，四周高山上架起无数挺机枪正对人群，人们看到这种场面，还未来得及考虑出现的情况，河沟北岸的机枪响了，无辜的人们随着枪声全部倒在血泊之中。机枪扫射后，日军惟恐受害的群众死得不彻底，就向倒下去的人群中投掷了一阵手榴弹，并到死人堆里进行践踏，只要发现有残生者，就再捅上几刺刀。

　　面对凶残屠杀，涉县人民宁死不屈，中原村吕喜元，年仅17岁，经机枪扫射和手榴弹轰炸后身受重伤和死人躺在一起。当日兵骑着马践踏时，他的一条腿被马踩着，身不由己地动弹了一下，日兵发现他还没死，就用刺刀向他刺去，他见势不妙急起身躲过刺刀，赤手与日兵捕斗。在捕斗中狠狠地揍了日兵一个耳光，因孤身对敌，又手无寸铁，最终惨死刀下。在那里，日军残杀群众46人，受伤残生者10余人。

　　一部分日军在戏院南面小河沟杀人的同时，大多数日军都到中原、南原两村继续抓捕群众，共抓捕到154人，有枪刀威逼着押解到中原村老槐树东边的南崖跟下时，一个日兵出现在老槐树那边的桥头上(当时中原、南原之间的河沟上座石桥，后被洪水冲坏)，他对人们说：“你们的，大大良民，我们要找八路共产党，谁知道，只要讲出来，通通的没事!”人群寂寞无声，稍待片刻，那日兵又说：“你们地说实话，不说出八路军、共产党，我要枪毙你们!”群众仍一直鸦雀无声。那个日兵站立不安，疾步在桥头上来回走动了数次后，突然喊道：“给我开枪!”人群对面高地上的机枪响起来了，一串串子弹射向人群，随着枪声人们一个个倒下去了，霎时尸积成堆，血流成泊，惨景难以言状。被击毙的154名群众，除21人经抢救、治疗残生外，其余133人全部丧生。中原村张存库一家六口杀死五口。吕三廷当时只有5岁，中弹后倒在死人堆里，后经抢救幸免于难，至今脸上仍有伤疤见证。其弟吕四廷仅三个月，被抱于母怀，其母被打死后卧压身下侥幸余生。吕贵廷当时13岁，其母为掩护儿子性命，将他的脑袋夹在她的腋下，结果一粒子弹从其母亲身后射进去，从前胸一侧穿出，恰巧又打着他的上嘴唇和左脸部，其母当场死亡，吕贵廷昏厥在地，后经抢救脱险，现吕贵廷面部仍有日军留下的伤痕为证。

　　日军在中原共杀死无辜群众179人，伤30余人，烧毁民房300余间，粮食、财物、家具等损失难以计算。

　　前宽嶂惨案

　　民国27年(1938年)4月1日，响堂铺伏击战后的第二天，日军调动了约一个营的兵力，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包围了前宽嶂村，胁迫村保长齐聚秀、村通讯员刘考成一边打锣，一边沿街喊话：“皇军来了!大家都到龙王庙开会。”用这种方法将不明真相和部分没有隐蔽好的群众48人骗到龙王庙内，日军先把十几名青年一个个拉出庙外，用砍头、捅刺刀、扒肚子等手段全部杀死。接着就让庙院内的人们排成两行跪在地上，架起机枪扫射。这次惨案前宽嶂共被日军杀死50人，烧毁房屋220间，许多牲畜，粮食和财物被抢劫。

　　寨上惨案

　　民国31年(1942年)5月18日，23名日军一路从城里来。一路从南庄向寨上村扫荡，同行的还有从固新、原曲、庄上、南庄等村抓去的20多个民夫，个个被反绑着手。那时寨上村绝大部分群众已转移出去，只有刘庆文、刘广才及看庙的小道士被搜出抓住，强迫他们和被带去的民夫一同到虎头山上为其修炮楼。傍晚收工后，就将为其劳累了一天的民夫，用刀砍、穿刺、吊打、倒吊起来砍头等残酷手段全部杀害。第二天，又到邻村抓来几个民夫继续为他们劳作，晚上还用同样手段全部杀害。从5月18日起，连续几天，日军用这样的手段杀害了36人。

　　原曲村惨案

　　民国32年(1943年)5月，日军扫荡涉县五区，于撤退的前一天，在原曲村将抓去为其带路和搬运物资的民夫35人(大部分为磁县、林县人)在红崖坪上，全部用刺刀捅死。

　　另外，原曲村民兵于日军退后，在大庙后一个土窑洞里，救出被绑着手活埋了的33个生命垂危之人(多是被日军抓来的外乡人)，但终未救活全部死去。那次，日军在原曲村共残杀了68人。

　　西岗惨案

　　1940年9月29日，日伪30余人分成了3个组，在西岗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一组在凤凰山上放哨，一组向中原方向窜去。一组在村里进行烧、杀、强奸、轮奸。一次杀死村民47人，其中2岁女婴用刀杀死后，摔在大石头上，粉身碎骨，日伪军围观者哈哈大笑。更不能容忍的是强奸、轮奸妇女10余名，上到60岁老人，下到不满10岁的女孩。抢走牲畜100余头，烧毁房屋1000余间，更残忍的是为了杀死逃亡的村民，日伪军在水井、食物中投放毒药和细菌，致使逃亡村民传染病猛增，病死者近百人。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频繁扫荡涉县，除了上面提到的12次较大惨案外，其它较小惨案还很多：

　　民国27年(1938年)2月13日，日军飞机轰炸索堡镇，炸毁房屋无数，炸死群众10多人。2月4日，日军到索堡镇扫荡，大肆放火、杀人、抢东西，杀死群众20多人，烧毁房屋606间。

　　西辽城村，自民国27年(1938年)2月到民国32年(1943年)5月日军先后扫荡6次：民国27年(1938年)2月，杀死群众17人，烧毁房屋80多间，杀死、抢走牲畜12头。民国28年(1939年)9月，杀死群众20人，烧毁房屋1800多间，烧毁衣服18570余件，损失粮食1375石(每石合300斤)。民国29年(1940年)12月，杀死群众1人，抢走牲畜10余头。民国31年(1942年)2月，杀死3人，烧毁房屋98间，损失粮食30石。同年5月，杀死28人，烧毁房屋58间，抢走牲畜3头，损失衣被2000余件，损失粮食200石。民国32年(1943年)5月，杀死61人，伤10人，掳走7人，烧毁房屋28间，抢走牲畜52头，损失衣被500余件，损失粮食127石。6次扫荡西辽城，共杀死130人伤10人，掳走7人，烧毁房屋2164间，杀死、抢走牲畜108头，损失衣被21070件，损失粮食2177石。

　　民国31年(1942年)2月，日军扫荡赤岸村，杀死、毒死群众6人，杀伤38人，掳走6人，抢走牲畜42头，烧毁房屋182间，损失家具、农具1006件。

　　民国31年(1942年)2月，日军扫荡涉县六区，共杀死12人，掳走4人，烧民房4345间，损失牲畜303头，损失粮食491413斤。

　　民国31年(1942年)5月，日军扫荡涉县二区，在石门村杀死21人，伤4人，掳走3人;在峪里村杀死17人，伤5人;在新桥村杀死16人，伤4人，掳走1人;在下温村掳走18人。

　　民国32年(1943年)5月，日军扫荡涉县三区，共杀死91人，伤27人，掳走45人，抢走牲畜115头，其中偏店村被杀死19人，赵峪村被杀死17人，东豆庄村被杀死16人，前寨村群众在村外空空室清野的窑洞百分之九十被日军挖掘，损失粮食100多石。

　　日本侵略者对涉县进行的十一次扫荡

　　1937年9月，我八路军129师东渡黄河后，决定以太行山为依托，开辟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这就恰恰给日寇侵占，顺利占领华北插下了一根坚硬的钢钉，成了日寇不可逾越的障碍，是侵华日军深感头痛的心腹大患。同时，自1937年11月八路军工作团进驻涉县后，工作步步深入，1940年3月涉县全境解放后，129师司令部、政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太行区党委、太行行属、太行军区、《新华日报》社，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冀南银行总行、太行五地委、五专署等党政军重要领导机关及其所属机构一百多个单位，先后进驻涉县或在涉县成立。因而涉县即成为晋冀鲁豫根据地的统帅部，首府和腹心地，所以也就成了日寇“扫荡”的主要目标和重点。

　　1938年至1944年的七年中，日寇对涉县所进行的“扫荡”，小的不说，仅大型“扫荡”即达十一次之多。在十一次“扫荡”中，曾较长期地占领涉县城两次，在频繁“扫荡”的1941年至1943年的三年中，“扫荡”次数即达七次之多。尤其几次大型“扫荡”，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用兵之多，手段之毒，情景之惨都是骇人听闻的。每次“扫荡”中，敌寇都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政策和方法，除烧、杀、抢“三光”政策外，还施行奸掠毒等手段，日寇的杀人手段，一次比一次残忍，一次比一次毒辣。它们实行军事、政治、经济相结合的战略，其目的是非常明显的，妄图毁灭我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条件，破坏我根据地的生产资源，于置我抗日军民于死地。那样，敌寇就可顺利占领，就可自由自在地在中国的大地上为所欲为，任意宰割统治和奴役中国人民。

　　各次“扫荡”分述如下：

　　第一次“扫荡”：

　　1938年2月初，日寇为了驱逐与消灭我共产党、八路军在晋东南的部队，以解除后方威胁。敌108师团及伪军王英部，沿邯长大道西犯，部分国民党军政人员听到日寇进犯的消息，闻风丧胆，蜂拥而逃。有的被日军一触即溃，有的连日军的影子都没有见到便张慌失措，逃之夭夭。当时，住在涉县的国民党军队，除川军英勇抗敌外，其它如53军、新五军、29军别动队，骑四师等部，在日寇未来之前或进犯之时，他们在涉县驻防或溃退时的狼狈相，至今人们记忆犹新。

　　2月10日，日寇侵占涉县龙虎一带。12日侵占鸡鸣铺、偏店一带。13日，兼派飞机空袭，轰炸涉县索堡镇，以利于他们的进犯。

　　当时，驻在井店、台村一带的骑四师，曾在井店村北狙击日寇，被日寇击溃后沿西岗撤至涉县西路地区。这时在更乐、北岗、南岗、县城驻扎的川军，得知日寇进犯，与城北龙岗山构筑工事，应用抗敌两天。因众寡悬殊，又无援军，在伤亡较大的情况下，撤至河南店、神头一带。因此涉县城于2月15日第一次陷入敌手。2月17日，川军退至黎城县东阳关附近的皇后岭，配合我129师新一旅一部构筑工事英勇抗敌。血战七昼夜，歼灭日军1000余人。后因腹背受敌，川军伤亡2000余人，余部突出重围，退至长治。接着黎城、潞城、长治、临汾、风陵渡等数十座城池先后沦陷，邯长线被日军打通。

　　敌人占领涉县后，除对邯长大道两侧村庄进行“扫荡”糟蹋外，还派出部队到东西各路村庄“扫荡”。2月19日，人们正准备玩“社火”欢度元宵佳节，约9点钟左右，忽然一架飞机从原曲方面由东而西向云坪乡飞去，距地高约30多米，飞机上的“太阳旗”标记清晰可见。低级投下大量传单，传单上印着华语：皇军来了要维持，见了皇军不要跑，谁跑就开枪打死谁。

　　敌人的宣传，纯粹是一派胡言，其意是维系我们中国人不要反抗，俯首帖耳党亡国奴。在飞机飞过不多时，日军已到达原曲、固新等地“扫荡”，那里的群众，携老扶幼，畜驼人挑，向云坪乡后山逃难。下午一点多钟，日军30多人“扫荡”到达云坪乡，在小银矿村，敌人见到一少妇身着华丽的衣服(刚出嫁)边追赶取乐，男人在保护中被敌杀害，其妻被奸污。姚福祥老人未来得及逃脱，躲在在家平房上，敌人砸开门，抓住老人先是痛打，后用刺刀捅死、扒开肚子，肠子仍在院内，惨不忍睹。在李家河村，敌人翻箱倒柜，捉鸡抢财物，他们抓到一个聋哑老人叫牛的，几个日本兵用耳光把老人打倒后，揪住耳朵扯起来，再打倒，再扯起来，反复数次直至将老人打得头脸肿胀，七窍流血，而日本兵却哈哈大笑，以此取乐。撤退前还放火烧了李敏升、李府堂等7户房院，共烧毁房子80多间。

　　在国家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际，我当领导的129师，在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亲自领导下，在副师长徐向前直接指挥下，于1938年3月31日在涉县响堂铺一带设伏奇兵，一场伏击，烧毁敌人汽车180多辆，毙伤敌人少佐以下400余人，缴获迫击炮4门，轻重机枪16挺，长短枪300余支及其大批战利品，击退东西两路援敌800余人，我伤亡300余人。

　　抵扣在响堂铺遭到我军伏击，收了沉重打击后，恼羞成怒，决心对我军民以报复。所以在响堂铺挨打后的第二天，即4月1日早晨，他们集中一个营的兵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从响堂铺方向窜来，将前宽漳村保卫起来，把一些不明真相和没有隐蔽好的群众威胁集中到龙王庙内，用砍头、捅刺刀、机枪扫射等方法杀死47人，其中残生一人。另外还零星杀死3人。那一次，前宽漳村共被杀死50人，伤10多人。放火烧毁20多家院落，烧毁房屋220多间，抢走牲畜财物无以数计。这是日本侵略者首次欠下涉县人民的一笔血债。

　　4月4日，日寇纠集16、20、109师团及警旅团各一部，共八个步兵连队，另外还有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各一部共两个联队，总计十余个联队30000多兵力，分九路大举围攻晋东南。敌在东方以涉县为根据地大举进犯，企图一举把我晋东南这块抗日根据地一口吃掉。

　　4月10日，疯狂的日寇从涉县城出发向城西扫荡，在中原村惨杀我同胞179人，伤30人，烧毁房屋300多间。短短的10天时间，敌人又一次在涉县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中原惨案”，于是激起了我军民的极大愤慨。

　　为粉碎敌人的九路围攻，挫敌锐气，我军129师和115师344旅，决死一、三纵队，根据集总命令，采取集中与分兵反击的方法，在夺取武乡长乐村战役胜利的基础上，先后收复18座县城。1938年4月29日涉县城第一次回到人民手上，从而粉碎了日寇的九路进攻，我军民夺取了反“扫荡”的胜利。

　　7月份，日寇又向我涉县发动“扫荡”，占领了涉县城。经我军某部苦战数日，复与7月22日晚再度克复，残敌百余人，向邯郸方向溃退。

　　第二次“扫荡”：

　　1939年7月初，日寇刚刚结束了对冀南的“扫荡”后，紧接着又抽调20师团，109师团主力及第10师团、35师团、108师团，独立第四、第九混成旅团各一部共50000余人，由驻山西太原之敌第一军军长梅津指挥，对我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进行第二次九路围攻。敌企图寻我主力作战，以打通白晋、邯长、平辽等公路，控制主要城镇，将我根据地分割成数块，然后实行所谓“分区清剿”，逐步压缩，实现由点连线，由线到面的控制占领，妄图把我军挤出太行，扼杀与消灭太行山区这块抗日革命根据地。

　　正当大敌当前的紧急关头，一直打着抗日幌子，干着反共反人民，出卖祖国的国民党顽固派，却在全国范围内开始酝酿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冀西、太南的朱怀冰、庞炳勋、孙殿英、侯如庸等国民党部队，积极破坏抗日政权，暗杀抗日干部，偷袭抗日武装，污蔑八路军“游而不击”、他们欺骗群众，暗地配合日寇，阴谋趁火打劫，把我军赶出太行，好进一步奴役和出卖太行人民。一时间阴云四起，形势十分严重，正如刘伯承师长那时讲话：当时的处境是“前门拒虎，后门打狼”。

　　7月6日，敌109师团，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各一部，占领沁县、武乡、辽县等县城。

　　7月7日，敌第二次占领我涉县城。

　　敌人“扫荡”的手段非常毒辣。为断绝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每前进一步就安一个据点，每安一个据点就四处对周围的居民实行残酷的政治迫害和军事镇压，加上野兽般的烧杀、奸淫、掳掠，沿途村庄都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洗劫。

　　日本鬼子占领县城后，于7月12日在河南店设下据点，并排了一支300多人的先头部队驻扎在哪里。

　　8月7日，敌由涉县、潞城两地一起出动，采取东西对进的办法侵占黎城及其县城，打通了邯长大道，把我太行抗日根据地，以邯长路为界，分割为太北、太南两部分。

　　9月，日寇派出部队到涉县西路地区“扫荡”，仅在西辽城村就杀死20多人，烧毁房屋1800多间，群众的衣服、粮食遭到严重损失。

　　11月间，国民党在太南的数万军队积极制造反共摩擦，由男向北给我军以重压，后方又受到日寇威胁，形势异常严重，为打断日寇分割我太南、太北的封锁线，改变我方在敌顽夹击下的不利形势，我129师奉集总命令，以师主力及晋冀豫军区部队各一部，并指挥115师344旅展开了邯长战役。战役于12月8日开始至26日胜利结束。自7月我涉县城沦陷后、从8月下旬至12月下旬，我根据地军民与敌作战200余次，毙、伤、俘敌3500余人，击毁敌机一架，收复涉县、黎城两座县城，攻克敌据点23处。从而敌人的第二次“九路围攻”被粉碎，使太南、太北连成一片，巩固了我军后方，改变了我太行抗日根据地受敌夹击的不利形势。

　　第三次“扫荡”：

　　1940年，日寇在我华北不仅任意侵占城镇乡村，推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而且还将主要的公路、铁路全部控制起来，以切断我方之交通运输命脉。我军为打破日寇的占领与封锁，遂于1940年8月至10月发动了百团大战，将日寇占领的平汉、正太、同蒲几条铁路切断，收复了很多失地，给了敌寇以沉重打击。敌人为了报复，紧接着就对我太行区晋东南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报复性“扫荡”。从10月6日至11月14日，反复进行了三次大合击。他们在清漳河两岸往返窜扰，企图寻找我主力作战，破坏我抗日根据地。

　　过去敌人在两次“扫荡”之间，间隔时间很长，而这次报复“扫荡”却是连续的、反复的，持久的，其手段也比过去更残酷，更野蛮。第一次“扫荡”过后仅三天，10月20日又开始了第二次“扫荡”。敌从和顺、辽县、潞城、武安等地出发，纠集10000之众，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分进合击，窜到清漳河两侧，重点清剿麻田、涉县、偏城一带。目标是当时的北方局、集总机关及129师、边区党政机关所在地。敌人欲求与我主力作战而不得，对我根据地又毫不办法，于是像一头受了重创的野兽，一进入根据地，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物就抢、奸淫掳掠，对我抗日根据地极尽其破坏摧残之能事。

　　10月26日，残暴的日寇到达涉县境内，他们凶相毕露，兽性大发。当日上午进入临近邯长大道的东寨村进行“扫荡”。民族败类郭保和等哄骗群众，积极组织维持，用我们的土特产等物迎合敌人，以求敌人发发慈善。但杀人不眨眼的人本侵略者，并不接受这一套，他们野蛮地将维持场面打散，将参加维持的群众全部赶进关帝庙内，然后象宰羊一样，一个一个拉到崖边捅刺刀后再蹬到三、四十米深的崖下。被关进关帝庙的62人全部受害，死57人，侥幸残生者5人，接着，敌人在老百姓家中、街上、巷内见人就杀，又杀死13人。另外对逃到野外的群众进行追踪捕捉予以杀害，在距村三里路的东郊沟，杀死逃难的无辜群众36人，短短几个小时，敌人在东寨村就杀死106人，杀伤30多人，死伤者占当时全村人口的七分之一。

　　残暴的日寇一面凶残的杀人，一面大肆放火。那时东寨全村167户人家，除了3户未被烧着外，其余164户人家，家家着火，户户冒烟，被烧户占全村总户数的98.2%。全村被烧毁房屋1088间，被烧毁粮食1949石，损失牲畜27头，损失衣服1877件，损失被褥374条，损失土布、市布、毛毡等物甚多。经过敌人的野蛮“扫荡”，在涉县造成了一次损失极其惨重的大惨案。

　　东寨“扫荡”造成惨案的第二天—1940年10月27日，疯狂的日寇又窜到涉县井店村进行“扫荡”。在“扫荡”中仍然是烧杀抢掠奸无所不施，无所不用，他们变换着手法，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杀人。井店村经过敌人一场“扫荡”洗劫，全村被杀死316人，杀伤者104人，被掳走15人，738间房屋及粮食、财物全葬火海，310余头牲畜被它们杀掉或抢走。造成了我县损失数目最大的一次惨案。经过日本鬼子“扫荡”的井店村，却是呈现了“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萧条恐怖境况，村中处处血染街道，尸骸横卧，残烟缭绕，断壁焦墙，惨景不堪入目。

　　万恶的日本侵略者，为何竟然凶狠残暴到这种地步呢?

　　第四次“扫荡”：

　　1941年1月间，敌寇趁根据地人民欢度新春佳节的时候，对我涉县发动了又一次“扫荡”。县委为领导和组织全新啊人民搞好备战和开展反“扫荡”斗争，以减少损失，县委及限制机关干部分工到各区、村领导群众开展反“扫荡”。当时的县长秦秀峰同志，被分配到西达区领导群众开展和坚持反“扫荡”斗争。腊月三十日，他从县里出发，大年初一到西达大峰村。大年初二在山头上看到日本鬼子由台华方面袭来，进至西达村后，到处抢掠抓人，找不到人就烧房子、抢东西，而后向西进犯。鬼子过后，秦秀峰同志和西达村的部分干部群众及时回到村里救火，当时区公所大厅被敌人放火烧着，同志们一齐动手紧急扑灭，未酿成大患，其它被烧着的民房也很快被扑灭。

　　邯长大道两边村庄的群众，正忙着准备年货，突然听到鬼子来“扫荡”的消息，漆黑的夜晚携老扶幼，背锅挑碗进行空室清野。有不少群众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在空室清野逃避时，他们把包好的饺子洒在了半路上，慌慌张张从地上摸着黑往起捡，有的把小石头块也捡了起来，因此，大年初一早上吃饺子时，锅里煮了不少石头块。

　　新春佳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日本侵略者却专门瞅准这个时间进行“扫荡”，不让人民安然欢度传统佳节，可见日寇侵略者是多么残忍和可恶。

　　第五次“扫荡”：

　　1941年冬，敌人的分区“扫荡”较前更为疯狂和凶残，从9月到12月，日寇在太行山区对我县根据地的“扫荡”从未停止过。

　　1941年10月31日夜，从潞城、襄垣等地出动日伪军4000余，连夜袭击涉县赤岸村129师师部驻地及八路军前方总部驻地黎城县西井镇。11月，黎城之役，敌人企图贯穿邯长线及辽县、黎城公路，于是由潞城、襄垣大举进犯黎城，并一度攻陷涉县城。敌人陷我县城后，我军民奋起抵抗，迎头对敌空寂，经过激烈战斗五六天，遂将敌顽击溃，收复涉县城，粉碎了敌人修筑邯长路的计划。

　　日寇的这次“扫荡”，由于我军民事先有备，故一般损失不太严重。战后，县委召开了全县民兵检阅大会，群情激愤，青壮年踊跃参加子弟兵，一度掀起了参军热潮，本年全县参军500多人。

　　第六次“扫荡”：

　　1942年2月3日，敌经黎城东阳关，夜经涉县二区到达辽县桐峪。沿途经我县峪里、塔尔庄、石门、新桥、辽城、刘家庄、污犊等村，并受到我峪里、茅岭底、刘家庄等村民民兵打击。

　　2月16日，武安之敌约500余人由磁县出发到达两岔口，17日早即猛扑东达、西达、河口等地，早饭后到达上述地点。当夜，日寇在各地焚烧抢掠，次日扔由原路退回。

　　2月17日，磁、武敌分头到涉县苏家庄、刘家庄、岭底。次日直扑东西达城，19日返原地，20日返回。沿途受到西达、台华、关防、大峰、甘泉民兵打击。

　　黎城敌18日晚分两路，一路经响堂铺直扑固新、原曲、云坪乡，20日返涉县城，21日到悬钟。另一路直扑城关，18日经小曲、王堡、赤岸、七原到四区台村、井店。19日到王金庄等村搜索。20日到偏店、前后寨、索堡。21日，两路敌人于悬钟汇合，中经新桥到山西辽县麻田，23日经涉县西路返回。一路经石门山沟到石门，一路经污犊到新桥，24日经峪里沟返回黎城县长宁。

　　这次敌人的“扫荡”前后到达21天，共经过71村。由于我们事前已有充分准备，在敌经过的村庄，无论是住下或行进，无论白天或夜晚，都有民兵进行战斗，一般损失较小。

　　第七次“扫荡”：

　　1942年2月，日寇对太行区的“扫荡”结束后，即在全区周围加紧推行蚕食政策，增建据点、封锁山口，逐步向前推进。1942年5月他们对我太行区偏城、涉县的“扫荡”更为空前残酷。此次“扫荡”的主力，为36师团、41师团、独立第2、3、4、8、16混成旅团各一部，总兵力约25000余人。

　　这次“扫荡”大致分三期：

　　第一期：从5月5日至5月15日止，范围是林南及涉县的西达、合漳、固新等地。

　　第二期：从5月19日起至6月9日止，范围是邯长公路以北即太北地区的1、2、5、6分区。重点是偏城地区的南艾铺、窑门口、旮腊铺等地。敌出动26个大队的兵力，约25000多人。敌之企图为歼灭我集总、北方局等首脑机关和有生力量，采取长期清剿方式，以破坏我军民的生存条件。

　　第三期：从6月10日至6月23日止，范围是邯长公路以南清漳河两岸，即太南地区的4、5分区。重点是我129师师部临时驻地，涉县五区云平乡的黄岩村，及黎城县的宋家庄，平顺县的黄花村等地。敌方动用兵力月15000余人，敌之企图为歼灭我129师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太行区党委等首脑机关及4、5分区部队，并顺势南下，“扫荡”太南、豫北之国民党中央军。

　　以上三期“扫荡”共达46天。这次“扫荡”用兵之多，地区之广、时间之长，手段之残，均属全所未有。

　　第八次“扫荡”：

　　1942年5月大“扫荡”之后，日寇一方面为彻底毁灭我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大肆掳掠人力、财物、粮食和牲畜，令一方面是为他们的生活储存给养和吃喝。因此，秋收还正在进行中，日寇即于1942年10月，对我县又发动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扫荡”。在这次“扫荡”中，敌人的残酷手段和野蛮行为与前几次“扫荡”没有差别，由于我反“扫荡”工作做得较好，人员伤亡较少，而敌人在财务的掠夺上则更为严重。

　　“扫荡”前，边区武委会于9月26日召开涉县、偏城、左权、黎城四县联席会议，提出了在反“扫荡”中的革命竞赛条件：一、保证做到敌人所到村庄全部坚持工作，并且有百分之八十的村庄打响。二、打响的村庄，最少平均每村打死一名敌伪。并相互签订竞赛书，由边区武委会检查评判，并决定给超过的县奖步枪10支。涉县不甘落后，自己又在各区之间发动了竞赛。

　　涉县二区召开各村备战联席会议，决定接受前几次反“扫荡”的经验教训，加紧各村间的联防，敌如来犯，各村民兵必须打响，并普遍开展地雷爆炸运动。

　　反“扫荡”中，我民众不屈不饶与敌英勇战斗，涌现出不少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

　　第九次“扫荡”：

　　1943年5月，敌寇调集36师团、69师团，第一、第二、第四各旅团及第九混成旅团一部，共约25个大队，并附以伪山西剿共军两个师赵逆瑞、杨逆诚各一部，及各地抽调其他伪军，总兵力20000余。于5月5日开始对我太行之黎城、涉县、偏城、武安、沙河、左权、榆社、武乡、襄垣等地，实行新作战的合围“扫荡”，企图扑灭我军主力，实行严重的清剿和灭绝人性的烧杀、奸淫和掠夺。7日至10日间，在黎城之西井、南委泉、秋树垣，涉县赤岸、西辽城等地大肆杀人放火。我游击队及民兵均给清剿之敌以极大的杀伤与威胁，使敌行止不安，神魂若丧。

　　第十次“扫荡”：

　　1943年5月“扫荡”岗过去，在我人民血迹未干，弹烟仍在缭绕之际，日本鬼子又发动了新的“扫荡”。

　　7月26日，日寇第一混成旅团，配合伪军共2500余人，由磁县彭城及安阳磊口出犯，合击涉县东西达城至任村一线各村庄，当晚即占领上述各地，连续清剿。但在该地军民所组成的游击队积极袭击、伏击与地雷轰炸之下，敌疲惫不敢。原定一个星期的“扫荡”计划，于第四日窜回原防。

　　7月26日，磁县敌伪1000余人，突然奔袭漳北根据地，27日晨即窜至东西达城，在东达、甘泉一带，连续遭到我六区民兵截击，敌被我毙三伤二。

　　1943年11月21日早晨，敌机九驾从安阳起飞，六架不知去向，其余三架飞到漳北，在涉县城北关上空绕圈寻找目标，当时老百姓不但没有躲避，反而一群一伙到街上观看。敌机发现人群后，正中企图，立即投下八颗炸弹，当场炸死7人，伤2人，有五处房子被炸起火。这是日寇利用陆军“扫荡”的机会，派出飞机，陆空配合进一步对根据地人民进行残害的罪证。

　　第十一次“扫荡”：

　　1944年5与娥，敌人沿着黎涉大道，从黎城方向急进到涉县河南店。一股沿漳河东下，一股循山路西上，留下一部分在寨上村扎下钉子(据点驻扎)。日本鬼子每日三五成群的同黑狗队(伪军)到附近村庄糟蹋，仍然推行杀人、防火、抢掠的“三光”政策。

　　虽然日本鬼子已接近日暮途穷的地步，其残忍野蛮的本性不但没有丝毫收敛，反而更显出狗急跳墙、垂死挣扎之势。经过日本鬼子最后一次“扫荡”，涉县人民的生命、财产又遭受一次较严重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