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历史材料：日军在遵化制造的惨案（1）
来源：公文易文秘资源网   2017-11-12 14:26:58

　　鲁家峪惨案

　　鲁家峪位于遵化县城西南，在遵(化)、玉(田)、丰(润)三县接壤地带，包括东峪、西峪、北峪、龙宝峪、前山屯、鲁家峪大庄6个村和一些分散的住户，号称九沟十八峪，统称鲁家峪。当时的鲁家峪南北长20华里，东西宽18华里。该村群山环抱、岩洞满谷、山上密林覆盖，地面沟壑纵横，有如天然迷宫。

　　早在1927年，共产党员张明远、杨春林曾在鲁家峪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农民协会，同年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1938年冀东大暴动，鲁家峪就有130多人参加了暴动队伍。1938年冬，李运昌司令员和包森、焦若愚、吴德、徐志等领导人经常在鲁家峪领导全冀东地区的抗日工作，并在那里建立抗日机关。1940年1月1日，遵化县阁老湾会议上，冀XX区党分委正式确定鲁家峪为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了兵工厂、炸药厂、被服厂、卫生部、电台、报社等，鲁家峪成为冀东中部抗日领导中心。当时，八路军各机关单位设在鲁家峪大庄里边的东峪、北峪和龙宝峪等村里，并有山洞和地洞可供隐蔽。为了保密，还制订了军民共同遵守的规定：凡外人到鲁家峪办事探亲，只能到鲁家峪大庄。就连运送伤员，也得换成鲁家峪村的报国队(民兵组织的前身)员转送。不明身份的人严禁入内。所以，日军到鲁家峪一带多次“围剿”，也没摸着鲁家峪根据地的底细。

　　鲁家峪抗日军民的革命行动，使日伪军惶恐不安。日伪军的小股敌特经常在此失踪匿迹，这更引起敌人的怀疑和关注。日军调动兵力到鲁家峪“清乡”，又被八路军和民兵击败，于是，对鲁家峪多次进行围剿并制造了多起惨案。

　　第一次惨案。1941年2月14日，驻唐山日军副司令米古，纠集驻遵化城、王各庄，驻XX县的孟四庄、朱官屯和驻丰润县三女河、沙流河等处据点的日伪军1000多人围剿鲁家峪，企图摧毁鲁家峪根据地。天刚蒙蒙亮，鲁家峪东南面大刁山和西南面堡子山上的“消息树”倒了。这是报国队岗哨发出“有敌情”的信号。村武装班长巩玉然、高万盛立即通知八路军和群众转移进山。

　　日军包围了鲁家峪大庄，逐家搜查抓人，没来得及转移的700多名群众被驱赶到虫王庙前的干河沟里。四周架起机枪，日伪军端着刺刀包围着人们。日军先将男青壮年集中到一处，把他们的衣服扒光，逐个儿查看有没有枪茧或枪伤。人们被迫赤身裸体站在雪地上达一个多小时，有的冻僵了跌倒在地。

　　米古装出一副“文明和善”的样子，要群众说出八路和村干部，人们横眉冷对没人搭腔。米古凶相毕露，指挥日军和特务从人群中拉出刘志顺等30多人，棒打石头砸，有的四肢被打伤，有的头被砸破流血，刘志顺当场昏死过去，日军把两个农民打倒在雪地上，穿着大皮鞋的脚踩在他们身上。尽管百般折磨，没有一个群众屈服。

　　米古抽出指挥刀，恶狠狠地向群众宣布：“不交出八路军和村干部，你们的房子统统烧掉。”群众仍不理茬。一群日军即举着火把，分头放火。霎时，鲁家峪大庄成为一片火海。65岁的老人刘思浩藏在柴草里，柴草着火跑了出来，被日军逮住，捆在门板上，扔进火堆，活活被烧死;李贵祥的老母亲，没爬出屋门即被烧死;李自如老人把他那不满1周岁的小孙女裹上衣服藏起来。日军放火时，听见孩子哭声，把点着火的柴草放在孩子身上，把孩子活活烧死;没有挣脱缰绳的大牲口，也都被烧成黑炭。人们眼看着自己的家园被大火吞没，一个个心如油煎。

　　浓烟大火整整烧了半天。傍黑时，日伪军才离开鲁家峪。日军这次进剿鲁家峪，李自树、李贵禄、李贵祥的母亲等9人被烧死。李贵灿的母亲等6人被烧伤，刘志顺等30人被打伤;烧死大牲畜26头，烧毁房屋1931间，粮食、衣物和生产工具除被抢走以外，焚烧一尽。

　　第二次惨案。1941年7月16日，驻遵化王各庄据点的日军中队长南木和警备大队长王熙武，率领日伪军150多人，再次进剿鲁家峪。对鲁家峪大庄残存的房子和新搭起来的窝铺纵火焚烧，东峪和北峪村的部分房子也被烧毁。日军把没跑脱的30多名群众赶到虫王庙前，施放毒瓦斯。刘继真、李自荣等20多人，被毒瓦斯熏得在地上翻滚，而后昏厥过去。70多岁的老人刘继顺当场被毒死。日头偏西日伪军才撤走。

　　时隔3天，驻沙流河的日伪军150多人，在日军中队长佐佐木的带领下，又窜到鲁家峪。日军得知该庄前街武装班长高万盛的脸上有麻子;后街的武装班长李有凡正在给死去的母亲戴孝。因此，伪军一进村，在烧杀抢掠的同时，到处嚷“逮住有麻子的和戴孝的”。日军把从各处圈来的高万盛、李自省，刘景春、吕洪德等7个脸上有麻子的从人群中拽了出来。刘季仲是个煤矿工人，刚来家探亲。他脸上没有麻子，因嘴里镶着金牙，日军说他不是好人，也被从人群中拽了出来。日军对高万盛、刘季仲等8人严刑拷打，逼问谁是高万盛。高万盛就在其中，人们谁也不说。高被抓住，就装哑巴，无论日军怎样打，他只是哇啦。日军用纸沾上煤油点火烧，他还是没说一句话。后来，日军带着他到山上找藏着八路军的岩洞。高见哪个洞口有蜘蛛网就往哪个洞钻(他知道那样的洞内无人)。闹腾了半天，日军没辨认出高万盛，也没找到八路军，即把高万盛和李自省、刘景春三个脸上有麻子的枪杀在东峪庄头。日军在临走时，又在鲁家峪大庄头上将吕洪德、吕恒泉、高景瑞、高老大和刘季仲5人枪杀。在这4天里，日伪军的两次烧杀、施放毒瓦斯，仍没从鲁家峪人民的口中得到鲁家峪根据地的真实情况。鲁家峪人民接受了前几次日军“扫荡”的教训，大多数人转移进山，坚壁清野的方式也改进了，所以这次遭受的损失较小。

　　1941年2月至7月，日军三次进剿鲁家峪，烧毁房屋1973间;18人惨遭杀害。日军见摧不毁鲁家峪根据地，便在第四次“强化治安”以后，把鲁家峪(大庄)划为“无人区”，不准有人居住，妄想以此杜绝和八路军的来往。然而，抗日烽火在鲁家峪越烧越旺。

　　第三次惨案。1942年4月16日至5月1日，日军二十七步兵旅团长铃木启久卷土重来。他调集了唐山、丰润、玉田、遵化等地的日伪军4000余人，对鲁家峪进行了历时半个月之久空前的大搜捕、大屠杀、大抢掠、大烧毁，使鲁家峪又一次遭受巨大的灾难。

　　东峪村东北有一座鸡冠山，半山腰有几十个火石洞，其中有一个大洞原来叫狐仙洞。狐仙洞究竟有多深谁也说不清，从洞口进去约1里地段，内有大、小洞7个，大洞能容300人，小洞能容几十人，大小洞之间有窄道相连，能容一人直立或侧身通过。洞里住着八路军伤病员和卫生部保卫班战士30多人。

　　1942年4月16日，100多名日伪军在叛徒马成金的带领下，从鲁家峪直奔鸡冠山。他们见山上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山洞，断定洞里藏着八路军和军需物资，就在鸡冠山安营扎寨，住了下来，还在狐仙洞口和东大岭上加放岗哨，安上了电话机。日伪军在狐仙洞前，困守三天，一无所得。就逼迫一个从别处抓来的群众进洞探听虚实。洞里人误认为是日伪军进洞，就开了枪，洞外的日伪军听见枪声，就往洞里施放毒瓦斯，又将从我兵工厂搜刮来的地雷和炸药塞进洞内轰炸。到了第五天(四月二十日)天亮后，日伪军才撤走，洞内30多人全部遇难。

　　在围困狐仙洞的同时，另一部分日伪军还在附近别的山洞进行搜索。狐仙洞下边有个水洞，日军见洞口有水，问叛徒马成金说：“水的有，人的没有?”马成金回答说：“水的有，人的大大有!”日军叫马成金进去，马成金壮了壮胆，边喊边慢慢往洞里蹭。进洞不深，就被我八路军司令部通信员叶奎一枪打伤胳膊。日军见状，先是大声嚎叫，让人们出来，接着就往洞内施放毒瓦斯。在洞内藏身的后勤部干部靠山河、行署秘书王洪文、东峪村武装班长梁志民等8人，用人尿浸湿手巾或衣服捂嘴等办法防御毒瓦斯，在第7天夜里，扒开洞口越过东山岭脱险。

　　在狐仙洞附近小火石洞躲避的群众，因洞浅又无泉水，日军施放毒瓦斯，群众大多被熏死在洞内，有的出洞时被日军打死。被服厂14名工人和军分区干部7人，钻出洞惨遭杀害。群众刘玉书一家5口，刘恩功一家3口，刘树安的妻女3人，都被日军熏死在洞里。刘庭发、李树全等人从洞里出来，被日军用刺刀挑死，青年刘小七被日军扔进土洞活埋，当时山洞内外都是死尸。

　　日伪军在鸡冠山驻剿5天，据统计有95人遇难(其中八路军伤病员和干部72人)。解放后，为了纪念这些坚强不屈的死难烈士，当地政府将狐仙洞修复立碑，并改名为“烈士洞”。

　　影壁山在鲁家峪北面，把北峪村分成东西两部分，周围的山腰里有无数的火石洞或岩石洞。抗日战争前期，军分区的后勤工厂、仓库，报社和电台，大多设在那里。我军政人员有的就住在洞里工作。

　　1942年4月17日，日军包围了北峪村。4月20日，日军在北峪村附近搜山时，杀害了15名群众。接着又将从北峪村东面的单阴背(山名)各山洞搜出的群众70多人，赶到北峪村张景深家的院子里。日军中队长佐佐木严刑拷问，通过翻译说：“谁是八路、谁是干部?兵工厂在哪儿?说出来没你们的事，如果不说，别怪皇军不客气。”

　　人们沉默着，谁也不作声。其实，在被捕人当中，就有李有凡、于品丰、刘恕、刘保和等村干部。日军中队长佐佐木拉出刘保和问：“你的村干部?”刘保和说：“我是教书的。”翻译转问群众：“他是村干部?”群众异口同声地说：“不是。”日军仍不相信，毒打刘保和，最后用刺刀挑死。

　　4月21日，龙宝峪村26岁的共产党员李友章被日军抓住，让他带路上山找洞。他领着日军上山转悠，哪儿没有藏人和物资他往哪领。日军气坏了，押回村去毒打，他欺骗日伪军说：“想起来了，我藏着手榴弹呢，给我松松绑，我好去挖。”日军上了圈套，给他松了松拴在胳膊上的绳子，让他带路去挖。当他走到堂屋，见锅台上放着一把宰猪的砍刀，猛地抄起那刀，照着押他的日军砍去。日军一晃动，砍下鬼子半个脸，他撒腿就跑。在门口又砍伤了站岗的日军肩膀，吓得那个日军不敢阻拦，他直向西山跑去，跑出不到200米，遇一石坎，没容他上坎，被尾追的日军开枪打死。

　　佐佐木见追问不出八路军下落，部下又被砍伤，气得发疯，他挥起战刀劈死张永林、张俊臣、李左文、李友毛等9人。李庆宽的母亲被绑在树上，倒上煤油活活烧死。日军还在光天化日之下，轮奸了4名十二三岁的女孩。于常河和刘庆龙两人的妻子怀孕临产，被日军轮奸后用刺刀挑出腹中婴儿取乐。刘灿的妻子被日军轮奸后，用刀砍死。人们对日军的兽行，一个个恨得咬牙切齿。

　　同日，日军把从单阴背山抓来的70多名群众押在东厢房里。4月21日晚上，日翻译官对厢房里的人说：“皇军说了，你们这里是‘匪区’，今天还有人砍皇军，皇军非常恼火。你们这里不能再住人，让你们到玉田去种菜，有吃有喝，还发给钱，谁愿意去快出来!”在日军的诱骗下，王景同、张小四等24人(其中有4个小孩)从人群中走了出来。日军将他们绑押到张永存的白薯井前，大人用刀砍，小孩用铡刀铡，全都杀害后，将尸体扔进白薯井里。

　　4月22日早晨，日军翻译又来到东厢房，对剩下的42人说：“昨天走的已到了玉田，今天你们都走!”日军将这42人串绑在一起，押着走到鲁家峪大庄刘万的房子西面白薯井旁。先砍死一个叫张小二的，将尸体扔在白薯井里。又拉出张俊金，张见事不好，撒腿就跑，刚跑出几步，被日军抓回来，日军将他按在凳子上，蒙上眼睛，张俊金使劲挣扎，也未能逃脱，日军要杀害他，当给他掖衣领时，他一口咬住那个日军的手指。旁边的日军见状，一脚把张俊金踢下白薯井，又向井内打了两枪。打中张俊金的背部，他立即昏厥过去。井上日军又一连砍死9人。日军走后，张俊金苏醒过来，被赵林等人救起。日军这次扫荡，鲁家峪村有63人惨遭杀害。

　　鲁家峪南山出口处，有一座不高的圆形孤山，名叫馒头山。馒头山腰也有许多火石洞。日伪军围剿鲁家峪时，馒头山也惨遭血洗。当时，冀XX区武装科长王文龙、行署干部王松、丰润县政府干部轩敬宜等十多人以及义王庄、鲁家峪等村的群众200多人，在馒头山大小火石洞隐藏。

　　4月24日早晨，日军大队长渡边带领200余名日伪军，封锁了馒头山上的各个洞口。一个挎洋刀的日本小军官踩响了报国队埋的地雷，被炸掉半截身子。日军上山时，从义王庄抓来两位老人，一个叫梁德普，一个叫庞永海，逼着他俩搬开堵在一个洞口的石块，两位老人怒骂日军，宁死不从，被日军用刺刀挑死在洞前。日军不敢进洞，一面在洞前死守，一面往洞内施放毒瓦斯，毒气熏得洞里的人们难以忍受。冀东行署秘书长林峰，冒险突围，刚出洞口，中弹牺牲。王文龙、王松、轩敬宜、李云等八九名党政干部，见突围没有希望，在洞内饮弹殉国。该日下午，日军见有一部分人从洞里出来，随着人群出来的区队长杨德山，向敌人扔出一支枪假意投降，当敌人正高兴得失去警惕时，他用藏着的撸子打死了一名日军，顺山坡向山下滚去，不幸被酸枣棵子挡住，中弹牺牲。和杨德山一起出洞的义王庄任习仙，任彦博、张树旺等15人，还有鲁家峪村刘振坤和附近村的19人，全被日军押到丘家屯北沟枪杀。坚持到日伪军撤走后才爬出山洞的3人，除屈平经过治疗死里逃生，朱文厚和王兴华的妹妹活了半天就停止了呼吸。

　　1941年至1942年，日军对鲁家峪先后进行3次较大规模的扫荡，共杀害我抗日军民225人(其中有外村避难的34名，军政人员61名)，烧毁房屋3900余间，损失物资不计其数。

　　1956年初，中国特别军事法庭通知鲁家峪惨案幸存者张俊金，为审判日本战犯出庭作证。6月10日，他前往沈阳工人俱乐部——审判日本战犯的临时法庭作证，用大量的亲历事实和身上的伤疤，控诉了日军制造鲁家峪惨案的暴行，侵华战犯铃木启久在事实面前不得不低头认罪。

　　东新庄惨案

　　东新庄是一个抗日斗争很活跃的村庄，曾配合包森带领的八路军，三次端了日伪据点，抗日活动从没有间断过。1942年10月22日夜里，区长徐志带着通讯员鞠小丰，召集各村抗日干部在张敬斋家开会，被王春芳等三个坏蛋告密，次日一大早，山里各庄据点的日本小队长常昭，就带领日伪军包围了东新庄。

　　清晨，人们被枪声、夹杂着狗的狂叫声惊醒。接着听见日伪军的叫骂声、用脚踹门、枪托杵门、鸡飞狗叫的声音混杂在一起，全村人被押到村子当中的庙场上。常昭站在东面的水井台上，操着半通不通的中国话问：“村子共产党、八路军的有，说出来，良民大大的!”人群里有人大声说：“我们都是老百姓，没有共产党八路军。”常昭手一招，两个日本兵拖来区长徐志的尸体，人们见了，都悲愤地低下了头。常昭凶狠地拉出5个年轻人厉声问：“八路的有没有?不说他的一样，死啦死啦的!”5个人都说：“我们就知道种地收粮，别的啥也知不道!” 话音刚落，常昭开枪把5个人都枪杀了。日本兵又拉出曹万贵等10人，威胁地叫道：“实话的不说，他们的一样!”人们怒视不语，常昭的手向下一勾，日本兵把10人都扔进井里，盖上炕席，用毒瓦斯活活熏死。常昭又从人群中抓出张文元喝问：“你的说!” 张文元回答：“我啥都知不道!你让我说啥?”常昭狞笑着从掌炉中拿出烧红的烙铁，一边往张文元脸上烙一边问：“你的说不说?”张文元一言不发，被活活折磨而死。

　　嗜杀成性的常昭，逼着人们在水井南挖了一个8尺见方的大坑，然后拉出17个人到大坑前，一问不说挥刀就砍。柳宪章脾气倔，赤手空拳和敌人搏斗，三次甩开敌人逃跑，结果被敌人开枪打死。我是最后一个，常昭问：“你的说不说?”我糊弄他说：“我家里有八路的物资，我交出来。”常昭派两个鬼子跟我去取。我故意磨蹭找机会逃跑，但鬼子盯得太紧，到家后，把家里的旧衣服鞋袜都拿出来，日本兵一看不对，打了我两个嘴巴又押回大坑边。常昭举起指挥刀要砍，见我夹衣领子太高，逼我把衣领掖起来。我把衣领子掖进去，心想反正是死，不如死的硬气点儿，看常昭举刀，故意把脖子一挺，衣领子又立起来。常昭放下刀叫我再掖，我掖完又挺脖子，到第三次掖好衣领时，不知为什么，常昭不再砍了，让日本兵把我拉到东北面的院子里。常昭又拉出孟春甫，比比划划，意思是让他把坑子埋上。孟春甫错以为是要埋他，就凛然跳进坑里，真的被活埋了。

　　这一天，日伪军用棍子打、压杠子，灌辣椒水等酷刑，共杀害东新庄无辜群众53人，折腾到天黑也没问出什么，只好集合队伍回了据点。敌人走后，人们从张敬斋家木头垛里放出鞠小丰等十几名同志，东新庄人用铮铮铁骨保护了抗日干部。

　　王春芳等3个坏蛋，后被抗日政府处决了。

　　马家峪惨案

　　遵化城南60华里的马家峪，是鲁家峪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村西山沟里有炸弹厂，村东山洞里贮藏着冀东军分区供给部的军用物资，并住有八路军的伤病员。八路军和民兵还经常从马家峪出发，去遵唐公路打埋伏，日伪军在马家峪一带不断受到袭击。1942年秋季，日伪发动的五次“强化治安”，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梳篦清剿”，对马家峪一带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报复。

　　11月20日清晨，驻丰润县左家坞据点的200多名日伪军包围了马家峪。日伪军端着刺刀，把村里没逃脱的50多名老人和200多名妇女，驱赶到村中心五道庙前两米高、30多米宽的土坎子下面，老人们蹲在北面，妇女坐在南面。鬼子在四周架起机关枪，当中点燃一堆熊熊大火。

　　日军头目佐佐木通过翻译官训话说：“今天皇军来找八路，谁知道八路的伤病员，还有物资在什么地方，赶快说，如果不说，哼!”翻译官指着会场西面被流水冲成的大坑狞笑着说：“那就是你们的去处!听清楚了没有?嗯?”群众鄙视地看着他，无人应声。佐佐木见没人说话，把徐浩林老人拉出来，扯下棉袄问：“八路伤员的哪里?”徐浩林不说话。日军抽出东洋刀，先用刀背子砍他的脖子，徐浩林还是不吱声。日军翻转刀背，猛地一刀，将徐浩林的脑袋砍落在地，鲜血从脖腔子里直喷出来，吓得孩子们哭叫着往母亲的怀里扎。翻译官吼叫着：“不许哭!”佐佐木逼着保长徐兆兴提着徐浩林的人头，在人们面前走来走去。翻译官威胁着说：“看见了没有，如果不说，都这样!”人们还是一声不吭。日本兵走进人群，又把50多岁的徐从林拽出来，问他哪里有八路军的东西，徐从林缄口不言，佐佐木一刀也把他砍死。接着又拉出王合奎，推到沟西坎上的院子里，边打边问，王合奎破口大骂日本鬼子的八辈祖宗，直到鼻梁骨被打塌昏死过去，骂声才停止，日军撤走后侥幸苏醒过来。徐兆灿等几个老人先后被拉出来毒打逼供，有的被打得昏死过去，也没一个人说出抗日机密。

　　时到中午，日伪军们杀猪宰鸡吃完饭，鬼子兵不再问，干脆把徐兆喜、徐兆明、徐兆清和徐兆耕4个老人，驱赶到会场西北角的柴草垛上放火烧着，老人们被烧得疼痛难忍，衣服着了火，身上冒着油往下跑，日伪军用棍棒狠打，徐兆耕忍着剧痛冲过火堆，东倒西歪地倒在坎子根下佯死不动，得以幸免，其他3人被打昏后丢在火堆里，被活活烧死。

　　佐佐木知道再问也没用，下令用镐头、木棒对人们乱打，男人被打得来回挤动，挤到一簇时，鬼子兵狞笑着从坎上往下扔大檩条砸。马玉如老人大声喊：“跑吧!不能等死!”人们不再躲闪拥挤，沿着东坎根向南跑，没跑多远，就被日军开枪打死。正患病的徐景顺也被赶出来，拄着棍子蹲在人群的北边，日本兵从他后面猛地一刀，头被砍落。不一会儿，鲜血就染红了壕沟。

　　太阳偏西，日军把没折腾死的30位老人拽到西面沟沿上，一个个用刺刀挑死，尸体扔在沟里。把昏过去的徐兆兴、王贵云等5人也拖来扔在沟里，用土埋上才撤回据点。

　　跑反到山里的群众陆续回村，赶紧扒开土抢救人，经抢救，徐兆兴、王贵云、王敬仁等5人侥幸活下来。在东面几户人家的院子里，还发现被烧死的王景福、马文成和被凉水灌死的王景明。共有43位老人(其中一人是丰润县胡各庄串亲戚的老人)被杀害，自此，马家峪的人们把老年人遇难的地方叫“老人坑”。

　　马家峪人都知道西山里有八路军的炸弹厂，东山岩洞里藏有八路军伤病员，面对日军的血腥屠杀，老人们始终坚守秘密，八路军伤员和物资没受一点损失。日本侵略者企图用大屠杀扑灭中国人民的抗日烈火，然而，民族烈焰是压不倒的，只会激起更大的民族仇恨，惨案后就有10多名青年报名参加了八路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