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恶行——千里无人区（一）
来源：冀东抗战研究   2018-02-27 09:33:59

　　陈 平(原唐山市党史办主任)

　　自 序

　　我的一生同“无人区”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的故乡河北省遵化县鲁家峪，就是日本侵略军制造“无人区”的一个重点地区。1942年和1943年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也是日军在长城线上制造“无人区”最疯狂期间，我曾坚持在“无人区”里。为了对这段特殊的战斗生活记录点文字，从1962年以来，我在研究冀东革命史的同时，一直研究“无人区”斗争这一历史课题。这本书先后己四易其稿，是我多年的研究成果。

　　“无人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在中国敌后战场的一种特殊历史现象，不仅在中国鲜为人知，在世界战争史中也是绝无仅有的。我曾写过论文，发表后，引起党史学界的重视，认为“无人区”斗争是中国抗日战争中最壮烈的“一个特写镜头”之一;而“无人区”的研究成果则“填补了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

　　尽管我曾经亲身经历过“无人区”斗争，但由于当时自己只是个“小八路”，不了解“无人区”斗争的全局和实质，而历史资料又非常缺乏，“无人区”现象仍然是个谜。因之，我在着手研究“无人区”之初，就力图从宏观上把握“无人区”历史，带着这样一个问题：日本侵略者为什么要在长城线上制造“无人区”?而共产党八路军又为什么那么顽强地坚持“无人区”斗争?从宏观视角出发，多方搜集资料。

　　通过对中共中央和北方分局历史文献的分析，认识到中共中央从决定开展冀察热辽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之日起，就是从战略高度着眼于开展东北地区游击战争，最终收复东北的。通过对日本方面历史资料的研究，则看到日本首先侵略我国东北，解决所谓“满蒙问题”，进而“确立满洲”，是其既定“国策”，是侵华战争中最基本的战略环节。横贯冀察热辽的长城线，正是伪满洲国的所谓“西南国境线”。日本侵略者在长城线上制造“无人区”，其性质不仅是战术战役措施，而是为了构筑一条庞大的绝缘体式的战略封锁线，阻止共产党八路军向东北地区的推进。敌我双方长年激烈的战略争夺的态势，构成了“无人区”斗争的基本特征，也决定了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及其特殊的残酷性。

　　我是个笨人，在多年研究“无人区”过程中，特别是在历史资料的搜集上，是下了一番笨功夫的。从1962年开始，我着手研究“无人区”，当时文字资料几乎是一无所有。我就点点滴滴地搜集资料，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被迫中止，好在搜集到的部分资料侥幸保存下来了。1980年以后，又重新研究“无人区”，直到1990年，我跑遍了北京、南京、沈阳、抚顺、长春、大连、承德等地的档案部门及研究机构。虽然吃了一些苦，但从一无所有而积累了千余万字的历史资料，对“无人区”斗争历史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给这本小册子提供了比较扎实的资料基础，也是苦中之乐吧!

　　粗略估算一下，我对“无人区”课题的研究，前后历时近30年，纯工作日约有7年之多，而80%是用在资料搜集上的。当然，不是说我的工夫就够了，也不是说所有的课题研究都得这样去搞;只是说，要搞历史研究，就得首先肯在资料上下笨工夫，从宏观到微观，“上穷碧落下黄泉”，把工夫下到家。资料占有越充足，课题成果内容就越充实，这一点是没有捷径可走的。

　　我搞研究工作绝不仅仅满足于文字资料，写论文，也不是从资料到资料地堆砌，而是尽可能地作实地考察，取得必要的感性认识。在研究“无人区”的过程中，我还曾多次深入实地，对“无人区”遍及长城内外的26个县，进行实地访问，行程两万余里。对当年的主要抗日根据地、重要战场、烈士牺牲地、惨案现场等都作了实地考察。在考察过程中，得到了各地领导、党史部门及乡亲们的支持与帮助，使我获得了许多第一手的资料和感性知识。在此向帮助过我的同志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有人会说，历史已成为生活的陈迹，怎么能够取得感性认识呢?我在实地考察实践中得到了切身感受。尽管我当年曾在“无人区”里战斗过，可是当我再次来到根据地的深山密林之中，那山山水水、一树一石都使我感到无比的亲切，就象又听到了隆隆的炮声，望见了遮天蔽日的烽火，引发了对历史深沉的反思。更重要的是，如今以历史研究者的角度重新考察“无人区”，感受大不一样，重温历史，认识得到了升华。比如，资料中对坚持“无人区”的英雄人物、冀热辽军区第三区队长高桥烈士的牺牲地点、时间有几种说法，为了考订准确，我就去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八素台老西沟去实地调查。不但时间、地点搞准确了，而且无意中发现这里的地形非常独特，老西沟的进口处叫葫芦峪口，层峦叠障，九曲回旋，确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去处。据群众讲，古时曾有一伙绿林好汉在此凭险聚义多年，官兵奈何不得。可是，当1944年三区队到这一带活动时，这里已被日伪统治达12年之多，还没容得开展群众工作，日伪军就反复“扫荡”，在群众中连为八路军站岗放哨传递消息等起码的抗日工作都没能组织起来。结果，尽管有那样好的地理条件，而没有群众的屏障，三区队终于在老西沟遭到日伪军的袭击，蒙受了全军覆没的惨重损失。“无人区”斗争中有无数类似的事实，使我深深地认识到，群众路线就是共产党赖以生存、发展的生命线。正象长年坚持“无人区”斗争的八路军第十团团长王亢说的：“八路军没有什么都不怕，就怕没有群众的支持。”由此我对这本书的主题思想之一——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的认识，得到了升华，写起来就把握得更准确。

　　对我这样长年累月执着地探索一个课题，千里万里跋涉进行实地考察，是遇到许多困难的。我自己也闪过这样的念头：既然“无人区”的论文已经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学界的好评，也就说得过去了，一大把年纪了，何必自讨苦吃。可是，当我回到了战斗过的老根据地，见到许多地方当年与我们同生死共患难的群众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我站在烈士的无名墓碑前默哀致敬时，更是感慨万端。这些未曾谋面的战友们已长眠地下，连个姓名也没留下，而我却幸存下来了。这幸存意味着什么?没有那么多的牺牲者，也就没有我这个幸存者。俄国大诗人普希金在《戈留欣诺村的历史》一文中曾说：“我觉得写完了戈留欣诺村的历史，我已不需要活在世界上了，因为我已尽了义务，可以长眠于九泉了。”我身为残酷的“无人区”斗争的幸存者，必须尽责任、尽义务把“无人区”斗争的历史记录下来。所以，我暗下决心，鞭策自己，甩掉资历、级别、待遇等等身外之物，挤班车、住小店、开步走，跋山涉水，也就不在话下了。

　　我谈的这些考察中的感受，虽然不能写进书里去，然而对研究工作还是大有裨益的。实地考察结果，不仅充实、考定了不少重要史实，而且调动起我对“无人区”斗争的感情，一切资料、文字在我眼前都活了起来。我还想说明这样一个观点，就是搞革命史研究必须对党对人民怀有深厚的革命感情，这与在研究过程中不能感情用事是两码事，也不是说在行文中滥用感情色彩的形容词，而是说，应该把革命感情作为研究工作的动力源泉，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把深厚的革命感情与严谨的治学态度结合起来，扎扎实实地工作。

　　我经历过“无人区”斗争血与火的洗礼;亲眼目睹日本侵略军制造“无人区”的种种暴行，所以在积累资料过程中，特别注意对日本方面资料的搜集，对日军制造“无人区”过程中的种种罪行，桩桩件件、方方面面，不仅取得中国方面的确凿证据，而且尽量取得了日本方面历史文件、历史人物及史著等方面的佐证。1982年，我撰写“无人区”论文第一稿，就是针对当时在日本发生的篡改侵华历史的“教科书事件”，用历史事实，驳斥那种否认侵华罪行的谬论。1988年，我在《一个特殊战略地带——长城线上“无人区”》(第三稿)一文中，揭露日军制造“无人区”罪行的内容更加充实了，引起日本学者姬田光义、丸田孝志等的重视，并专程到中国来。在我的陪同下，他们对“无人区”作了考察，写出一份调查报告，与我的论文共同收入《又一个三光作战》一书，介绍到日本，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日本学者及报刊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制造“无人区”是日军侵略中国战争中一桩重大战争犯罪的历史公案，是“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队”、“三光政策”等事件集大成的体现，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之思想体系的集中表现。

　　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中日战争已经结束了几十年，中国人民并不愿意再去掀动那页悲痛的屈辱史。然而，在日本却有那么一些人，总是在翻历史的案，不仅从根本上否认侵略战争的罪行，甚至美化战争。就以制造“无人区”的罪行来说，在日本官方史著中被一笔抹煞，而在日本防卫厅编著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则被美化成“保障农民生活”等等。这是对历史的篡改和歪曲，这是对中国人民感情的再次伤害。每当听到这类喧嚣，使我这个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依稀间又看到了刀光血影，似乎战争并没有真正结束，或者是以某种“冷战”的形式在继续着。

　　历史不能忘记，天真地轻易地忘却历史教训，是要受到惩罚的。血与火的历史永远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