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恶行——千里无人区（二）
来源：冀东抗战研究   2018-02-27 09:38:00

　　(一)　两　条　屈　辱　线

　　1933年元旦之夜，山海关车站附近一声爆炸，几记枪鸣。根据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驻在山海关的日本军队，又使出发动侵略战争的贯用伎俩，自制事端，自我报警，自动出击，一举攻陷了要塞山海关，扼住了辽西走廊的咽喉。紧接着就发起了热河事变，2月21日开始，日军纠集一部分伪军，共10万人，分兵三路向热河省进攻。当时驻守热河的汤玉麟、孙殿英等军阀，都是旧中国腐败的政治土壤里生出的烂果子，吞噬自己同胞如狼似虎，在异族入侵者面前怯懦如兔，望风而逃。三路敌军如入无人之境，以急行军的速度前进，于3月5日兵不血刃占领承德，热河10万多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入敌手。紧接着日军进逼长城，闯入冀东，威胁平津。

　　一心内战的腐败的国民党政府，为了应付舆论和顾全“面子”，让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何应钦指挥长城抗战，并以亲日派分子黄郛主持华北政务。何、黄二人达成默契，一个作招架抵抗，一个斡旋求和。长城抗战打响后，主帅抗战不力，临阵携贰。30万大军在长城线上一字儿排开，没有统一指挥，没有协同配合，没有主动出击，只是消极防御，被动挨打。全国人民潮涌般地支援，前方爱国将士浴血奋战，而何、黄亲日派却向侵略者暗送秋波，频频接触，乞求停火。日军很快突破长城防线，席卷冀东，直捣平津。1933年5月31日，一纸城下之盟《塘沽协定》宣告长城抗战彻底失败。

　　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的签定，在祖国大地上划出了两条屈辱线。

　　一条是尽人皆知的《塘沽协定》中明文规定了的所谓“军事分界线”，西起延庆，经由昌平、顺义、通县、香河、宝坻至芦台。从“军事分界线”至长城线内的冀东地区，成为所谓的“军事缓冲区”，中国、日本军队都撤出“军事缓冲区”。这条“军事分界线”的划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中国东北三省及热河的占领。所谓的“军事缓冲地带”的冀东，实际上成为伪满洲国的一道屏障，又是日本扩大对华北侵略的“滩头阵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对华北以至全中国侵略战争的扩大，这条“军事分界线”无声无息地消失，只在万里长城这历史长卷上留下了一笔屈辱债。

　　再一条屈辱线是鲜为人知的伪满洲国的所谓“西南国境线”。这条线的划定，没有经过中日协商谈判，也没有写进任何协定条款，而是由日本单方面划定的。

　　《塘沽协定》中含糊其词地规定日军“回到大致长城一线”，日本侵略者却毫不含糊地沿着长城，从山海关到独石口一线，为伪满洲国划定“西南国境线”，把新占领的热河省正式划入伪满洲国版图，而且“顺手牵羊”，将长城外侧原来归属华北的兴隆、青龙两县及密云、怀柔、延庆、赤城各县的部分地区，一古脑地划入伪满洲国。行省已任人宰割，又何惜这县、区之地，国民党政府对入侵者抢占领土的强盗行径未置一词。这条“国境线”也就成为后来制造“无人区”的中心轴线。

　　(二)所谓的既定“国策”

　　万里长城，这华夏古老文化的象征，却被隔海而来的侵略者当作什么“国境线”，在当时是有深刻历史渊源的。

　　这要从日本所谓的既定“国策”即“大陆政策”说起。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这就是其“大陆政策”的基调;而首先征服满蒙，是其“大陆政策”的先决条件。据《日本近代史资料》记载，日本军本部曾作过这样的分析：“从战略上来观察，它(指满洲)本身就形成一个战略关键据点，在这里形成帝国国防的第一线”，是“日本的生命线”，是“战略枢纽之地”。所以，日本侵略者侵占东北四省之后，就视为吞到肚里的一块肥肉，是至死也不肯吐出来的。在其侵占东北的14年过程中，始终将满洲与日本本土视为“一个整体”，完全置于其绝对控制之下。

　　按着日本侵略者的强盗逻辑，满洲既是日本的“国防第一线”“生命线”，那么，在长城线上划定的“满洲国西南国境线”，也就是日本的“国防第一线”“生命线”了。

　　日本这种“确立满洲’的“国策”，从其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中，也可以得到证实。

　　1937年12月21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通过德国向中国政府提出“和平谈判”条件，在其拟定的《日华媾和谈判细目》的九项条款中第一条就是“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①嗣后的一系列斡旋“和平”的国际交涉中，日本方面的条件有许多变化，但是始终坚持“承认满洲国”。直到其覆亡前夕，1945年5月11日，日本祈求苏联出面斡旋，“体面地结束战争”，提出了诸多对苏联的“让步”条件，甚至于按其强盗的逻辑，提出将中国的内蒙也“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然而仍然坚持“维持满洲帝国的独立”②

　　在日本的整体军事力量配备上，将其最精锐的战略总预备队70万关东军，不是驻在本土，而是盘踞在中国东北。直到战败前夕，在日本军界甚至叫嚣宁可放弃本土，也不放弃满洲。足可见满洲在日本侵略者心目中的地位。

　　基于上述种种因素，日本侵占热河之后，就把热河纳入伪满洲国体制，加强统治。特别是在其所谓的“西南国境线”上，更采取了一系列“固边措施”，重兵防守，加强控制，在长城沿线各大小关口都设置了边防警察所及边境海关等机构，严密封锁，俨然成了不可侵犯的“国界”。所以到后来，当其“国界”受到“侵犯”时，就采取了制造“千里无人区”的残酷措施。可以说，“满洲问题”就是“无人区”的宏观背景，而“无人区”斗争则是反映“满洲问题”的一个聚焦点。

　　(三)抗战到底之“底”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相当长的时期里，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一直在策动“远东慕尼黑阴谋”，企图以牺牲中国东北为筹码，求得与日本的妥协。而国民党政府不但当初以其“不抵抗主义”断送了东北，而且在国际“远东慕尼黑”阴谋策动及日本的诱降攻势下，屡屡动摇。最露骨的是1939年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竟然公开声称：他的所谓“抗战到底”的“底”，是“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那么，七七事变以前丢失的东北三省、热河及冀东呢?不要了吗?这绝不是信口开河，而是准备接受日本再三提出的“承认满洲国”的条件，与日本侵略者达成妥协。

　　中国共产党坚持最彻底的爱国主义立场，坚决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神圣不可侵犯，同一切妥协投降及“远东慕尼黑”阴谋进行坚决的斗争。并且以实际行动，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实现收复东北解放全中国的战略目标。

　　1936年7月16日，美国记者斯诺访问毛泽东。针对当时国际国内出现的对日妥协的舆论，斯诺问毛泽东：“假如战争拖得很长，日本没有完全战败，共产党能否同意讲和，并承认日本统治东北?”毛泽东明确申明共产党的立场，说：“不能。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毛泽东在《反对投降活动》一文中，对“远东慕尼黑”阴谋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特别是针对蒋介石准备牺牲东北的错误言论，坚决而明确地指出，我们共产党的“抗战到底”，就是“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①。

　　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提出“为收复平津和东北而血战到底”，“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号召。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了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决定。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以战略家眼光指出了冀东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红军可出一部于敌后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