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有南京大屠杀，北有千里无人区”
来源：冀东抗战研究   2018-02-27 10:16:22

　　“南有南京大屠杀，北有千里无人区”

　　在日本，第一个走进并见证千里“无人区”的是东京中央大学教授姬田光义，他与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陈平合作，于1989年在日本出版了《又一个三光作战》一书，后又陆续出版了《何谓三光作战》等著作，在日本引起极大震动。第二个走进并见证千里“无人区”的是仁木富美子女士。她于1994年10月至1995年4月间，多次考察访问了“无人区”，走访了十几个乡镇的50多个村庄，采访70多岁以上的老人100多人次，撰写了《无人区·长城线上的大屠杀——兴隆惨案》一书。日本学者笔下的千里“无人区”，主要反映日本学者走进“无人区”，了解“无人区”，剖析“无人区”，批判侵华日军制造“无人区”罪行的研究成果。

　　一、千里“无人区”的由来

　　姬田光义先生在《又一个三光作战》一书中指出：“‘无人区化’政策，从制定计划之始，它追求的就是一场拓展地域、扩大空间及时间的连续性的大屠杀。”要弄清长城线上的千里“无人区”的由来，还得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华战争说起。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迅速占领了东北三省。1933年又占领了热河，这样就形成了以长城为界的所谓“满洲国”。日军的侵略行径，受到中国人民特别是东北人民的坚决抵抗，给日伪的殖民统治造成很大困难。为了镇压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实行所谓“匪民分离”，日伪首先在东北推行了集家并村，建设集团部落，即制造“无人区”的活动。据《满洲国史》载：“建设集团部落，创始于1933年(大同元年)11月，乃是吉林省盘石县参事前岛升提出的方案。若将分散于山村地区的农户集中于一个地方，使可截断匪贼粮道，切断敌人的情报网，而对我方来说，便成为讨伐队的据点，可以进行部落的联合防卫，有利于进行农业合作运动和彻底贯彻各项方针政策。”后来经日军第十师团参谋长和吉林省财务科长盛长次郎等的研究认定，经伪满洲国政府的批准，立即将建设集团部落的构思付诸实施。1933年在延吉、和龙、珲春3个县建立起集团部落8处。1934年又建34处。 1934年12月3日，伪民政部下发了《关于建设集团部落之件》的第969号训令，通令普遍建设集团部落。1936年又根据“治安三年计划”加速了集家并村的进程。到1939年，共建集团部落13451个，把大批和平居民赶进“人圈”，制造了不少的“无人区”。仅桦川县就烧毁村屯120余个，烧毁或拆毁民房2.4万余间，杀害与冻饿死群众1.4万余人。日伪军就是用这个办法杀害了杨靖宇将军，将东北抗联置于无立足之地。

　　1933年日军占领热河后，日伪当局为了镇压义勇军的反抗，从1937年起，在热东的西广宁山、大黑山、铁沟等义勇军经常盘旋的山区，实行集家并村，建设集团部落，制造了多块“无人区”，结果又瓦解了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整个华北沦为日占区。长城沿线的冀东、热河、察哈尔等地的人民群众，风起云涌般地开展起抗日斗争。

　　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热边和冀热边20万抗日武装大起义，使日伪军惊恐万状，他们惊呼“延安触角伸进满洲，打乱了满洲的秩序”，并调集重兵，不断围攻第四纵队和抗日联军。10月初，第四纵队主力撤回平西地区，只留下3个支队与抗日联军一起，坚持冀热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日伪当局为了镇压冀热边地区人民的抗日斗争，确保所谓“西南国境”的安全，实行所谓“匪民分离”，以日本关东军为主，在伪满洲军、伪蒙疆军和日本华北方面军的配合下，在冀察热辽地区实行最残酷、最野蛮、最毒辣的“集家并村”政策。从1939年秋起到1944年春止，在东起山海关以西的九门口，西抵独石口以北的老丈坝的千里长城线上，在宽32～250公里的宽大地域内，一手制造了中国仅有，世界罕见的千里“无人区”。

　　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总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主要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无住禁作”地带，即不准住人，不准耕作，实行彻底杀光、烧光、抢光的区域，主要是长城沿线的冀热察三省边界及热中一带敌人无力控制的地区，总面积约8500平方公里，被彻底烧毁的自然村1.7万多个，这是狭义的“无人区”;二是“集团部落”，即在平地大川修建有围墙、有武装看守的“人圈”，日伪军用武力把140余万和平居民驱赶进2506座“人圈”，人民没有任何权力，没有行动自由，过着集中营式的生活;三是界于“无住禁作”地带和“人圈”之间的“禁住不禁作”地带，一般在“人圈”的3～5里之内。

　　日本帝国主义在长城线上制造“无人区”的行动，早在1939年就开始了，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即1939年秋到1940年秋为局部小集家阶段;1940年秋至1941年10月为制订计划和试行阶段;1941年11月至1944年春为大规模集家并村阶段。日伪军以10多万的兵力，采取伪满、华北和蒙疆三方协同行动，以兴隆、滦平、青龙为重点，长城内外并进，经过5年多的大扫荡、大讨伐、大检举、大屠杀，才基本上建成。

　　二、走进“无人区”的日本人

　　在我们国家，对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90年代达到了高潮，出版了一批研究“无人区”的专著，如《长城线上无人区》、《千里无人区》、《罪证》等等。但是，在“无人区”制造国的日本对这件事却始终讳莫如深，就连东京大审判也只字未提“无人区”这件事。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从中国抚顺和太原两个战犯管理所释放回国的日本军人，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谊会”，并出版了《三光》、《新编三光》等书籍，初步介绍了日军在中国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的罪行，但立即遭到日本右翼的封杀，致使日军在长城沿线制造“无人区”这个重大罪行，在日本鲜为人知。那么，是谁使“无人区”的真相大白于天下的呢?主要是在战后走进“无人区”的两位日本人，一位是姬田光义先生，一位是仁木富美子女士。

　　姬田光义先生于1937年出生于日本神户市，东京教育大学文学史系毕业，现任日本中央大学经济学部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史》上、下卷，《中国革命发展史》等，是日本知名度很高的反战学者。

　　姬田光义先生的童年是在战争的环境下度过的。他在《何谓三光作战》(1995年出版)一书中记述说：“我是日中全面爆发战争的1937出生的。自幼年记事起，就感觉到了食物十分匮乏。上小学一年级时，曾因战争疏散转过四所学校。但上二年级时，我家的房子还是在空袭中被烧毁了。记得当时大火连成片，一望无际，十分惨烈。战后，全家人只得又回到那已是断壁残垣的六间老房子中，再度过起了贫困生活(这座老房子已在不久前的阪神大地震中彻底塌了)。惟一值得庆幸的是，当兵的父亲及兄长总算在那场战争中保全了性命。不过，痛苦和饥饿却已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幼小心灵之中。此后，想到绝不能让我的儿女们再重蹈当年那场战争的悲剧，便决心开始研究起了日中战争史，这也是我当时从事本行业的动机之一吧。”

　　1988～1989年间，姬田先生在天津南开大学作访问学者，他从一个偶然的机会中，读到了陈平先生研究“无人区”的论文《一个特殊的战略地带》。姬田先生在文中写到：“此前，我也曾游览过中国的几处地方，但这次却是以一个历史学者的情怀，读了这本小册子后，内心重新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令我深感震惊的是，在此之前，尽管也有日本人言及过一些这样的情况，但把‘无人区’及‘无人区化’政策列为特定课题进行研究的，竟然不是日本人，而倒是一位长期坚持不懈地去努力探求事实真相的中国人。同时令我不解的是，此前竟没有任何一位日本人，站出来诠释一下当年的这段历史真相。”为了弄清“无人区”的真相，姬田先生在陈平先生的陪同下，走访了唐山、承德的部分“无人区”，包括鲁家峪、水泉沟等地，深入山区小村，听取受害人的申诉，调查日军制造“无人区”的种种罪行，他感到十分震惊。

　　他写到：“我觉得更有责任，将战争的残酷性、侵略的非人道性，以及战争必然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的后果，如实地传授给学生及后代。我认为，反省过去的侵略战争史，坦诚地承认先辈同胞们所犯下的罪行，并向受害方深刻谢罪，并不是要紧紧地纠缠住过去的历史不放。而恰恰相反，考虑到日本及日本人的未来，以及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全人类的未来，我们必须要认真坚持对当年那段侵略史进行深刻反思，这才是日本政府目前理应采取的最积极态度。而那些把当年的战争合法化，或美化侵略史的做法，非但无助于弥合日本与亚洲乃至世界各国之间的裂痕，反而还会在精神、心理以及政治上，给日本及日本人的子子孙孙带来沉重的负担。那么，现在我们这些活着的日本人，难道不应该为后代人尽量减轻这些负担去做些什么事吗?正是居于此目的，我才把先辈同胞们当年的所作所为如实地记录了下来，并与中国历史学者陈平先生合著出版了《又一个三光作战》一书。”

　　这部书的出版，使日军制造“无人区”的事实大白于天下，法新社及《每日新闻》、《朝日新闻》等主流媒体，纷纷发表消息和评论，在全日本引起了极大反响。

　　1995年3月，姬田先生又第二次深入到宽城、兴隆等深山区的“无人区”进行考察。

　　采访中，姬田先生曾故意试探着问一位幸存者：“你现在作的证言，有谁能证明你的话是真实的呢?又有谁亲身体验过日军的屠杀和暴行呢?”对此，老人坦诚地回答说：“那几户被杀光的人，当然不会出来作证了，而且，当年亲身受害者们都所剩无几了。不过目睹现场的仍有很多人，要说证人的话，村里哪家哪户没有受害者呀?可以说，全村人都是证人，无论问谁都一样!”

　　这次采访后，姬田先生又撰写了《何谓三光作战》一书，把日本对“无人区”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姬田先生指出：“和平时期的国民之所以要研究战争史，就是为了要从这个世界上去彻底根除战争，防止侵略及所产生的残暴行为。因为只有战争才是通向人类毁灭的最短途径。所以，无论任何人都不希望发生那些非人道的残暴行为，更不会将侵略战争合法化。然而，尽管人们都不希望发生那些非人道的残暴行为，可是古往今来的战争与侵略行为却仍不断地演现着，战争中的惨不忍睹的场面也比比皆是。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人类既制止不了，又无法去防范它们呢?难道人们就不会以历史为鉴，为了人类的美好未来，去汲取历史战争中的那些惨痛教训吗?”这样，姬田先生就把对“无人区”的研究提升到反对战争、根除战争的高度，对“无人区”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反对日本侵华战争的严肃而鲜明的态度，面对日本右翼的挑衅而敢于讲真话的大无畏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仁木富美子女士，1926年生人，曾任日本大分县高中教谕。1982年起任日本教职员工会妇女部长，中央执行委员。1989年退休，现任中国山地教育支援会理事，日本宋庆龄基金会副理事长。曾撰写过《抗日战争——女性——宋庆龄》、《震灾中屠杀中国人》等。

　　1985年她在参观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时，第一次听到了“无人区”这个名称。自此“无人区”一事便常常萦绕在她的脑海中。

　　从1994年10月至1995年4月，她4次走访兴隆、宽城、滦平、赤城等县的“无人区”和承德市、唐山市，走访了十几个乡镇的50多个村庄，采访70多岁的老人一百多人。她每到一地都向那些亲身经历“无人区”苦难的老人们鞠躬致歉，赢得老人们的尊重，搜集了大量的“无人区”资料，编写成《无人区·长城线上的大屠杀——兴隆惨案》一书，于2000年8月在日本出版。

　　她在这本书中，不仅揭露了日军制造“无人区”的种种罪行，还特别揭示了在“无人区”内广泛发生的瘟疫与日军七三一部队之间的联系，揭露了日军在“无人区”进行细菌、毒气、气球毒气弹等项试验的内幕，解开了许多难解之迷，填补了“无人区”研究中的空白。

　　特别是仁木女士鲜明的反战立场，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她说：“可以说，我在调查兴隆惨案的过程中就已明确感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战争确实是一场非正义之战。正因为如此，日本人在那场战争中所表现的也只是颓废、残忍及丧失人性。……”

　　“那么，他们死的意义究竟何在呢?其实靖国神社就是一个蒙骗人白白送死的场所。如果那里的亡灵有知的话，他们肯定也会咬牙切齿地对此进行诅咒。我想，那些死无价值的亡灵们惟一能发出的警告就是：‘抚慰我们灵魂的最好方法，首先是承认我们的死毫无价值，同时切勿再让年轻一代为无益的国家权力去充当炮灰吧!’我认为，他们已经牺牲了自己的躯体，理应得到这种呼吁和平的发言权。尤其是在战后50周年的这个夏季，日本人更有义务去倾听亡者的这一忠告。”

　　“兴隆县的老人们一见到我就说‘你是相隔50年后我们所见到的第一个日本人’。我向他们表示道歉，并说是日本人在那场战争中使你们蒙受了巨大的苦难。对此，他们则回答说：‘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不过，我这个日本人的道歉却令他们感到欣慰，同时他们也敞开了心扉，向我诉说起了当年的痛苦经历。”

　　“无论是兴隆县的老人还是年轻人，他们的目光都是那样纯朴清澈。尽管目前他们仍很贫困，但人们却都昂首挺胸地生活着。这就是当年抗日根据地的那种不屈不挠精神，而它将永远生生不息地相传下去。”

　　通过这次采访，仁木女士与兴隆县建立了深厚友谊，在以后的岁月里，她每年都到兴隆县去一次，看望采访过的那些老人们，募捐的1000多万日元和10万多美元，帮助建立起蘑菇峪中学和大水泉中学;她还多次带领由日本中小学老师及教育工作者组成的援助中国山地教育访华团，自费来到兴隆，深入“无人区”，了解人民曾有过的苦难，进行中日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他们给山区孩子们讲课，与老师们交流教学经验，给当地人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从走进“无人区”的这两位日本人的言行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人民是很好的人民，他们对那场侵华战争都有一种负罪感。死不认帐的是一些极右翼势力和少数政客，我们在反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同时，一定把他们与广大日本人民区分开来。

　　三、姬田光义指出：“三光”政策更能体现日本作战的含义和残酷性

　　日伪军在长城沿线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究竟给当地人民群众造成多大损失呢?这是个庞大而又复杂的问题。

　　原冀热辽区党委书记、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始终坚持“无人区”抗日战争的李运昌同志，在《无人区·长城线上的大屠杀——兴隆惨案》中文版序言中也指出：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是比南京大屠杀时间长、范围大、规模大、更加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事件。我们所说时间长，就是从1941年11月大规模制造“无人区”开始，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为止的长达3年零9个月连续不断的大屠杀。我们所说的范围大，就是说包括现今青龙、宽城、承德、兴隆、滦平5个县的全境;丰宁、隆化、怀柔、平泉、宁城、建昌、凌源7个县的大部分地区;绥中、喀喇沁、围场3个县(旗)的局部地区;平谷、密云、延庆、赤城4个县的长城以北当时被划入伪满辖境的地区，还有遵化县马兰峪的所谓“满洲国特区”，总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这样广大的地区内进行的大屠杀。我们所说的规模大，就是对35万人的大屠杀，39万人的大抓捕，292万间房屋的大烧毁和166亿斤粮食、36万头耕畜、424万只猪羊、1800万件农家具、2113万件被服的大抢劫。我们所说更加惨无人道，就是说包括刀劈、枪杀、火烧、活体解剖、活剥人心，甚至使用细菌战、毒气弹、气球毒气弹等多种更加灭绝人性的屠杀手段进行的大屠杀。这样长时间、大范围、大规模、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是中国没有的，也是世界上没有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深反抗愈烈。对日伪推行的“无人区化”政策，冀察热辽地区的共产党、八路军和900多万人民群众一起，同样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反抗，涌现出一批惊天地、泣鬼神的抗日英雄。如抗日英烈包森、田野、白乙化、姚铁民、高桥等;坚持“无人区”模范刘大伯、霍大娘和三壮士、四勇士、五虎爆破组等，永远值得人们怀念和歌颂。

　　早在日伪实行集家并屯之初，八路军就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了反集家斗争，拆毁“人圈”，解放村民，使日伪的两次小集家均以失败告终。在日伪大规模集家并屯中，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和平北军分区部队，连续数次发动热南战役和热西战役，给疯狂集家并屯的日伪军以沉重打击，支持了人民群众的反“扫荡”、反“集家”、反“割青”斗争，使许多“人圈”建了毁，毁了建，反复数次才最终建成。但仍有5万多群众坚持“无人区”斗争，野食穴居在冀热边的崇山峻岭之中。后来又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在敌人“人圈”里建立“两面政权”，使2500多个“人圈”中，抗日和亲敌一面政权、两面应付的政权，各占三分之一，并开辟了以长城为轴线的千里游击长廓，八路军、游击队神出鬼没地战斗在长城内外，主动出击，打击日伪，逐渐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到1945年春，已建成西起张家口，东临渤海湾，南逼京津，北指辽沈的广大解放区，成为全国19块抗日根据地中的7块重要根据地之一。解放区人口扩大到500多万，有抗日武装2万多人，并建立了冀热辽区党委、军区和行署，辖第十四至十八5个地委、军分区和专署，另有平北地委、军分区和专署，归冀察区管辖。从而，取得了“无人区”斗争的决定性胜利。

　　从这些数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正是日本军实行彻底的“三光”政策的结果。但是，那些实行“三光”政策的罪魁祸首们的认罪态度却迥然不同。

　　当时曾是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制造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的元凶冈村宁次，公然否认“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作战政策，说什么他曾向部队发出过“不杀、不淫、不抢”的“三戒”，从来没下达过什么“三光”之类的命令。

　　姬田光义先生指出：“看来，当时华北战场上的最高指挥官强调的‘三戒’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强调的‘三光’确实产生了对立，而且在相互争执中，人们都倾向于‘三光’的提法，因为它更体现了日军作战的含义和残酷性。”

　　另一个在长城线上制造“无人区”的元凶、日军第二十七师团长铃木启久，在日军战败后被俘，他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承认：“当时是我命令部队下去执行‘三光’作战的……因为只有通过‘三光’作战，才能确保日军的势力范围，联队长也是按照我的意见对中国人民施以暴行的，我所到之处都命令部下实行‘三光’作战。”

　　对于这一点，姬田先生指出：“按道理说，冈村大将和原田师团长都应在‘无人区’问题上负有责任。但想不到的是，铃木却将上司和下属的责任全部尽量地承担了下来。回国后，他对此既无怨言也不做任何解释，始终保持沉默。在这点上，冈村与铃木确实有着本质的差别。”

　　在铁的事实面前，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会有越来越多有责任感的日本人像姬田光义先生和仁木富美子女士一样，关注千里“无人区”这一历史，相信这一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