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暴行录：1937年7月一1945年6月日军在山西省的暴行(23)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侵华日军暴行总录》   2023-03-19 08:51:01

　　壶关西坡村惨案

　　1944年1月20日晚，西坡村民兵30余人在村东北角的旧庙开完会后即住在那里。第二天凌晨两点钟左右，侵占陵川的日军150余人、伪军150余人，由伪军中队长王守真、郭盖来、盖补先、盖保生带领，从西坡村北面的山上进犯村东，包围了整个村庄，并用机枪将旧庙的大小门封锁住。

　　之后日伪军从庙顶刨开一个口子，用玉米秆、谷草点火往屋里扔。除少数几名民兵冲出去外，其余22名民兵在弹药用完后被日军用绳子捆起来抓走。这次惨案，郭仁松、郭补令二人在庙里被熏死；郭魁松从庙里往外冲时，被日军打倒在地，并用刺刀在他肚上乱刺致死；郭丑孩、郭仁斗被抓到陵川活埋。其余20人，除一人从陵川跑回来外，另19人通过关系花钱、粮买通日伪军才脱险。日伪军还烧毁民房三间，抢走大牲口34头、羊250余只，鸡犬全部掠走，还掠走被褥200余件、粮食8000余斤。(王贵祥)

　　祁县小庄惨案

　　1944年2月13日，住在小庄村的抗日政府干部们接到了来远日军要进犯东山的情报。

　　次日拂晓，抗日军政人员和小庄群众正要出村时，突然枪声四起，小庄已被日军包围了。人们纷纷向四处躲藏，一名妇女连跑带爬地刚到村边的一个水洞口，就被日军紧追着一枪杀死。抗日干部和独立营战士组织村民突围，但都没成功。在两小时的突围中，抗日政府文印员乔辑五、武委会干部杜志忠、阎来锁、乔旺元和交通局长、独立营战士共11人被日军杀死，许多干部村民还被日军打伤致残。(超然  夏侯木)

　　祁县后庄惨案

　　1944年2月13日，汉奸贾辛国得悉后庄村驻有抗日县政府和独立营的部分人员，便报告了盘踞来远据点的日军。当日军包围了后庄村时，我方人员还没撤走。为了掩护村民突围，县政府便组织独立营战士奋勇狙击。但敌众我寡，日军又占据了村外有利地形，我方终被渐渐逼进村庄。在浴血奋战的突围过程中，不少村民中弹身亡。没有突围岀去的村民，有的被日军当场枪杀，有的被用刺刀杀死，有的是在和日军拼搏中牺牲的。这次惨案日军共残杀我军民61人，抢走大牲口124头，抢劫财物无法统计。(曹恩荣)

　　五台麻子岗惨案

　　1944年3月底，侵占东北的日军“七二一”细菌部队派岀一小组约10人左右，背着已繁殖好的细菌封闭箱，进入五台县境。他们在国都殿学校放了一个跳蚤菌箱，不到20天，中毒死亡了13名儿童。

　　到了麻子岗村，日军往村中饮水井内投了一只带痢疾菌的毒鼠，一只带线鼠疫菌鼠。七八天后，全村人全部受害，轻者大病一场，重者死亡43人。该村受害第一名死者陈焕香(女)，后接二连三死去了安四元、张四猫、张贵鱼(女)、张全全、张涛涛(女)、马小润(女)，安本福父子，侯小燕(女)，张秉平夫妻，张存全、张存福及其母，孙二夫妻及其两个女儿，孙阳全夫妻，安黑夫妻及其两个儿子，白丑父子和其弟白二巴、白三巴，孙开元妻子及其弟孙二元，郑三的妻子。另有西会村来该村打工的闻全喜，东会村在该村的牧羊信金黄锁及孙玉怀一家三口。(辛补堂  张效云)

　　灵丘关沟村惨案

　　1944年4月3日，日军从东南沙据点出发，侵袭三区关沟村，杀死二人，把一人的头、心、生殖器都割去，把另一人脚上的肉割下。临走又抢走牛14头、驴4头。(郝宝钰  陈步萍)

　　灵丘下关村惨案

　　1942年10月7日，日军在下关村扫荡时烧死三名老汉，将刘家坟一名老人脱光衣服捆住推下大崖摔死，在岸底村把一名重病妇女打得遍体鳞伤，在白水岭将一名老妇脱光衣服毒打一顿。(郝宝钰  陈步萍)

　　襄垣王北寺杀人场

　　1944年4月，盘踞夏店据点以花塌队长为首的日军，在20天内九次共杀害抗日干部村民122人。他们有的被日军打活靶，有的被活埋放炮，有的被杀头，有的被狗咬，有的被日军士兵练了刺杀。5月20日，日军一次打活靶射死抗日军民42Ao花塌队长的刑法有：捆、打、吊、烧、烙、灌凉水、压杠子、坐老虎凳、两马分身等。(张林源)

　　小东沟村日军吃人脑

　　1944年6月18日，盘踞山西产业株式会社所属宁武县木场的日本警备队，前往小东沟村进行掠夺，发现抗日民兵在树林中活动，随即将村民李自来保抓捕，带回警备队驻地春景麻村。

　　警备队长吉田决定拿李自来保做活靶，进行刺杀实战演习。于是将李带到阵地北侧的树林中。日军警备队员贝田解开了李的绑绳，剥掉上衣，又将双臂倒绑。吉田向班长下令，由两人架住李的双臂，其余的日军，每两人一组，分组轮流刺杀，将李的整个身体捅刺得像蜂窝状，当场惨死。

　　之后，贝田用斧头将李的头砍开取岀脑浆，又切开胸膛取出肝脏。6月20日晚上，园田等两名日军，提着高粱白酒，从宁武县城来到前沿阵地。吉田、贝田、园田等五人，聚在一起喝酒。贝田拿来一包人脑助酒，这是用李自来保的脑浆烘干后制成的。

　　1943年8月间，盘踞在赵城县的日军中有一小队长岩屋勇，因嫖妓染上了急性淋毒性尿道炎，疼痛难忍。得知这一情况的中岛知六男告诉他，人脑烧烤后研成粉末食后有特效。还说他大队部刚处死了两名俘虏。岩屋听了十分高兴，马上命人去取人脑。把两个人脑取回后，他又命士兵当晚烧烤。他吃完后还把剩下的人脑收藏起来，准备给他弟弟治癫痫病。(栗巧翠)

　　临县上南沟惨案

　　1944年6月的一天，日军在汉奸高希圣的指引下，有目的地抓捕了地下党员刘四义等五人，拉到三交据点关押审讯。酷刑拷打后未得任何结果，即把刘四义等五个人的头颅砍下，贴上姓名标签，派人拿回上南沟村，摆在街上，岀榜示众。(俊士)

　　襄垣下庄惨案

　　1944年7月3日，盘踞虒亭和大平据点的日伪军，到下庄扫荡。日军一进村，见人就杀，近者刺刀穿胸，远者开枪射击。老先生郭守文年老体弱，刚跑到两角沟一块麦地墙根，就被日军追上，用刺刀戳死。郭水金、郭木金、郭协德和秋锁的妻子向沟内奔逃，日军发现，端枪连发射击,四人当即丧生。

　　郭德龙、郭石孩躲在村边河湾的水穿坑廊里，被日军搜出，连刺数刀致死。30多岁的妇女郭舍孩被日军剥光衣服，任意凌辱，取笑开心，然后连刺七八刀，赤裸裸地惨死在庙前大街上。这次日伪军共杀害无辜村民六男二女，烧毁、打坏缸盆、家具、财物无数。(张林源)

　　娄烦半沟村惨案

　　1944年8月6日中午，盘踞岚县东村的一股日军突然包围了半沟村。那时半沟村只有五户人家、15口人。年轻力壮的都冲岀村躲避,村里只留几名老人、妇女和孩子。日军用刀砍死冯海全的妻子、冯三孩的妻子和她7岁的女孩、10岁的男孩。两个孩子都是被日军用刺刀从后心扎进致死的。一个15口人的小村，一次就被日军杀死四人。(王计祥  阎门)

　　娄烦蔡家庄惨案

　　1944年9月30日,盘踞岚县东村的日军岀动了一个伪军中队，在几十名日军的带领下，包围了蔡家庄。年轻人都突围出去了，留下20多名老弱病残村民只好钻进本村张兴家的一个地洞里躲避。不料被日军发现，拿来柴草点火向洞中扇烟，不一会儿，躲在洞内的24人全部被熏死。其中武丙玉一家老小，除武丙玉逃出村外，都被熏死。张秀儿一家老小，除张秀儿不在家幸免外，也都死在洞内。日伪军在蔡家庄熏死24名无辜村民后，接着又到了边家庄用火烧死村民20多名。(王庆英)

　　盂县上扑头、赵家庄惨案

　　1944年8月15日，盘踞在西烟镇和原进圭社的日军约200余人，杀气腾腾地向上扑头村进犯。他们沿途杀人放火，搜捕抢劫，无恶不作，先后抓捕了侯润海、杨省如、杨顺昌等20名村民，对他们进行百般拷打和折磨。日军将一名村民剥光衣服，摔死在10米多高的石崖底下。其余19人当晚被扣押在铜炉村。

　　第二天上午，日军将这19人押解到上扑头村。上扑头村的村民早已都躲到村外，日军扑了个空，一怒之下就将这19人关押到村中一个大庙内。日军把庙内桌凳、隔扇等一切能搬动的木器都堆放在西禅房内，然后又把抓来的19人捆绑住手足扔入房中，一桶汽油泼向他们，然后用火点燃，19人立即被湮没在火焰中。

　　两名乡亲艰难地从火中爬了出来，正在狂笑的日军见后，扑上去用刺刀朝他们的胸腹部就是数十刀,将其活活刺死。其余17人都被大火夺去了生命。大火熄灭后，受难者个个被烧得焦黑，就连自己的亲属也无法辨认。

　　当天下午，日军离开上扑头村后又分兵两路侵袭了赵家庄。由于连天阴雨，大雾弥漫，直到日军摸进了村后人们才发现。除一部分青壮年逃脱外，其余村民都被日军抓住。

　　第二天(8月17日)，日军对抓捕的李慧只、李贵娃、李三只、李双元、胡壮娥、李二妮、李海银等25人进行了血腥屠杀。李三只被日军先挖掉双眼，后割掉舌头，最后又砍掉胳膊和头颅才将尸体扔到水窑中。妇女李二妮怀胎临产，日军将她轮奸后，用刺刀在她的下腹刺了数十刀，整个腹部被刺得稀烂后扔入水窑中。日军用绳子把几名儿童捆在一起，又在他们脖子上拴上三四十斤的大石头，一起堆入水窑中。最后，敌人还怕扔在水窑里的人不死，又把房土倒填入水窑里才算罢休。日军在赵家庄一直烧杀抢掠两天两夜，共残杀25名无辜村民，还烧毁民房246间，抢去51头牛驴和240多只羊，粮食衣服也被其洗劫一空。(张贵红)

　　襄垣胡岩村惨案

　　1944年9月28日黎明，盘踞旎亭、夏店据点的500余名日伪军，集中兵力、火力向胡岩村侵袭，在村里村外、大沟小岔、山间洞穴进行搜捕“清剿”.村民路贵芳躲在麻匠院的厕所，被日军发现后刺入茅坑。

　　史福来藏在二堰的草垛里，被日军点燃草垛活活烧死；阎闹年等两人在小湾沟顶隐蔽，被日军刺入沟底；陈全先被抓后又趁机脱身奔逃，刚跑至大堰上，被岭顶的日军看见开枪射死；王金水在逃跑中被日军一刀将头颅砍落在地。中午，日军将搜捕来的130余名男女老少村民，集中在下麻地。连贵锁的腰部被刺三刀后，又用铁丝将他的两个手心穿透，吊在树上；阎旦孩、连金水等三人被日军三条狼狗乱撕乱咬得半死不活，躺在了血泊中；陈富魁、陈丑旦被日军连续灌凉水、压板凳，死去活来，不省人事。之后，把他们投入火堆烧死。傍晚，日军对被抓的72名妇女进行轮奸。她们中最小的15岁，最大的60岁。少女连焕梅被奸后重病数月，陈金莲生育不久，受辱后染病丧生。次日早，日军又对胡岩进行掠夺抢劫和焚烧。共烧毁房屋210余间、窑门窗户300多处，抢走粮食100余石，宰杀和抢走牲口16头，羊140余只。日军回据点时，把陈守业等五名村民带到赵家岭杀害。这次暴行，日军共杀害胡岩村无辜村民21人。(张林源)

　　古交姬家庄惨案

　　1944年10月4日，侵占古交的日伪军300余人袭击姬家庄。交城县武委会主任赵承辉，首先从窗户跳到街上，打死一个日军，因摔成重伤不能行走，被日伪军刺死。民兵中队长赵选贤、分队长赵三新、情报员史拉柱均牺牲。村民赵秃只等六人同时被杀，日军在返回途中还打死了木瓜会村民康二毛心。(古海文)

　　神池万家洼惨案

　　1944年11月10日，日军抽调侵占神池、宁武、偏关的约200余人对神池县的长畛、万家洼村一带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在长畛村，一掉队日兵被民兵用手榴弹炸死，埋在长畛村外。第二天(11月110)日军得知后，命抓12名百姓抬日兵尸体到万家洼村，砸下村民汤世杰的两间正房门窗和一些木料家具，将日兵的死尸火化。

　　然后日指挥官命令放掉抬尸体的12名村民中向日军通报情报的傻子绞齐，其余11人被拉到村中的水井旁，两个日兵拉住胳膊、一个日兵用刺刀从背后刺挑，挑死一个就扔下井里。其中一个叫金旺的井匠不等日军刺刀挑，就挣脱日军，从井口自己跳了下去，得以逃命。日军共挑死扔下井10人。当夜日军驻万家洼村，将全村的门窗全部烧光，杀吃了鸡、猪、羊和大牲畜数百只。强奸、轮奸了10几名妇女。(金刚   郭荣生)

　　祁县益晋工厂惨案

　　祁县益晋工厂(又名“益晋公司勺的工人为支援前线抗战，经常和南山游击队及本厂的工人武装自卫队暗暗来往，为他们修配武器，传递情报，散发传单，并多次配合抢布。1940年春的一天，当他们又为游击队秘密修配枪支零件“抓子钩”时，被日军发觉，当即将电工王连元、铸工任锡义、煤气工金虎儿、织布工严海成、工匠高合成和王宪章等10多人抓起来，严刑逼供。但他们坚贞不屈，死不招供，日军便把他们押到工厂北面的烧土屹洞内，用刺刀全部刺死。

　　1945年1月21日，由于汉奸李三儿(李春金)告密，驻益晋织布厂的日军突然抓捕了本厂职工王学贤、王景云、程维宏、吕贵庆、李少宗和穆崇基、段骏、陈兆丰、任喜兰等10多人，并将他们押到工厂北面的土丘上，一连用刺刀刺死几人。第二天，又将张午卿、段骏等八人用皮鞭抽，火柱烫，严刑毒打，当场又折磨死三人。当天夜里，又将张午卿用刺刀杀死，埋在北门外的灰渣堆里。又一天傍晚，日本宪兵把王学贤、王景云和程维宏三人拖进牢房，用各种酷刑折磨他们，手段极残忍，如把一段很长的铁丝插入王学贤的生殖器内。第二天夜里11点多钟，把他们三人拖出去投入井里。这10多人中只有段骏一人侥幸生还，但落了一脸刀痕，一身烙印。(曹恩荣   张及华)

　　繁峙二茄兰惨案

　　1945年2月28日，盘踞五台据点的20多名日军和30多名伪军进犯二茄兰村。他们把百姓赶到大街上用刺刀和机枪威胁，强迫他们说出共产党、八路军的干部。村民们不说，日军即用枪扫，用刺刀捅，用枪托砸，打死干部村民13人，打伤10人，抓走10人。被杀害的有党支部书记高明，儿童团长冯斗斗，儿童团干部王四娃，区供销社干部赵文奇。被杀害的村民有郎四娃、任焕金、王碾碾、吕臭小、冯老二、冯英才、张木匠以及从河北省来卖布的两名老百姓。(王政秀)

　　繁峙老汉坪惨案

　　1945年2月11日拂晓，盘踞在五台县鸿门岩的日军百余人，侵袭包围了老汉坪村，对这个仅有40户人家、146口人的村子进行血腥屠杀。日军闯家入户，用石头、木棍、枪支将手无寸铁的村民活活砸死、打死。

　　行凶之后，还进行复查，发现重伤未死者，又推进火坑烧死。日军把村民驱赶到场上，用枪口逼问民兵队长在哪里，村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不知道,日军便用枪打、刺刀挑，尔后又把他们推进火坑。有的村民爬出火坑，日兵又用石头把他们砸死。日军将民兵战斗英雄任忠捆起来，一刀一刀地从他身上剜肉，直至肢解。这次惨案中36,名村民被日军杀害，50人受重伤，二户成为绝户。(刘维善   祁佳喜)

　　壶关土河村惨案

　　1945年2月13日，正当除夕，日军为扰乱村民过春节，由日伪工作队中队长王来法亲自带领日伪“红部”工作队、警备队、警察所共300余人侵袭包围了土河村。事前，村党纠集已经研究决定：由村委主任赵冬仓率领战斗班10余人集中在村里一个窑洞里放哨。日伪工作队便衣杨松狗路过隐蔽民兵战斗班的窑洞时，发现洞内有咳嗽声，立即向中队长王来法报告。王亲自带领数名伪军到洞口查看，并点燃柴草往洞里熏。从早晨五六点一直熏到上午八九点钟，才离开土河村。后经清点，有15名村民被烟熏而死。(王贵祥)

　　壶关三王头村惨案

　　1945年4月2日夜，盘踞在壶关县城的日伪军、警备队警察所，共纠集200余人的队伍，在日伪工作队中队长王来法的亲自带领下，进犯东黄野池村，偷袭抗日民兵联防区。而联防区民兵早已得悉敌情转移。日伪军不甘心，便在石门村叛徒秦乞孩的带领下，绕道侵袭三王头村。当时，村民发现日军后，一部分人跑出村上了山，另有150余名民兵和一些村民跑到村东南东齒的一个窑洞里隐蔽起来。日军发现后向洞内猛冲。

　　由于民兵顽强坚守洞口，日军连续几次也冲不进去。在这种情况下，伪中队长王来法指使人从村里搂来一大堆柴草，放在半崖洞口上，然后点燃烧熏，还从村里拿来簸箕，用力往洞里煽烟，熏了整整一个早上，将21名民兵和村民活活,熏死。他们还将王兴则等10具尸体拖出后，用刺刀乱刺.此外，日伪军烧毁民房15间，抢走村中财物不计其数。(王贵祥)

　　襄垣黄楼北惨案

　　1945年4月26日晨，日军200余人进犯黄楼北扫荡。日军抓了30多名村民押回村来，逼着他们提供“王八路”的行迹。日军把年逾七旬的连金印拖出，捆住双脚，倒挂在槐树上，点燃锯末，边熏边打边问，老人强忍痛苦，只字未吐，被浑身浇油，点了“天灯”。日军把村民贾双喜拖到槐树跟前，指着燃烧的老人，问他是不是民兵，他闭口无声。日军就把酒瓶底打掉，将瓶口倒插在他嘴里，往肚里灌水，再把木板放在肚上，站上四五个人，水又从口、鼻中流了出来，这样反复折腾，直到死去。

　　村民连俊兴拒不回答日军的问话，四个日军就把他拖到一个没了轴心的碾盘上，头朝下举起来，像打夯一样，将头硬戳进了四寸见方的轴心孔里致死。接着活埋了区干部连金云(当时在家养病)，杀死了连臭孩、连先孩。最后，把两个十二三岁的男孩也杀掉，抛到深沟。日军这次暴行共残杀了10名村民，又把15名妇女关在连财则的房内，轮流奸污。出村时，烧房七间、窑三孔，抢走粮食25石，牲畜35头，并把15岁的少女抢回虒亭据点。(张林源)

　　壶关坛坡村惨案

　　1945年4月27日夜，正当坛坡村举行香会演戏时，盘踞壶关县城内的日军包围了戏场。除突围跑出去一部分村民外，留下的300余人被押解到河口村。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日军将这些村民每人捆一只胳膊，一同押到县城，分别扣在日军“红部”和西街警备三中队。经过严刑拷打和审讯放了一部分，剩下近百人。

　　4月29日午，由伪县长周吉昌亲自持刀，在西南城角杀害了九人，他们是：陈忠弟(坛坡村)、张士达(乌集头村)、秦全忠和秦满喜(王家河)。还有三名不知姓名，有两名是八路军嫌疑。在杀害这九人时，日伪还将坛坡村的陈大扁、姜成章、姜永山、原金城、陈仁孩和坛上村的王长根、王光法等近百人，捆绑到法场陪斩。(王贵祥)

　　高平冯家庄惨案

　　1945年5月29日夜晚，日军突然进犯冯家庄。他们挨门逐户用枪刀往外逼人，把村民赶到庙前东场上。日军端枪举刀逼村民们交出八路军、游击队。村民们没人回答，气得他们又打又骂，最后下令将房子全部烧掉。日军把桌椅板凳、箱、柜等架起来用棉被、柴草引火点燃。霎那间，全村浓烟滚滚，火舌冲天，变成一片火海。被逼到庙前的村民，看到日军的野蛮行径，不顾一切地冲破其围墙，喊着、骂着拼命地往自己院子奔去。

　　但日军事前把辘轿、井绳全部搖在井里，村民们只好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房屋、财物全部化成灰烬。全村36户人家，170多间房子，除大庙和四间平房、三间窑未烧外，其余全部烧毁。有14户搬到外村亲朋家居住，剩下的便是在幸存的大门道和临时搭起的草棚下住宿。锅也是从外村亲朋家借来的宇没有碗就用瓦片盛着吃。有的村民远走他乡讨吃要饭，流离失所，受尽了国破家亡的苦难。(李玉振   何廷义)

　　阳泉大西庄惨案

　　1945年6月15日凌晨，盘踞盂县牛村镇、河底镇等据点的日伪军100余名，由盂县城的日伪警备队二中队中队长彭天柱、警备队班长高志中、副班长崔四毛带领，避开大道，抄山路突然包围了大西庄村，妄图报复既不向日军缴小麦、又不送情报的大西庄村民。除一部分村民在民兵掩护下突围出去外，部分未突围的村民躲进了地道。日军进村后，由叛徒崔四毛指引，很快找到洞口。日军向洞内村民喊话，见无回音，便命令伪军将洞口的麦秸点燃。又找来许多柴草，加在火上，找来扇车，对准地道口往里扇烟。结果使躲在地道中的村民全部遇难，有的被烧得紫黑一团，有的被熏烤得皮肉脱落.全部尸体抬岀来后，经反复辨认、核对，共死难55人，其中大西庄村45人，来大西庄探亲者10人。日军还抢走牲口43头，小麦7000多斤，土枪六枝，以及村民的大量财物。(曹庆云)

　　定襄官庄惨案

　　1945年8月12日拂晓，侵占忻县城的日伪军60余人窜犯官庄，抓捕村民70余人，分别将男女村民赶到两处，进行毒打和侮辱。

　　上午，日伪军押21名男人至一空场地，用刺刀一一杀死。村民周存万，在敌刺刀向自己捅来时，猛地跃起，夺枪反抗。日伪军把他的双手割得稀烂，砍去一臂。周存万大骂，日伪军又用刺刀乱刺其喉部，直至惨死。1956年，在太原召开了日本侵华战犯审判大会，制造官庄惨案的首犯象绿龟二被押上了审判台，死里逃生幸存于世的官庄村民管海根在审判会上进行了血泪控诉，凶残的侵略者受到了应得的惩罚。(续八宝   张国华)

　　日军在河津阳村乡的暴行

　　日军在阳村烧毁民房160多间，采用各种手段杀害村民74人，其中用枪杀死35人，用刀砍死17人，抽血致死17人，投进煤窑致死五人。在连伯村烧毁民房44间。杀害39人，其中用枪杀死22人，用刺刀杀死六人，抽血致死五人，投进煤窑致死六人。在西辛封村杀害八人，其中用枪杀死四人，用刺刀杀死四人。在东辛封村：杀害11人，其中用枪杀死四人，用刺刀捅死四人，投进煤窑致死三人。在三迁村用刺刀捅死五人。在峻岭村用刀砍死六人。在苍头村烧毁民房24间，杀害七人。在郭家庄杀害六人。在太阳堡杀害四人。在永安村用刺刀捅死三人。在阳村乡的十个自然村，日军共残杀无辜村民159人。(何当)

　　日军在垣曲的暴行

　　从1938年2月日军第一次侵占垣曲到1945年8月日军退出垣曲，这七年半时间里，日军在垣曲共杀死当地和平居民4209人，抓走至今下落不明的221人，打伤致残16046人；烧毁民房68598间，拆毁庙宇学校6658间；抢走骡马驴共10147头,宰杀耕牛8450头、猪羊61792只,鸡74343只；抢去和烧毁小麦1447841石、其他杂粮150868石；抢劫布帛金钱，难以数计。日军奸污妇女更是罄竹难书。从10来岁的幼女到七八十的老妇，被奸污者比比皆是，而且奸其女逼其父旁观，淫其母迫其子目睹。种种罪行，可谓穷凶极恶、毫无人性。

　　1941年5月10日傍晚，日军从山沟里搜出三四十个躲难的百姓，圈进上岭西道赵英楼的窑内，窑口堆上柴草，放火烧着。安窝村的文贤达拉了一条被子蒙在头上，从烈火中冲出，其余人全部被烧死。同日，日军在山头村杀死村民常德池、常有才、常万选、王福保、常小法五人；在樊家山杀死樊四毛一家七口；在冯家沟杀害赵胡芹、赵浪娃和赵陈喜的儿子。5月110,日军在青崖底下杀死崔宪珠、乔朝书等三人。

　　1943年6月，日军搜山抓了七名农民，绑在杀人沟沟沿柿子树上，让新兵练刺杀，七名农民每人身上都被刺了上百刀。

　　1942年2月8日，古城镇允岭村读书人车锡风从河南回家探亲，10日晚行至老婆窑，被日军便衣队抓获。16日上午，日军将车绑赴古城，剥去衣服，将四肢捆在木柱上，作为活靶子练拼刺。首先一个日军小队长向车胸部连刺三刀，接着由五个日兵端枪同时向车周身乱刺，继而换另五个日兵刺。半小时后，车被刺得遍体血洞，像蚂蜂窝一样。最后，日军放出狼狗将车的骨肉吃掉。

　　1941年5月到1945年8月，日军在王茅的鲁家沟至少活埋无辜村民200人，有一次就活埋了21人o1942年4月，日军从王茅周围村庄抓了21名百姓，押到鲁家沟沟口一个水冲的土坑，先用刺刀刺伤每个人，然后推进土坑里活埋。知道姓名的有医生文开志、教员张士忠、商人申有仁、农民文约礼、王金平、张万斗、文金同、王小六等。(段玉林  吕辑书  车国光)

　　灵石富家滩煤矿惨案

　　1937年11月，日军侵占太原后，对山西44个主要工矿企业全部实行军事管制。1938年1月27日,富家滩煤矿(桃钮煤矿股份有限公司)被日军正式定名为“军管理山西工业第四十二工厂”，受日军统治山西工业的“兴中公司”管辖。

　　同年2月，日军侵占富家滩矿区后，即派20余名军方人员接管煤矿，由池田、渡边任正副厂长，调来一支30余人的日伪矿警队，以武力强迫当地居民修复矿井，修筑营盘、碉堡，并用欺骗、利诱、强制等手段从阳泉招来70余名工人，于年底正式开始生产。

　　1943年,6月1日，日军“解除”军管，将四十二工厂改为富家滩采矿所，受日军专|七掠夺山西煤炭资源的“山西炭矿株式会社”接管辖，由所长渡边率日方职员47人和日伪矿警队110人(其中日军11人)统治全矿。

　　为了加大生产和掠夺，日军一方面不断用强制手段从各占领区招收工人，甚至强迫被俘中国军人下井挖煤，使矿工人数逐渐增多(1939年为350余人，1941年为570余人，1945年7月达1700余人);一方面在煤矿实行法西斯统治，疯狂推行“以人换煤”政策，用刺刀、皮鞭、棍棒强迫工人在恶劣的生活和生产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采煤。残酷镇压工人的反抗和斗争，使大批工人惨死于事故、疾病和刀枪、酷刑之下。

　　日军掠营期间，为了节省开采费用，井下没有排水、通风、支护、照明等安全设施，没有任何动力设备，主要靠人工镐刨和人工拖拉。工人每天劳动时间长达12至16个小时，出不够煤不许岀坑，不给饭吃。加之因采用“残柱式”方法开采(即先留下10公尺的方形煤柱，周围回采三公尺，然后再采残煤柱，采到煤柱快垮为止)，经常出现煤柱倒塌、顶板陷落，工人生命受到极大的威胁，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工伤事故不断发生,不少工人惨死于井下。

　　1941年10月一个月时间，全矿就有150余名工人遇难，除各坑因冒顶堵塞气道窒息死亡者外，第三坑一次大冒顶就压死100余人。1942年冬的一个“大出炭日”，日伪军警、把头用刺刀、皮鞭强逼53名工人到顶板长期破碎的新四坑刨煤，工人曾多次要求架棚，日军置之不理，结果大巷冒顶，当场压死五名工人，日军为封锁消息，竟残忍地把坑口封闭，其余48名工人全部窒息而死。

　　日军统治下的矿山，工人们过着牛马般的奴隶生活。住的是土窑、山洞，又窄又挤又潮又脏;吃的是掺沙的“混合面”窝头、高粱面糊糊和黑豆饼稀饭，顿顿不饱。穿的破烂不堪，又无钱更新，只好用洋灰纸、草袋片遮体御寒。工资极其低微，每月所得除去伙食费和把头盘剥所剩无几，弄不好还要倒欠债。因家乡闹灾荒被日军哄骗到矿上的阳泉、高平、阳城、晋城、潞安和山东、河南、河北等地的矿工，在日军的强迫和压榨下,拼死劳动，许多人被饥饿和疾病夺去了生命，甚至家破人亡。

　　1942年夏，阳泉人温亨到矿上做工，累死累活地干，仍养不活一家人。无奈，12岁的大儿子双泉只好下井当童工，每日挣半斤杂和面。一天在井下，日军把头故意放野车玩耍，撞伤正在刨煤的小双泉，双泉和日军把头讲理，反被痛打一顿。连饿带病，温亨的第四个孩子夭折，为了给双泉治伤和全家生活，温亨忍痛将三女儿卖到霍县。双泉伤未好，就被迫上工。因家中无米下锅，下工后双泉饿着肚子去野外拾粮(当时正秋收)，不幸被汾河水卷走。家人四处找寻，几日后才在下游找到，已是一具泡松的尸体。这样的惨事在矿上时有发生。

　　1945年5月，天大旱，矿区闹流行性伤寒，80%的工人染上此病，工人岀勤率大减，岀煤量骤降。日军为维持生产，对患者进行了残忍的“隔离”和“治疗”。他们把所有患者都集中在用木板制成的“隔离所里”，每天用石炭酸水普浇一次，进行“特效消毒气结果患者全身腐烂，病情加重，每天死亡10余人。在瘟疫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日军又使出“根绝疾病”的办法，设立死人把头和拉尸队，在患者未死之时，就以“特殊急救”的名义拉到专门为埋“病人”挖掘的红苗谷地“万人坑"活埋。不到两个月时间，就有500余名工人病死、被活埋。富家滩煤矿退休老工人梁治发就是当年因患伤寒病被活埋后遇救的幸存者。当年老梁染上伤寒在隔离所被石碳酸水浇得浑身腐烂时，日军命令死人把头把他拖到红苗谷地去活埋。老梁拼命挣扎，苦苦哀求：“我还没死，我还能活，不要活埋我、把头顺手操起皮鞭将他痛打一气，说：“这下叫你再活!"老梁被打得昏死过去「把头怕惹上伤寒，把他丢入坑内，草草埋了点土就离去。傍晚时分，老梁的妻子到隔离所送饭，左找右寻不见亲人，四处打听才知被拉到红苗谷地了。她和工人弟兄来到坑内，找了半天，才算找到，一摸心脏还在微微跳动，便悄悄拉到野外的一个山洞里藏起来，经过精心护养，老梁终于拣回了一条命。

　　日军为了加大煤炭掠夺量，强制工人生产，镇压工人的反抗和斗争，逐步加强了矿警实力，强化“军管理”，在富家滩周围架设三道电网，在东西山和汾河南北各出入要地设立了岗楼，在矿区设立了特务机构、监狱、烧人场，在工人中派进了通晓中国话的日军便衣特务;制定了《劳工条例》，规定：“聚众私议，煽惑民心者，送交矿警队查处;私通八路，有意肇事者，提交特警队查处;有意装病不上工者，不予食;违抗工头指令，怠慢误工者，打……”;强化了把头制，在大把头下增设二把头和监工，实行分班治理，监管劳动。只要工人稍有不满和异常言行举动，就严刑拷打、杀害，或押送灵石“红部”处决。

　　1941年秋天，有37名工人因不堪忍受日军的剥削压榨，奋起反抗，被日军特别警备队押到大营盘监狱，一一遭酷刑而死o1942年夏，矿工王毛国因病不能上工，日军把头以“有意装病，违抗指令”，拖到河西烧人场，架上木柴，倒上汽油，活活烧死。同年秋天，有三名矿工因不堪虐待，结伴出逃,在一眼桥被矿警队发现后枪杀。1942年，晋东南闹灾荒，农民车鸿喜被招工把头骗到矿上挖煤，不到两月，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不能下炕进坑，便被日军把头活活扔进了红苗谷地“万人坑七半年后，他哥哥车双喜来矿上找弟弟，得知弟弟惨死，痛不欲生，去找把头算帐，反被把头抓起当了劳工，不久也惨死在井下。哥俩死后，其父车黑旦满怀深仇大恨，到矿上向工人们揭露日军的暴行，日军以煽动民心，有意肇事为罪名，要对其下毒手。车黑旦在众工人的帮助下，连夜逃走，在西山不幸触电网而死。

　　1944年，在富家滩开饭店的五成村人郭狗半，因抗日嫌疑，被特别警备队抓起装进麻袋，送回灵石“红部”用刺刀杀死。有一对夫妻，因白天吵嘴，晚上睡觉时女人说了句:“滚开吧气不料被日军便衣特务听到，第二天就被以“共谋抗日”的罪名双双杀头。1945年6月，新招工人王三喜上班钟响了以后，走的稍慢了一些，惹恼了日军把头，便对他边走边打，打昏在地拉起来又打，直到活活打死，又拖着他的尸体，向其他新工人示众威吓。从“万人坑”掘出的死难矿工的遗骨，有的头骨上有明显的枪眼和铁器打击裂痕，足可见日军的凶残。

　　日军为了盘剥工人，麻痹工人的反抗，维护他们的统治，又以“恢复劳工精神”、“开阔劳工生活”为名，在矿区开设了大烟馆、赌博场和妓女院，使不少工人误入歧途，走向更加痛苦的深渊。

　　从1938年2月至1945年8月，日军掠夺煤炭1030600吨。富家滩煤矿先后有1200余名工人惨死于日军“以人换煤”的血腥政策和屠刀之下，形成了红苗谷地、东山、南头三个“万人坑”。(郭长明  尹秀珍)

　　汾城县境内日军“惠民壕”带来的灾难

　　1943年，抗战到了第六个年头，日军在占领区的统治已成强弩之末。龟缩在新绛、汾城(今襄汾)、襄陵三县沿吕梁山边的日军，为防御抗日军民的困扰和打击，在沿西山边一带，设置了三道防线，来阻挠抗日军民。

　　第一道防线是占领沿山的盖塔堡、石梯关、三官庙、冒冒场瘩、安军岭等山口和要隘，来阻堵山上抗日军民下山征粮和购买物资;

　　第二道防线是增加驻扎在沿山高庄、南西城、贾岗、西中黄、侯村、古城、南辛店等据点的日军兵力，加强其所谓“强化治安七但日军仍感到威胁，1943年秋天，又采取修“长城”的办法，从稷山马壁峪口，由西南直向东北，到豁都峪，沿吕梁山麓，挖了一条120余里长、宽一丈、深八尺的沟壕，美其名曰“惠民壕”。并在每隔四五华里处修筑一座炮楼，控制通道。

　　两边往来，必须从炮楼左右通过，如发现有人从别处通过，日军便立即用机枪扫射，不是打死，就是打伤。日军修这条“惠民壕”，事前曾大肆宣传，到处散发传单，如：“天皇陛下为保护中国人民幸福生活，争取大东亚圣战胜利”云云。在挖修这条“惠民壕”的一年多中，三个县的县乡政权每天要派二三千“苦力”，从早挖到天黑，浪费消耗了难以计算的劳力，各村都有一个专管给“惠民壕”派苦力的头头，全村家家都要轮流岀苦力。汾城县阜平庄是一个仅有300多口人的小村，几年中全村便差去苦力二万多人次，眼看着田禾荒芜，无人下地劳动，也得去挖壕。当苦力的大多是穷苦村民，常是因带不上粮，没吃没喝，有的几天不让回家，常有饿死病死在壕里的。一不如意，日军皮鞭木棒便劈头打来。阜平庄有个哑巴叫张随周，到壕上当苦力，10余天没人替换没人管饭，饿得啃草根啃柿树皮，最后不能动了，才被人抬回村里。

　　当地壕上的苦力饿死病死，时有所闻，难以确计，这就是“惠民壕”带来的灾难。“惠民壕”挖了一年多，要用多少人苦力，熬多少血汗，耗费多少金钱，消耗多少物资,已无法确切计算。但是，“惠民壕”确给当地百姓带来了一场灾难，百姓们都气愤地叫它“坑人壕”。(邱文选  毛敏芝  李桂生)

　　永济于乡城血泪井

　　血泪井共两眼，位于于乡城南门外的大路两旁，深各五丈左右，原为农民浇地的水井。日军侵占于乡后，把南门外变为杀人场，把井变为抛尸井。日军侵占于乡达七年之久，杀人无数，仅投入两眼血泪井的尸骨至少在500具以上。

　　日军将抓捕的抗日部队的人员或不服从他们统治的百姓，严刑拷打后，绑赴血泪井旁,当作活靶，用刺刀破腹挑肠，或断臂斩首，杀死后投入井内。当时被杀害投入井内的死者，其姓名大多无法查考，现仅能查到的有：中国军队一七七师及警三旅的被俘人员，二一一旅的士兵，杜文斌、杨振帮、姚结石、王东亚等地方游击部队的被捕人员，二战区阎锡山所属于乡县政府的武装和非武装人员，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来于乡谋生被怀疑为共产党密探的补锅匠，农村抗日干部和无辜百姓等。(王洪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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