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暴行录：1932年1月一1945年8月日军在内蒙古自治区的暴行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侵华日军暴行总录》   2023-03-21 14:52:33

　　科尔沁左翼后旗吉尔嘎朗惨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了我国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广大地区。

　　当时，在科尔沁左翼前旗(今辽宁省彰武县一带)及科尔沁左翼后旗(今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后旗)边境处，民众自发组成一支百余人的“红枪会”武装。他们的战斗口号是：“打倒满洲国，赶走日本人”。这支抗日武装失败后，日军对抗日武装活动地区的民众进行了疯狂的报复。

　　1932年1月，日军从科尔沁左翼后旗南部边境地区，逮捕平民60多人，分别关进康平县、科尔沁左翼前旗和科尔沁左翼后旗王府吉尔口戈朗监狱。其中关在吉尔咬朗监狱的是由科尔沁左翼后旗双庙子村、刘木匠窝铺、四喇嘛窝铺和黄花甸子一带抓来的郑有财、张靖、张马馆、刘玉、刘宝、张丈、伍玉林、牛鞅子、孟老三、纪二癇子等15人。

　　日军对这些被抓来的中国人施行了毒打、绑吊、压杠、灌辣椒水、火烤、铁烙、用子弹头和针往指间与指甲下插等多种酷刑，逼他(她)们认罪、交待同党。纪二瘾子是多年赶车的车把式，自幼因腿生疮落下残疾。日本军硬说他的腿癇是当过土匪，中过枪弹，几次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双庙子村老郑家有位刚满20岁的少女，因不满日军侮辱被抓来.日军用烧红的炉钩子烙其阴户，其惨景令人目不忍睹。郑有财，家住刘木匠窝铺，当特别五村村正(村长)。此人伶牙俐齿、能言善辩，有一手好木匠手艺，为人正直厚道。他被抓后曾与日军辩理。日军头目泽田石，用匕首割掉了他的舌头。因为郑有财平时人缘好，他被抓后很多村民出面担保，说情营救。哈日干吐村有个老头叫王铎，带着自己的二儿子到吉尔口戈朗说情。日军不但没有释放郑有财，反而把他儿子抓起来，送到康平县城喂了狼狗。郑有财等人，有的在审讯时被折磨而死，余者都在一个夜晚被拉到吉尔□戈朗西南沙坨里活埋。在活埋时，这些人奋力反抗,日军用砍刀、刺刀乱砍乱刺，把他(她)们推进坑里。时隔二年，人们在这里发现了13具尸骨。(吴修尚)

　　海拉尔要塞残害劳工惨案

　　日本侵略军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海拉尔市修筑的要寨从1934年春开始动工，至1944年8月基本完成。它是由日军野村少将指挥的步兵、炮兵、工兵等部队，为防御苏军、蒙军进攻而建成的。1945年8月，苏军第三十六集团军在解放海拉尔时，最激烈的战斗就发生在此地。日军从敖包山地下工事发射炮火，使近千名苏军将士丧生。

　　日军海拉尔工事是用中国劳工的血肉之躯筑成的。在海拉尔北山、敖包山下和伊敏河北岩，有一个埋葬着数以万计的中国劳工的“万人坑七它正是日军残杀中国人的铁证。

　　矿工张玉甫是河北滦县人，当年逃荒闯关东，在郑家屯被“招工”骗入虎口。这一批400名劳工，被押解到了海拉尔的北山。山上布满了长排的工棚，再就是数不清的铁丝网和岗楼。他们每天被逼为日军修筑军事地洞。无论是打洋灰、挖洞子、挑沟，都是重活。三米多深的壕沟，一锹锹把土扔到上边，干上一天，两臂就别想再抬起来。可是在皮鞭和棍棒的威逼下，劳工们还得咬着牙拼命干。饥饿、劳累、疾病、事故以及日军官兵、监工们的洋刀和皮鞭，随时都会夺去劳工们的生命。

　　一个年轻的劳工已经连续打了好几天洋灰(这活最重)，这时他直起腰来，用手擦了把汗，喘了口气，不料被监工发现。监工气冲冲地走过来，一把夺下他的铁锹，当头一砍，这个可怜的不知姓名的劳工晃了几下身子，倒下去，再也没爬起来。接着这个杀人不眨眼的监工说：“谁要磨洋工，谁就跟他一样。来人!把他拖走疽不大工夫，这个监工在另一个地方用洋镐又打死了一个劳工。劳工们早饭吃的都是高粱米稀粥，午饭是又酸又硬的混合面窝头，不管饱不饱，一律给四个。每天三顿咸盐豆，喝的是生水，许多人闹肚子，连拉三天就不像人样了。住的一排席棚子足有半里长，每间二米左右，对面两层铺，共住16人，躺下就不能翻身。工棚阴暗、潮湿，得疥疮、寒腿的人，不计其数。一个工棚住400多人，为了看守方便和防止逃跑，只在中间留一个小门。

　　在晚上有人大小便时，非等凑够四个人，拿着四个牌子，一齐出去，再一起回来。逃跑一个那三个人负责。他到北山后没发过一件衣服。比他来的早的劳工说，冬天只给过一套像麻袋一样的更生布衣，根本抵不住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无奈，只好把洋灰袋用绳子绑在身上、腿上。每年冬天冻死的人无法计算。打死、病死、饿死的人越来越多，这些劳工的命运，不论迟早，最后只有一条道，死!张玉甫经几个月的折磨，他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不久，他就病倒了。最初，他的左眼突然发红，渐渐模糊不清。日方不给医治，几天之后，他的左眼瞎了。日军看守看他瞎了眼又害病，于是就把他送到了“病号房气那里一个席棚住着500多病号，不断发现痛苦的喊叫和呻吟声，听了叫人心酸。这些病号都是卧床不起，只要还能拿动铁锹，谁也不愿意到这里来等死。在这里得了病不但不给治，反倒每天只给一顿高粱米稀汤!据说这是日军怕劳工们泡病号而采取的办法。

　　每天早晨，看守都要到“病号房”去检查一遍，逐个用脚踢一下，发现僵硬的尸体，便命令拖出去。每天至少三四个，多至七八个。把这些死尸堆到一个大席棚里，三四天就用卡车拉一次，扔到伊敏河北岸的“万人坑”中。张玉甫在“病号房”住了些日子，趁机逃跑的念头也就更强。因为”病号房"离工棚较远，看守看得也比较松。他虽然总想跑，可是心里也很害怕，万一跑不成被抓回去那可怎么办?那还是他到“病号房”以前的事，一个不知姓名的劳工半夜跑了出来，没等他越过铁丝网，日军士兵便带着狼狗，把他揪了回来。第二天，他们站队去上工，发现在道旁的电线杆上，五花大绑高吊着一个血肉模糊的劳工，身上被剥得光光的，鲜血从身上流到地下。这个有骨气的同胞，虽然身遭毒鞭，但一声不吭。劳工们再不忍看下去了，可是恶毒的日本官兵非叫他们看着打不可，并大声向他们说：“谁要逃跑就和他一样!”这个人一直被吊打了两三天，晚上蚊子、小咬落遍了他的全身……。

　　他一想到这些，心里着实有点胆怯。可是又一想，不跑也没活，万一跑出去，也许还能有个生路.跑!主意就这样打定了。1936年7月的一天夜里，等看守睡着了，他就轻轻地光着脚下了地，小心地拉开门，从看守面前走了过去，随后就使出全身力气，撒腿跑了起来。他接连爬过七道铁丝网和一道深沟，死里逃生，盼到了解放。广大劳工却未能逃脱厄运。日军为了杀人灭口，保守军事秘密，在完工后把海拉尔西山、敖包山的几万劳工，全部活埋在“万人坑”中!(谷灜滨)

　　王爷庙惨案

　　1935年12月31日午夜，位于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的伪陆军兴安军官学校(以下简称伪军校)，发生了一起校兵队部分士兵武装暴动事件。这次武装暴动，被日本法西斯血腥镇压。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了我国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区。从此，内蒙古东部区便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日军为了镇压人民、反苏反共，建立了兴安警备军。他们为了将兴安警备军逐步改造成为由日本关东军控制的附庸军，一方面派大量日本军人充当各级指挥官，另一方面需派一批蒙古族军官为辅助军官。为此，于1934年7月1日，在郑家屯临时成立了伪军校01935年8月1日，迁移到王爷庙新校舍。成立伪军校同时，成立了一支50余人的校兵队，全部由蒙古族人组成。校兵队长是阿迪亚少尉。他们的任务是站岗放哨，执行勤杂任务，演习时充当士兵。伪军校的校兵队生活条件低下，奴役式的劳动，法西斯式的管理，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于是他们想要武装暴动。他们为了达到武装暴动的预期目的，白音那木拉、小喇嘛、万宝、海柱、乌日滚布等八人，喝了血酒，拜了把子，结成了义兄义弟，并宣誓：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患难与共，和衷共济。

　　恰在这时发生了一起事故：一个星期天，小喇嘛、万宝和乌日滚布三人在伪军校酒保(小卖部)小吃中，与酒保的日本军需官田中吵了嘴，田中倚官仗势，动手打了小喇嘛。万宝和乌日滚布二人本来对日本人恨之入骨，这次就机岀气，三人一起上去，拳打脚踢，把田中打了个鼻青眼肿。这样，就岀了校兵队士兵殴打日本军官的乱子。小喇嘛和万宝等回队后，日本人不由分说，就把他们三人暴打一顿。对此，小喇嘛和万宝等，认为日本人横行霸道，欺人太甚，个个义愤填膺。

　　1935年12月31日午夜，校兵队的白音那木拉带领小喇嘛、万宝等八名结义兄弟，乘全校师生准备欢度元旦，麻痹大意之际，砸开了学校武器库，取出武器弹药，装备了自己。那天晚上天气特别冷，又刮起大风，他们挑选好马，背上鞍子，骑上马，从军校北门一涌而出，立即消失在夜幕之中。值星军官中田中尉闻报后，一面向校部报告，一面命令生徒队和校兵队紧急集合。这时，生徒队的中队长渡边上尉亦匆匆赶到。翌日黎明后，一队乘马，一队乘卡车，都由日本军官带队，沿着上述两条路线开始追击。他们边搜索，边追击。乘马的一路经归流河至索伦一带，乘车的一路经胡力吐至学田地，未发现形影，均扑空而回。

　　1936年1月4日，白音那木拉、小喇嘛等八人，经过归流河、大石寨来到科右前旗的满族屯(索伦镇西南约30公里)。他们看不见后面有军警尾追,便认为摆脱了日伪军警虎口，住进了一个地主家里。他们连日来，马不停蹄的昼夜赶路，人马都十分困乏，便放开了手脚安心休息。这个地主见他们形迹可疑，动静异常，便在表面上装模作样，安排食宿，热情接待，暗地里却派人火速向就近有关军警做了报告。于是驻在附近的军警从四面八方一起赶来，把满族屯团团包围起来。白音那木拉等八人，知道自己陷入了敌人的天罗地网之中，插翅难飞了，无可奈何，束手就擒。

　　日伪军警将白音那木拉等人押送到王爷庙后，立即开庭审讯。白音那木拉等义正词严，临危不惧，供认：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日本侵略者为了及时扑灭这一反抗火种，将白音那木拉等八人处死。(巴音图)

　　日军进犯包关途中的两起大屠杀

　　1937年10月16日，日本侵略军从原绥远省归绥市出发，沿平包铁路向西进犯包头，沿途烧杀抢掠，在萨拉齐县城和公积板村制造了两起大屠杀惨案。

　　16日上午，日军进犯萨拉齐县城。他们挨门窜户搜捕男性青壮年，不问青红皂白，大肆进行屠杀，在不到两小时的时间内，惨遭杀害的居民达70人。据受害幸存者杨存虎、樊栓女、李爰鱼、吕外女、骆桂女等人忆述：一名日军闯入侯掌才院内抓住10名男人，在喊令人们排队时，顺手将就近的张双小捅了一刺刀，从小肚子刺进，后腰穿岀。人们一惊，拔腿就跑，日军举枪射击，一位叫四毛的人被打中腹部，肠子流了出来。巴长命被打断了腿，杜慎心的胸部被刺了一刀。当场死亡一人，重伤三人。有位店掌柜阎全中和他的小舅子听到街上哭喊声，拉开铺门窥视，被日军发现，两人当场被枪杀;一对赶车的夫妇在街上追捉被枪炮惊跑的一头骡子，被双双刺死在路旁。日军捜捕青壮年，从樊栓女院内抓走4人，从李爰鱼院内抓走13人，从焦喜院内抓走8人，从四马驹院内抓走3人，从肖存才院内抓走2人，从大胳膊院内抓走7人，从街道上抓住零散逃跑的10多人，都被集中在该县城一座玉皇庙后的大水坑边，枪击刀挑，惨遭杀害。午后，日军西进，城内的百姓组织人到水坑内打捞尸体，共捞岀死尸47具。

　　16日下午，西进的日军包围了包头东的一个小村——公积板村，先向村内发炮轰炸，继而闯入村内，与在萨拉齐县城的做法一样，大肆搜捕青壮年，只要抓到，不是枪杀，就是刺死。不到1小时，杀害无辜村民41人，并放出狼狗啃食尸体，其状惨不忍睹。当晩，全村的50多名青少年妇女，被日军侮辱糟踏，有的被强奸、轮奸后杀害。(文军)

　　“归还兵"惨案

　　诺门罕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于1939年在伪满洲国西北部边境线诺门罕地区，同苏联(今俄罗斯)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今蒙古国)发生的一次战争。伪兴安军部队参加了这一次战争。

　　在1939年7月6日的战斗中，伪兴安军第一线各部队的士兵，大批脱离战场，逃向达尔汗山和宝格达山一带。小喇嘛等率领的五六百人，从宝格达山通过阿尔山北部兴安岭森林,直奔五叉沟、白狼车站(因为阿尔山有日军防守，不准通行)。小喇嘛是伪兴安陆军军官学校教导团的中士班长。他们脱离战场的主要原因是在战场上连续几昼夜进行残酷战斗，得不到饮食，再加上苏、蒙军的政治宣传，士兵产生了厌战情绪，不想为日本人卖命。小喇嘛部到白狼车站后，驻了两天。这时，贡布扎布(包文贵)中尉从王爷庙到白狼车站，进行宣传招抚。这些脱离战场的士兵用刺刀将贡布札布中尉刺死。而后沿着铁路一直南下，到科尔沁右翼中旗境内，在六户、学田地、宝石沟、杜列毛特一带活动。

　　诺门罕战争失利以后，伪兴安军的部队大批逃亡的消息，很快传遍各地。驻防巴林左旗林东的伪兴安军骑兵第六团第三连和机关枪连200余名士兵,以不堪日本连长的打骂虐待为由，携带全副武装，由上等兵聚宝等率领起义。先到白音卜统，后转到开鲁西双合兴。他们在双合兴大门外，击毙了招抚军官王秀兰上尉。又转移到查卜干庙东北黄羊洼村，驻了三天。当时巴林左旗的日本参事官大为恐慌，想尽各种办法进行招抚。伪兴安军第六团原团长、当时任通辽司令部参谋处长洪景祥中校到聚宝部，利用过去旧隶属关系，进行说服劝导。

　　聚宝等同意归降，但提出条件:(1)将第六团第三连长和机关枪连长(都是日本人)撤职查办;

　　(2)不回第六团，要单独成立部队，并要求在查卜干庙驻防;

　　(3)不咎既往罪名，保证聚宝等几个领导头人无事。

　　洪景祥中校与通辽特务机关长金川大佐联系，完全同意要求，并指示在东科中旗(今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舍伯吐村集结受编。同时驻通辽的伪兴安南省警备司令部派达理札布上校和副官处长关雅亭少校到小喇嘛部招抚。小喇嘛的条件：保证生命安全。

　　1939年10月上旬，聚宝部和小喇嘛部先后集结在东科中旗舍伯吐村。当时，伪兴安南省警备军参谋长德永恭助上校率领伪兴安军骑兵第十一团到舍伯吐村点名，将部队部署在村外。德永恭助命令聚宝部去阿鲁科尔沁旗查卜干庙驻防，命令小喇嘛部进驻通辽。

　　11月上旬，日军在通辽市内以训话为名，将小喇嘛部全部解除武装，并把小喇嘛为首的17人提交军法处审判。与此同时，德永恭助上校赶到查卜干庙打算解决聚宝部。到查卜干庙时已中午，不知谁向聚宝等透露了消息，聚宝当时率部撤出查卜干庙街。但德永恭助上校早已布置伪第六团的一、二两连和第三团的两个骑兵连在查卜干庙西北山上。交战不到两小时，义军被全部缴械。于是当日下午6时许将聚宝等18名领头人徒步赶到查卜干庙警察署，德永恭助上校立即命令枪决。

　　在逋辽军法处，日军对小喇嘛等进行多次会审，最后在1940年1月判决死刑。其他一般参加起义的士兵，遣回各原部队，编造名册，分别遣散回原籍，并委托警察、村长看管监视，后来部分派到矿井工地，强迫其充当劳工°(胡克巴特尔)

　　日军在包头捕杀“抗日嫌疑人员”

　　1939年12月，中国军队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将军，为配合湘北战场，牵制华北地区日军南援，发动了攻占日军在西北战场的战略据点——包头市的战役。

　　12月19日发起攻击，激战两昼夜，控制了市内大部分地区。20日下午，日军从张家口、大同等地调集大批军队援包「傅作义将军遂命部队全部撤离包头，返回河套。

　　在傅军的部队进攻包头期间，市内人民群众除极少数卖国求荣、认贼作父的汉奸败类以外，无不欢欣鼓舞，积极配合作战。通消息、当向导、抬伤员、送弹药，以各种不同形式予以支援。日军重新占领包头后，为镇压包头市人民的抗日情绪，组织日伪宪兵队大肆抓捕“抗日嫌疑人员”。

　　1940年旧历正月初八，全城戒严，一天内抓捕了王文质(伪市公署总务科长)、董世昌(商会会长)、鄧相国(商会副会长)、裴会(商会秘书)、娄耀东、王旭卿(伪市公署卫生股长)、贺煜功(商会委员)、刘莱(市民)、金雨亭(伪市公署特务警士)、李成德(同利成军衣庄经理)、李鸣岐(商会交际员)、刘定基(广恒西皮毛店会计员)、王平五(市民)、高子英(市民)、周肇西(市民)等30余人。

　　正月初十，又抓捕了秦邦玺(市民)、史春山(商会秘书)、王裕仁(商人)、王明道(伪警察署巡官)、杨锦斋(伪市公署警务股长)、米祥麟(伪市公署职员)等20余人。旧历二月初三，又抓捕了辛寿(伪市公署警务科长)、高振亭(伪市公署特务股长)、田清雨(市民)、刘守祥(商人)、齐寿康(伪市公署行政股长)、刘治基(市民)等20余人。总计前后抓捕85人，羁押在日本宪兵队的“留置场”内。

　　日军对抓捕的人进行严刑拷打，刑讯逼供。恒兴长商号经理王明的双手被大铁钉钉在木凳上;裴会的两臂被打折;娄耀东的十个足趾插满竹签;齐寿康被灌了四次辣椒水，肋骨被打断，还将其幼子抓到“留置场”，剥光衣服放到烧红的火炉上烤炙，威逼其父招供;金雨亭被烧红的火炉盖烫坏腿、脸;张子清被日军乱棍打死。王文质、董世昌、王旭卿、刘莱、王明、邳相国、娄耀东、秦可志、贺煜功、裴会等9人被押解到张家口东山坡刑场秘密枪杀。金雨亭、田清雨、邳相廷、辛寿宸、刘守祥、刘芳斋、高振、杨锦斋、曹民、齐寿康等1。人被判刑，送到张家口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部冈本部队的“留置场”关押，其中有9人在狱中被折磨致死，只有齐寿康一人，在1945年7月八路军肖克部队解放张家口后得救。(文军)

　　日军在林西县叶来盖残害劳工的暴行

　　1940年春，两辆日军用卡车开进叶来盖屯(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西县兴隆乡九连三村)，车上载满全副武装的日军，约有一连人。该部由日本关东军第三方面军第四十四军管辖。带兵的头目是个小个子日本人，30多岁。他们的任务，就是监视劳工打山洞，搞军事施工。当时像这样的工程点在马鞍山、四块石头、边墙梁和克什克腾旗境内的四里崩等地都有。全线共修筑永久性工事42处。这道军事防线，主要是针对苏联的。

　　日本人在南山(即天朝山)大小共打了七个山洞。在施工中,除山上工程由劳工作业外，其它供应均由当地负责。珠沁庙、龙头山、官地等地百姓被迫分三班轮流为工地送砂送水。后来因瓦工不足，把珠沁庙屯的宋长有找去干瓦工。工程一直搞了三年，到了1943年8月才完工。

　　南山工程刚完工，多数劳工便被带走，只留下30几人搞备敷工程。在整个工程完工后,这些劳工就被日军杀害了，当时只跑出两个人。一个是东北人，1982年曾被当地驻军请回林西，带人找过日本人当时埋人的坑道;另一个就是宋长有(他逃岀后到南方参了军，后转到湖北地方工作)。宋长有所以能跑出来，多亏了一个朝鲜人的帮助。他虽然幸免于难，但留下的人分两批被日本人用刀砍死。负责埋秘密设施的10几个人，是第一批叫岀去的，当时说是去执行任务，其他是第二批被害的。

　　1965年春天，在南山沟发现被害者的尸骨之后，这起惨案才大白于天下。两坑深度不等，内有30几具尸骨，颅骨和肢骨分埋两处，颅骨在西，肢骨在东.日军在这一带对中国人民屠杀和迫害是惨绝人寰的。1943年夏天，有两个逃跑的劳工被抓回来，一个放进水坑中活活泡死，另一个被绑到石柱上，连饿带晒，不到一天就死去，埋葬于叶来盖山上。

　　日军不仅对劳工如此惨无人道，就是对靠近铁丝网的过往行人、牲畜，也不放过。1942年9月，巴林右旗梅青河子的一个蒙古族牧民，骑马路过这里，因为靠近了铁丝网，当即被山上的日军开枪杀害o1943年春天，一个河北来的卖丝绵商人，由于不了解情况，误入通道禁区，当即被日军枪杀，暴尸两三天，才被当地村民埋掉。马鞍山一个姓王的百姓，骑马去珠沁庙，刚走到山下，就被日军开枪打伤。他用衣服包住伤口，骑马冲了过去，总算保了性命。被打死的马、牛、羊等牲畜更无计其数。1945年8月，随着苏联红军进兵林西，一处处关东军的防御工事被摧毁，一件件骇人听闻的往事已成为历史，但日本侵略军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李殿文)

　　通辽县城区惨案

　　1943年，日本侵略军为了加紧搜集苏联、蒙古及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情报，镇压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抗、仇日情绪，在伪满洲国兴安总省宪兵队通辽分驻队的基础上，又收罗了大批汉奸、特务，成立了伪满洲国第九宪兵团，并在宪兵团内增设了搜集情报、了解民心情况、镇压人民反抗的专职机构——特高课，以便使蒙、汉及各族人民群众随时随地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下。

　　一次城区的一位姓张的木匠和一个叫吴铁旦的蒙古族居民等三人一起谈天，因声音很小，竟被特高课怀疑成是“散布不满情绪，图谋不轨”，于是就把他们逮捕入狱，进行严刑拷打，逼其承认是“散布不满情绪，图谋造反”，三个人当然不能承认。其中姓张的木匠比较机灵，在一次被吊打非刑之后竟能找到机会逃出监狱，然而他哪里知道日本特高课的特务们几乎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结果特务高中正和日、伪军不久就赶了上来，又把他抓了回去，并在气急败坏之下连同吴铁旦及三人谈话的另一位无辜居民一起杀害.通辽城东部另一个姓娄的居民也是由于一次说话不注意，被他们认为有不满情绪，以抗日嫌疑罪把他逮捕入狱，然后就不问青红皂白地用各种刑法逼他认罪，使他一次又一次地死去活来。这位姓娄的老百姓实在无法忍受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于是费尽心机找到了一个可以上吊的东西，在狱中悬梁自尽了。通辽的各种宗教场所也成了特高课的

　　活动阵地，当时的通辽卍字会也有特高科特务，稍微不如意，他们就抓人，就做为“反对大日本”而抓进监狱，弄得家破人亡。有一次卍字会的一个会员，流露了对日军和伪军的不满，伪满洲国第九宪兵团特高课的特务，马上进行了秘密跟踪，相机把他逮捕，硬让他承认“思想图谋不轨，煽动反对大日本天皇，破坏日满合作七这个卍字会会员一直没有承认，于是日军打得他遍体鳞伤，最后竟气绝身亡。这些仅是特高课在通辽县城区血债的一部分，其实这类情况不计其数，只要发现几个人一起谈话，就被他们一起逮捕，一起非刑，一起杀掉。事后中国人想了解情况，都找不到知情人，连蛛丝马迹也难以寻找。(郝桂林)

　　通辽县钱家店镇惨案

　　1945年8月15日上午五点时分，一架日本飞机在伪兴安总省通辽县钱家店镇南边的郑大铁路线上空盘旋，不久从上边撒下一束束纸片儿，被风刮得到处飘落。人们看到以后，都很新奇地捡起一张，一看才知道上面写的是日本天皇宣告投降的印刷品。

　　于是，这些看到印刷品的老百姓各个感到松了一口气儿。有的甚至高兴地流出了泪水，特别是当时在钱家店秫秸公司工作的一个40多岁的收购员，高兴的直喊，他说：“这回可好了，小日本鬼子终于也有了这么一天!他们就要滚蛋了。这回他们侵占我们的东西很快就得重新归我们了。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分给大家!”他的这些话引起了人们的共鸣。有的说：“对，就该这样，本来就是咱们的嘛!”有的说:“应该，应该!”有的高兴的说不出话儿来，只是点头称赞。……不过，这时候也有一个不高兴的人挤在这个人群里。他就是当时钱家店一带有名儿的企业“德昌盛”的老板。他办的“德昌盛”和日本人在钱家店办的“大琦洋行”是合资关系。“大琦洋行”多年和“德昌盛”一起盘剥这里的中国百姓。

　　所以，这个老板平日就帮着日本人监视这一带的蒙、汉贫苦居民。当他听到人们这样的开怀议论，暗暗地直咬牙根儿。于是，他又像平日那样到东大营,找到了日本指导官机野实一，报告了这里的情况。这个日本指导官听了以后,马上火冒三丈，就派出10多个爪牙，到钱家店镇一带去搜查，并根据“德昌盛”老板所提供的情况，首先抓住了那位钱家店秫秸公司的收购员，接着又抓了曾表示附和过的肖玉贵、李二虎，同时还抓了钱家店自卫团的团员石宝贵。这些人被抓到了东大营后，被严刑拷打，惨遭杀害。特别是当时在钱家店开小饭馆儿的石宝贵一家，不久就七零八乱地骨肉分离了。石宝贵的妈妈只有这一个儿子，一看这些强盗们要抓人，就把儿子藏在大柜里。日本指导官机野实一派来的爪牙们翻箱倒柜，终于把石宝贵从柜里找了岀来，并绑了个结结实实。这些强盗还硬逼着石宝贵的老母亲用菜刀把自己的儿子的胳膊砍下来。石宝贵的老母亲当然不肯这样做。于是，他们又对这位老人百般折磨，然后又残酷地杀了石宝贵。因此，这个善良的老人被逼疯了。石宝贵的媳妇也不得不改嫁他人。从而一个温暖的家庭被解体了，只剩下石宝贵的老母亲，满面灰尘、衣裳褴褛地在钱家店街上撞来撞去，嘴里不住地说：“还我儿子，还我儿子!”几年后，这位老人家含恨死去。(郝桂林)

　　日军制造的鼠疫灾难

　　1945年“八•一八〃，日本侵略军从王爷庙(现乌兰浩特市)溃退时，制造了绝灭人性的大灾难——鼠疫。

　　1945年“八•一五”前两天，日军在溃退，苏军尚未进入王爷庙。在本市居民逃避战乱之际，由伪兴安总省白浜参与官和福地加久警务厅长亲自指挥，伪兴安总省保健科长小松经手，从兴安医学院的细菌库中，拿岀大量感染鼠疫的老鼠，放入储存的大米、白面等食物库中，给王爷庙及其附近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王爷庙广大军民和学生在哈丰阿、阿思根和特木尔根等人的领导下，积极投入了防止鼠疫蔓延的工作。

　　当时驻王爷庙的苏军城防司令部获悉疫情后，用军用直升飞机从苏联调来了防疫队。他们下机之后，立即投入了防疫治疗工作，迅速隔离病人，以免传染，对市区的所有居民，进行鼠疫预防注射，划定隔离区，切断来往行人;烧毁死于鼠疫尸体，消毒水源，消除污物，消灭鼠蚤3用铁丝网封锁主要交通要道口，切断与外界的联系;苏军派兵在市区四门站岗放哨，禁止来往行人。这样，在王爷庙军民和学生与苏联红军共同努力下，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苦奋斗，至1945年末终于控制了鼠疫的蔓延。

　　日军在王爷庙撒播的鼠疫细菌，当时给内蒙古东部区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而且贻患无穷。据史料记载：从1945年冬至1946年春，乌兰浩特(王爷庙)及其周围的人民因吃带有鼠疫细菌的大米、白面而死亡的人数约3000余人，有些人不幸全家死亡。爱国街一个姓肖的老乡，全家24口，就死了22人。另有一家七口人全部死亡。类似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内蒙古东部区从1945年至1948年，共发病47522人，死亡39097人，波及到18个旗县。其中1947年最为严重，在14个旗县中共发病30306人，死亡25089人，仅通辽一个县发病15710人，死亡12771人。昭乌达盟仅赤峰、敖汉、翁牛特、喀喇沁四个旗县，死于鼠疫患者达9964人。(巴音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