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 财产损失调研报告(一)
来源：土默特历史文化研究会   2017-08-23 14:11:16

　　(一)调研工作概述

　　2005年以来,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部署,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下,内蒙古区委党史研究室成立了由室领导任组长的《抗战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课题调研领导小组和工作机构,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共10个盟市参与这项工作。2005年,自治区课题组的同志赴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内蒙古政协文史委、内蒙古地方志、内蒙古计生委、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京中央档案馆;石家庄、沈阳、大连、长春、太原、重庆、广州等地档案馆、图书馆查阅档案资料,共查阅历史档案313卷、查阅文献图书资料108册,复印1100余页。10个盟市共计查阅历史档案5787案卷、查阅书籍4568种,复印档案资料3510页,同时走村入户、走访目击证人160人。自治区级参加调研工作的人员共6人,参加课题调研的同志共计150人。全体同志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严谨求实的精神,克服了人员少、经费困难、档案资料缺乏等各种困难,使这项工作较顺利完成。

　　(二)内蒙古行政区划简况和抗战前内蒙古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

　　1. 地理位置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祖国的北部边疆,地跨东北、华北、西北三个地区,东、南、西三面分别与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8省区毗邻,北部与俄罗斯、蒙古国交界,国境线长4221公里。全区东西走向狭长,相距2500多公里,南北直线距离1700多公里,现辖区总面积118.3万平方公里。自治区下辖12个盟市: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乌海市、阿拉善盟。呼和浩特市是内蒙古自治区首府所在地,也是全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至2006年,全区有49个民族,其中主要有蒙古族、汉族、回族、朝鲜族、满族、藏族、壮族、苗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民族,总人口2392.35万人。

　　2. 历史沿革

　　内蒙古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息之地。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赵国始,秦汉、魏晋、北朝、隋唐、辽金西夏、元、明等王朝都在内蒙古地区建立过各级地方政权。

　　清代以后,清王朝在内蒙古地区实行“旗县并存,蒙汉分治”的特殊地方行政制度,设立了旗县(厅)交叉重叠的地方政权。即在蒙汉杂居的特殊地区,统治体制是旗管蒙民,县(厅)管汉民。这种统治体制,直到1954年绥远省建制撤销,并入内蒙古自治区,才告结束。

　　1908年,东北改为行省制,哲里木盟和呼伦贝尔、西布特哈地区分别划入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辖境。

　　中华民国政府时期,于1914年设立了热河、察哈尔、绥远3个特别行政区。1928年9月,国民政府将这3个特别行政区改为热河、察哈尔、绥远三行省。10月,阿拉善旗、额济纳旗划入新设宁夏省辖境。至此,内蒙古地区分属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7省管辖,其中绥远省全部是内蒙古地区。

　　内蒙古自治区现行的行政建制是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逐步形成的。时辖呼伦贝尔、纳文慕仁、兴安、锡林郭勒、察哈尔5个盟。

　　1949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及东北局的决定,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命令,将当时属热河省的昭乌达盟和属辽北省的哲里木盟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1950年9月22日,将察哈尔省所辖多伦、宝昌、化德3县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1952年9月,撤销察哈尔省建制,其辖区并入河北省。

　　1954年3月6日,撤销绥远省建制,绥远省辖区全部划归内蒙古自治区。4月25日,归绥市改称呼和浩特市。

　　1956年1月1日,撤销热河省建制,将原热河省所辖翁牛特、喀喇沁、乌丹、赤峰、宁城、敖汉6个旗县划归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

　　1956年4月3日,将甘肃省巴彦浩特蒙古族自治州和额济纳蒙古族自治旗划归内蒙古自治区;6月,设立巴彦淖尔盟。

　　1958年10月,将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盟合并为锡林郭勒盟。

　　1962年7月,原属河北省之商都县划归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管辖。

　　1975年8月30日,设立乌海市。

　　1979年12月,设立阿拉善盟。

　　1980年7月,恢复兴安盟建制。

　　内蒙古自治区现辖3盟、9地级市、2准地级市、9县级市、17县、49旗、3自治旗、21市辖区。

　　本次课题调研,即以内蒙古自治区现辖区域为调研范围。

　　3. 抗战前社会经济状况

　　(1)农业

　　清朝中叶以后,因自然灾害等原因,山西、河北、陕西、山东等地的灾民不断移民到内蒙古中西部和东部地区,农垦区日渐扩大。民国初年以来,由于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大力推行移民放垦政策,汉族农民继续大量移入,开垦土地,使内蒙古地区的农业区扩大,农业经济快速发展起来,农作物品种和产量都有所增加。以绥远省为例,1926年经由归绥运销北京、天津、张家口的粮食,每年都在50万石(当时一石粮为300斤,约为15000万斤)以上[1]。至1931年,绥远省耕地面积已达188269顷[2]。1933年,绥远省部分县积存的粮食数量相当可观:归绥县积存谷子413700石,萨拉齐积存杂粮230557石,包头积存糜子29062石,清水河县积存谷子177592石[3]。东部区的呼伦贝尔地区1930年已有耕地589800亩,粮食总产6500万公斤[4]。

　　(2)畜牧业

　　畜牧业是内蒙古地区的传统产业。1919年内蒙古东部地区有各类牲畜521.63万头只(马、牛、驼、羊),1936年绥远省地区有各类牲畜452.04万头只,锡林郭勒盟有211.58万头只,察哈尔盟有24.83万头只[5]。

　　(3)加工业

　　民国以后,内蒙古地区的手工业随着内地手工业者不断移入,手工业人数增加,行业、产品种类和数量日益增多。归绥、包头、海拉尔、通辽、赤峰、多伦等城镇成为手工业中心。主要行业有:皮革加工、手工熟皮制毡、酿酒、木器加工、打制铁器和其他金属器皿加工等等。1926年,海拉尔有手工作坊100多家,满洲里有22家。1933年,归绥城区手工业有26行408家。1931年前后,归绥地区米面加工业达152家(兼营销售),全年营业额70余万银元。

　　1933年成立绥远毛织股份有限公司,以及酱油厂、甘草膏厂、铁工厂、被服厂等9家工厂,有产业工人690人,工业产值4141万银元。据统计,1933年归绥城区有10人以上手工作坊135家。至1936年,包头城区有手工作坊431家。抗日战争前的归绥、包头、萨拉齐就有地毯作坊70余家。此外,集宁、丰镇、乌兰浩特、扎兰屯、牙克石等地也相继建立兼营面粉小厂。

　　(4)交通运输业

　　清末(公元1901年)满洲里到哈尔滨的铁路竣工,全长为550余公里。

　　民国初年,内蒙古地区现代交通运输业兴起。京张(北京至张家口)铁路于1915年修到丰镇,1921年修到归绥,1922年又修到包头,在内蒙古境内有423公里。

　　除了京绥铁路外,主要城镇均有简易公路相通。1918年,商营大成汽车运输公司开办张家口至库伦的长途汽车运输业务。1919年,绥远商界创办的西北汽车公司,开办了丰镇至归绥、归绥至包头的运输业务。1933年,新绥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归绥开办归绥经百灵庙,黑沙兔至哈密、迪化的长途汽车运输业务,路面都是天然沙土路。至抗日战争前,内蒙古西部已形成归绥、包头、集宁3个汽车运输中心。

　　1924年,在开鲁的驻军(奉军19旅)开办了兴隆汽车公司。1925年,热河驻军开通了北京经热河至北票的汽车运输。

　　1931年,有海拉尔至吉拉林、海拉尔至甘珠尔庙两条简易公路,全长400公里;有各种汽车50多辆。开办有海拉尔至甘珠尔庙、海拉尔至阿尔山温泉、海拉尔至多伦诺尔3条客货运输路线。

　　(5)电力工业

　　1915年,俄商在海拉尔建起了电灯厂。1923年,通辽电厂建立。1926年,赤峰电厂建立。1929年,旅蒙商号大盛魁等集股40万银元投资兴建了归绥电灯公司。1930年,包头电灯公司成立。此外,集宁、乌兰浩特、扎兰屯、牙克石等地也先后建立了专营电业的小厂。

　　(6)煤炭业

　　内蒙古煤炭开发较早,1835年建了平庄“万元窑”,清同治年间开发了乌达辛家沟、吉庆沟等矿。1908年,土默特开设“石拐煤厘局”。

　　1914年,官商会办的“漠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开采内蒙古西部石拐矿区的煤炭、云母、石棉等矿产品。

　　1902年,扎赉诺尔煤矿开始采掘。1910年至1923年,为俄商经营。1924年,改为中苏合办。1925年至1929年,共采煤94万吨。1929年至1930年5月,因中东路事件发生,以致全矿瘫痪停产。

　　(7)采金业

　　额尔古纳河东岸的奇乾河金矿(亦称西口子金矿),1928年有工人5600多名,年产黄金21万两左右。1929年中苏边境军事冲突后金矿停产。1930年恢复生产,有工人500多名,年产黄金4000余两。1930年开采加疙瘩金矿,有工人150余名,年产黄金1200两左右[6]。

　　(8)邮电业

　　1903年,清政府在归化城设立邮寄代办所。1909年,在归化城设立电报局。

　　1909年,清政府在海拉尔设置二等邮局,在满洲里设置一等邮局。

　　1913年,归绥电话公司成立。1916年,民国政府在扎兰屯设立电报局。1925年,商人潘遇春投资创办“呼伦电话局”。1926年,北京到绥远长途电话开通。

　　(9)商业贸易

　　民国以来,归绥、包头、海拉尔、通辽、赤峰、多伦等城镇成为畜产品、粮食、日用百货、手工业品等物资交流中心。1912年至1921年,归绥相继开设的粮店有10多家。1922年以后,京津一带的粮商到归绥,建起了专为外省采购粮食,并承揽粮运的粮栈,如天享、公记、天成等。至1925年,包头的大小商户达1000余家,成交额突破35000万银元。1933年,归绥中小型商号有2000多家。

　　(三)日本侵略者在内蒙古的主要罪行

　　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强占了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兴安、哲里木3个盟市的部分地区。1933年3月2日,赤峰沦陷。4月29日,侵华日军占领察哈尔重镇多伦。1935年,又占领察哈尔北的宝昌、商都等6县。1937年9月,日军占领丰镇、集宁。10月,归绥(今呼和浩特市)、萨拉齐、包头沦陷。11月,日军又侵占了准格尔旗黄河以北地区和达拉特旗部分地区。至此,除伊克昭盟大部、河套地区及阿拉善、额济纳旗以外,内蒙古西部地区的主要城镇和主要交通线平绥铁路相继沦陷。1940年2月至3月,日军一度占领了河套地区的五原等地。日本侵略军侵占内蒙古地区后,扶植、建立殖民统治机构,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实行殖民统治,在内蒙古地区犯下了累累罪行。

　　1. 日伪政权的建立

　　(1)伪兴安分省、兴安总省的建立

　　1932年3月1日,在日本关东军的操纵下,以东北行政委员会名义,发表“满洲国”成立宣言,建立“满洲国”。日本关东军将内蒙古东部的哲里木盟(今通辽市)、昭乌达盟(今赤峰市)、呼伦贝尔、西布哈特(呼伦贝尔岭东)等地区划为伪满洲国的组成部分。伪满洲国国务院,内设兴安局(8月3日改为兴安总署,1934年12月1日改称蒙政部,1937年7月1日改为兴安局),伪满洲国在内蒙古东部废除盟(部)一级建制,改建为兴安东、兴安南、兴安北3个分省(1933年5月又成立兴安西分省),隶属于兴安局。1934年,兴安各分省取消“分”字,改为兴安东、兴安西、兴安南、兴安北4个省。兴安东省下辖布特哈旗、阿荣旗、喜扎嘎尔旗、莫力达瓦旗、巴彦旗,省公署驻扎兰屯。兴安南省先后下辖科尔沁左翼前、后、中3个旗,科尔沁右翼前、后、中3个旗,扎赉特旗,1934年10月又划入库伦旗和通辽县,省公署初设在郑家屯,后移驻王爷庙街(今乌兰浩特市)。兴安北省下辖新巴尔虎左翼旗、新巴尔虎右翼旗、索伦旗、额尔古纳左翼旗、额尔古纳右翼旗、陈巴尔虎旗以及海拉尔市、满洲里市,省公署驻海拉尔。兴安西省下辖扎鲁特左旗、扎鲁特右旗、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克什克腾旗、奈曼旗、翁牛特旗、开鲁县、林西县,省公署驻开鲁。1943年,日伪政权又将兴安的东、西、南3个省撤销,建立兴安总省,仅保留了兴安北省建制。原兴安东、南、西3省改称为地区,并分别在3个地区建立地区行署,归总省公署管辖,总省公署驻王爷庙街(今乌兰浩特市)。各省和旗市及内设机构均设有日本人专任的“参事官”(亦称参与官,1939年后改为次长)掌握实权,成为省、旗的实际统治者。

　　(2)伪蒙疆政府的建立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占了察哈尔、晋北和绥远省大部地区。同时,组织傀儡政权:9月4日在张家口成立“察南自治政府”,10月15日在大同成立“晋北自治政府”,10月28日在归绥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1939年9月,日军为便于殖民统治,又将伪蒙古、察南、晋北3个伪政权合并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政府驻地迁至张家口。1941年8月,又挂为蒙古自治邦牌子,一般通称伪蒙疆政府,其管辖区域为察南政厅、晋北政厅、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巴彦塔拉盟、伊克昭盟(河岸小部分)和张家口、厚和豪特(今呼和浩特市)、包头3市。伪蒙疆政府各部门和各盟旗或由日本人直接出任正职和副职,或设日本参事官和顾问,掌握实际行政权利。

　　(3)日伪军警宪特机构的建立与强化

　　1)侵华日军进驻与强化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关东军在内蒙古东部地区部署了大量兵力。

　　陆军第23师团 1938年7月,关东军组建第23师团,辖1.6万人,驻守兴安北省。

　　关东军第6军 1939年8月设立,军部设在海拉尔,辖第23师团、第8国境守备队等。其中大部分参加了诺门罕战争。1945年2月,第6军与参谋长率司令部及若干直属单位移驻浙江杭州。

　　日军第8国境守备队与关东军第119师团 1938年11月,组建日军第8国境守备队。1944年10月,第23师团调走,第8国境守备队与第23师团部分留守人员组建了关东军第119师团,师团部驻海拉尔。1945年8月,关东军第119师团除留小部队驻海拉尔筑垒地域外,主力驻守大兴安岭乌奴耳、新南沟等地。

　　关东军独立混成第80旅团 1945年2月,以第23师团部分留守人员为骨干和驻海拉尔警、宪、特人员组成第80旅团,旅团司令部驻海拉尔。守备区域为海拉尔、满洲里和额尔克[古]纳左翼、右翼旗等地。

　　1945年7月,从华北抽调第63师团和第117师团分别驻守白城、通辽、开鲁等地[7]。

　　日本军部为了加强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守备力量,作了一系列部署。

　　第26师团 1937年10月,日本关东军组成第26师团,驻守晋北和集宁、归绥、包头、固阳等地。

　　驻蒙军 1937年12月,日本军部决定成立直属于天皇的驻蒙兵团,兵团司令部设在张家口。1938年1月,以第26师团为基础编成驻蒙兵团。3月,又决定组成独立混成第2旅团,编入驻蒙兵团序列。7月,驻蒙兵团改称驻蒙军,隶属日军华北方面军。驻蒙军由第26师团、独立混成第2旅团和1938年12月增调来的骑兵集团(1942年12月改为坦克第3师团)主力组成,约3万人。莲沼蕃、杉山元、冈部直三郎、七田一郎、上月良夫、根本博等先后充任驻蒙军司令官。驻蒙军司令部和独立混成第2旅团占据张家口及周围地区,第26师团占据大同、归绥、集宁等地,骑兵集团占据包头、固阳、萨拉齐、安北等地[8]。1944年以后,驻蒙军主力第26师团和坦克第3师团相继调到菲律宾及河南作战。

　　2)伪军的组建

　　“兴安军” 1932年5月,“满洲国”政府以内蒙古自治军为基础在钱家店建立了兴安南警备军。同年底,分别成立兴安东警备军和兴安北警备军。1933年3月,又成立兴安西警备军。4个兴安警备军(统称为兴安军)属于“满洲国”正规军,受军政部(1937年改为治安部)指挥,总兵力达1万人[9]。1940年3月,撤销了兴安军管区及4个兴安警备司令部,分别设立第九军管区和第十军管区。第九军管区担负兴安南、西两省的警备,司令部驻通辽,辖第2师[10]、骑兵第3、6团、独立骑兵连、山炮兵连等,总兵力达5500人。第十军管区担负兴安东、北两省的警备,司令部驻海拉尔,辖骑兵第7、8团、骑兵独立连、山炮兵连等,总兵力达1900人[11]。

　　“蒙古军” 1936年5月12日,在日本关东军的扶植下,在化德建立了“蒙古军政府”,并组建了“蒙古军”。蒙古军总司令部初设在包头市,1937年底迁至伪厚和豪特市。蒙古军下属9个师,起初有万余人。

　　“大汉义军” 1936年10月,日本关东军又组成以王英为总司令的“大汉义军”等伪军。

　　伪警察特务机构 侵华日军为加强其殖民统治,在伪满洲国建立了警察机构。1932年12月,在海拉尔、扎兰屯、郑家屯设立了兴安警察局。1933年8月,又在兴安西分省开鲁设立兴安警察局。1935年9月,撤销了各兴安警察局,在兴安南、北、西公署内设立了警务厅,均由日本人当厅长。1943年开始,在离国境线较近的重要旗、县也成立了常设的警察警备队。

　　1941年3月,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警察队总司令部成立。截至1941年9月,蒙疆地区共有警察官18500人(含日本人警察)、自卫团6230人(只限于发放薪水者)、灭共青年团74000人[12]。此外,日军在贝子庙、西苏尼特、百灵庙、多伦、德化、厚和、包头等地设立特务机关,特务机关又在各地设立分支机构。

　　2. 殖民统治与血腥镇压

　　日军在侵占内蒙古地区的过程中和统治期间,以极其凶残的手段,对内蒙古各族人民进行了野蛮残酷的屠杀和肆意残害,制造了三十余起惨案。

　　(1)残酷镇压

　　日军残酷镇压抗日力量,大肆抓捕、迫害中国共产党员和爱国群众。例如:

　　1)1940年6月,陶林县(今察右中旗)抗日救国会遭日、伪军破坏,中国共产党员、陶林县抗日救国会负责人郭向山等14人被捕,其中郭向山等10人被日、伪军杀害。1941年12月,日军对陶林县科布尔镇进行了第二次大搜捕,陶林县抗日救国会会员穆继昌、于宝铭、冀国桢等42人被捕,不久全部被杀害[13]。

　　2)1940年8月至1941年8月,在厚和豪特市(今呼和浩特市)先后有190多名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会员被捕,日军使用吊打、灌凉水、压杆子、烙铁烫、电刑、钉竹签、狼狗咬等几十种惨无人道的刑法,昼夜不停地刑讯逼供,直至折磨至死。一年中,先后有100多人惨遭杀害[14]。

　　3)日军对大青山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频繁的“扫荡”,实行烧、杀、抢“三光”政策,推行所谓“施政跃进运动”。仅1941年,绥西被日军烧毁的村庄达370余处,被杀害的群众达260多人;绥中被烧毁的村庄达700余处;绥南被烧毁的村庄达700多处[15]。

　　4)1942年至1945年,日军为制造“无人区”疯狂推行“集家并村”政策。在“集家并村”4年中,赤峰市的宁城县、喀喇沁旗、敖汉旗死亡人口5000余人[16]。

　　5)据日军战犯长岛玉次郎供述[17],1942年至1944年上半年,日本关东军在热河开设特别治安庭,审判中国共产党员和农民(包括内蒙古赤峰等地区)4000余人,其中死刑1000余人,入狱者3000余人。在狱中因拷问、做试斩对象、病理试验、人体解剖或因营养不良等而被秘密杀害的有800余人。

　　(2)野蛮屠杀平民

　　日军野蛮屠杀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其惨无人道,令人发指。例如:

　　1)1937年9月21日,日军在油葫芦湾(察右前旗三岔口境内)一带,用飞机炸死、机枪打死的逃亡难民有300余人[18]。

　　2)1937年9月23日上午,日军占领凉城县田家镇后,不分老幼,逢人便砍,见人就杀,从东街杀到南街,又从南街杀到北街。在一个院内就杀了20多人,鲜血从院内流到了街头,仅3个多小时,就杀害了299人[19]。

　　3)1937年10月14日,日军在归绥经过大黑河时,因河内有淤泥,坦克过不去,日军竟把百姓枪杀在河中,以人垫道,坦克过处,血肉横飞[20]。16日,日军侵占萨拉齐县城不到两小时,便残杀居民49人。

　　4)1937年,驻三河日本特务机关以搜捕苏联特务为由,突然逮捕居住在三河一带的鄂温克(时称通古斯)牧民高·达喜、普·占布拉、皮·米特克、阿力克谢、车车、布利亚特旦巴等6人,关押在宪兵队监狱。在经过多次严刑拷打没有结果之后,车车被派往苏联境内搞特务活动,从此杳无音讯;高·达喜被注射细菌药液后,放回去惨死家中;其余4人被送到三河机场当劳工,后被日本士兵用汽油烧死在机场[21]。

　　5)1938年4月25日,日军在安北大佘太城进行大屠杀,杀害百姓达500多人[22]。

　　6)1942年,索伦旗(今鄂温克旗)辉河牧民马赛尔、鲁温泰、胡利等3人因不满日军欺侮被捕,马赛尔与鲁温泰被严刑拷打后死在狱中;胡利被注射疫苗后放回家,不久患伤寒死去,全家4人也因此而亡。此后,疫病蔓延,死亡牧民达80多人[23]。

　　7)1944年11月,日军在乌兰察布市丰镇一、五两区,大肆屠杀抗烟抗粮的群众,死难者300余人,受害者1000余人[24]。

　　8)1945年9月,日军在兴安盟扎赉特旗三加子屯屠杀当地居民80人[25]。

　　[1] 内蒙古自治区农业厅修志编史委员会编:《内蒙古自治区志·农业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页。

　　[2] 内蒙古自治区农业厅修志编史委员会编:《内蒙古自治区志·农业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页。

　　[3] 内蒙古自治区畜牧业厅修志编史委员会编:《内蒙古自治区志·农业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页。

　　[4] 呼伦贝尔盟史志编委会编:《呼伦贝尔盟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739页。

　　[5] 内蒙古自治区畜牧业厅修志编史委员会编:《内蒙古自治区志·畜牧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45页。

　　[6] 呼伦贝尔盟史志编委会编:《呼伦贝尔盟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740页。

　　[7] 金海编:《日本占领时期内蒙古历史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8] 郝维民主编:《内蒙古革命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6—317页。

　　[9] 赛航、金海编:《民国内蒙古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5页。

　　[10] 第2师于1942年划归“满洲国”治安部大臣直辖,1944年重隶第九军管区。

　　[11] 赛航、金海编:《民国内蒙古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6页。

　　[12] 金海编:《日本占领时期内蒙古历史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8页。

　　[13] 中共乌兰察布盟委党史资料研究办公室编:《乌兰察布盟党史大事记》,1989年印行,第10、40页。

　　[14] 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呼和浩特革命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页。

　　[15] 大青山抗日斗争史料编写组编:《大青山抗日斗争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4页。

　　[16] 阿鲁科尔沁旗志编纂委员会编:《阿鲁科尔沁旗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

　　[17]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第3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3—285页。

　　[18] 集宁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孟涛主编:《集宁市志》大事记,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19] 内蒙古军区《大青山武装抗日斗争史略》编写组编:《大青山武装抗日斗争史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页。

　　[20] 内蒙古军区《大青山武装抗日斗争史略》编写组编:《大青山武装抗日斗争史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页。

　　[21] 呼伦贝尔市档案史志局、政协鄂温克族自治旗委员会编:《呼伦贝尔市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史料专辑》,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页。

　　[22]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研究室编:《内蒙古党史通讯》,199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专辑,内部资料,第46页。

　　[23] 徐占江、李茂杰编:《日本关东军要塞》(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84页。

　　[24] 丰镇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丰镇史料》第2辑,1983年印行,第140页。

　　[25] 扎赉特旗史志局编:《扎赉特旗历史与文化》,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92页。

　　(3)细菌毒气试验

　　人体试验是侵华日军细菌部队在内蒙古地区犯下的又一桩罪行。例如:

　　1)1938年6月中旬,日军在绥远省清水河县,用一名中国战俘作催嚏性毒气活体效力试验,然后将其杀死[1]。

　　2)1940年2月16日,9架日机飞经临河陕坝至扬村附近,投催泪性毒弹40余枚,伤害妇孺20余人,同时6架日机在临河附近投毒弹20余枚,受害民众10余人。17日,9架日机又在临河投毒弹20余枚,一老妇受轻毒[2]。

　　3)1941年1月31日至2月1日,日本北支那方面军、驻蒙军等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西方盆地,抓获刘春、潘春、高付、下关、高百、郝贵、张义、陈远8名中国男子,对他们进行了人体冻伤实验和活杀解剖,后将其全部杀害[3]。

　　4)日军731部队海拉尔支队于1942年至1944年两次在索伦旗(今鄂温克自治旗)辉河地区进行细菌试验,共死亡鄂温克族牧民320多人,其中杜拉尔姓死亡30多人。1944年,日军海拉尔支队又在索伦旗伊敏苏木进行细菌实验活动,使本来人口不多的蒙古族(额鲁特部)几乎到临灭绝的边缘,仅萨格道布一个嘎查就死亡20余人[4]。

　　5)1940年5月至6月上旬,日军在海拉尔军用机场附近以中国人为目标实施放毒,有56名居民受到伤害,其中6人因身体中毒腐蚀而死亡,其他受害者的手脚因瓦斯腐蚀而造成损伤[5]。1942年4月,日军731部队与516化学部队又在海拉尔郊区进行人体实验,在3天的实验中共使用100名俘虏,每次10人左右,使用氢氰酸的“茶瓶”式投罐,致使试验人全部死亡[6]。

　　6)日军516化学部队分别于1942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7月下旬至8月上旬,次年1月中旬、7月下旬至8月上旬和9月中旬,共5次,每次2个星期,在兴安东省扎兰屯附近山地进行瓦斯放毒实验,共造成13名当地居民死亡,190人的手脚受到瓦斯腐蚀伤害[7]。

　　7)“特别输送”。所谓“特别输送”,是指被日伪特务机关逮捕的重犯,不须交法庭审判,直接由宪兵队“特别输送”给731部队,当做实验品而致其死亡[8]。据《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细菌与毒气战》记载:驻兴安北省的日本特务机关于1939年至1945年7月,先后将53人“特别输送”到石井部队当做实验品而杀害。其中最多的一次为40人。

　　8)1941年前后,日军为了对内蒙古西部地区实施细菌攻击作准备,日军的细菌部队在包头、萨县等大肆收捕鼠类,限民间每户捕交家鼠一只或野鼠3只,用于繁殖毒菌或鼠疫菌。1942年1月至3月,绥西地区鼠疫猖獗,仅彦淖尔就死亡200多人(还有两个疫区疫死人数字迹不清,无法统计)[9]。

　　9)1945年8月,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败局已定。驻扎在王爷庙街(今乌兰浩特市)的日军在仓皇撤退之时,受伪兴安省参与官白滨和警务厅长福地加久的指挥,由日军细菌工作人员将伪兴安医学院细菌库中实验用的带菌老鼠放出,造成了鼠疫大流行。仅兴安盟王爷庙地区3个月内因鼠疫死亡的人数就达3000余人[10]。

　　(4)奴役残杀劳工

　　日军入侵内蒙古地区后,欺骗或强抓内蒙古地区和其他省的劳工,为其修筑军事工程,修建兵营、工事、飞机场,下矿山、伐木材和做其他苦工等。由于条件恶劣和日军的虐待,致使劳工大量伤亡。例如:日本关东军出于反苏战争的需要,于1934年6月至1945年8月战败投降,在东北中苏边境地区修筑17处军事要塞,其中内蒙古有3处,即海拉尔、乌奴耳要塞和阿尔山要塞。在修筑这些要塞和附属军事设施中,日军役使了大量中国劳工。由于恶劣的施工条件、繁重的体力劳动、非人的待遇,致使劳工大量伤亡,其中,海拉尔要塞工程完工之时,日军将数万名中国劳工全部杀害。

　　(5)飞机轰炸

　　自1937年9月16日至1941年12月29日,日军用于轰炸绥远各地的飞机达584架次,投弹2854枚,造成死亡435人,致伤306人,毁房3593间,至于被炸死的牛马羊等家畜更是无法计算[11]。

　　3. 经济上的疯狂掠夺

　　日军占领内蒙古地区后,实行了一系列经济侵略和资源掠夺政策,疯狂侵占和掠夺内蒙古地区的各种经济资源。

　　(1)内蒙古东部地区

　　在内蒙古东部地区,日本占领当局为了扩大经济掠夺,设立所谓荒务局,以垦荒“借地养民”为由,招来汉族农民和日本移民垦荒种地,由荒务局征收荒租。1938年9月,强制实行“开放蒙地”、“蒙地奉上”,日本占领当局夺得了蒙旗的土地所有权。1939年制定了《满洲开拓政策基本纲要》,使更多的日本移民进入“满洲”,兴安南省、兴安东省、兴安北省等区域成为“开拓”的第一线至第三线 地带。

　　日本占领当局在内蒙古东部地区推行的经济“统制”政策,是对各族人民的一场空前浩劫。1933年3月1日,公布了《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1937年5月1日,公布了《重要产业统制法》。之后陆续颁布《贸易统治法》、《家畜交易市场法》、《食盐火柴专卖法》、《商业登记法》等各种统制法,对重要产业,面粉、米谷、棉布、羊毛、皮革等各类农牧业产品实行统购与管制。1941年,日本侵略者强迫农牧民“出荷”农牧产品,即迫使生产者以官定价格和指定数量出售农牧产品,官定价格有时只抵市价的10%。在牧区,每5头牛出1头,每20头牛出1张皮,每10匹马出3匹,每10只羊出3只、2张皮,每1只羊出1斤毛等。沦陷时期,仅牲畜“出荷”一项,每年就从内蒙古东部地区掠去各类牲畜近70万头只[12]。在农村,加紧收购粮食,称为“粮食出荷”。许多农牧民因交不齐“出荷”而被抓捕,农牧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从1931年到1945年,日本占领当局在内蒙古东部设立9个材务分署,大量掠夺森林资源,把大兴安岭划为三满、嫩西、扎伦3个经营区,乱砍滥伐,共砍伐木材5000多万立方米。

　　日本占领当局在“满洲国”推行鸦片毒化政策。1932年11月,公布了《鸦片法》。1933年,成立专卖公署,将鸦片种、收、制、卖、运等全部控制起来,从中获取巨额利润。兴安西省及兴安南省的一部分是东北鸦片的重要产地之一。比如,兴安西省开鲁县有6个大烟“组合”,种植罂粟2000余亩,年产鸦片达2万多两[13]。1936年,从赤峰收缴、加工、出口到日本、朝鲜、土耳其等国家的烟砖127720斤,价值伪币192.4万元[14]。1937年,强令赤峰、建平(含敖汉)、宁城、林西、克什克腾旗种罂粟3300顷,收缴“烟干”6621370两[15]。

　　1938年,伪满各省实行地方税制改革,增加了名目繁多的新税和附加税,在兴安各省的地方税目多达五大类38种[16]。

　　(2)内蒙古西部地区

　　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普遍推行经济“统制”政策。对金融、交通、通信、矿产、粮食、鸦片、畜牧业、盐业、对外贸易及物价、劳动力等所有经济部门实行经济“统制”。1937年11月,设立蒙疆银行,在各主要城镇设立分行,大量发行“蒙疆银行券”,从而控制了蒙疆地区的金融。1939年10月公布了《贸易统制法》,1939年7月1日实施了《盐法》,8月1日公布了《矿业法》等。从1938年至1941年,在蒙疆地区设立的日资公司达73个。日本占领当局通过日资公司,即“蒙疆公司”、“蒙疆畜产股份有限公司”、“大蒙股份有限公司”、“蒙疆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蒙疆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蒙疆电业株式会社”、“蒙疆制革株式会社”、“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大青山炭矿股份有限公司”、“日蒙制粉股份有限公司”、“满蒙皮革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垄断了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工农牧商业和交通运输等,疯狂掠夺各种物产资源。仅1938年,从蒙疆地区输出的各种物资总额即达10839万元[17]。1939年至1941年,日军从伪蒙疆地区掠走绒毛800多万公斤,占同期产量的37%;掠去皮张490余万张,占同期产量的60%以上。1939年前后,每年掠走牲畜12万头左右。沦陷8年间,日军从锡林郭勒盟掠走马5.66万匹、牛5.23万头、绵羊26.67万只、山羊4.79万只、骆驼7.558万峰;掠走察哈尔盟的马3066匹、牛2.81万头、羊4.62万只、骆驼420峰[18]。

　　日本占领当局为了用鸦片牟取暴利,1939年6月成立“蒙疆土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有计划、有组织地扩大鸦片生产,强迫农民种植罂粟,使蒙疆地区成为战时最大的鸦片生产基地。是年,收纳鸦片887019两;1940年,收纳鸦片增至6717912两;1941年,将罂粟种植面积扩大到91.1万亩,收纳鸦片11242953两。在1940年伪蒙疆贸易输出总额中鸦片输出额竟占52%[19]。鸦片被日本侵略者称作“黑色金子”,鸦片政策成为其“以战养战”的手段之一。同时用以毒害中国人民,以此削弱中国人民的反抗力。蒙疆地区生产的鸦片90%以上输入北京、上海等地。

　　此外,日本占领当局还通过名目繁多的税收进行经济掠夺。先后设有鸦片税、盐税、统税、关税、田赋、契税、烟酒税、印花税、牙税、营业税、牲畜税、屠宰税、斗税、茶叶税等等。1943年,日本方面指使伪蒙疆政府主席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提出“粮食就是子弹”、“羊毛就是火药”、“人力就是武力”的所谓“生产协力三大原则”,进一步加紧了对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掠夺。

　　4. 野蛮摧毁名胜古迹

　　日本侵略者为了摧毁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到处毁灭中国名胜古迹。鄂尔多斯市最大的召庙——王爱召遭到日军最野蛮的摧毁。原寺庙宏大,其结构取藏、汉寺庙传统精华,占地50亩,有庙亭、正殿、钟楼等,十分壮观。1941年2月18日,日军进行疯狂劫掠,将嵌有珠宝的银制佛像、成套的经卷、金马鞍、精制的壁毯等珍贵文物装车运走。3天后,王爱召已空无一物[20]。22日晨,日军在王爱召庙各建筑物上,浇上汽油,僧房里堆上干柴,放火燃烧,大火一直烧了半个多月,一座历时300多年雄伟壮丽的寺庙,变成了一片废墟[21]。

　　5. 进行思想、精神奴役

　　日本占领当局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办起兴安学院、扎兰屯国民高等学校、海拉尔国民高等学校、喀喇沁旗王爷府国民高等学校等。1937年开始推行“新学制”,以教授日语为主,把日语列为“国语”,在中小学开设“国民科”、“建国精神”等课程,向学生灌输“日满亲善”、“尊重日本天皇”的思想。各校都有校训,大意都是“日满不可分离”,要“一心一德”等。师生到校必须向日满国旗敬礼,高等学校要用日语授课,强迫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同时,广招蒙古族青年入学,向他们灌输亲日反共思想。

　　日本占领当局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的中小学校同样实行奴化教育,大肆鼓吹“亲日防共”,学校的日本语课程占有很大比重,教员不少是日本人,或者在日本人监督下教学。在蒙疆各地普遍设立了民众教育馆、民众学校及宣抚班、“爱民班”、防共青年团、少女团、儿童团、妇女防共会等,大力宣传亲日防共反华。1941年,增设了弘报局、放送局,出版发行了《蒙疆新闻》、《蒙疆新报》、《蒙疆通讯》、《蒙疆日报》、《蒙文新报》等报刊,宣传伪蒙疆政府的施政方针。

　　(四)抗战时期内蒙古地区人口伤亡情况

　　关于抗战时期内蒙古地区的人口伤亡情况,分直接伤亡和间接伤亡两个部分报告。

　　1. 直接伤亡

　　(1)抗日军民伤亡情况(指抗日武装力量和直接参加抗日工作的民众伤亡情况)

　　1)1931年9月至1937年7月期间,抗日军民伤亡人数情况。

　　1931年10月,东北军爱国将领高文彬(东北军军事委员会步兵训练组少将组长、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行署专员)和蒙古族地方武装爱国将领李海山(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中旗卓里克图亲王府统领、辽北蒙边骑兵第1路司令)、刘震玉(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中旗巡防骑兵统领、辽北蒙边骑兵第2路司令)等组建了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在今通辽市一带抗击侵华日军,与敌作战约40次,有据可查的伤亡人数是666人(在康平突围战之前)。1932年11月,日军调集重兵,包围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于辽宁省康平一带。义勇军与敌血战5昼夜后,分路向开鲁方向突围。高文彬所率部队在杜家窝棚再陷敌围,将士们战至弹尽粮绝,大部分牺牲,高文彬被俘。李海山、刘震玉等部突出重围,西进察哈尔,后参加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康平突围战中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牺牲惨重,但具体伤亡人数没能查到相关文字记载[22]。

　　1932年9月,黑龙江省陆军步兵第2旅旅长、呼伦贝尔警备司令苏炳文与黑龙江省陆军步兵第1旅旅长张殿九,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在海拉尔、满洲里一带抗击日伪,史称“海满抗战”。在“海满抗战”中,东北民众救国军有3600余人牺牲,2500余人负伤,共计伤亡6100余人。“海满抗战”失败后,东北民众救国军一部退入苏联境内,一部边战边退,于1933年到达张家口,参加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23]。

　　1933年3月,驻守赤峰的国民革命军第41军117旅和东北军石文华旅及冯占海部义勇军,抗击日军进犯,与敌激战两天一夜,第117旅有一支200余人的部队,坚守阵地,死战不退,直到全体殉国。各部其余伤亡亦有200余人,是役共伤亡官兵400余人[24]。

　　1933年5月,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爱国将领组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6月,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誓师北征,攻克康保、宝昌、沽源、多伦4县,一举将日伪军逐出察哈尔省境。其中攻克察东重镇多伦一战,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共伤亡1600余人。

　　1935年7月,奈曼旗人周荣久组织奈曼旗抗日救国军,联络辽西北票的兰天林抗日救国军攻克奈曼旗八仙筒镇后,转战于奈曼旗与北票之间,抗击日伪。据有关资料记载:“八仙筒事变后的三个月里,共有抗日救国军官兵、爱国人士和无辜百姓150多人惨遭杀害”[25]。另据日本战犯岛村三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所写的交代材料中记述,(1936年)阿鲁科尔沁旗和奈曼旗的日伪军在西拉木伦河的拉麻拉打汗渡口,“打死打伤周荣久的官兵200余人”,并在同年的另一次“扫荡”中,杀害了两名周荣久部的侦察员[26]。1936年9月,周荣久部被敌包围,官兵多数牺牲(具体伤亡数字没有查到记载),周荣久等3人拼完最后一颗子弹,自戕而死。据以上所列,周荣久部伤亡人员至少为355人。

　　1936年7月,日、伪2000余人进犯绥东红格尔图和土木尔台,傅作义部驻集宁守军奋起反击,将敌击退,傅部伤亡官兵100余人。同年11月,日伪再次进犯红格尔图,傅作义令各部全线反击,于14日至18日,发动红格尔图战役,歼敌近千,余敌溃逃。是役,据傅作义将军1937年4月发表的《绥战经过详记》提到,傅军伤亡官兵有姓名、军职者5人,有伤亡地点者8人,另有各处被敌机轰炸伤亡“计五六十名”,故统计是役傅部伤亡官兵70人。11月23日,傅作义部克复日、伪盘踞的百灵庙镇,是役歼敌过千,傅部伤亡300余人。12月10日,伪军金宪章、石玉山两部反正,开至乌兰花镇整顿改编,遭敌机轰炸,炸伤两部官兵50余人。以上各项共计伤亡官兵520余人[27]。

　　另据李海山在1935年发表的《辽北蒙边骑兵第一路成立之经过及血战之概略》中提及:“我蒙古官兵被日本杀伤两千有余”,现统计辽北蒙边义勇军总伤亡数为666人,在多伦一役中李海山部伤亡据《内蒙古革命史》记载是340余人。据此,在1931年至1935年间,应再计李海山部伤亡1000余人[28]。

　　1933年2月,新加坡《星洲日报》记者陈子实为报道抗日义勇军抗战实况,深入前线,不幸落入敌手,被日军在宁城老局子河畔“挖去双眼,割下鼻子”后杀害[29]。

　　据《抗战时期赤峰地区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大事记》记载,1933年至1935年间,当地群众自发组织的白枪会、黄枪会、黑枪会等抗日组织,在抗日斗争中至少有66人牺牲。

　　综上所述,并汇总其他确凿的史料记载,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内蒙古的各族抗日志士在自发奋起进行的抗日斗争中,至少有10708人流血牺牲。

　　但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各路抗日义勇军的作战区域,有时超出了现今内蒙古自治区的行政区划范围,按现行政区划分别统计他们的伤亡人数确有困难,故此没有刻意区分。

　　2)1937年7月至1945年抗战胜利期间,抗日军民伤亡人数情况。

　　其一,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抗日军民牺牲情况。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8年6月至7月,八路军第120师奉党中央命令,组建了大青山支队,于8月挺进绥远敌后,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其后,在长达7年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中,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党政军系统和群众抗日团体,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1386人牺牲,555人负伤。

　　在《大青山抗日斗争史》一书附录的《大青山抗日烈士英名录》中,载录了1060名烈士(内有日本籍八路军战士福冈留1名)。该书的附录前特意说明:“大青山抗日烈士英名录编入的烈士名单,系从一九三八年八月八路军挺进大青山到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战胜利期间,在绥远敌占区牺牲的烈士”[30]。本调研报告以此录为基础,凡有关文献记载和这次“抗损”调查中提到和发现的在大青山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中牺牲的人员数字,均与此录核对,若此录未载,则另行统计。

　　经多方查证,未载入《大青山抗日烈士英名录》,但确属在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中为抗日工作而牺牲的军民有326人,现将主要查证结果报告如下:

　　中共归绥工委和归绥工委组织领导的“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曾在1940年7月遭到敌伪破坏,190多名中共党员和群众被敌伪逮捕,其中100余人牺牲。史称“厚和惨案”。在“厚和惨案”中牺牲的100多名烈士中,除张克敏等数人牺牲在张家口之外,绝大多数都牺牲在绥远境内。但《大青山抗日烈士英名录》中,只有刘洪雄、贾恭、王棣、长茂、魏青山、郑化国等6名,故应另行统计90余人(此处按90人统计)。

　　1943年7月12日至1945年5月5日,日伪制造第二次“厚和惨案”。在第二次“厚和惨案”中,中共党员谢振业等30余人牺牲。现查《大青山抗日烈士英名录》,只录有绥蒙抗日救国会工作人员,于1944年牺牲于归绥城的李树基1人,其他牺牲人员未录入,故应另行统计29人。

　　1941年10月28日,在大火烧战斗中,与王聚德、高凤英同时遇难的烈士为12名。现查《大青山抗日烈士英名录》,只载有高凤英、王聚德、丁云、李陟等4人,故应另行统计8人。

　　《抗战时期乌兰察布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大事记》中有两条记载与陶林县抗日救国会遭日伪破坏有关。一是1940年6月,陶林县抗日救国会负责人郭向山等14人被捕,其中郭向山等10人牺牲;二是1941年12月,日军对陶林县科布尔镇进行了第二次大搜捕,“陶林县抗日救国会”会员穆继昌、于宝铭、冀国桢等42名同志被捕,不久全部牺牲。据此两条记载,陶林县抗日救国会共有52人牺牲。现查《大青山抗日烈士英名录》中只载有郭向山、计维藩、冀维繁、刘玲、李秀芝、李阴坡等6人,故应另行统计46人。

　　《抗战时期乌兰察布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大事记》中下列记载的牺牲人员在《大青山抗日烈士英名录》中也没有查到。

　　1939年2月16日,八路军警备第六团有29名战士在凉城县厂汗营战斗中牺牲。

　　1943年6月21日,八路军卓资山情报站的余清江、李九如、赵钟森、许鸿烈4人及相关群众36人遭日伪逮捕,后全部牺牲。

　　1943年9月,归凉县北四区游击队罗月孩、弓红小、陈三娃、石富锁等7人在保安乡六道沟战斗中牺牲。

　　1945年,陶林游击队队长罗振国及警卫员曹小娃在战斗中牺牲。

　　以上4条记载中,共有78人牺牲,应另行统计。

　　1939年5月,四支队(成成中学师生抗日游击队)在凉城县二龙宿太战斗中,有50多人牺牲。现查《大青山抗日烈士英名录》,只载有秦赞忠、樊景鸿、阎焕耀、石国干、赵宏才、张经纬等班长以上6人,故应另行统计44人[31]。

　　《内蒙古大事记》载,1942年5月23日,八路军总政治部记者戈里,在大青山反“扫荡”战斗中牺牲。《大青山抗日烈士英名录》中未载入戈里姓名,应另行统计。

　　此外,还有一些事迹载入《内蒙古革命史》、《大青山抗日斗争史》等史册或其他相关历史文献,但姓名未录入《大青山抗日烈士英名录》的抗日烈士。如:八路军刚到大青山就参军参战,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的年仅15岁的“小羊倌”;如:为掩护八路军干部和人民群众而英勇牺牲的陶林县后卜洞村游击小组组长宋成海和西沟子村联络员邸福元;如:四子王旗中共地下联络员白碧和茂明安旗(今属达茂联合旗)蒙古族爱国抗日志士齐木德仁庆豪日劳;如:在固阳县甘树沟为照顾八路军伤病员而牺牲的一位老大娘。这6位之外,应当还有许多人是为抗日牺牲,姓名应录入《大青山抗日烈士英名录》的,只不过在这次调研中没能查到相关记载而无法统计。

　　再有,据《抗日战争时期呼和浩特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调研报告》记述,1940年4月,日本特务机关发现伪“防共二师”有帮助八路军大青山支队的行为,遂将该师缴械,并逮捕了大批军官,后将24名连以上的军官集体杀害。

　　以上各项牺牲人数为326人,加上《大青山抗日烈士英名录》中录入的烈士1060人,共计1386人。

　　其二,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受伤的抗日军民情况。

　　关于在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中受伤的抗日军民人数,经查阅《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历史档案部分)》和《内蒙古革命史》、《大青山抗日斗争史》,从1938年8月至1942年10月,4年多的时间里,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及其所直接指挥的地方游击队至少有535人在战斗中负伤。

　　其中,1939年大青山骑兵支队负伤班长以下的战斗员有122人,干部13人,合计135人[32]。1940年骑兵支队战斗负伤184人;1941年骑兵支队战斗负伤138人[33]。《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历史档案部分)》中《塞北军分区司令部一九四二年年终军事工作总结报告》的附表列出战斗负伤人员为78人[34]。以上4年合计战斗负伤人员为535人。

　　1942年7月以后,大青山地区主力部队奉上级命令向晋西北一侧转移,原大青山地区在指挥系统上改称塞北区,并将大青山部队与山西雁北部队合并,成立塞北军分区。塞北区辖山西雁北地区8县,大青山地区14县。故1943年后塞北军分区关于战斗伤亡的统计数字是全塞北区的数字,且区分不开。这里将塞北军分区所属部队1943年伤180人,1944年伤175人,1944年12月至1945年5月伤30人,共计385人的战斗负伤数字列出供参考,不计入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抗日军民伤亡总数。

　　此外,据《抗战时期乌兰察布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大事记》1943年1月记载,在凉城县山神庙战斗中,绥察行署政卫连有20余人指战员负重伤。此数应计入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抗日军民受伤人数中。以上共计555人。

　　另,从《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毒气战》查到的两份文电记载,在大青山地区日军使用化学毒气武器,使八路军部队有30余人中毒伤亡,但为避免重复统计,此数未计入大青山抗日军民伤亡数中[35]。

　　[1]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编:《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毒气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6—47页。

　　[2]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编:《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毒气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页。

　　[3]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编:《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毒气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113页;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编:《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细菌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4] 徐占江、李茂杰编:《日本关东军要塞》(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84、886页。

　　[5]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42—443页。

　　[6] 徐占江、李茂杰编:《日本关东军要塞》(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03页。

　　[7]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46—248、440—445页。

　　[8]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46—248、440—445页。

　　[9] 西北卫生署专员办事处快邮代电,1942年2月27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428—1—8。

　　[10] 中共兴安盟委党史办公室编:《侵华日军在兴安盟罪行录》,1995年印行,第22—23页。

　　[11]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华北抗战实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309页。

　　[12] 赛航、金海编:《民国内蒙古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18页。

　　[13] 金海编:《日本占领时期内蒙古历史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

　　[14] 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内蒙古自治区志·政府志》,方志出版社2001年版,第551页。

　　[15] 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内蒙古自治区志·政府志》,方志出版社2001年版,第551页。

　　[16] 郝维民主编:《内蒙古革命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0页。

　　[17] 郝维民主编:《内蒙古革命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8页。原资料未标明币种。

　　[18] 赛航、金海编:《民国内蒙古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18页。

　　[19] 郝维民主编:《内蒙古革命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8—319页。

　　[20]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文化侵略》,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8页。

　　[21] 袁志忠著:《黄河在咆哮——抗战中的鄂尔多斯》,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8—232页。

　　[22]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九·一八”——“七·七”内蒙古抗日救亡运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6页;郝维民主编:《内蒙古革命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3—241页。

　　[23]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研究室编:《“九·一八”——“七·七”内蒙古抗日救亡运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27页;郝维民主编:《内蒙古革命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3—241页。(文中牺牲人数为6100余人,统计时按6100人计算。本报告涉及此类问题,统计方法相同。)

　　[24]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研究室编:《“九·一八”——“七·七”内蒙古抗日救亡运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35页。

　　[25]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研究室编:《“九·一八”——“七·七”内蒙古抗日救亡运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42页。

　　[26]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研究室编:《“九·一八”——“七·七”内蒙古抗日救亡运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3—44页。

　　[27]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研究室编:《“九·一八”——“七·七”内蒙古抗日救亡运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128页。

　　[28] 郝维民主编:《内蒙古革命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3—241页。

　　[29]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史研究室编:《草原丰碑》,2005年印行,第26—27页。

　　[30] 大青山抗日斗争史科编写组编:《大青山抗日斗争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5页。

　　[31]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投笔从戎血沃青山——四支队(成成中学师生抗日游击队)史稿》,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86—87页。

　　[32]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历史档案部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4—145页。

　　[33] 郝维民主编:《内蒙古革命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0—371页。

　　[34]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资料选编》(历史档案部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14页。

　　[35]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编:《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毒气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144—145页。

　　其三,东北抗日联军在呼伦贝尔地区伤亡情况。

　　据《抗日战争时期呼伦贝尔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记述,1939年9月至1942年2月,奉中共北满省委指示,东北抗日联军第3路军3、9支队在两年多的时间里3次进入呼伦贝尔地区。其间,3支队、9支队历经大小战斗近百次,消灭日、伪军150多人,但自身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包括冯治钢(抗联6军参谋长、西北远征军指挥)、高禹民(北满省委委员、下江特委书记、3支队政委)、郭铁坚(9支队政委)等高级将领在内的185人指战员牺牲,另有40人负伤,伤亡总数为225人。

　　其四,赤峰地区抗日军民人口伤亡情况。

　　据《抗战时期赤峰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内蒙古革命史》及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等著述,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多次派部队和干部深入热河省南部地区,开辟包括宁城县、赤峰县、喀喇沁旗在内的热南抗日游击区,其中承平宁抗日游击根据地斗争最为艰苦。《抗战时期赤峰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记述:“仅在宁城县发生的大小战斗中,我八路军就有130多名干部战士壮烈牺牲”,“克什克腾旗经棚镇的共产党员肖生嘎、宁春发(德勒格尔)、陈震华等也相继被日军杀害”。

　　1943年2月3日,在承德、平泉、宁城交界处的光头山突围战中,严重冻伤的八路军干部战士30多人[1]。

　　《不可忘却的历史》一书中《对赤峰地区抗日战争几个问题的初探》一文记载:“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时期,今赤峰市地区……除牺牲干部、战士300余人外(包括宁城县牺牲的130名干部战士,编者注),还有因参加抗日斗争的近千名群众也惨死敌手”[2]。

　　综合上述记载,赤峰地区抗日军民伤亡总数应在1330人以上。

　　将大青山地区、呼伦贝尔地区、赤峰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抗日群众伤亡人数相加,共计3496人。

　　实际上,3496人这个数字远远少于坚持在内蒙古敌后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共产党武装力量和群众抗日团体实际伤亡的人数。

　　据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研究室1992年编写的《投笔从戎血沃青山——4支队(成成中学师生抗日游击队)史稿》记载:“1938年8月,4支队全体642人奉命随晋察绥工作委员会和八路军120师大青山支队挺进绥远,配合八路军开辟敌后战场,创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他们为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先后有300余名指战员(含成中师生53人)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另据八路军老战士、原4支队成员张光仪同志发表在《蛮汉山抗日根据地回忆片断》中记述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的残酷时说:“仅以原4支队为例,最初有200多人(报告者按:4支队进入大青山后,部分人员根据上级安排转入党政系统从事地方或统一战线及地下工作,故比出发时人数减少),在坚持了8年之后,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十几个人了。象阎焕景、阎焕耀、阎焕春三兄弟,全部牺牲在大青山”[3]。据上面第一个记述,4支队以出发时人数计,其牺牲的比例约为50%;据上面第二个记述,4支队以留在战斗部队的人数计,其牺牲的比例高达90%以上,真可谓九死一生。在一场场惨烈的战斗中,许多为国捐躯的烈士没有留下姓名,甚至没能留下一个统计的数字。这是无名烈士们的崇高,但也是全中华民族的遗憾。

　　其五,国民党军队及参战民工在抗战中伤亡情况。

　　关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国民党军队在内蒙古境内的抗日作战伤亡情况,能够查找到的档案资料甚少,只能就已掌握的情况报告如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除绥远省和时属宁夏省的阿拉善地区外,内蒙古境内已无国民党军队。当时绥远省与山西省同属国民党军政当局划分的第二战区,阎锡山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负责绥远防务的傅作义将军及其所统主力部队第35军奉阎锡山命令调入山西境内担负作战任务,故绥远境内兵力空虚。一些小规模的抗敌作战,均告失败。

　　《抗战时期乌兰察布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大事记》记载,1937年8月14日,国民革命军骑1师在商都县抗击日军,“前沿阵地的一个连几乎全部牺牲”(当时国民党正规部队的1个连约有120人,故应统计100人牺牲);同年9月16日,丰镇县守城的国民兵训练团有78人牺牲;19日至23日,晋绥军骑兵司令赵承绶部第2师在凉城县田家镇一带的阻击战中有500余人伤亡。以上三战,国民党军队伤亡总数为678人。

　　《抗战时期包头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大事记》记载,1938年3月21日,抗日将领马占山部刘桂五师在红油杆子战斗中包括刘桂五在内的30余人牺牲。1938年初夏,在包头县附近的一次阻击战中,绥远游击军柴玉峰团和中滩民众自卫军有20余人牺牲。1939年4月10日,门炳岳部骑7师在攻打固阳县公益民村日伪据点时有100多名官兵伤亡。以上三战,国民党军队伤亡总数为150人。

　　《抗战时期鄂尔多斯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附表中显示,国民党军队在鄂尔多斯地区抗敌作战伤亡人数为3420余人。

　　此外,据《内蒙古革命史》、《大青山抗日斗争史》等史书记载,1938年4月,傅作义将军任第二战区北路军司令时,曾组织绥南战役,其部队一度攻克清水河、和林格尔,推进到归绥郊外一间房一带,但部队具体伤亡情况,尚未查到。1938年5月下旬,傅部独立第6旅第421团第1营在清水河韭菜庄的战斗中,牺牲的官兵有连长贾士瑞、粟兴汉等约50人。

　　1938年年底,傅作义将军被任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脱离了阎锡山体系,1939年春率35军由山西进抵绥远五原后,设绥远省临时省会于陕坝,全力经营河套地区。1939年冬至1940年3月22日,为配合湖南战场的战役行动,牵制华北日军,傅作义部发动包头、绥西、五原三战役。经100多天连续作战,三战役以“五原大捷”宣告胜利结束。这三个战役,不仅有效地牵制了华北日军,而且一举肃清了侵入河套的日伪势力,并使之无力再犯,巩固了大西北的抗战前沿。但傅作义部官兵也为之付出了重大牺牲。

　　《抗战时期包头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大事记》记载,1939年12月,傅作义部官兵在包头战役中,“战死军官84人、士兵775人,伤军官141人、士兵1150人,失踪644人”。合计战死859人,负伤1291人,失踪644人,共计为伤亡2794人。

　　《抗战时期巴彦淖尔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大事记》记载,1940年1月31日,在绥西战役中的乌不浪口阻击战,宁夏马鸿宾部第35师伤亡官兵1000余人。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党史办公室《五原战役》一文记载,增援马鸿宾部第35师的董其武部第101师303团在乌拉山万和长一带继续阻敌,在战斗中,团长王赞成负伤,官兵战死150余人,伤250余人。据此计算,第35师和第101师两部共计伤亡官兵1400余人。

　　1940年3月下旬,在五原战役中,傅作义部牺牲准尉以上官佐54人,士兵625人,官兵共计牺牲679人。此役规模较大,官兵负伤人数必然众多,但在现有的资料中没能查到具体数字。据蒋曙晨著《傅作义传略》提及,当时傅部新32师师长袁庆荣、新31师93团团长安春山等师、团主官均在攻城战阵中负伤。《五原战役》一文也有打援部队第301团团长王建业臂部负伤,第303团团长宋海潮身中7弹,伤重昏死,后被当地百姓救活的记载。故五原战役傅部官兵伤亡情况应统计为,官兵战死679人,伤师长1人、团长3人、团长以下负伤人数不详[4]。

　　包头、绥西、五原三战役,傅部官兵伤亡至少是4877人。

　　1942年1月至4月间,日军在包头附近和达拉特旗等地,连续5次使用化学毒气武器,进攻国民党军队,致使国民党军队有165人加“一个连之半数”,即约210人中毒伤亡[5]。

　　据《抗战时期巴彦淖尔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统计,国民党绥远省政府抗战期间在五原、晏江、安北、临河、陕坝等地征用民工38404人,其中死亡198人,受伤544人,共计伤亡742人。这742人理应统计入抗日军民伤亡人数中。

　　综上,可知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及其所征用民工在内蒙古境内抗敌作战伤亡人员至少为10127人。

　　从1931年9月18日日军入侵东三省至1945年9月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内蒙古地区各抗日武装伤亡人数不完全统计数为24331人。

　　(2)平民直接伤亡情况

　　日本侵略军在内蒙古境内,有组织、有计划、用多种野蛮残暴、灭绝人性的方法,大规模屠杀和平居民的行径,本调研报告的上一部分已有叙述,这里主要报告各类平民直接伤亡的数量情况。

　　1)呼伦贝尔市人口伤亡情况

　　《抗战时期呼伦贝尔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列出,抗战时期呼伦贝尔地区平民直接伤亡的不完全统计数为5960余人。其中在日军进行的各类细菌武器试验中受到伤害的为2240余人,在日军进行的各类化学毒气武器试验中受到伤害的为3350余人,二项合计为5590余人,期中有511人受害直接死亡。此外约370余人,系被日伪军警宪特直接打死打伤。

　　关于日军在呼伦贝尔地区研究、试验及使用各类细菌、化学武器的情况,呼伦贝尔市的调研成果中有一篇《日军在呼伦贝尔进行的细菌毒气战专题调研报告》[6],现将这个专题调研报告节录附后,这里不再详述。日军在呼伦贝尔草原进行的细菌传染试验,当时的索伦旗(今鄂温克族自治旗)里鄂温克族群众受害最深。据当地政府初步查明,当时受害死难者至少是340多人。《1942—1944年辉河地区日军进行细菌实验死亡人员名录》和《1944年伊敏苏木萨格道布嘎查日军进行细菌死亡人员名单》均列出了当时受害死难者中部分死难者的姓名,本报告作为附录附后[7]。

　　2)兴安盟人口伤亡情况

　　《抗战时期兴安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列出抗战时期兴安盟地区各类平民直接伤亡不完全统计数为3330人,其中仅鼠疫一项就死亡3000余人。其具体情况是,1945年8月,日本战败已成定局,日军驻兴安盟部队在逃跑时,由伪兴安总省参与官白滨和伪兴安总省警务厅长富地加久指挥,将日军存放在兴安医学院细菌库中的一批已培育成带鼠疫菌的老鼠放出,致使鼠疫迅速在王爷庙街(今乌兰浩特)地区蔓延,在3个月内,这座当时人口仅约2.5万的小城里,就死亡3000余人,成为一座“黑死病”笼罩的恐怖之城。王爷庙周围旗县,也因之受到鼠疫侵袭。1945年11月12日,扎赉特旗又因鼠疫死亡17人[8]。

　　此外,日本军人和非军人的日本“开拓团”人员,面对必然的失败命运时,更加灭绝人性,其行径令人发指。

　　1945年7月,日本关东军兴安宪兵队在科右前旗将60余名中国人押往乌兰哈达附近全部杀害。同时,日伪警察也杀害了80名中国人。

　　1945年8月14日,日本“开拓团”人员在科右前旗巴拉格歹努图克(努图克,蒙语,意为区)哈拉黑嘎查(嘎查,蒙语,意为村或行政村)庆远屯内杀害了17名中国人。

　　1945年8月14日—15日,日本“开拓团”人员在庆远屯附近枪杀过往中国人29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开拓团”人员将关押在庆远屯里两间草房中的41名中国人放火烧死。

　　1945年9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日军在扎赉特旗三家子屯,屠杀当地居民80人。

　　仅以上5例,日本军人和非军人的日本人就杀害当地和平居民307人,而且还有一例是发生在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

　　3)通辽市人口伤亡情况

　　《抗战时期通辽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列出,抗战时期通辽地区各类平民直接伤亡不完全统计数为7034人。其中159人死于日军进行活体解剖试验,6489人于1933年至1945死于鼠疫,53人失踪,23人受伤,310人系被日军飞机炸死和被日伪军警宪特直接杀害。

　　通辽地区在抗战期间是鼠疫频发地区。但日伪不仅不采取必要的防疫措施,反而在疫情发生时,借隔离疫情为名,封锁疫区道路,调派日军细菌武器研究试验人员,把疫区当作试验场,任由疫情发展,以观察、测试获取有关数据,甚至在现场根据细菌武器需要,用活人进行人体解剖研究试验。仅开鲁县一地就有159人被日军进行活体解剖而惨死。

　　《科左中旗鼠疫流行情况统计表》由科尔泌左翼中旗档案馆整理,此处节录其1933至1959年的部分作为资料附后[9],以供参考。

　　4)赤峰市人口伤亡情况

　　《抗战时期赤峰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列出,抗战时期赤峰地区各类平民直接伤亡的不完全统计数是6258人。其中在“白音布统鼠疫”中死亡608人,因日军“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死亡5554人,被日伪军警宪特打死打伤96人。

　　1942年5月15日至10月23日,当时隶属巴林右旗,现属阿鲁科尔沁旗的白音布统城发生的致使当地人死亡608人的鼠疫,史称“白音布统鼠疫”。这次鼠疫经翁牛特旗政协吴甲才等人考证,系由日军在白音布统街投放鼠疫细菌弹而引发。吴甲才撰写的《侵华日军在白音布统施放鼠疫菌始末》一文,作为附录附在本调研报告之后[10]。

　　1942年至1945年,日军在冀、热、辽地区长城沿线,实行“三光”政策,制造千里“无人区”的暴行,也祸及赤峰地区。赤峰地区的宁城县、喀喇沁、敖汉和巴林左旗深受其害。这4个旗县共有近4万人分别被驱入“人圈”(日伪称之为“集团部落”,实则犹如“集中营”),或迁往东北。其中宁城县因之死亡4000余人[11],喀喇沁旗因之死亡450余人,敖汉旗因之死亡104人,巴林左旗因之死亡约1000人。不到4年的时间里,不满4万人中就死亡了5550多人,死亡率将近达到14%。本报告将这部分死亡人数,列入平民直接伤亡统计数中,并将《黑里河山区“集家并村”情况调查表》[12] 作为资料附后。

　　5)锡林郭勒盟人口伤亡情况

　　锡林郭勒盟的平民直接伤亡情况,因档案和文献资料极为缺乏,很难统计。现查到涉及锡林郭勒地区人员直接伤亡的资料仅有2份,49人。

　　其一,中日学者金成民和鳟泽彰夫发现,1941年1月31日至2月11日,侵华日军北支部防疫给水部(又称北支甲第一八五五部队)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境内,用8名中国男性作冻伤活体解剖试验。本报告将《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细菌战》所载有关此事的资料作为附录附后[13]。

　　其二,日本战犯桥本岬供述,他曾于1942年10月,指挥佐佐木工作队,在多伦、宝源[14] 一带诱捕“抗日武装人员”60人,并将其中41人押往宝源县,“在县政府枪杀”。经查证,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没有1942年时在多伦、宝源一带活动的记载,而国民党武装自1936年前退出察哈尔后,在抗战胜利之前也没有再派人进入的记载。故此项伤亡当列入平民直接伤亡统计数中,其有关资料作为附录附后[15]。

　　6)呼和浩特市人口伤亡情况

　　《抗战时期呼和浩特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列出,抗战时期呼和浩特地区各类平民直接伤亡不完全统计数为4018人,其中死亡2827人,受伤1191人。

　　现呼和浩特市所辖区域,在抗战时期大都属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范围,这里的平民直接伤亡多系被日、伪军在对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反复进行“扫荡”、“清剿”时杀伤杀死。1938年5月3日,日军在清水河县韭菜庄大小双墩等村“清乡”时,杀害村民宋玉福、冯国民等63人[16]。也有一部分是在敌机轰炸时伤亡,如1939年3月8日,6架日军飞机轰炸托克托县河口镇,炸死当地百姓67人,炸伤80多人,使河口镇百姓伤亡共计147人以上。

　　呼和浩特市在这次调查中,查找到了一些绥远省国民党政府于抗战胜利后进行战时人口伤亡调查的原始档案资料。《抗战时期呼和浩特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中列出的平民直接伤亡不完全统计数字,有相当部分是采用了这些原始档案资料中记录的数字。如:托克托县平民直接伤亡2181人这项统计,就是依据了在托县档案馆查找的一份《人口伤亡汇报表》(1947年2月8日填送)得出的。托县的这份《人口伤亡汇报表》列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十一月,日军攻陷托县(至抗战胜利),托县男性(成年人)死亡560人,重伤128人,轻伤359人;女性(成年人)死亡280人,重伤79人,轻伤106人;儿童死亡320人,重伤134人,轻伤119人;另有情况不明96人。关于这份《人口伤亡汇报表》的可靠程度,有2份《人口伤亡调查表》(表式1)和1份《敌寇屠杀我同胞详细调查表》、1份《托克托县抗敌伤亡人民调查表》及与这4份调查表(4份调查表都是1947年2月8日填送)相关的5份文电,可以说明其统计依据和数据采集方式。故将其作为附录,一并附后[17]。

　　另外,归绥县忠诚乡一保(一间房村,现属和林格尔县)的一份《人口伤亡调查表》(表式1),现查找到16张(这16张是不是这份《人口伤亡调查表》的全部,现无法查明。但从这16张表中只列死亡者名单看来,不是全部的可能性更大)。这份可能不全的《人口伤亡调查表》,列有一间房村109人被日军飞机轰炸、炮击、枪杀、刺刀刺杀的老百姓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这109人的职业全都是农民。其中年龄最小的是两名只有3岁的女童武杏花和曹花女,都是被日军枪杀;年龄最大的是一位叫武冯氏的老妇人,被日军枪杀时76岁。这份调查表也作为附录附后[18]。

　　7)包头市人口伤亡情况

　　《抗战时期包头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列出,抗战时期包头地区各类平民直接伤亡不完全统计数是23803人,其中死亡4041人,受伤5762人,失踪14000人。

　　包头市在这次调查中,查找到的原始档案较多。这些档案资料中,既有抗战胜利后,绥远省国民党政府要求包头地区各县进行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调查汇总资料,也有一部分县、乡镇政府战时即时进行的调查汇总上报资料[19]。包头市依据这些资料进行的平民直接伤亡数统计,相对于内蒙古境内其他地区而言,是较为完全的。特别是平民直接伤亡中失踪人口一项,若无当时的档案或文献资料记载,现今重新再查,查明的可能性确实不大。故除包头地区外,内蒙古其他地区关于失踪人口这项内容,仅有通辽市列出53人,巴彦淖尔市列出6人,其余全部空白。

　　《绥远省固阳县抗战期间被灾损失情况表》(原表无填制时间)是现在查到的唯一一份较完整地反映出一个县在抗战期间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的表格[20]。在这份表中,有固阳县沦陷前原有人口为47500人,沦陷期间“被灾”死亡3400人,伤5700人,流亡人口14000人等内容。据此推算,固阳县在抗战胜利时人口为30100人左右,与沦陷前原人口数相比,下降了36.6%。从字面上看,流亡与失踪似乎有一些差别,但考虑到抗战期间固阳县的实际情况,将流亡人口视为失踪人口,并无实质意义上的不妥。固阳县地处大青山区边缘,是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一部分。在抗战期间,日、伪频繁在这里“扫荡”,“清剿”,实行“三光”政策,一些受日、伪收买、纵容的土匪武装也经常在这里抢掠烧杀。因此固阳县的许多老百姓村庄房屋被毁,只好躲入深山,过居无定所的生活。而这正是固阳县“流亡”人口,实则是失踪人口众多的根本原因。固阳县如此,与固阳县情况类似的呼和浩特、包头、乌兰察布等地区地处大青山山区的旗县,也大概如此。只因没能查到更多的档案文献记载,致使包头市固阳县一地的抗战期间失踪人口数,成为包头市乃至全内蒙古地区的抗战期间的失踪人口统计数。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在抗战期间属包头管辖的一些地域,现已因行政区划变更,不再属包头市范围,然而包头市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统计的各项数字,却很难随之变更。所以为了保持原始统计的完整性,未改动包头的统计数据,但对与之相关地区的调研数据加以了特别注意,将可能造成重复统计的部分已进行了剔除。

　　8)乌兰察布市人口伤亡情况

　　据乌兰察布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统计,抗战期间乌兰察布地区平民直接伤亡不完全统计数为5028人。

　　1937年9月21日,4架日本飞机在察右前旗油葫芦湾一带轮番轰炸、扫射一列正在行驶的客运列车,杀害旅客和周围平民300余人。

　　1944年11月,日军在丰镇县第一、第五两区杀死“抗烟抗粮”(烟,系指日伪强征的鸦片)群众300余人,伤害群众1000余人。

　　《抗战时期乌兰察布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大事记》还记载:1939年9月至1940年春,日军在卓资县一带沿公路两侧十五里,实施“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连续烧毁了后坝子村、波儿沟、点卜太、三合店、四份子、红沙坝、兴胜隆、鸡儿登、官庄子、大西村、东耗、羊老公、骆驼湾、梅力图、白银吉力格、红格图、前营子、二营子、白银脑包、北沟、丁计沟、丁计梁、东沟子、勿兰哈达、五间房、沙漠地、六道沟、火烧沟、水泉沟、黄平卜子、大东河、小东河、徐家沟、马家沟、西沟子、南沟子、勿兰哈少、孔督沟、广昌隆、前蛮汗沟、后蛮汗沟、狐子洼、喇嘛沟、灰腾、正沟、丰沟、陶素图、瓦窑沟、石拉沟、潭家沟、其令沟、韩山窑子、庙沟、松树沟、大沿沟、苏三夭子、张兰夭子、青背沟、高煤夭子、李天四夭子、张义夭子、大沟、小西沟、元太兴、郭隆沟、永兴夭子、四合元、玻璃匆计、水泉村、康村、西村、朱付利跟底、牛扣哈达、账房沟、纳令沟等70多座村庄。在这些村庄里,日军见人就杀。1939年9月11日,日军第一次焚烧后坝子村时,村里的老百姓都躲藏出去了,日军只放火烧了村里的房屋。第二天,日军又偷偷包围了后坝子村,回村的31名群众有29人被日军杀死、烧死。一名叫杨宽宽的群众因躲藏及时,没被日军发现,幸免于难。一名叫韩白仁的群众则是身受13处伤而未死。这年秋季的一天,波儿沟村的60多口人,因没有防备,被日军包围在村里,赶到场面上,集体屠杀。全村仅有4人死里逃生。

　　9)巴彦淖尔市人口伤亡情况

　　《抗战时期巴彦淖尔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列出,抗战期间巴彦淖尔地区各类平民直接伤亡不完全统计数为1488人。其中,死亡1133人,受伤349人,失踪6人。

　　1938年9月25日,日军进攻乌拉特前旗大佘太,在城外追杀逃难的百姓200余人;占领大佘太后,又将全城百姓都赶到西门外城墙边,杀死了其中的300余人,制造了“大佘太惨案”。

　　1939年8月10日,日军飞机28架轰炸五原县城,城中居民57人死难,6人受伤。

　　1940年7月,日军出动轰炸机288架次,轰炸五原、临河、安北三县。三县居民67人死难,81人受伤。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日军飞机轰炸巴彦淖尔地区五原、临河、陕坝等县达50多次。其中至少有3次以上使用了化学毒气炸弹,其数量据查有数百枚之多,炸死、炸伤、毒伤我军民300余人。)

　　1942年7月1日至2日,日军在乌镇(今乌拉特中旗德岭山镇境内)先后杀死当地居民76人,烧毁房屋500多间。致使该镇居民大部迁移,昔日塞北名镇,因之消亡。

　　1942年1月至3月,日军在绥西一带投放鼠疫菌,致使巴彦淖尔地区居民罹疫死难287人。

　　另外,巴彦淖尔地区统计的失踪人口6人,全系被日伪军掳去后下落不明的妇女。

　　10)鄂尔多斯市人口伤亡情况

　　《抗战时期鄂尔多斯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列出,抗战时期鄂尔多斯地区平民直接伤亡不完全统计数为428人,其中死难371人,受伤57人。

　　鄂尔多斯地区除靠南与陕西接壤的一侧外,其余三面都受黄河环绕。抗战时期,国共两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鄂尔多斯人民,依托黄河天险,严阵以待,多次奋勇作战,挫败日、伪进攻,使鄂尔多斯高原的大片国土得以保全。但达拉特旗北端沿黄河一线的昭君坟、大树湾、新城等地沦入敌手。这些沦陷地带的平民,有67人以上惨遭日伪屠杀。虽然日、伪军对鄂尔多斯广大地区的地面进攻屡次受挫,但日军频繁出动飞机轰炸东胜等地,并且实施“细菌战”,也给鄂尔多斯人民造成了空袭死伤150余人,罹疫死难174人以上的重大伤亡。

　　综上所述,抗战期间内蒙古地区各类平民直接伤亡不完全统计数为57396人。其中:

　　因日军试验和使用细菌、化学武器及鼠疫造成的伤亡人数为16315人;

　　日军飞机轰炸和日、伪军及非军人的日本人屠杀和平居民造成的伤亡为27022人;

　　因战争原因和日伪掳掠妇女造成的失踪人口为14059人。

　　内蒙古地区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军民直接伤亡不完全统计数是81727人。

　　[1]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第3卷,中央编泽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109页。

　　[2] 中共赤峰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不可忘却的历史》,1995年印行,第49页。

　　[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1辑,1984年印行,第146页。

　　[4] 中共巴彦淖尔盟委党史办公室编:《巴彦淖尔盟党史资料》第6辑,1985年印行,第91页。

　　[5]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编:《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毒气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9页。

　　[6]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编:《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毒气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9页。

　　[7] 徐占江、李茂杰编:《日本关东军要塞》(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84—887页。

　　[8] 中共兴安盟委党史办公室编:《侵华日军在兴安盟罪行录》,1995年印行,第22—23页。

　　[9] 科尔泌左翼中旗档案馆整理,见本书资料人口伤亡部分之档案资料(1)。

　　[10] 翁牛特旗政协文史委编:《翁牛特文史》,2006年印行,第139—150页。

　　[11]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第3卷,中央编泽出版社2005年版,第54—61页。

　　[12]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第3卷,中央编泽出版社2005年版,第54—61页。

　　[13]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编:《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细菌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113页。

　　[14] 宝源,1937年7月,日伪政权将宝昌县(现太仆寺旗)与时属察哈尔省、现属河北省的沽源县合并为伪宝源县,治所设在宝昌县的宝昌镇。

　　[15]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编:《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战犯供述》,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56页。

　　[16] 清水河县政府代电尼礼字第4号:《清水河县抗敌伤亡调查表》,1946年8月4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401—1—743,第35件。

　　[17]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401—1—743,第21件。

　　[18]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401—1—743,第44件。

　　[19]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401—1—738,第39件。

　　[20] 固阳县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