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 祸害无穷的细菌战
侵华日军大力研究和制造细菌武器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在战场上战胜我军,并在民众中造成心理恐慌。侵华日军开始在正面战场广泛使用细菌武器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海上战事吃紧,日军统率部决定减少在中国战场的兵力,把战略重点转向南方,并决定在浙江、江西、湖南等地实施细菌战。
细菌战的参战部队主要由731部队与1644部队联合组成,对外使用奈良部队番号,直属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由石井四郎负责指挥;具体攻击方法为飞机散播菌液和空投感染鼠疫的跳蚤;731部队参战人员和疫菌、器材、车辆等运至前线基地——杭州,与南京“荣”字第1644部队参战人员会合,把杭州笕桥机场划给奈良部队专用。根据当时担任中国派遣军作战主任参谋的井本熊男中佐的9月18日业务日志记载可知,日军此次细菌战攻击目标是浙赣沿海城市。1940年8月此次细菌战的战前准备完成,9月浙赣细菌战正式开始。
1940年9月,宁波被列为首批攻击目标之一,为了观察细菌武器攻击的结果,日军加强了对宁波的空中侦察。10月27日晨约7时,天色阴霾,空袭警报突然嘶鸣,一架日机窜入宁波市区上空,散下大量传单后西逃,传单上写:“重庆正在闹饥荒,民不聊生,日本人民则丰衣足食,尚有余粮来接济你们……”下午2时许,日机再次入侵,投下大量麦粒和面粉,散落在市中心开明街一带,该地区上空顿呈一片淡黄色云雾,瓦砾上发出沙沙的响声。
日机过后,当地跳蚤骤增,呈红色。后经证实,它们均是吸饱了鼠疫试验者血液的疫蚤。
31日晚,开明街口滋泉豆浆店店主赖福生夫妇最早疫死,接着附近许多人暴死。鼠疫在当地农村流行期达34天,居民死亡惨重。据查证,这场人为鼠疫中有名有姓的死亡人数就达109人。有一位曾担任前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美国记者约翰·威廉·鲍威尔,他曾经目睹了这次日军在宁波的细菌战。他说:“我碰巧这时在宁彼。日本军队在当地进行细菌战,使得许多中国农民像不起眼的小虫子一样被杀掉。”战后才知道,日军在宁波的细菌战,是日本医学博士、细菌专家、731部队长石井四郎亲自指挥进行的。
1940年10月4日,日军对衢县(又称衢州)进行细菌战。衢州在当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不仅浙赣线横穿其境内,水陆、公路发达,而且城东建有当时中国东南各省最大的军用机场。因此,通过细菌战攻击衢州,是侵华日军早已定好的重要军事计划。凌晨5时,一架日机侵入衢州上空,旋转一周后迅速俯冲至200~300米高空,沿城西的西安门、上营街、水亭街、下营街、县西街、美俗坊等居民区散下大批麦粒、粟米、麦麸、碎布、棉花、跳蚤、小纸包(每包约有10只跳蚤)及宣传单等物品,日机往返散播两次后,于上午9时30分左右,从原方向飞离衢州。11月12日,柴家巷3号居民吴士英首先发病,15日死亡,随后又有多人发病。17日后衢城发现大量死鼠,11月上旬,在日军散布鼠疫跳蚤的地区爆发鼠疫,并呈流行之势,衢县防疫委员会在防疫期间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措施,但由于防疫工作开始较晚,疫病已经在鼠类中流行,加之带疫外逃者为数不少,造成疫情迅速扩散。1941年衢县鼠疫疫情十分严重,根据衢县各乡镇上报统计,一年中全县城乡鼠疫死亡人数达2000余人(不包括城区患鼠疫逃避农村死亡后不报或瞒报的人数)。此次鼠疫波及义乌、江山、上饶等县市。 1941年11月,日军对湖南常德地区实施细菌战。常德是当时的交通枢纽,同时是华中一带中国军队军粮及四川大后方用粮的基地,其得失对中国军队至为关键。为了断绝中国军队和后方用粮,在大范围内传播鼠疫,11月4日上午,日军向常德城内空投了大量鼠疫细菌携带物。据目击者邓一韪老人回忆,那天天刚破晓,浓雾弥漫,常德市区便发出了空袭警报。随即有巨型日军飞机一架由东向西低飞,在常德市上空盘旋三周后,又从西门外折转市空。当其折转低飞时,没有投掷炸弹,而是在市内鸡鹅巷、关庙街、法院街、高山巷以及东门外五铺街、水府庙一带,投下大量的谷、麦、豆子、高粱和烂棉絮块、破布条、稻草屑等物。尤以关庙街一带,投下的数量最多。敌机投下谷、麦等物后的五六天中,在常德市的大街上常有死老鼠发现,有的病鼠在大街上爬行迟缓,致被行人践踏而死,街谈巷议,以为怪事,但没有人把死老鼠送医院检验,也没有引起注意。11日,发现首例鼠疫患者,之后感染鼠疫者不断,并且患者都很快死去。直到第二年春疫情才缓解,前后共染病死亡106人。 5 `1 B5 n- V" s( l6 [, h
1942年8月,浙赣战役期间,由于日军的侵略遭到了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20日,日军细菌战部队的一支远征队(由731细菌部队120人和南京“荣”1644细菌部队36人,共156人组成。)投入战斗,再次对衢州军民实施细菌战。25日,日军细菌战的首犯石井四郎亲自到衢州部署细菌战具体作战计划。26日至31日,石井一方面派飞机观察空投鼠疫的结果,另一方面派细菌战部队随同地面部队边撤退边散播细菌,
在沿线各城乡居民区的井水、水塘、食品中投放了霍乱、伤寒、副伤寒等病菌。同时还在衢州各地居民生活环境中散播炭疽菌、疫鼠和带鼠疫菌的跳蚤。
8月31日后日军全部撤离衢州。其后,衢州沿浙赣线的各县城乡居民区相继发生了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痢疾、疟疾、疥疮、脓疮疹、炭疽等传染病爆发流行,成千上万人死于非命。据1942年衢县防疫委员会调查,9月至12月全县患疫总人数达2万余人,死亡3000人。1943年5月,衢州各县鼠疫等多种传染病大流行,据衢州各县防疫委员会调查统计,上述各病感染者计45000余人,死亡7600余人,平均病死率16.89%。之后一些年份,经常有传染病流行,染病和死亡人数不断增加。据1948年衢州5县防疫委员会调查统计,1940年至1948年间衢州地区患日军细菌战所致的各种恶性传染病者达30万以上,病死者在50000人以上。
除了在浙江、江西、湖南地区实施细菌战外,日军还在广东、河北等一些地区进行细菌战,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穷祸害。据调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许多地方曾经发生瘟疫蔓延的惨祸。不仅正面战场浙江的宁波、衢州、金华、温州以及湖南的常德一带,发生过鼠疫、伤寒,而且在敌后战场,包括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等许多抗日根据地,曾流行鼠疫、伤寒、炭疽热等多种瘟疫,染病身亡者不计其数。
世界上最早揭露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是中国各地的抗日报刊。1940年11月9日,《晋察冀日报》报道:“敌人在盂县(山西省)普遍撒放病菌,故所有灾区患病现象极为严重,如八区之榆林、南北河、四区之上下石塘,病在炕者竟达人口总数的95%以上。”1941年12月25日,《晋察冀日报》刊载特派记者戴烨《人间地狱》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在盂县城,敌人收集老鼠、蝗虫,在上社,敌人收集蝇子,在椿树底,敌人收集蚊子,并规定1毛钱找20个,起初人们还惶惑不知作何用处,一直到疾病到处流行,人们才从汉奸嘴里晓得,敌人收集了蚊子、蝇子、老鼠、蝗虫,是用以传染疟疾病、伤寒、霍乱、鼠疫等疾病的,因此在‘治安区’疾病流行的非常厉害,几乎每村病人均在90%以上,而在盂口村里,竟没有一个健康的人。在5台(县)东峪口一天即死去10余人,一月死掉五六十人,孟口同样亦死掉五六十人,毒菌使人们成群的死亡。这样残忍的杀戮方法是旷古绝今的,日本法西斯刽子手的残忍,已经超过了任何最野蛮的野兽!”
1941年12月28日,《晋察冀日报》报道: “最近敌寇‘扫荡’定县时,曾大批放出老鼠。当敌被我痛击溃败后,各村的道旁沟渠中,即发现有许多大老鼠满地乱爬,尾巴拖地,似有病状。死鼠则身上有红色斑点,此系敌寇所放毒鼠,企图造成鼠疫,毒害我军民无疑。……敌寇遂在其占领区按户要鼠,或出钱收买,但民众多予拒绝。”
1942年3月7日,《晋察冀日报》刊载冀中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告全世界人士书》称:“敌寇于1942年2月14日配合军事‘扫荡’沿平汉路定县一带散发经过注射鼠疫细菌的病鼠,企图造成鼠疫流行的大惨祸。”
1942年6月16日《晋察冀日报》刊载亦容同志《粉碎鬼子的“毒菌战”》一文揭露:敌人“散放病菌多是在‘扫荡’当中,派出汉奸间谍带着制成病菌的毒药,丢到咱们吃水的井里;赤痢菌多是放到人家住的房子里;鼠疫或是鼠伤寒的病菌,是把注射过这种病菌的老鼠,丢到村子里”。
这些报道是真实可靠的,因为在河北省的一些村庄的确在日军“扫荡“过后,曾突然爆发大规模瘟疫,致使很多人染病身亡。日本细菌部队在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细菌战的真实情况,在战后,有一位曾在哈尔滨平房镇原731细菌部队工作过的队员向日本记者说,使用细菌炸弹的爆炸实验,曾在“北京和华北地区的战斗中进行实地试验”。 3 [1 Z9 A5 f% k
至于日本细菌武器研究的最大基地东北地区,包括哈尔滨的平房地区和吉林农安、孟家屯等地,鼠疫、伤寒等疫病灾祸更是连年不断,甚至抗战胜利以后,还有鼠疫蔓延。1940年夏,吉林省农安县突然蔓延起奇怪的鼠疫,鼠疫本来主要在冬季流行,但这次夏季就流行起来,从县城蔓延到农村,似有燎原之势。死亡人数达300多人。日本战败投降以后,哈尔滨的平房附近,也发生了“全境鼠疫大流行”。平房附近二道沟的靖福和在控诉731细菌部队罪行时说:“我们后二道沟住着50户人家,感染上鼠疫死了的,就有39家。我家有19口人,不到20天,就死了12人。我们村最早死的人是张颜廷,在中国,谁家里出了不幸的事大家都去帮忙。我二十四五岁的叔叔去张家帮忙办丧事。叔叔身体非常健壮,但办完丧事回来以后,身体就不舒服,两天以后,大腿根就长出了疙瘩,疼得走不了路,又过两天就死了。后来,祖父、叔祖、姐姐、父亲、弟弟、婶婶、小叔,全部死了。一天里头,有时就死两个亲人,真是太惨了!”
日军屠杀中国人就像踩死蚂蚁一样,在其战败投降后,还把杀人的细菌撒在中国土地上。731部队留给老百姓的是鼠疫,100部队留下的是霍乱。从1946年开始,连续7年,吉林省的榆树、水吉等县,都发生了爆发性的流行霍乱。1947年,齐齐哈尔、肇东、肇源、洮安、大赉、安广、镇赉、泰来、开通、瞻榆、洮南等地,霍乱患者达9000余人,死亡7500众人。1945年至1946年,洮南、洮安、开通等县鼠疫患者达4300余人,死亡14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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