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2月--1944 年12月日军在辽宁省的暴行（十四）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侵华日军暴行总录》   2023-02-04 15:56:02

辽宁凌源被日军残杀的男女村民的头颅

　　日军在凌源制造“无人区”

　　凌源县系原热河省所辖，地处东北与华北的交界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敌我双方必争之地。特别是南部山区河坎子乡一带，与河北省青龙县毗邻，是抗日游击区。日本侵略军在这里横行霸道，血腥镇压抗日军民。他们以河坎子为中心修建了警防所，在其西面刀尔登驻扎伪宪兵特高队;在其北面的佛爷洞驻扎警察讨伐队;在其南面的青龙驻扎日本宪兵队。四面设防，重兵包围。日军为摧毁我抗日游击区、封锁八路军开辟东北的线路，从1943年初到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侵略军在凌源县北部、西部、南部山区150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占全县总面积的46.5%),阴谋策划并残酷制造了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无人区共摧残致死村民3611人，烧毁和拆掉房屋78280间，烧毁粮食32万余斤，损失大牲口379头、猪羊3400口，损失农具家具102330件。日本侵略军残害无辜的村民刑法很多，手段残酷，比直接用刀砍、枪杀还残忍。一是大逮捕。日军常以“国事犯"、“政治犯”、“私通八路"为口实，肆意逮捕无辜村民，而后杀害。1942年腊月初七、1943年正月十三和同年11月，日军分别在河坎子乡达摩洞、南台子和香洼进行了三次大逮捕，其中在达摩洞抓走100余名村民，当场杀死了臧秉会、陈奇等一批人，又将高文祥、米德胜、陈世昌、朱义等28人投进凌源监狱。二是搞集家并村修“人圈”。“人圈”大至40亩地，小到不足30亩地。圈墙高达L2丈、宽三尺，圈墙上开有二至四个栅栏大门。墙外挖有六尺深护防沟，还筑有三丈高炮楼三至七个，日伪军昼夜看守。凌源县七个区共建此类“人圈"100个，将分散在各村的居民11705户、70100多口人统统赶进“人圈”里住。河坎子乡的1032户，散居在119个自然村中，是全县最早被赶进八个大“人圈”的。村民一进了“人圈”即关入了监狱：门口有日本军警把守，不许随便出入，不许回乡耕种田地;他们认为言行可疑的人，不是搜查审讯，就是吊打上刑，甚至当场杀死;人们在圈里风餐露宿,无处藏身，饥寒交迫，瘟疫流行，死亡惨重。仅河坎子乡八个“人圈”的5524人中，被日军残害致死的就有670人，占入“人圈”总人口的12%以上。三是对坚决不进“人圈”的村民残酷杀害。日军为把各地村民都赶进“人圈”，见房子就烧。对不走的村民，日军见了就抓，不服者当场就打死。三十家子警察署管境内的山咀村李有生一家，因其父和其兄不进“人圈”，便被日军活活打死。5岁的小孩因病走不动，被日军纵火烧死在屋子里。他的侄媳妇被赶进“人圈”后也惊吓致死。四是距“人圈”五里以外的边远山区，皆被划为“无住禁作”地带(即“无人区勺。日军规定在此区内不许人、畜入内，违者立即开枪打死。就在这个地带，被日军打死无辜村民无数。(朝阳人)

　　日军在建昌县制造“无人区"

　　1943年春季，日军将建昌县西南山区划定为“无人区”，南北长约40多公里，总面积约达923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30.4%o在这个“无人区”范围内，包括600多个自然村、12000多户、64000多人口。自1943年3月至5月的短短两个月中，在被划定的“无住禁作"地带内的664个村庄的12329户、63942口人被赶进了“集团部落七有41486间住房被烧毁，约有529.254万件衣服、农具被毁，650头驴马被宰杀，122.4万斤粮食被抢走。

　　在修筑“部落”的围墙时，侵华日军强迫所有15-60岁的男性平民出工。从1943年3月至8月，在修筑108个“部落"中，就有90余名无辜平民被打死，近200人被打得重伤致残。王宝营子乡黑沟村的樊秀章，因老母病重晚出工一会儿，被日军活活打死。喇嘛洞和新开岭两乡，分别被日军当场打死30多人。

　　平民百姓被赶进“部落”，如同进了监狱，失去一切人身自由。“部落”四周筑起高墙、墙四角筑有炮楼。“部落”外有日军和“部落”警警戒，“部落"内设有“大铳自卫团"和“小铳自卫团"监视。规定在“部落”内居民夜间不准关门，以便对百姓抢掠、对妇女奸淫;规定距“部落”五里之内的土地外的边远山区，皆为“无住禁作”地带，不许人、畜入内，违者开枪打死勿论;规定进“部落”的百姓不准赶集上店，否则诬为“政治犯”、“经济犯”、“秘输犯"，横遭迫害乃至杀头01944年腊月的一天，要路沟土金塔“部落”里有一位患精神病的农民叫王峰，腰中揣两块银元到要路沟赶集，被伪警察署警务科长、日军仓科大二遇见，硬说他是八路军“秘输犯气不容分说,拉到东河套砍头示众o1942年农历腊月初八，日军还以“私通八路、反满抗日”为罪名，将老达杖子南部的杨海荣、刘忠等56名及要路沟西南部的庞震、马兴顺等8名牌甲长逮捕，威逼他们供岀抗日关系户、关系人。他们说不岀来，日军就以“私通八路”的罪名将他们杀害。

　　“集家并村”后，侵华日军还强行抓押青年、壮年当劳工，送外地充当苦力。据不完全统计，“集家并村”后的三年内，建昌县西南山区的108座“部落”内，约有2500名青壮年被强抓苦工，其中有100多名劳工因病饿而死，尸骨弃之他乡。

　　由于“部落”空间狭小，人口密集，住宅拥挤，人畜混居，所以“人圈”内到处是粪便、污水及苍蝇、蚊子、老鼠、臭虫、跳蚤等有害生物，致使伤寒、疟疾、败血病等瘟疫泛滥成灾。自1943年夏至1945年夏，西南山区的108座“部落"内的64562人中，就有12238A被瘟疫夺去了生命。老达杖子乡吴杖子“部落”，共住14个村的153户、760口人，三年内因瘟疫致死306口，占总人口的40.3%o魏家岭乡杨杖子“部落”里的王老五，一家七口人，1944年夏天，五天时间因瘟疫死去五口。人畜病死，土地捲荒，衣食之源中断，也造成许多村民家破人亡。(管文华)

　　虐待北票炭矿劳工的罪行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肆无忌惮地攫取炭矿的权益。辽宁北票炭矿，自1933年12月起就由侵华日军正式参与经营，到1943年改名为北票炭矿株式会社，并建立了严密的统治机构，会社社长由日军委派岸本俊夫担任，专务取缔役为平石荣一郎，常务取缔役为矢津田方，取缔役为森博司、田中恭，监察役为玉井磨辅、田中弘之。社长直接领导总务部和矿务部及冠山、三宝、台吉三个采炭所。总务部下设庶务、经理、资材、附业、生必五课和一个医院(包括冠山、台吉、三宝、胡阳四个分院)。对外在大连、新京(长春)、奉天(沈阳)、东京设四个事务所;矿务部下设劳务、矿务、工作、操炭、工事五课。基层设89个系，如警务系、劳务系等。凡是系以上的头领，均由日军或日本人担任。日军统治的12年里,他们采用法西斯的手段，以各种名义抓骗来56530多名劳工，并以“人肉开采”政策，夺走了10518605吨优质煤炭，共残害致死劳工31200多名，平均釆1000吨煤炭就有3名劳工丧生。而日军虐待和残害矿工的手段极为恶劣，种类很多。

　　罕见的超经济压榨。在北票炭矿流传着一首歌谣，就是劳工生活的真实写照：“枕的砖头木头头，披的麻袋破布头，吃的发霉的窝窝头，死了捆块破席头七当时，招骗、强抓、逼入和接收的成年工、童工、特殊工人共56530余人，统称为劳工。炭矿业的劳工劳动强度大，整天累弯了腰，但收入极其微薄。炭矿规定：常役夫一律按工率计发工资，最高者为一成(一成最高值为1元，最低值为六七角钱)，一个全月上26天的一成劳工，全月可得收入26元。从中扣除每天所发的0.40元钵饭费，只剩15.60元，再扣除房钱、前贷金、安全灯费、水袜子钱、工具费、邮政储蓄费、肥皂费、以及大柜把头克扣的钱就所剩无几了。剩这几个钱也不给现金，而是发“实物引换卷”，到指定的日伪当权者开的商店买东西，他们从中又剥一层皮。有家眷的劳工，根本不能养家糊口，家眷只能讨饭度日，甚至卖儿卖女。住在矿上的单身劳工，是好多人挤在一个大筒子屋里，四面漏风，夏天漏雨。对面大炕，二三十人挤在一炕上，铺的是炕席头，盖的是麻袋片，枕的是砖头木头头。这种独身寮，与犯人的监狱差不多。独身寮的饭堂每天两顿饭，每顿饭每人是一碗稀粥和一个发臭的窝窝头。粥是发霉的高粱做的，不够喝还往稀粥里加凉水。劳工说：“一进锅房门，稀粥一大盆，勺子舀三舀，还能照进人”。窝窝头是用发霉高粱、糠和花生皮混合磨成的“兴亚面”做的，又硬又臭，吃了还坏肚子。劳工得病不但不给医治，还逼着上班，在井下受伤后不是被截肢，就是被扔进“万人坑”。对童工劳工压榨的更为悲惨。北票炭矿仅在1940年到1943年，就用各种手段招骗来童工4213人，占当时劳工总数的13%左右，年龄小者9岁，最大的15岁。他们在井下、选煤厂、总机厂担负着和成年劳工一样沉重的苦役，而他们的收入却只是成年劳工的1/2或1/3。童工被打死、折磨死、伤残致死的最多。对接收“石门教习所”等地转来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八路军军政人员的“特殊工人”，如同对待犯人。他们住的、吃的都比普通劳工还次，根本不发给工资。住地四周是电网，有重兵把守，上下工有日军押送，专叫他们干重活、险活，稍有怠工或言行可疑者，立即带入宪兵队设的矫正辅导院，轻者审讯、挨打，重者上大刑或处死。

　　汉奸把头剌扣盘剥劳工。当时，北票炭矿在日军统治下设立了“把头制度”，那时有包工大柜34家，大柜把头58个。这些把头虽是中国人，但都是日军走狗，是日军统治劳工的工具。其办法是：每个采炭所所长由日本人担任，做为矿方代表，把釆煤任务包给一至二名大柜把头，大柜把头又包给二柜把头，二柜把头又分配给小柜把头。这些把头剥削劳工的办法是，按劳工总数，从劳工工资额中提成6%至15%。此外，他们还多报劳工数吃空头饷，开赌场，放高利贷，开当铺，开大烟馆，并贪污劳工的抚恤金等。此外，服役劳工进矿，还要通过“仕化人”向把头行贿，否则就分配干危险活计，不是负伤就是丧命。大柜把头对劳工盘剥无孔不入，甚至修老君庙的钱也扣劳工收入。由于把头的五花八门的剜扣，劳工吴进臣一个月份的35元收入，被剜扣后才剩3.50元。而大柜把头宋玉，每月却收入6420元。

　　利用军警宪兵残酷统治劳工。日本当局为推行“人肉开采”政策，动用军警宪兵直接镇压劳工。所建机构主要是警务系、劳务系和宪兵队，共1130多人。这三个机构人员相互勾结，并与地方行政部门相纠合，抓捕劳工，催逼劳工上班，押送特殊工人入井，掌握公伤病役，到处搜集情报，对可疑劳工进行审讯刑罚。尤其是锦州宪兵队的派遣队，它的主要任务是侦察破坏中共党的地下工作，搜集劳工的思想动向，防止劳工暴动，镇压反满抗日人员。宪兵队下设矫正辅导院，并备有刑讯室，室内设有捕绳、铁链、电椅、脚镣、手铐、战刀、烙铁、老虎凳等刑具，用以对劳工实行恐怖统治。有许多劳工惨死在宪兵队里。

　　用劳工做细菌杀人试验。据日本特务、北票炭矿台吉医院化验员张绍恩自供，1940年7月他从沈阳医学院毕业分配到台吉医院。该院的院长、事务长和护士长都是日本人。他先后协助院长做过两次试验：一次是1941年冬的一天，日本人院长坂本领一名日本护士来找张绍恩，进到台吉“建国寮”的一间小屋里，由日军将10几个健康的劳工绑在柱子上，或铁床上。由护士从伤寒病人身上每人抽出5CC血，又注射到健康劳工身上。几天后，这些健康劳工全都患伤寒病致死。第二年春天，张绍恩协助院长又做一次试验，是在医院门诊室做的。这次是将回归热病人的血取出，给四个健康劳工各注射10CC,三四天后这四人发冷、发烧到4CTC以上而致死。

　　制造人为的重大恶性事故。侵华日军在北票炭矿推行“人肉开采”、“要煤不要人”的政策以来，他们乱采乱掘，根本不采取什么安全措施，致使人为的重大恶性事故屡屡发生。冒顶、片帮、瓦斯爆炸等重大伤亡事故经常出现，从1934年至1945年1月，共发生22起，伤亡劳工556人。其中：1934年，冠山竖井四道巷发生瓦斯爆炸，死亡52人，伤者甚多;1942年6月15日，台吉一井五片因瓦斯超限，日军还逼着劳工放炮，致使瓦斯爆炸，他们不但不组织抢救伤员，反而将井口封闭，使50多名劳工全部丧生;1945年1月，由于日军逼迫劳工冒险作业，造成台吉一井三片采场发生一起最大的瓦斯爆炸，由兴城抓来的70多名劳工全部死亡。(管文华)

文章内容节选自《侵华日军暴行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