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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平顶山大惨案
来源:   2017-08-26 17:28:51

  
抚顺平顶山惨案

纪念碑

  昔日的平顶山村位于今抚顺市区南4 公里处,两露天煤矿的东部。当时,那里居住着400 多户人家,3000 余口人,其中大部分是贫苦的矿工,还有少量的小商贩和小手工业者,几处铺面、作坊虽说不大,倒也兴隆。

  1931 年9 月18 日,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四个多月后侵占全东北。从此血腥镇压我骨肉同胞达14 年之久,其间,制造了多起大惨案。扰顺平顶山大惨案就是其中之一。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32 年9 月15 日,即农历中秋节之夜,辽宁民众自卫军第六路军李春润部所属大刀队进攻抚顺,路经平顶山,烧了日本人的配给店,然后便奔向东岗、老虎台、杨柏堡、东乡和古城子。半途杀死了杨柏堡炭矿长渡边宽一。夜袭时打死了自卫团长平岛善作和劳务系佐场弥作等七八个日本人,并烧了杨柏堡采炭所。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对东北人民敲骨吸髓,使东北到处燃起抗日烽火。在辽宁,以唐聚五为首的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已发展到36 路,李春润率领的第六路是最强的。因此,辽宁民众自卫军的存在和发展,使日本侵略者当局深感不安。大刀队袭击抚顺,更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惊恐。他们决定进行疯狂的报复,于是预谋了一场狠毒、血腥的大规模屠杀计划。

  川上岸(抚顺守备队第二中队队长、陆军步兵大尉)和小川一郎(抚顺宪兵分遣队队长、宪兵准尉)是这次大屠杀的主要策划者。为血洗平顶山,他们给平顶山居民罗织的罪名是:大刀队路经平顶山时,此地居民没有及时向日本宪兵队报告;大刀队袭击抚顺时是由干顶山人带的路;平顶山居民同大刀队里应外合,串通一气。

  关于大屠杀的策划经过,伪抚顺县长夏宜的外事秘书兼翻译于庆级供认道:

  衣历8 月16 日,早6 时许,召开了由守备队长川上岸、宪兵分遣队队长小川一郎、日本参事官山下满男和于庆级参加的去议,地点在小川办公室。会上,小川说:“昨夜大刀匪的进攻是由栗家沟分所反映的。大刀匪攻矿区,平顶山周围的那几个屯的老百姓是知道的,但并未向分所报告,可以肯定是通匪的。现在大家讨议一下如何处理那几个村的问题。”在谈到如何对付平顶山居民时,川上丧心病狂的叫嚣:“只有把他们全部烧光、杀光。”

  接着,上午8 点多钟,又在炭矿办公室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川上岸、小川一郎、前田信二、山下满男、久保孚、伪警察局长佟世勋、伪抚顺县长夏宜等。会上仍先由川上岸大放厥词:“这次大刀队进攻抚顺,是由平顶山方面来的,给我们造成很大损失。以前对平顶山附近几个村屯的居民,曾再三告诫他们,如果发现大刀匪的情况,要立刻报告日本分所。他们不但没有报告,而且大刀匪在他们的掩护下,竟在那里出现了。这些村屯统统的通匪,我们要用烧光、杀光的办法来对付他们。”

  会上作出决定:执行屠杀任务交给守备队,宪兵队配合守备队完成屠杀任务。下一步就是具体执行的问题。实际上,川上的屠杀准备工作早已开始,他一边召集首脑人物开会,一边派守备队的人去察看屠杀现场地形和进行其它各项准备,包括屠杀完毕的处理工作。

  当年在宪兵队任翻译的王长春回忆了川上布置这个任务的经过,他说:

  到了守备队,川上把参加屠杀平顶山的人员全部集合在一起,把守备队和宪兵队在执行任务中的分工和有关事项向大家讲了话,他说:“从现在开始扫荡平顶山,先是用宪兵队和守备队的密探把当地的居民集合在一起,等集合齐全后,宪兵队给联络时,再向前进行扫荡,至于善后处理由守备队负责,房屋尸体全用汽油烧毁。宪兵队的任务是掩护工作,但在现场执行中如果守备队方面兵力不敷分配时,宪兵队亦应参加扫荡。宪兵队必须得到守备队联络兵扫荡完了的通知,才算完成任务。现在开始出发,守备队和宪兵队的密探、通译(即王长春)先生。如果用软的办法哄不出来,就必须使用硬的办法跟上去,软硬兼施,务必把这些活东西都赶出来,无一漏网。”

  川上所说的软办法,就是用欺骗的办法,即:昨晚大刀会袭击抚顺,平顶山居民没有一个受到伤害,为纪念大家太平无事,给大家照像,全部到南边草坪上集合。

  中午时分,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日军共190 多人分乘4 辆大卡车向平顶山方向驶来。其中一辆车直接开进平顶山街,其余三辆车的日军把平顶山全村包围起来。开进平顶山街的这辆车上的日军,又分成若干伙,从北到南挨门挨户把居民往外赶。这一伙说:“快走!红胡子要来,快到南边草坪上,给大家照像!”而那一伙又说:“快走!红胡子要来,快躲到南边去!”有的干脆什么也不说,端着明晃晃的刺刀逼着人们快走。

  此时,许多人还没有吃午饭。对这突如其来的逼赶,预感到一场灾难将要降临,很多人不想走,日军一边嚎叫着,一边把刺刀直指人们的胸膛。一些缠足的老太太和病残者,因为走的慢,有的被日军连推带拖赶着走,有的被就地杀死。就这样,3000 多手无寸铁的居民全被驱赶到平顶山南端的一块草坪上。

  突然,人群中有人尖叫:“不好!日本人放火烧房子啦!”人群开始骚动,大家试图冲出去救火,但很快被日军拦住了。不一会儿,只见整个平顶山村浓烟弥漫,大火冲天。眼睁睁地看着家园被大火吞噬,人们的心如刀割。然而,他们哪里知道,一场更大的灾难就要开始了。

  草坪上,一家人挨着一家人,四周已被日军严密地包围起来。草坪中央,立着一个用布蒙着的带腿的东西。人们不知道那是何物,有些人还以为是给他们照像用的像机!

  这时,一个面目黝黑、个子高大的日本军官走了出来,他叽哩咕噜地乱叫一阵,紧接着,蒙在“照像机”上的布被掀掉了,里面是六挺机枪!“突突突突..”机枪开始扫射!围在四周的守备队亦同时向人群开枪!倾刻间,人群一排排倒下去。人们的惨叫声和突突的机枪声连在一起。平顶山淹没在日军疯狂的大烧杀之中。

  人们不顾一切往外冲,企图寻找一条生路,可是,往哪旱逃呢?东面是持枪射击的日本兵,北面是用铁刺网围住的奶牛饲养场,西面是断崖陡壁,约两三丈高,只有南面一个缺口可以冲出去。但是,慌乱的人们已经分辨不出方向了,从南面缺口跑出去的总共不过六七人。枪声停止了,四周死一般寂静。日军看看草坪上的人都躺在血泊中,便蜂涌上车准备撤退。当最后一辆车刚启动,突然响起了孩子的哭叫声。日军马上调转车头,进行第二次屠杀。这一次,不是用枪杀,而是用刺刀扎。手持刺刀的日军不管是死人还是活人统统往腹部深刺一刀。这样,似乎还没有发泄他们的兽欲,残忍的日本鬼子又把孕妇肚里的婴儿用刺刀挑出来抛到半空。更可怜那些不懂事的孩子,此时还爬来爬去地呼爹唤娘,全被日军用刺刀活活捅死!据这次惨案的幸存者赵树林回忆:

  有一妇女,当日军的刺刀刺进她的胸膛时,她身上带着刺刀猛然坐了起来,双手攥住刺刀。刽子手一脚将她踢倒在地,狠狠拔出刺刀,她的十个手指刷地一下被割落在地。仇和恨,使她瞪着愤怒的双眼,至死盯住刽子手,凶手吓得呆若木鸡。

  大屠杀历时3 个小时,天色越来越黑,乌云密布,平顶山村没有一丝光亮,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渐渐地,下起了蒙蒙细雨,雨越下越大,苍天在为死难的同胞哭泣!

  第二天一早,日军派人用大钩子把尸首钩到山崖底下,浇上汽油焚尸。其中还没有死的,也被扔在死人堆里烧死。焚尸之后,他们还怕掩盖不了罪迹,又从别处找来两名矿工,逼令他们用炸药把山崖炸塌,掩埋未烧尽的尸骨。据这两名矿工韩凯、傅少孟证实,他们是被日军用刺刀逼着,双眼被蒙住后拉到山崖上,又强令他们打眼放炮,谎称是开矿,并威胁他们不准向外界泄漏此事。

  大屠杀后的平顶山,“瓦舍茅庐,竟化残灰。圃园蔬禾成焦土。人踪灭迹,鸟影绝空。..闻者惊心,观者闭目。”① 这次大屠杀,生还者只有34 人,杨占有就是在这次惨案中死里逃生的一个,当时的惨景,使他不堪回首。下面是他的口述节录:平顶山事件当时,我在日本霸占的煤矿当矿工,日军灭绝人性,血洗平顶山,我是身受重伤后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一排子弹射了过来,没等我定神,只见我旁边的一位山东老太太举起血淋淋的双手,我方才明白这不是照像机了。山东老太太倒下去,我老婆接着也中了弹。我赶紧蹲下去,问她怎么样,我同她还没说完话,我左臂一凉,一颗子弹穿了进去,这时,我老婆又中一弹,来不及说一句话,就倒在我两条腿上。我左臂流血很多,痛不堪言,半昏过去。我不知道紧挨在我身边的弟媳什么时候受了伤,迷迷糊糊之中,只听她对我说:‘六哥,起来吧,让他们打死痛快,何必这样受罪呢?’她挣扎着坐起来,没等坐住,一头栽下来,压在我的头部和胸部,再也没有吭声。弟媳的鲜血,直往我身上流,往我嘴里流,往我眼睛里流,一会儿我的眼睛被蒙住了,睁不开。这时,我身上压了好几个死人,我在最底下被压得透不过气来,但半边脖子露在外边,我又动弹不得。也许是因为压在我身上的死人多,没有被日军罪恶的子弹打着。机枪连续打了近一个小时才停下来,我在昏速中听到日本兵咕噜咕噜说了几句什么话,一会儿又听到汽车的开动声,我知道日本兵屠杀完要走了。最后一辆车刚刚开走不远,我听见有说话声,没死的人都挣扎着往外跑。这一跑糟了,日本兵发现还有人没有死,马上车头一转,再来第二次屠杀。这一次屠杀要比机枪扫射要惨得多。日本兵跳下车,一个个端起刺刀,从此往南挨个地用刀刺,只听见日本兵“库啦,库啦”的喊杀声和刺刀刺到人身上的“克刺、克刺”声,刺到活人身上发出各种凄厉的惨叫声,特别是刺到孩子们身上的尖叫声,人间再没有比这更残忍的事了。刺刀声越来越近,很快轮到我这来了。我整个发痴了,简直不知道害怕,心想这一下报销了,我咬紧牙,屏住气,只有等着日本兵刺。一个日本兵用刺刀在我上面的死人身上乱扎,而我在最底下,全身沾满了血,日本兵以为我早死了,这样,我才幸免遇难。

  ① 摘自《抚顺县势一览》。

  这回日本兵走了,再没有听到有人吱声,过了很长时间才听到有点动静。我知道,这回日本兵确实走了,我使尽全身力气,推开身上尸首,挣扎着爬起来。我用手搓搓眼睛,怎么也睁不开,想用衣服搓,衣服也成了血板。我费了好大劲,才睁开眼睛。一看,黑压压一片,东倒一个,西倒一个,全是尸首。有的脑袋崩裂,有的露出内脏,有的丢了臂,有的断了腿,有的血肉模糊,看不出人样来。再往远处一看,整个平顶山堡子全被烧平了,只剩下一点余火。整个草坪成了一片血海。

  同杨占有一样,那些死里逃生的幸存者几乎都是被压在死人的最底层而幸免于难的。

  另一位幸存者方树荣1954年12月3日的控诉书写道:

  我本姓韩,父亲叫韩延东。平顶山惨案前我家共有八口人: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姑姑、两个弟弟和我。平顶山惨案后只剩我一人。

  1932年农历8月15日晚上(中秋节),我听到外面有喊“杀、杀”的声音,当时我很害怕。第二天,我和弟弟在门口玩,看着很多汽车载着戴铁帽子,扛枪的日本鬼子,我问我的祖父:“爷爷,那是什么?”我父亲看情况不好,乘机翻墙逃走,鬼子就“叭”的一枪,把我父亲给打死了。接着鬼子就连推带拉,把人都赶到山顶,说要给我们照像。到了山上,妇女、小孩有的坐在地上,有的站着,鬼子就向人群开枪。我爷爷抱着我,把我压在身底下,这时我昏迷了。后来我睁开眼一看,只见我的爷爷、奶奶、弟弟..都被打死了,我母亲的头被打破了,白白的脑浆流了很多,两岁的小弟弟还在我母亲身边爬着叫:“妈呀!妈呀!”鬼子用刺刀一扎,往远处一摔。这时,我一动也不敢动。天快黑了,鬼子都走了,受伤而未死的人都哭着叫着:“救命呀!救命呀!”这时我才回家,看房子已被烧了,我又回到死了的爷爷身边呆了一宿。

  第二天,我到大房子(工人单身宿舍)里,就被煤矿工人藏起来了。当时我满身是血,好几处伤口,如今我的脖子、胳膊、腰部等处还有八处伤痕。事后鬼子还出布告:“不准收留平顶山的人,谁要收留就把谁处死。”我姥姥得知我的下落后,才把我接到家里。为了避免别人怀疑我是平顶山的人,只好把姓改为我姥姥的姓,姓方。

  建国后,在平顶山惨案遗址大约长80米,宽5米的地带,出土遗骨800多具。1972年9月16日,平顶山惨案四十周年之际,就地修建了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在馆内,可看到有的头骨大张着嘴,那是在惨叫的瞬间绝命的样子,有的肩胛上留下深深的弹洞,有的头颅骨被子弹穿透,有的尸骨还留下了累累刀痕,那细小的肢骨无疑是襁褓中的婴儿。在遗骨馆陈列的死难同胞的遗物中,有儿童的小手镯、长命锁,老人的烟斗,妇女的戒指以及手表、铜钱,人们在中秋之夜没有吃完而被烧焦了的月饼、芋头;还有日军在屠杀现场留下的子弹壳、汽油桶..,这一切,象一份又一份沾满了血泪的控诉书,写下了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抚顺犯下的滔天罪行。

  遗骨馆建成后,先后接待了无数的国内外观众。在国外观众中,日本人占多数。无论是当年的战犯还是平民,在参观遗骨馆后,每每都感到万分羞愧和震惊!原日军59师团中将藤田茂,1957年从抚顺战犯监狱获释回国后,曾三次来馆凭吊谢罪。他说:“侵略战争的苦是绝对不能忘掉的。现在,当我们站在这繁荣强大的国家,追念着诸烈士的时候,面对着各位英灵烈十遗属和全中国人民的惨重损失与巨大悲愤,惭愧之心情使得我们肝肠俱裂。”

  日本友好人士参观遗骨馆后也表示:“我们要为争取和平做出努力,不能再使这类事件重演。”

  (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刘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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