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顺平顶山大惨案
来源：   2017-08-26 17:28:51

　　
抚顺平顶山惨案

纪念碑

　　昔日的平顶山村位于今抚顺市区南4 公里处，两露天煤矿的东部。当时，那里居住着400 多户人家，3000 余口人，其中大部分是贫苦的矿工，还有少量的小商贩和小手工业者，几处铺面、作坊虽说不大，倒也兴隆。

　　1931 年9 月18 日，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四个多月后侵占全东北。从此血腥镇压我骨肉同胞达14 年之久，其间，制造了多起大惨案。扰顺平顶山大惨案就是其中之一。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32 年9 月15 日，即农历中秋节之夜，辽宁民众自卫军第六路军李春润部所属大刀队进攻抚顺，路经平顶山，烧了日本人的配给店，然后便奔向东岗、老虎台、杨柏堡、东乡和古城子。半途杀死了杨柏堡炭矿长渡边宽一。夜袭时打死了自卫团长平岛善作和劳务系佐场弥作等七八个日本人，并烧了杨柏堡采炭所。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对东北人民敲骨吸髓，使东北到处燃起抗日烽火。在辽宁，以唐聚五为首的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已发展到36 路，李春润率领的第六路是最强的。因此，辽宁民众自卫军的存在和发展，使日本侵略者当局深感不安。大刀队袭击抚顺，更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惊恐。他们决定进行疯狂的报复，于是预谋了一场狠毒、血腥的大规模屠杀计划。

　　川上岸(抚顺守备队第二中队队长、陆军步兵大尉)和小川一郎(抚顺宪兵分遣队队长、宪兵准尉)是这次大屠杀的主要策划者。为血洗平顶山，他们给平顶山居民罗织的罪名是：大刀队路经平顶山时，此地居民没有及时向日本宪兵队报告;大刀队袭击抚顺时是由干顶山人带的路;平顶山居民同大刀队里应外合，串通一气。

　　关于大屠杀的策划经过，伪抚顺县长夏宜的外事秘书兼翻译于庆级供认道：

　　衣历8 月16 日，早6 时许，召开了由守备队长川上岸、宪兵分遣队队长小川一郎、日本参事官山下满男和于庆级参加的去议，地点在小川办公室。会上，小川说：“昨夜大刀匪的进攻是由栗家沟分所反映的。大刀匪攻矿区，平顶山周围的那几个屯的老百姓是知道的，但并未向分所报告，可以肯定是通匪的。现在大家讨议一下如何处理那几个村的问题。”在谈到如何对付平顶山居民时，川上丧心病狂的叫嚣：“只有把他们全部烧光、杀光。”

　　接着，上午8 点多钟，又在炭矿办公室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川上岸、小川一郎、前田信二、山下满男、久保孚、伪警察局长佟世勋、伪抚顺县长夏宜等。会上仍先由川上岸大放厥词：“这次大刀队进攻抚顺，是由平顶山方面来的，给我们造成很大损失。以前对平顶山附近几个村屯的居民，曾再三告诫他们，如果发现大刀匪的情况，要立刻报告日本分所。他们不但没有报告，而且大刀匪在他们的掩护下，竟在那里出现了。这些村屯统统的通匪，我们要用烧光、杀光的办法来对付他们。”

　　会上作出决定：执行屠杀任务交给守备队，宪兵队配合守备队完成屠杀任务。下一步就是具体执行的问题。实际上，川上的屠杀准备工作早已开始，他一边召集首脑人物开会，一边派守备队的人去察看屠杀现场地形和进行其它各项准备，包括屠杀完毕的处理工作。

　　当年在宪兵队任翻译的王长春回忆了川上布置这个任务的经过，他说：

　　到了守备队，川上把参加屠杀平顶山的人员全部集合在一起，把守备队和宪兵队在执行任务中的分工和有关事项向大家讲了话，他说：“从现在开始扫荡平顶山，先是用宪兵队和守备队的密探把当地的居民集合在一起，等集合齐全后，宪兵队给联络时，再向前进行扫荡，至于善后处理由守备队负责，房屋尸体全用汽油烧毁。宪兵队的任务是掩护工作，但在现场执行中如果守备队方面兵力不敷分配时，宪兵队亦应参加扫荡。宪兵队必须得到守备队联络兵扫荡完了的通知，才算完成任务。现在开始出发，守备队和宪兵队的密探、通译(即王长春)先生。如果用软的办法哄不出来，就必须使用硬的办法跟上去，软硬兼施，务必把这些活东西都赶出来，无一漏网。”

　　川上所说的软办法，就是用欺骗的办法，即：昨晚大刀会袭击抚顺，平顶山居民没有一个受到伤害，为纪念大家太平无事，给大家照像，全部到南边草坪上集合。

　　中午时分，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日军共190 多人分乘4 辆大卡车向平顶山方向驶来。其中一辆车直接开进平顶山街，其余三辆车的日军把平顶山全村包围起来。开进平顶山街的这辆车上的日军，又分成若干伙，从北到南挨门挨户把居民往外赶。这一伙说：“快走!红胡子要来，快到南边草坪上，给大家照像!”而那一伙又说：“快走!红胡子要来，快躲到南边去!”有的干脆什么也不说，端着明晃晃的刺刀逼着人们快走。

　　此时，许多人还没有吃午饭。对这突如其来的逼赶，预感到一场灾难将要降临，很多人不想走，日军一边嚎叫着，一边把刺刀直指人们的胸膛。一些缠足的老太太和病残者，因为走的慢，有的被日军连推带拖赶着走，有的被就地杀死。就这样，3000 多手无寸铁的居民全被驱赶到平顶山南端的一块草坪上。

　　突然，人群中有人尖叫：“不好!日本人放火烧房子啦!”人群开始骚动，大家试图冲出去救火，但很快被日军拦住了。不一会儿，只见整个平顶山村浓烟弥漫，大火冲天。眼睁睁地看着家园被大火吞噬，人们的心如刀割。然而，他们哪里知道，一场更大的灾难就要开始了。

　　草坪上，一家人挨着一家人，四周已被日军严密地包围起来。草坪中央，立着一个用布蒙着的带腿的东西。人们不知道那是何物，有些人还以为是给他们照像用的像机!

　　这时，一个面目黝黑、个子高大的日本军官走了出来，他叽哩咕噜地乱叫一阵，紧接着，蒙在“照像机”上的布被掀掉了，里面是六挺机枪!“突突突突..”机枪开始扫射!围在四周的守备队亦同时向人群开枪!倾刻间，人群一排排倒下去。人们的惨叫声和突突的机枪声连在一起。平顶山淹没在日军疯狂的大烧杀之中。

　　人们不顾一切往外冲，企图寻找一条生路，可是，往哪旱逃呢?东面是持枪射击的日本兵，北面是用铁刺网围住的奶牛饲养场，西面是断崖陡壁，约两三丈高，只有南面一个缺口可以冲出去。但是，慌乱的人们已经分辨不出方向了，从南面缺口跑出去的总共不过六七人。枪声停止了，四周死一般寂静。日军看看草坪上的人都躺在血泊中，便蜂涌上车准备撤退。当最后一辆车刚启动，突然响起了孩子的哭叫声。日军马上调转车头，进行第二次屠杀。这一次，不是用枪杀，而是用刺刀扎。手持刺刀的日军不管是死人还是活人统统往腹部深刺一刀。这样，似乎还没有发泄他们的兽欲，残忍的日本鬼子又把孕妇肚里的婴儿用刺刀挑出来抛到半空。更可怜那些不懂事的孩子，此时还爬来爬去地呼爹唤娘，全被日军用刺刀活活捅死!据这次惨案的幸存者赵树林回忆：

　　有一妇女，当日军的刺刀刺进她的胸膛时，她身上带着刺刀猛然坐了起来，双手攥住刺刀。刽子手一脚将她踢倒在地，狠狠拔出刺刀，她的十个手指刷地一下被割落在地。仇和恨，使她瞪着愤怒的双眼，至死盯住刽子手，凶手吓得呆若木鸡。

　　大屠杀历时3 个小时，天色越来越黑，乌云密布，平顶山村没有一丝光亮，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渐渐地，下起了蒙蒙细雨，雨越下越大，苍天在为死难的同胞哭泣!

　　第二天一早，日军派人用大钩子把尸首钩到山崖底下，浇上汽油焚尸。其中还没有死的，也被扔在死人堆里烧死。焚尸之后，他们还怕掩盖不了罪迹，又从别处找来两名矿工，逼令他们用炸药把山崖炸塌，掩埋未烧尽的尸骨。据这两名矿工韩凯、傅少孟证实，他们是被日军用刺刀逼着，双眼被蒙住后拉到山崖上，又强令他们打眼放炮，谎称是开矿，并威胁他们不准向外界泄漏此事。

　　大屠杀后的平顶山，“瓦舍茅庐，竟化残灰。圃园蔬禾成焦土。人踪灭迹，鸟影绝空。..闻者惊心，观者闭目。”① 这次大屠杀，生还者只有34 人，杨占有就是在这次惨案中死里逃生的一个，当时的惨景，使他不堪回首。下面是他的口述节录：平顶山事件当时，我在日本霸占的煤矿当矿工，日军灭绝人性，血洗平顶山，我是身受重伤后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一排子弹射了过来，没等我定神，只见我旁边的一位山东老太太举起血淋淋的双手，我方才明白这不是照像机了。山东老太太倒下去，我老婆接着也中了弹。我赶紧蹲下去，问她怎么样，我同她还没说完话，我左臂一凉，一颗子弹穿了进去，这时，我老婆又中一弹，来不及说一句话，就倒在我两条腿上。我左臂流血很多，痛不堪言，半昏过去。我不知道紧挨在我身边的弟媳什么时候受了伤，迷迷糊糊之中，只听她对我说：‘六哥，起来吧，让他们打死痛快，何必这样受罪呢?’她挣扎着坐起来，没等坐住，一头栽下来，压在我的头部和胸部，再也没有吭声。弟媳的鲜血，直往我身上流，往我嘴里流，往我眼睛里流，一会儿我的眼睛被蒙住了，睁不开。这时，我身上压了好几个死人，我在最底下被压得透不过气来，但半边脖子露在外边，我又动弹不得。也许是因为压在我身上的死人多，没有被日军罪恶的子弹打着。机枪连续打了近一个小时才停下来，我在昏速中听到日本兵咕噜咕噜说了几句什么话，一会儿又听到汽车的开动声，我知道日本兵屠杀完要走了。最后一辆车刚刚开走不远，我听见有说话声，没死的人都挣扎着往外跑。这一跑糟了，日本兵发现还有人没有死，马上车头一转，再来第二次屠杀。这一次屠杀要比机枪扫射要惨得多。日本兵跳下车，一个个端起刺刀，从此往南挨个地用刀刺，只听见日本兵“库啦，库啦”的喊杀声和刺刀刺到人身上的“克刺、克刺”声，刺到活人身上发出各种凄厉的惨叫声，特别是刺到孩子们身上的尖叫声，人间再没有比这更残忍的事了。刺刀声越来越近，很快轮到我这来了。我整个发痴了，简直不知道害怕，心想这一下报销了，我咬紧牙，屏住气，只有等着日本兵刺。一个日本兵用刺刀在我上面的死人身上乱扎，而我在最底下，全身沾满了血，日本兵以为我早死了，这样，我才幸免遇难。

　　① 摘自《抚顺县势一览》。

　　这回日本兵走了，再没有听到有人吱声，过了很长时间才听到有点动静。我知道，这回日本兵确实走了，我使尽全身力气，推开身上尸首，挣扎着爬起来。我用手搓搓眼睛，怎么也睁不开，想用衣服搓，衣服也成了血板。我费了好大劲，才睁开眼睛。一看，黑压压一片，东倒一个，西倒一个，全是尸首。有的脑袋崩裂，有的露出内脏，有的丢了臂，有的断了腿，有的血肉模糊，看不出人样来。再往远处一看，整个平顶山堡子全被烧平了，只剩下一点余火。整个草坪成了一片血海。

　　同杨占有一样，那些死里逃生的幸存者几乎都是被压在死人的最底层而幸免于难的。

　　另一位幸存者方树荣1954年12月3日的控诉书写道：

　　我本姓韩，父亲叫韩延东。平顶山惨案前我家共有八口人：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姑姑、两个弟弟和我。平顶山惨案后只剩我一人。

　　1932年农历8月15日晚上(中秋节)，我听到外面有喊“杀、杀”的声音，当时我很害怕。第二天，我和弟弟在门口玩，看着很多汽车载着戴铁帽子，扛枪的日本鬼子，我问我的祖父：“爷爷，那是什么?”我父亲看情况不好，乘机翻墙逃走，鬼子就“叭”的一枪，把我父亲给打死了。接着鬼子就连推带拉，把人都赶到山顶，说要给我们照像。到了山上，妇女、小孩有的坐在地上，有的站着，鬼子就向人群开枪。我爷爷抱着我，把我压在身底下，这时我昏迷了。后来我睁开眼一看，只见我的爷爷、奶奶、弟弟..都被打死了，我母亲的头被打破了，白白的脑浆流了很多，两岁的小弟弟还在我母亲身边爬着叫：“妈呀!妈呀!”鬼子用刺刀一扎，往远处一摔。这时，我一动也不敢动。天快黑了，鬼子都走了，受伤而未死的人都哭着叫着：“救命呀!救命呀!”这时我才回家，看房子已被烧了，我又回到死了的爷爷身边呆了一宿。

　　第二天，我到大房子(工人单身宿舍)里，就被煤矿工人藏起来了。当时我满身是血，好几处伤口，如今我的脖子、胳膊、腰部等处还有八处伤痕。事后鬼子还出布告：“不准收留平顶山的人，谁要收留就把谁处死。”我姥姥得知我的下落后，才把我接到家里。为了避免别人怀疑我是平顶山的人，只好把姓改为我姥姥的姓，姓方。

　　建国后，在平顶山惨案遗址大约长80米，宽5米的地带，出土遗骨800多具。1972年9月16日，平顶山惨案四十周年之际，就地修建了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在馆内，可看到有的头骨大张着嘴，那是在惨叫的瞬间绝命的样子，有的肩胛上留下深深的弹洞，有的头颅骨被子弹穿透，有的尸骨还留下了累累刀痕，那细小的肢骨无疑是襁褓中的婴儿。在遗骨馆陈列的死难同胞的遗物中，有儿童的小手镯、长命锁，老人的烟斗，妇女的戒指以及手表、铜钱，人们在中秋之夜没有吃完而被烧焦了的月饼、芋头;还有日军在屠杀现场留下的子弹壳、汽油桶..，这一切，象一份又一份沾满了血泪的控诉书，写下了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抚顺犯下的滔天罪行。

　　遗骨馆建成后，先后接待了无数的国内外观众。在国外观众中，日本人占多数。无论是当年的战犯还是平民，在参观遗骨馆后，每每都感到万分羞愧和震惊!原日军59师团中将藤田茂，1957年从抚顺战犯监狱获释回国后，曾三次来馆凭吊谢罪。他说：“侵略战争的苦是绝对不能忘掉的。现在，当我们站在这繁荣强大的国家，追念着诸烈士的时候，面对着各位英灵烈十遗属和全中国人民的惨重损失与巨大悲愤，惭愧之心情使得我们肝肠俱裂。”

　　日本友好人士参观遗骨馆后也表示：“我们要为争取和平做出努力，不能再使这类事件重演。”

　　(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刘一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