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辽宁省的暴行（1932年2月—1944年12月）之六
来源：《侵华日军暴行总录》   2017-08-29 10:54:24

　　建平四分地、陈家沟惨案

　　1933年春侵华日军强占了辽宁省建平县后，对老百姓实行了残酷的统治和压榨，要烟土，抓劳工，逼捐税，蹂躏妇女，逼得民众痛不欲生。特别是由日军官严尚、木田等控制的黑水伪警察署，对这一带百姓压榨更为残酷。他们随便抓人，滥施酷刑，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甚至将被捕人投入监狱残酷杀害。为了反抗统治，当地农民李子成愤然而起，秘密发动群众成立起民间武装组织——红枪会。不到两个月，已发展到200多人。

　　1937年8月14日，李子成带领红枪会会员攻下了黑水城门，与伪警察展开了激烈战斗。次日，由严尚、木田调集日军和伪警察，分乘三辆卡车。架着机枪，直向四分地村和陈家沟村进行反扑。村民们已四处躲逃，日军抓不到人便抢财物，并将各家的炕席竖起来，倒上汽油点燃，刹时间两村的百余间房子着起通天大火，毁之一炬。尔后，日伪军警又到附近大小山头搜捕，打死村民张世玉、刘振才、任天元和丁清等人，后又发现李子成的踪迹，一直追到黑水乾坤山下，李子成不幸中弹身亡，日军将其首级砍下，悬于黑水街东门外示众。(管文华)

　　驻抚顺日本宪兵分遣队的暴行

　　1937年10月4日(阴历九月初一)，侵占奉天(今沈阳)的日本宪兵队的西田少佐率日本宪兵20余人赶来抚顺，在抚顺日本宪兵分遣队的配合下，开始了大逮捕行动，先后逮捕抗日爱国志士40余人，其中中共党员25人。捕后酷刑逼供，野蛮审讯，审讯结束，开始了大屠杀。根据国家档案馆所存日伪档案所载，张佐汉、张力久、王绍纯、佟书庵、佟宝功、纪儒林、周鼎仲、李壮猷、丁宝珩、肖启亮、许世富、石振华共13人，被日军集体屠杀于奉天小河沿(今沈阳万泉河畔)。1942年8月，抚顺炭矿老虎台采炭所，发生1000多名“特殊工人”逃跑事件。抚顺日本宪兵分遣队派出大批宪兵、警察跟踪追捕，对捕回的200余人严刑拷打，很多人在痛苦折磨中死去。(姚云鹏)

　　朝阳塔营子惨案

　　侵华日军强占辽宁省朝阳县之后，不时伺机袭击八路军，南三区已被日军抡光、杀光、烧光了。到了1938年4月，传言日本讨伐队要来东五家子，人们只好拖儿带女到村外大山里躲藏。一天，果真有五六十名日军讨伐队来犯，队长叫佐滕，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塔营子村共10户人家，听说讨伐队来到东五家子，村中大人孩子就往山里躲。第二天上午，日军讨伐队将张广林家的房子点着了，张广林急着到村边去探望，被日军抓获，先是用胳臂粗的木棍打，后来又把他按在小河里灌凉水，直到被灌死。村民程万财，带着9岁的孩子藏在山里，孩子饿得直哭。他怕被日军听见，便偷偷跑下山去找食物，被日军抓住。日军先是将程万财绑在树上，10多个日军轮番打，打得他皮开肉绽，昏过去用凉水喷过来再打，逼他承认是“胡红子”，并向他要枪。天黑了，日军才把塔营子村的房子全部燃着，尔后带上程万财才返回东五家子村公所，将程万财关在小学校的一间空教室里。在这里日军又轮流折磨程万财，不仅抓住他的头发打，还抓住他的头往墙上撞，程万财痛得惨叫，吓得学生不敢去上学。塔营子村托了保人也没顶用，到第四天，日军用战刀砍下了他的头颅，挂在村南的一棵榆树上，一直挂了10天，讨伐队撤走后家人才取下埋葬。(管文华)

　　北票市娄家沟惨案

　　辽宁省北票市以北25公里处的兰家窑，是抗日英雄兰天林的家乡。兰天林领导的抗日灭满救国军，在北票各地给日军以沉重打击。1938年秋，绰号“活阎王”的日本侵华关东军佐藤大队长，亲带日本讨伐队，四处追剿兰天林的抗日队伍，并在娄家沟村设置了伪村公所和警察分驻所，以“强化治安”。日军还到处张贴布告，悬赏捉拿兰天林。在一次战斗中，兰天林队伍中的11名战士落入了佐藤之手。11月24日清晨，佐藤带百余名日军，乘卡车进犯娄家沟。接着，将上下三个村的居民，上至白发老人，下到会走路的孩子，统统赶到村南靠树林子的杀人场上。佐藤坐在东面指挥台的太师椅上，西、南、北三面由荷枪实弹的日军把守，并架设了四挺机枪。10点多钟，日军将前两个月抓捕的抗日灭满救国军的11名战士押到铡刀前，站在最前面的是爱国战士齐孝祥。只见他腿被打断、头部血肉模糊，对敌人怒目而视。他向家乡拜三拜，并用伤手提提袄领，便毅然躺在铡刀上。此时，佐藤从太师椅上跳下来，手挥战刀叫了一阵子。翻译官说：“皇军说，谁要再反满抗日，就杀头示众!”于是，刀下头落，血花四溅，洁白的雪地顿时一片殷红。就这样，11名战士的头颅落地，其惨状目不忍睹。事后，佐藤又命令将这里铡下的11个头颅，连同从外地携来的10个人头，一起挂在路边的大杨树上示众。(朝阳人)

　　日军在锦州残害被捕群众

　　1941年，日寇在“围剿”东北抗日联军时，抗联三路军九支队政委郭铁坚不幸牺牲。日军官田中和内丸从郭身上搜出了我地下工作人员名单一份。此后又通过各种手段和渠道获得我东北地下工作人员活动的大量情报。

　　1941年7月，日本关东军宪兵第三课课长吉房虎雄宪兵中佐，召开了东北各地宪兵队长会议，要求各地按已掌握的情报由宪兵统一指挥，伪军警配合，进行大搜捕。在半年时间内，共搜捕刘荣久等我抗日志士及无辜群众700多人，仅在锦州被捕的就有110多人。他们被分别关押在东北各地日本宪兵队和日本铁道守备队监狱之中。在长达二年多的时间里，日军惨无人道地对被捕志士和群众进行酷刑毒打，其刑罚令人发指：冬天用冰房子冻、用雪埋、用冰水浇、跪板凳、用竹签剜牙、用刺刀砍腿、火烫、烟烧、狗咬等，无所不用其极。1943年4月7日，周振环、杨景云、张化堂等被日军判处绞刑，英勇就义。(武连勤)

　　控诉日寇对我的暴行

　　1941年12月16日晚6时，敌伪锦州铁路警护队10余人把我家大门踢开，恶狼似的闯入屋中，首先打我几个耳光，同时把刺刀按在我7岁儿子的脖子上，问孩子他爸上哪儿了。我另外两个5岁、3岁的孩子吓得大哭。日军便把他俩从被里拽出，扔到炕边，连打带翻，没找到人，便把我带到了警护队。第二天刚朦朦亮，就把我带到审讯室，要我供出丈夫周振环的去处，我不供，日寇就对我下了毒手。这时我已怀孕七个月。日本兵先是用胶皮板子打我嘴巴，皮鞭抽身，后又用竹签刺指甲缝。我还不说，这时就又上来四个日本兵，把我按在地上，将全身衣服扒光，用点着的整股香烧我头发、烧腋窝、烧大腿。接着给我过电，电匣子上有两根铜丝，拴在我的两个大拇指上，日本兵一摇把，我的心就好像蹦出来一样，特别难受。日兵又把电匣子的铜丝拴在我的两个乳头上，用力一摇，我就又昏过去了。前后共过电七次，我昏死七次。日本鬼子觉得这样还不过瘾，竟惨无人道地把我的衣服全扒光，拿竹片刺我的阴道!我疼得死去活来，昏过去就用凉水浇醒。我在押的20多天，就死过去20多次。

　　12月31日晚8时，鬼子把我丈夫周振环捕押到锦州铁路警护队。我在受刑后的昏迷中听鬼子说：“周振环到底抓来了。”1942年1月3日，日本人又把我提到审讯室强迫我跪在丈夫身边看着他受刑。除严刑拷打外，又把烧红的铁钳子往他身上挟，钳子拿下来，肉也掉了下来，连烙几次，人就昏死过去了。等丈夫醒过来后，就又过电，昏过去就浇凉水。坐老虎凳，把腿肚子都压得血肉翻飞。还有更灭绝人性的刑罚，用猪鬃捅尿道。比这更残忍的是滚钉笼子。钉笼子是圆的，当中粗，两头细，三面有钉子，钉子长三寸左右。把人放在中间，两个鬼子用脚蹬着来回滚，这样就把人身上的皮肉全都刮下来了。鲜血淋漓遍体血肉模糊，衣服都粘在身上，根本都脱不下来。(周化祯口述 武连勤整理)

　　日军在凌源修“人圈”的罪恶

　　1942年，侵华日军在辽宁省凌源县疯狂地进行了集家并村，制造“集团部落”、“无人区”，河坎子乡是全县集家并村最早、最全面、受害最深的。

　　河坎子乡共有居民1032户，散民在119个自然村。日军在这里调集了大批武装力量，并从外地抓宋数百名劳工，武装押赴各自然村，威逼强迫农民拆住房、修“人圈”。如住户不让拆或限期内不拆掉，便放火烧光。如发现农民种地，不去修“人圈”，抓住就打成半死。就这样强迫农民拆掉住房257了间，放火烧掉住房657间，修建“人圈”八个(其中40亩以上的大圈四个，30亩地以上的三个，不足30亩地的小圈一个)。全乡农民被日军赶进这八个“人圈”里，如入牢笼：圈四周有日伪军警严密把守，每天开关大门有定时，早出门不准，晚归者诬作坏人问罪。他们还经常以“外面有情况”、“守卫演习”、“查户口”、“验证明书”、“搜查可疑人”为借口，白天也大门紧闭，不许农民出去耕种田地，使粮谷歉收或撂荒。由于众多人挤在一起，卫牛条件极差，加上饥寒交迫，造成瘟疫流行，死亡惨重。据统计，全乡被日军赶进“人圈”里的5524口人中，被日伪军打死和病饿致死的共670人(占进“人圈”人口总数的12%)，其中老年人死108人，中年人死194人，幼儿死151人。从1943年春至1945年“八·一五”祖国光复，侵华日军在凌源县城的南、西、北部的150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占全县总面积的46.5%)，共强制修建“人圈”100个，强迫搬迁436个自然村的11645户70100口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23.3%)。因受日伪军警的严刑毒打、冻、饿和瘟疫致死3611人。被烧毁住房1080间，拆掉住房77200多间。共损失牛驴骡马大牲畜379头、羊1900余只、猪1500余口。损失生活用具4590件、生产小农具88000余件。陈列摆设11000余件，损失粮食32万余斤。(管文华)

　　凌源县达摩洞大逮捕

　　1942年腊月初七的清早，有300名左右荷枪实弹的日伪军，从前槽岭进犯达摩洞的西庄和南台子。他们先包围了村子，然后将全村200多人赶到河边，强迫跪在沙石上，拷问八路军的去向和私通八路军的人。牌长马占先被打掉了门牙，打得脸部血.肉模糊，什么也没问出来。日伪军见就地拷问无效，便抓走100多名男人，押到香洼西沟，连夜严刑拷问。首先抓出程相，用棍棒打、皮鞭抽、装麻袋里摔，并动用其他刑法，但他宁死不供。接着，又拉出小学教师吴秉志，日军先用甜言蜜语诱骗不成，义用木棍毒打，又绑在凳子上灌凉水。后来用刺刀扎破下巴、耳朵，他还说“不知道”。就这样轮番折腾一夜，日伪军还是一无所获。无奈，次日日伪军从抓来的人中挑出牛瑞、吴秉文、马占川、程相、陈广田、高文奎等八人，押送到青龙宪兵队监狱中;将陈海、高文胜、米德坤、朱义、陈廷等23人押送到卓新煤矿当劳工;其余被重刑致残行走不便的人，如臧秉会、陈奇和伪甲长马瑞馥均被杀害。(管文华)

　　凌源县香洼西沟大逮捕

　　暴行发生在1943年11月。当地伪甲长程兴，利用甲长身份为八路军办事。日军晓知底细后，以通知他去开会为名，将他押送到承德伪热河省监狱，不久在那里被杀。时隔几日，日本宪兵队和伪警察讨伐队纠集侵袭了香洼西沟。就在这小小山村里，一次逮捕了15名无辜百姓。经过严刑拷打之后，王振、王庄、王世恒等六人被押进监狱;王山、王秀、王荣、岳海山等六人被押送到本溪煤矿当劳工;程秀、程相等三人惨遭杀害。(管文华)

　　凌源县后槽岭南台子大逮捕

　　1943年农历正月十三日，我八路军冀东十六军分区第七区队住在后槽岭南台子，将伪警察讨伐队击溃。消息传出后，侵华日军会同讨伐队又扑向南台子。日军和伪警察逐户搜查、抓人，并将抓到的韩元、韩跃、韩常、张树林等几十人押到北杖子河边，对这些百姓个个刑讯逼供，让他们说出八路军的下落。还将南献申、南献五、韩义、韩福山等人带到刀尔登警察署，用绳子抽、木棍打、绑在板凳上灌凉水。无论敌人怎样轮流施刑，他们无一人招供八路军的情况。最后，日军无计可施，便将他们投进了凌源县监狱。(管文华)

　　日伪抚顺矫正辅导院的暴行

　　1943年4月，伪司法矫正总局先后在抚顺、鞍山、本溪湖、哈尔滨、阜新、鹤岗、奉天(沈阳)、大石桥、齐齐哈尔、长春等地，共建立了11所矫正辅导院。据日伪司法部司法矫正总局局长中井久二的供词所载：“自1943年—1945年，在中国东北11所矫正辅导院，受‘矫正’和‘被辅导者’，计有二万多人。”“被辅导者”的监舍及“外役”场所，都是高墙壁垒，层层铁刺线网、电网。监舍铁门、窗夜间上锁，上厕所也不准出门。门外设固定岗哨和流动岗哨，警戒森严，日夜看守，使“被辅导者”插翅难飞。

　　在“被辅导者”之中，如发现“思想不良”不愿出劳役者，便加戴刑具服苦役。稍有反抗，立即给以“精神训练”和“矫正辅导”。采用“举板凳”、“夹手指”、“抽皮鞭”、“灌凉水”、“吊大挂”等等手段进行拷打。在辅导警察的刺刀、马靴、皮鞭的驱赶下，“被辅导者”的劳役达10—12小时。矫正辅导院的一切，真是残暴冷酷，敲骨榨髓，“被辅导者”每天挣扎在死亡线上，几乎天天有死人，“有时最多一天就折磨死60多人”(《抚顺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48页)。如平均按最低每天折磨死者以10人计算，从抚顺矫正辅导院建立之始到最终解体，仅以500天计算，则死亡人数为5000余人。死者尸体大都埋于新屯南山山后。

　　东北各地矫正辅导院，因备受折磨而横遭惨死者天天发生。至于确切的死亡人数的统计数字，敌伪档案早已荡然无存。可是日伪当局面对血的事实，也不得不承认这一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在他们所写的一份报告里记载：“因卫生设备之不完善，及防疫措施不够，以致罹恶疫而死亡不幸事件甚多。”根据日伪司法矫正总局对通化矫正辅导院曾作过一次认真统计，仅在监关押500名“被辅导者”，先后死亡近200人，死亡率高达40%。

　　另据日伪抚顺矫正辅导院辅导士付洪恩的回忆材料记载：“1945年8月14日下午，搭连分院押解400余名‘拘置者’送往新屯总院，当队伍走到阿金沟桥头左右，‘拘置者’举行了暴动，被辅导官及辅导士开枪打死1人，打伤多人。当晚九点新屯总院1000余人举行大规模的逃跑暴动，被开枪打死20余人，打伤多人。”“辅导科日本翻译官，主任辅导士XXX指挥镇压‘八·一四’暴动事件，造成打死20余人，打伤多人的罪恶。”“主任辅导士XXX(绰号X阎王)经常毒打‘被辅导者’，曾亲自枪杀两名被押人员。”“主任辅导士XXX、XXX各亲手枪杀两名被辅导者”。“1945年7月，在外作业时，一少年逃跑被抓回，绑在电柱上，被活活打死，并在院内展览尸体。矫正辅导院院长横田武极还威胁说：如有再逃跑者和死者一样下场。”1944年(伪康德十一年)1月，抚顺矫正辅导院100余名“被辅导者”集体逃跑。日伪抚顺市警察局警正衔特务科长小林畎太郎接到报告后，立即派特务科执行警尉矢内正美带领特高股员会同龙凤分局的警察前去追捕。在新屯南山打死一名逃跑者，40名被抓回(见《抚顺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169页)。(姚云鹏)

　　日军火烧大杖子沟

　　1945年7月14日，一个连的日军，从辽宁省北票市三室乡撤回朝阳县。天黑时，日军撤到了台都巴区杠头沟外的大杖子沟村。日军一进村，遇到男人就打，遇到女人就抓。晚上有四个日军失踪。次日，日军清查人数时发现人少了，便发疯似的跟伪村长要人。事后，疯狂的日军气急败坏，又调来100余名日军卷土重来，架起机枪向大杖子沟猛烈扫射。16日，日军已聚集几百人，由伪村长带路开进了大杖子沟村，见人就抓，抓住就打。将小孩装进麻袋里摔死，连七八十岁的老人也不放过。有两名村民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最后，日军点燃了一把大火，将全村几十户的住房全都烧毁，使上百口人无家可归，流离乞讨。(朝阳人)

　　朝阳大平房惨案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盘踞在辽宁省金岭寺一带的日军垂死挣扎，在朝阳县大平房制造了一起屠杀无辜村民84人、烧毁民房246间的大惨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阜新煤矿，来自建平县的几千名劳工乘火车回乡要同家人团聚。8月22日晚，列车从西阜新车站开出驶向叶柏寿车站，在金岭寺车站被几个日本军人拦住。司机见势不好跳车跑了，那几个日本人上车诡称开车送劳工回叶柏寿。然而，火车开进大平房车站后，日军要在车站调转车头东行，从该车站接走日军少佐队长等10几人回金岭寺。车上的劳工们一看司机要把车倒开回去，便挥起铁锹、棍棒、石头同日军展开搏斗。没想到日军拔出了隐藏未缴的三支短枪，气急败坏地向劳工开了火。枪声一响，大平房的“自卫队”十六七人冲上车来，打死了10个日本兵。只剩下一个穿便衣的日军，受伤后溜进了民宅，连夜逃回了金岭寺向长官报告。日军怀着歇斯底里的报复心理，纠集了200多名官兵，重新操起武器，乘一辆装甲车向大平房驶去。金岭寺车站的铁路工人得知这一消息，故意把道岔搬错，使装甲车脱轨，拖延到24日下午4时，装甲车才开到大平房停下。荷枪实弹的日军官兵，下车后就朝东、北、西方向形成一个大扇面，向大平房迂回包抄过来。日军为防村民向东、北面躲逃，又在东边高地上和北山包上架起了机枪。日军的大批人马，从三面向村中包围。不知道一点音信的村民，一听到枪响，便惊慌失措地到处躲避。凶恶的日军见一个杀一个，离远的用枪击，离近的用刀砍。藏在草垛里的一名孕妇，被日军拉了出来，先是用刺刀穿腹挑出婴儿，然后又把婴儿用刺刀穿腹刺死。一个姓王的老头领着10岁的男孩向外跑，日军一刀将老头砍死在猪圈旁，尔后把这10岁的男孩拉到车站，逼着他和另外抓来的10几个孩子给死去的日军洗尸。洗完后，又逼他们把死了的日军抬上车，最后将这10几个孩子的头颅砍掉，给死去的日军祭灵。凡是逃不走的老弱病残，几乎都被日军杀死在炕上。已经逃出去的男女老少，也都被日军圈了回来，逼到村南大树林子里杀害。不到两小时，日军杀死我无辜村民84口，烧毁民房246间，当时现场尸横遍野，血流满地，惨不忍睹。(朝阳人)

　　铁岭周家网惨案

　　1940年日军“广凌开拓团”侵占了辽宁昌图县的周家网等各村屯，强行赶走了当地居民，强占土地870多垧。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的消息传到周家网等村后，百姓们自发地起来庆祝胜利，同时抑制不住满腔怒火，成群结队地冲入日本移民区，夺回一些被日本人强占的器物和粮食。当时还没撤走的日本人副县长听到消息后，马上派属官中村和工兵队长岩保率领尚未缴械受降的日本守备队前往周家网进行报复。不论男女老幼，日本兵手握刺刀见人就杀，一些尚未来得及逃走的百姓惨死在日军的枪口和刺刀下。村中刘姓一家五口活活被日军杀死在一个屋里。当时这家的妇女刚生小孩，日军不但用刺刀挑死了母亲，而且将不满月的婴儿也挑死在母亲怀里。他们还把汽油倒在各家的棉被上、柴垛上和房子上，燃起大火。仅这一天，周家网村就有17名无辜的百姓遭杀害，几十户人家被烧光。(马士杰 刘志刚)

　　铁岭城内的日军狼狗圈

　　日本侵略者为镇压辽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对不屈服的抗日军民动用了残酷的刑罚，其中最残忍的一项是用活人喂狼狗。当时驻辽宁铁岭的日本宪兵队就设有狼狗圈。日军在几丈高的铁栅栏里放养着一群狼狗，平时不喂饲料，等狼狗饿红了眼自相撕咬时，再将抗日志士和他们认为是“反满抗日”的无辜百姓用打水式的桔槔绑在木杆的一头，吊起后旋转桔槔，放到狼狗圈内狼狗能咬到人的上身的高度。饿极的狼狗蜂拥而上，被害者的惨叫声撕心裂胆。转眼间，一个好端端的人就血肉皆无，只剩下一具残缺不全的白骨。辽宁中央地区民众抗日自卫军参谋长白朴林、自卫军领导人白子峰的次子白朴珍、抗日义勇军第三十九路军第一队队长王邦亚、郑子营部铁岭民团的周连长兄弟俩，就是在被用过酷刑之后，又这样被投入狼狗圈杀害的。他们只是死在狼狗圈内的无数抗日志士和无辜百姓中的几例。(马士杰 刘志刚)

　　阜新煤矿万人坑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阜新成立了矿业所，在矿区实行惨无人道的“人肉开采”政策，以人换煤。成千上万的煤矿工人过着非人的生活，造成大批矿工死亡，有的甚至无辜被杀害。日伪把死难的矿工抛入坑内，形成了“万人坑”。名为“万人坑”，实际上又何止万人!当时矿区附近到处是尸骨，后来日方在阜新建了四大墓地：五龙南方墓地、孙家湾南山墓地、城南墓地和新印兴隆沟墓地，总面积为54万多平方米。所谓墓地，就是堆放矿工尸骨的大坑。据估算从1936年至1945年间惨死在万人坑的矿工达13万人。此间，日寇掠夺煤炭达3.4万吨。

　　解放以后，阜新矿务局将孙家南山墓地进行了挖掘修整，建成了教育馆。西馆南北两个大坑，南大坑上下两层，先后埋了210多人。北坑较小，也埋了五六十人。在挖掘的几处尸骨遗迹中，有的下肢被折断，有的头颅被击穿，有的脊梁骨被扭断。有的尸骨双手撑地，两腿紧登，作昂首呼喊状，可以看出是被活埋的。据老工人回忆，当时许多人都是没有断气就被扔进“万人坑”的。(徐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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