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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在辽宁省的暴行(1932年2月—1944年12月)之七
来源:《侵华日军暴行总录》   2017-08-29 10:59:28

  大石桥虎石沟万人坑

  虎石沟“万人坑”在大石桥市(原营口县)百寨镇圣水寺村北沟的虎石沟(包括马蹄沟)。它是伪满侵占时期被日伪杀害的中国人的集体墓地,是日军杀害中国人的杀人场。

  日伪时期,圣水寺是“南满矿业”的一个作坊场,有雇来的廉价劳动力,有伪满兴国会抓来的劳工,有伪政府调来的勤劳奉仕队。他们上山采矿石要被拴在一起强迫劳动,偶患疾病会被说成消极怠工送入病号间或遭受毒打,稍有过失就被送进刑务署,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毒刑拷打。工人们劳动强度大,吃不饱,穿不暖,有病不能医治,工场每天都有人死去。日方对死者不通知家属,起初给一口薄板棺材,后来一口棺材同时装几具尸体,最后用草袋子和旧麻袋裹尸,拖到虎石沟或马蹄沟草草埋掉;在刑务署被折磨死的人,用的是活底棺材,死难者盛殓后抬到虎石沟,一抽底便掉在墓坑里,又把棺材抬回来再用。后来被害的多了,有的还没死去就被活埋了,用草袋或麻袋两头一套,抬到墓地扔掉。解放后,曾在虎石沟挖掘面积5000平方米、深度5米的万人坑,里边尸骨罗叠,多是反绑双臂,用铁丝捆着手脚,有的还带着镣铐。有的劳工还带活气就被扔进万人坑。从中幸运逃出的工人张永绵、许殿波都亲自经历和目睹过。据统计,从1939年到1945年,平均每天都有人被日军残害埋入虎石沟,最多时数达到50人。累计埋入万人坑的死难矿工约一万人以上,所以史称万人坑。(慈力群)

  细菌战在开原老城造成的恶果

  日本侵略者在我国东北曾建立两个进行细菌战的秘密部队。其中设在长春以南10公里孟家屯的“关东军兽医预防部”(密称“第一〇〇部队”)专司实验和制造细菌武器。由于第一〇〇部队将大量霍乱细菌投放东北各地,1946年七八月,开原老城镇内瘟疫流行。瘟疫首例病人居住的不足百米的西关小巷,仅仅四五天时间就相继死亡90多人,几乎家家都有因瘟疫而死的人。活着的人所剩无几,最后连帮着出殡的人也没有了。扶余街的一个院内住有五户人家,不到10天死了七人。老城东郊教军场村,瘟疫流行达一个多月,波及全村20多户。这个150户左右的村子死于瘟疫的有30多人,平均每天一人。从镇内西街、石塔街、扶余街到南街、东关和教军场村,两个月时间,由于瘟疫肆虐,老城镇共死亡700余人。(马士杰 刘志刚)

  日军在凌源制造“无人区”

  凌源县系原热河省所辖,地处东北与华北的交界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敌我双方必争之地。特别是南部山区河坎子乡一带,与河北省青龙县毗邻,是抗日游击区。日本侵略军在这里横行霸道,血腥镇压抗日军民。他们以河坎子为中心修建了警防所,在其西面刀尔登驻扎伪宪兵特高队;在其北面的佛爷洞驻扎警察讨伐队;在其南面的青龙驻扎日本宪兵队。四面设防,重兵包围。日军为摧毁我抗日游击区、封锁八路军开辟东北的线路,从1943年初到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侵略军在凌源县北部、西部、南部山区150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占全县总面积的46.5%),阴谋策划并残酷制造了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无人区”。共摧残致死村民3611人,烧毁和拆掉房屋78280间,烧毁粮食32'万余斤,损失大牲口379头、猪羊3400口,损失农具家具102330件。日本侵略军残害无辜的村民刑法很多,手段残酷,比直接用刀砍、枪杀还残忍。一是大逮捕。日军常以“国事犯”、“政治犯”、“私通八路”为口实,肆意逮捕无辜村民,而后杀害。1942年腊月初七、1943年正月十三和同年11月,日军分别在河坎子乡达摩洞、南台子和香洼进行了三次大逮捕,其中在达摩洞抓走100余名村民,当场杀死了臧秉会、陈奇等一批人,又将高文祥、米德胜、陈世昌、朱义等28人投进凌源监狱。二是搞集家并村修“人圈”。“人圈”大至40亩地,小到不足30亩地。圈墙高达1.2丈、宽三尺,圈墙上开有二至四个栅栏大门。墙外挖有六尺深护防沟,还筑有三丈高炮楼三至七个,日伪军昼夜看守。凌源县七个区共建此类“人圈”100个,将分散在各村的居民11705户、70100多口人统统赶进“人圈”里住。河坎子乡的1032户,散居在119个自然村中,是全县最早被赶进八个大“人圈”的。村民一进了“人圈”即关入了监狱:门口有日本军警把守,不许随便出入,不许回乡耕种田地;他们认为言行可疑的人,不是搜查审讯,就是吊打上刑,甚至当场杀死;人们在圈里风餐露宿,无处藏身,饥寒交迫,瘟疫流行,死亡惨重。仅河坎子乡八个“人圈”的5524人中,被日军残害致死的就有670人,占入“人圈”总人口的12%以上。三是对坚决不进“人圈”的村民残酷杀害。日军为把各地村民都赶进“人圈”,见房子就烧。对不走的村民,日军见了就抓,不服者当场就打死。三十家子警察署管境内的山咀村李有生一家,因其父和其兄不进“人圈”,便被日军活活打死。5岁的小孩因病走不动,被日军纵火烧死在屋子里。他的侄媳妇被赶进“人圈”后也惊吓致死。四是距“人圈”五里以外的边远山区,皆被划为“无住禁作”地带(即“无人区”)。日军规定在此区内不许人、畜入内,违者立即开枪打死。就在这个地带,被日军打死无辜村民无数。(朝阳人)

  日军在建昌县制造“无人区”

  1943年春季,日军将建昌县西南山区划定为“无人区”,南北长约40多公里,总面积约达923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30.4%。在这个“无人区”范围内,包括600多个自然村、12000多户、64000多人口。自1943年3月至5月的短短两个月中,在被划定的“无住禁作”地带内的664个村庄的12329户、63942口人被赶进了“集团部落”。有41486间住房被烧毁,约有529.254万件衣服、农具被毁,650头驴马被宰杀,122.4万斤粮食被抢走。

  在修筑“部落”的围墙时,侵华日军强迫所有15—60岁的男性平民出工。从1943年3月至8月,在修筑108个“部落”中,就有90余名无辜平民被打死,近200人被打得重伤致残。王宝营子乡黑沟村的樊秀章,因老母病重晚出工一会儿,被日军活活打死。喇嘛洞和新开岭两乡,分别被日军当场打死30多人。

  平民百姓被赶进“部落”,如同进了监狱,失去一切人身自由。“部落”四周筑起高墙、墙四角筑有炮楼。“部落”外有日军和“部落”警警戒,“部落”内设有“大铳自卫团”和“小铳自卫团”监视。规定在“部落”内居民夜间不准关门,以便对百姓抢掠、对妇女奸淫;规定距“部落”五里之内的土地外的边远山区,皆为“无住禁作”地带,不许人、畜入内,违者开枪打死勿论;规定进“部落”的百姓不准赶集上店,否则诬为“政治犯”、“经济犯”、“秘输犯”,横遭迫害乃至杀头。1944年腊月的一天,要路沟土金塔“部落”里有一位患精神病的农民叫王峰,腰中揣两块银元到要路沟赶集,被伪警察署警务科长、日军仓科大二遇见,硬说他是八路军“秘输犯”,不容分说,拉到东河套砍头示众。1942年农历腊月初八,日军还以“私通八路、反满抗日”为罪名,将老达杖子南部的杨海荣、刘忠等56名及要路沟西南部的庞震、马兴顺等8名牌甲长逮捕,威逼他们供出抗日关系户、关系人。他们说不出来,日军就以“私通八路”的罪名将他们杀害。

  “集家并村”后,侵华日军还强行抓押青年、壮年当劳工,送外地充当苦力。据不完全统计,“集家并村”后的三年内,建昌县西南山区的108座“部落”内,约有2500名青壮年被强抓苦工,其中有100多名劳工因病饿而死,尸骨弃之他乡。

  由于“部落”空间狭小,人口密集,住宅拥挤,人畜混居,所以“人圈”内到处是粪便、污水及苍蝇、蚊子、老鼠、臭虫、跳蚤等有害生物,致使伤寒、疟疾、败血病等瘟疫泛滥成灾。自1943年夏至1945年夏,西南山区的108座“部落”内的64562人中,就有12238人被瘟疫夺去了生命。老达杖子乡吴杖子“部落”,共住14个村的153户、760口人,三年内因瘟疫致死306口,占总人口的40.3%。魏家岭乡杨杖子“部落”里的王老五,一家七口人,1944年夏天,五天时间因瘟疫死去五口。人畜病死,土地撂荒,衣食之源中断,也造成许多村民家破人亡。(管文华)

  虐待北票炭矿劳工的罪行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肆无忌惮地攫取炭矿的权益。辽宁北票炭矿,自1933年12月起就由侵华日军正式参与经营,到1943年改名为北票炭矿株式会社,并建立了严密的统治机构,会社社长由日军委派岸本俊夫担任,专务取缔役为平石荣一郎,常务取缔役为矢津田方,取缔役为森博司、田中恭,监察役为玉井磨辅、田中弘之。社长直接领导总务部和矿务部及冠山、三宝、台吉三个采炭所。总务部下设庶务、经理、资材、附业、生必五课和一个医院(包括冠山、台吉、三宝、胡阳四个分院)。对外在大连、新京(长春)、奉天(沈阳)、东京设四个事务所;矿务部下设劳务、矿务、工作、操炭、工事五课。基层设89个系,如警务系、劳务系等。凡是系以上的头领,均由日军或日本人担任。日军统治的12年里,他们采用法西斯的手段,以各种名义抓骗来56530多名劳工,并以“人肉开采”政策,夺走了10518605吨优质煤炭,共残害致死劳工31200多名,平均采1000吨煤炭就有3名劳工丧生。而日军虐待和残害矿工的手段极为恶劣,种类很多。

  罕见的超经济压榨。在北票炭矿流传着一首歌谣,就是劳工生活的真实写照:“枕的砖头木头头,披的麻袋破布头,吃的发霉的窝窝头,死了捆块破席头。”当时,招骗、强抓、逼入和接收的成年工、童工、特殊工人共56530统称为劳工。炭矿业的劳工劳动强度大,整天累弯了腰,但收入极其炭矿规定:常役夫一律按工率计发工资,最高者为一成(一成最高值为1元,最低值为六七角钱),一个全月上26天的一成劳工,全月可得收入26元。从中扣除每天所发的0.40元钵饭费,只剩15.60元,再扣除房钱、前贷金、安全灯费、水袜子钱、工具费、邮政储蓄费、肥皂费、以及大柜把头克扣的钱就所剩无几了。剩这几个钱也不给现金,而是发“实物引换卷”,到指定的日伪当权者开的商店买东西,他们从中又剥一层皮。有家眷的劳工,根本不能养家糊口,家眷只能讨饭度日,甚至卖儿卖女。住在矿上的单身劳工,是好多人挤在一个大筒子屋里,四面漏风,夏天漏雨。对面大炕,二三十人挤在一炕上,铺的是炕席头,盖的是麻袋片,枕的是砖头木头头。这种独身寮,与犯人的监狱差不多。独身寮的饭堂每天两顿饭,每顿饭每人是一碗稀粥和一个发臭的窝窝头。粥是发霉的高粱做的,不够喝还往稀粥里加凉水。劳工说:“一进锅房门,稀粥一大盆,勺子舀三舀,还能照进人”。窝窝头是用发霉高粱、糠和花生皮混合磨成的“兴亚面”做的,又硬又臭,吃了还坏肚子。劳工得病不但不给医治,还逼着上班,在井下受伤后不是被截肢,就是被扔进“万人坑”。对童工劳工压榨的更为悲惨。北票炭矿仅在1940年到1943年,就用各种手段招骗来童工4213人,占当时劳工总数的13%左右,年龄小者9岁,最大的15岁。他们在井下、选煤厂、总机厂担负着和成年劳工一样沉重的苦役,而他们的收入却只是成年劳工的1/2或1/3。童工被打死、折磨死、伤残致死的最多。对接收“石门教习所”等地转来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八路军军政人员的“特殊工人”,如同对待犯人。他们住的、吃的都比普通劳工还次,根本不发给工资。住地四周是电网,有重兵把守,上下工有日军押送,专叫他们干重活、险活,稍有怠工或言行可疑者,立即带入宪兵队设的矫正辅导院,轻者审讯、挨打,重者上大刑或处死。

  汉奸把头克扣盘剥劳工。当时,北票炭矿在日军统治下设立了“把头制度”,那时有包工大柜34家,大柜把头58个。这些把头虽是中国人,但都是日军走狗,是日军统治劳工的工具。其办法是:每个采炭所所长由日本人担任,做为矿方代表,把采煤任务包给一至二名大柜把头,大柜把头又包给二柜把头,二柜把头又分配给小柜把头。这些把头剥削劳工的办法是,按劳工总数,从劳工工资额中提成6%至15%。此外,他们还多报劳工数吃空头饷,开赌场,放高利贷,开当铺,开大烟馆,并贪污劳工的抚恤金等。此外,服役劳工进矿,还要通过“仕化人”向把头行贿,否则就分配干危险活计,不是负伤就是丧命。大柜把头对劳工盘剥无孔不入,甚至修老君庙的钱也扣劳工收入。由于把头的五花八门的刺扣,劳工吴进臣一个月份的35元收入,被刺扣后才剩3.50元。而大柜把头宋玉,每月却收入6420元。

  利用军警宪兵残酷统治劳工。日本当局为推行“人肉开采”政策,动用军警宪兵直接镇压劳工。所建机构主要是警务系、劳务系和宪兵队,共1130多人。这三个机构人员相互勾结,并与地方行政部门相纠合,抓捕劳工,催逼劳工上班,押送特殊工人入井,掌握公伤病役,到处搜集情报,对可疑劳工进行审讯刑罚。尤其是锦州宪兵队的派遣队,它的主要任务是侦察破坏中共党的地下工作,搜集劳工的思想动向,防止劳工暴动,镇压反满抗日人员。宪兵队下设矫正辅导院,并备有刑讯室,室内设有捕绳、铁链、电椅、脚镣、手铐、战刀、烙铁、老虎凳等刑具,用以对劳工实行恐怖统治。有许多劳工惨死在宪兵队里。

  用劳工做细菌杀人试验。据日本特务、北票炭矿台吉医院化验员张绍恩自供,1940年7月他从沈阳医学院毕业分配到台吉医院。该院的院长、事务长和护士长都是日本人。他先后协助院长做过两次试验:一次是1941年冬的一天,日本人院长坂本领一名日本护士来找张绍恩,进到台吉“建国寮”的一间小屋里,由日军将10几个健康的劳工绑在柱子上,或铁床上。由护士从伤寒病人身上每人抽出5CC血,又注射到健康劳工身上。几天后,这些健康劳工全都患伤寒病致死。第二年春天,张绍恩协助院长又做一次试验,是在医院门诊室做的。这次是将回归热病人的血取出,给四个健康劳工各注射10CC,三四天后这四人发冷、发烧到40℃以上而致死。

  制造人为的重大恶性事故。侵华日军在北票炭矿推行“人肉开采”、“要煤不要人”的政策以来,他们乱采乱掘,根本不采取什么安全措施,致使人为的重大恶性事故屡屡发生。冒顶、片帮、瓦斯爆炸等重大伤亡事故经常出现,从1934年至1945年1月,共发生22起,伤亡劳工556人。其中:1934年,冠山竖井四道巷发生瓦斯爆炸,死亡52人,伤者甚多;1942年6月15日,台吉一井五片因瓦斯超限,日军还逼着劳工放炮,致使瓦斯爆炸,他们不但不组织抢救伤员,反而将井口封闭,使50多名劳工全部丧生;1945年1月,由于日军逼迫劳工冒险作业,造成台吉一井三片采场发生一起最大的瓦斯爆炸,由兴城抓来的70多名劳工全部死亡。(管文华)

  北票煤矿大惨案

  东北煤炭公司北票矿务局所属的冠山、三宝、台吉煤矿,在日伪侵占时期统称北票炭矿。1933年日本侵略军侵占北票后,出于侵略战争的急需,便对煤炭疯狂掠夺,肆无忌惮地推行“人肉开采”政策。在日军霸占北票炭矿工3年中,共掠走优质煤炭1000万吨,残杀矿工31200人,平均每掠走1000吨煤,就得害死3.12名中国劳工的性命。这种不动刀枪的大屠杀,比用刀枪杀人的手段更阴险、毒辣,更猖狂、残酷。日本侵略者为牢固地统治炭矿工人,在矿设了警务系、劳务系等机构。日本军官井上为警务系主任。又在冠山、三宝、台吉三个地区建了警察分队,分队长也由日本军人担任。矿卫系设立了大队部,大队长是日本军官古泽,卫队有200多人。警卫系和矿卫系的主要任务就是:暗地调查矿工中的中共党员和八路军;押送抓来的政治嫌疑犯“特殊工人”上下井;寻找处理可疑人员。这是一支由日本军官直接指挥的法西斯武装,他们任意抓捕、拘留、处死矿工。如警卫队巡官刘广义,一次他由朝阳坐汽车押回6名逃跑的“特殊工人”,在他的喝令下将这六人都活活打死。1943年11月,由锦州日本宪兵队派遣,又建立了北票炭矿宪兵派遣队(也称分遣队),队长为日本军官山本正夫,副队长为日本军官浦本俊夫,并用翻译六人,密探30余人。他们主要任务是搜捕地下共产党员,破获八路军活动,侦察矿工中的反满抗日分子,监视“特殊工人”的异常动向等。宪兵队内设有审讯室,各种刑具五毒俱全。矿工被拘捕、审讯、拷打、致伤、投狱、杀害的无法统计。日本侵略军采取“要煤不要人”、“人肉开采”政策,强迫工人冒险作业,因而瓦斯爆炸、透水,冒顶、片帮等重大恶性事故不断发生。从1934年至1945年的11年里,就发生重大伤亡事故22起,共死亡矿工485人。其中一次事故死亡30人以上的就有七次,一次最多死亡150多人。1934年冠山竖井四道巷发生瓦斯爆炸,死亡矿工52人。1942年5月,三宝一井一个采煤工作面瓦斯爆炸,死亡矿工32人。1945年1月,日军迫使矿工冒险作业,台吉一坑三片采场发生瓦斯爆炸,共死亡矿工70余人。(朝阳人)

  北票炭矿细菌杀人试验惨案

  日本侵略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竟惨无人道地把中国活人称为“木头”,进行细菌杀人试验,害死了无数的和平居民,这是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一种特殊手段。据北票炭矿台吉医院化验医生、日本特务张绍恩的自供,1941年冬和1942年春,他两次参与了日本军医、台吉医院院长坂本用健康矿工作的细菌杀人试验。被试验的10几名工人,最后致死致残。第一次试验是在台吉“建国寮”的一间小屋里进行的。“建国寮”四周围着电网,由日本兵把守。住在这里的矿工全是外地抓来的。这次被作试验的“木头”,就是从“建国寮”里抓出来的10几名“特殊工人”。他们被脱光衣服,只留着裤衩,有的绑在柱子上,有的捆在床上。门口有四个持枪的日本兵看守着。坂本带着日本护士,同张绍恩一起给这10几名矿工每人注射了5CC患伤寒病人的血。事后,一连好多天,坂本每天早晚两次亲自去观察室观察“木头”的病情变化。几天后,他还将一名致死的矿工抬到手术床上,在张绍恩的配合下偷偷地切下了死尸肝脏组织的切片,放在配好的溶液中试验。坂本嘱咐张绍恩:“这个事与谁也不能说。”第二年春天,在台吉医院门诊室又作了第二次细菌杀人试验。这次是坂本运用欺骗手法进行的:先找来四名有外伤的健康矿工,坂本对他们说:“用一种新的疗法给你们治疗,是特别有效的。”然后,由张绍恩从两名患回归热病症的人身上,各抽出10CC的血,又分别给那四个健康工人注射上,并留在观察室观察。三四天后,被作试验的人开始发冷、发烧,体温由低变高,高烧到40℃以上。这时,又作血涂片检查。第五天,又从那四个人身上取一小块肌肉组织作化验,验证已经有了症状变化,报告给院长坂本:“成功了。”坂本兴奋地对张绍恩和日本护士们说:“这是危险的试验,被作试验的人大部分是要死了死了的”。这正是日本侵略者不动刀枪对中国人民进行的屠杀!(朝阳人)

  日军在北票炭矿制造的“万人坑”

  1933年日军侵占今辽宁北票以后,日伪在这里成立了满洲炭矿公司,下辖冠山、三宝、台吉三个采炭所。13年内,日军采用“人肉开采”等法西斯手段,从这里夺走优质煤10518605吨。而招骗的56530多劳工中,有31200人却被日军折磨而死(不包括伤残者及其家属),占劳工总人数的55.4%。即平均生产337吨煤就有一名劳工丧生。侵华日军运走的是乌黑的炼焦煤,留在炭矿山上的却是累累白骨。

  当年曾在台吉一井机电班当童工的赵福瑞回忆:当时日军抓来的劳工,一进矿就失去了人身自由。日军和大柜把头,入矿就给劳工照相、按指纹、编号、造册,然后就赶进四面高墙,墙上有电网,门口有岗哨,八面露风的大筒子房“报国寮”、“协和寮”或工房内。二十几个人挤在一铺对面大炕上,铺的是席头,枕的是砖头。吃的是发霉的高粱、糠皮和花生皮混合磨成的所谓“兴亚面”窝窝头。穿的是麻袋片,或水泥袋子纸。冬天,冻的睡不着觉,出了工房就赶快往矿井里跑,好避避风寒。就是在这种悲惨生活折磨下的劳工,日军却强制他们开展“采炭报国”运动,推行“人肉开采”政策,规定劳工每人每月勤绩30个以上,达不到的不开工资,并逼着劳工延长劳动时间,一般一天要在井下干14到16小时活。据劳工周炳玉控诉:他当年在冠山一井当劳工,有一天在六百尺采煤、日军非逼他们一小班采出300吨煤,他们20名劳工,拼死干了16个小时,只采出240吨,升井后说他们没完成任务,结果被扣发了饭票。劳工王春控诉说:他在台吉一井采煤,一小班12个人,日军佐滕给下达任务是必须采煤200车(每车1.2吨),结果拼命打完一班才出煤土30车,升井后佐藤不仅不给打工票,而且每个劳工都挨了一顿打。这样被打死的、饿死的、累死的劳工天天不断。

  由于日军推行掠夺式开采政策,要煤不要人,强制劳工冒险作业,所以人为的恶性伤亡事故在井下经常发生,重大的冒顶、片帮、跑车、透水、瓦斯爆炸事故接连不断。据资料记载和幸存劳工回忆,自1933年到1945年间,北票炭矿共发生22起重大伤亡事故,死亡劳工共485人,伤者和致残者不计其数。其中一次死亡30人以上者占七次,最多者一次死150人。瓦斯爆炸为12次。1942年6月15日,台吉井下大五片工作面瓦斯超限,日军不但不采取措施,而且威逼着劳工放炮,结果引起了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劳工和家属闻讯向井口跑去救亲人,而日军和矿警端着上刺刀的三八枪,强行阻拦,不准人们接近矿井,并嚎叫着:“要井不要人!”为了保住矿井,便采取了惨绝人寰的封井措施,军警用枪逼着井上的劳工,搬砖、和泥封死了这座井,终于使150多名劳工活活憋死在矿井中。这种恶性死亡重大事故,屡见不鲜。

  由于劳工所享受的是非人生活条件,所以累死、打死、病死、冻死、冤死的更是无计其数。1942年春,从河北省抓来140多名劳工,住在大筒房里。因煤气中毒,多数人被熏死,活下来只剩27人。1943年初,日军从山东武定府抓来500多名劳工,由于日军百般摧残,不到一年只剩10几名了。在1941年的大年三十,从“报国寮”里一次就拉出48具尸体,其中从河南开封抓来的27名劳工就死了20名。由于沉重的劳役、非人的生活,矿工被折磨得腰折骨断、病弱伤残,日军认为从这样的劳工身上再也榨不出油水了,就将他们一个一个地送进“隔离所”。而“隔离所”事实上就是“停尸房”。劳工们愤怒地说:“进了隔离所,十有九个不能活”。到1943年,垂死挣扎的日军更加残害劳工。他们借口防止什么瘟疫流行,把许多病残活着的劳工推进大坑里活埋,或扔进浓烟滚滚的火坑里烧死,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烧人场”。日军和大柜把头们经常随意将劳工打断腿,踢断腰,敲漏了脑袋,装进麻袋摔死,用车撞死,用刑具致死的更是无法统计。

  最初,劳工死了还能用一个薄板棺材收尸,一个棺材一坑埋。后来,改用席子卷尸。由于劳工死的太多了,最后席子也不给了,干脆用黄土盖脸,一尸一坑埋葬。没几年时间,在北票南山、城子地、台吉南山、三宝窑沟出现了大片的坟地。后因占地过多,冬天又难挖坑,日军又命令将死尸弃于荒山沟壑。惨死的劳工多了,又在窑沟、台吉、南山等地利用天然大沟,在沟垴处用木板做墙,截断出口,造成巨大的深坑埋尸。日久天长,尸骨累累,就成了人们所称的“万人坑”了。“万人坑”在北票炭矿共有五处,其中比较大的是城子地“万人坑”和台吉“万人坑”。1969年北票矿务局曾组织人挖掘了台吉南山的“万人坑”,仅在1700平方米的范围内,就挖出来6500多具尸骨。在建“万人坑’’展览馆时,挖到一个不到60平方米的大坑,就埋了240多具尸骨。埋法是:四至六人一颠一倒地装在一个木笼里,一米多深的坑子埋了二至五层,这就是“人窖”型尸骨。在这些遗骨中,有头颅上被打窟窿的,有下肢被打断的,有上肢被铁丝子捆着的,有戴着刑具脚镣子的,有臀部翘起头已探出坑外的,看来是活埋后挣扎往外爬的。还有一具老太太尸骨,据查是1943年日军抓劳工时,老太太与儿子一起被抓来的,儿子被折磨死了扔进“万人坑”,老太太一听昏过去了,也被日军扔上拉尸车扔进了“万人坑”里。仅1943年冬天,南山“万人坑”就扔进了700多具死难劳工的尸体。(管文华)

  北票炭矿日本宪兵派遣队的罪行

  1943年11月,由侵占锦州的日本宪兵队派遣,组建了北票炭矿日本宪兵派遣队。由日军上士山本正夫、中士浦本俊夫分别任队长和副队长,共30余人。这个日本宪兵派遣队主要活动在邮政局、电报局、矿劳务系、矿警务系、火车站、协和会及吐默特中旗旗公署,在北票地区形成一个相当规模的情报网。其主要任务是:在炭矿中搜捕地下共产党员和破坏八路军的活动,侦察矿工中的反满抗日分子,监视“特殊工人”的异常动向及所谓各种犯罪行为。在宪兵队部内设有审讯室,备有各种刑具,仅两年内,矿工被拘捕、审讯、受刑、致残、处死、入狱等身受其害的也有万余人次。1943年底,宪兵队及其狗腿子到十八裔村,在杜清林家搜出五支大枪。他们先将杜清林押送到伪警察署,后送到阜新被处死。杜妻被逼,得惊吓病致死。1944年冬,刘德臣被诬为“反满抗日分子”抓到宪兵队。副队长浦本俊夫和翻译吕宝兴对刘审讯,刘不招认,便用电刑。刘仍然不招,又将他扒光的身子浇上水,推到门外站着冻“冰棍”,致使终身致残。宪兵队对于八路军嫌疑分子迫害的更残酷。台吉采炭所工人刘喜孔,被诬为共产党嫌疑分子抓到宪兵队,先是轮番吊打,又用电刑。他不招认,最后将他押送到锦州日本宪兵队。此外,北票街“双兴铁匠炉”的几个工人,也以“私通八路军”的罪名被宪兵队抓获,投进监狱。特别是对炭矿暴动逃跑的“特殊工人”,抓回来十有九人被打死,或投进监牢内成为死囚。(管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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