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辽宁省的暴行（1932年2月—1944年12月）之七
来源：《侵华日军暴行总录》   2017-08-29 10:59:28

　　大石桥虎石沟万人坑

　　虎石沟“万人坑”在大石桥市(原营口县)百寨镇圣水寺村北沟的虎石沟(包括马蹄沟)。它是伪满侵占时期被日伪杀害的中国人的集体墓地，是日军杀害中国人的杀人场。

　　日伪时期，圣水寺是“南满矿业”的一个作坊场，有雇来的廉价劳动力，有伪满兴国会抓来的劳工，有伪政府调来的勤劳奉仕队。他们上山采矿石要被拴在一起强迫劳动，偶患疾病会被说成消极怠工送入病号间或遭受毒打，稍有过失就被送进刑务署，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毒刑拷打。工人们劳动强度大，吃不饱，穿不暖，有病不能医治，工场每天都有人死去。日方对死者不通知家属，起初给一口薄板棺材，后来一口棺材同时装几具尸体，最后用草袋子和旧麻袋裹尸，拖到虎石沟或马蹄沟草草埋掉;在刑务署被折磨死的人，用的是活底棺材，死难者盛殓后抬到虎石沟，一抽底便掉在墓坑里，又把棺材抬回来再用。后来被害的多了，有的还没死去就被活埋了，用草袋或麻袋两头一套，抬到墓地扔掉。解放后，曾在虎石沟挖掘面积5000平方米、深度5米的万人坑，里边尸骨罗叠，多是反绑双臂，用铁丝捆着手脚，有的还带着镣铐。有的劳工还带活气就被扔进万人坑。从中幸运逃出的工人张永绵、许殿波都亲自经历和目睹过。据统计，从1939年到1945年，平均每天都有人被日军残害埋入虎石沟，最多时数达到50人。累计埋入万人坑的死难矿工约一万人以上，所以史称万人坑。(慈力群)

　　细菌战在开原老城造成的恶果

　　日本侵略者在我国东北曾建立两个进行细菌战的秘密部队。其中设在长春以南10公里孟家屯的“关东军兽医预防部”(密称“第一〇〇部队”)专司实验和制造细菌武器。由于第一〇〇部队将大量霍乱细菌投放东北各地，1946年七八月，开原老城镇内瘟疫流行。瘟疫首例病人居住的不足百米的西关小巷，仅仅四五天时间就相继死亡90多人，几乎家家都有因瘟疫而死的人。活着的人所剩无几，最后连帮着出殡的人也没有了。扶余街的一个院内住有五户人家，不到10天死了七人。老城东郊教军场村，瘟疫流行达一个多月，波及全村20多户。这个150户左右的村子死于瘟疫的有30多人，平均每天一人。从镇内西街、石塔街、扶余街到南街、东关和教军场村，两个月时间，由于瘟疫肆虐，老城镇共死亡700余人。(马士杰 刘志刚)

　　日军在凌源制造“无人区”

　　凌源县系原热河省所辖，地处东北与华北的交界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敌我双方必争之地。特别是南部山区河坎子乡一带，与河北省青龙县毗邻，是抗日游击区。日本侵略军在这里横行霸道，血腥镇压抗日军民。他们以河坎子为中心修建了警防所，在其西面刀尔登驻扎伪宪兵特高队;在其北面的佛爷洞驻扎警察讨伐队;在其南面的青龙驻扎日本宪兵队。四面设防，重兵包围。日军为摧毁我抗日游击区、封锁八路军开辟东北的线路，从1943年初到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侵略军在凌源县北部、西部、南部山区150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占全县总面积的46.5%)，阴谋策划并残酷制造了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无人区”。共摧残致死村民3611人，烧毁和拆掉房屋78280间，烧毁粮食32'万余斤，损失大牲口379头、猪羊3400口，损失农具家具102330件。日本侵略军残害无辜的村民刑法很多，手段残酷，比直接用刀砍、枪杀还残忍。一是大逮捕。日军常以“国事犯”、“政治犯”、“私通八路”为口实，肆意逮捕无辜村民，而后杀害。1942年腊月初七、1943年正月十三和同年11月，日军分别在河坎子乡达摩洞、南台子和香洼进行了三次大逮捕，其中在达摩洞抓走100余名村民，当场杀死了臧秉会、陈奇等一批人，又将高文祥、米德胜、陈世昌、朱义等28人投进凌源监狱。二是搞集家并村修“人圈”。“人圈”大至40亩地，小到不足30亩地。圈墙高达1.2丈、宽三尺，圈墙上开有二至四个栅栏大门。墙外挖有六尺深护防沟，还筑有三丈高炮楼三至七个，日伪军昼夜看守。凌源县七个区共建此类“人圈”100个，将分散在各村的居民11705户、70100多口人统统赶进“人圈”里住。河坎子乡的1032户，散居在119个自然村中，是全县最早被赶进八个大“人圈”的。村民一进了“人圈”即关入了监狱：门口有日本军警把守，不许随便出入，不许回乡耕种田地;他们认为言行可疑的人，不是搜查审讯，就是吊打上刑，甚至当场杀死;人们在圈里风餐露宿，无处藏身，饥寒交迫，瘟疫流行，死亡惨重。仅河坎子乡八个“人圈”的5524人中，被日军残害致死的就有670人，占入“人圈”总人口的12%以上。三是对坚决不进“人圈”的村民残酷杀害。日军为把各地村民都赶进“人圈”，见房子就烧。对不走的村民，日军见了就抓，不服者当场就打死。三十家子警察署管境内的山咀村李有生一家，因其父和其兄不进“人圈”，便被日军活活打死。5岁的小孩因病走不动，被日军纵火烧死在屋子里。他的侄媳妇被赶进“人圈”后也惊吓致死。四是距“人圈”五里以外的边远山区，皆被划为“无住禁作”地带(即“无人区”)。日军规定在此区内不许人、畜入内，违者立即开枪打死。就在这个地带，被日军打死无辜村民无数。(朝阳人)

　　日军在建昌县制造“无人区”

　　1943年春季，日军将建昌县西南山区划定为“无人区”，南北长约40多公里，总面积约达923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30.4%。在这个“无人区”范围内，包括600多个自然村、12000多户、64000多人口。自1943年3月至5月的短短两个月中，在被划定的“无住禁作”地带内的664个村庄的12329户、63942口人被赶进了“集团部落”。有41486间住房被烧毁，约有529.254万件衣服、农具被毁，650头驴马被宰杀，122.4万斤粮食被抢走。

　　在修筑“部落”的围墙时，侵华日军强迫所有15—60岁的男性平民出工。从1943年3月至8月，在修筑108个“部落”中，就有90余名无辜平民被打死，近200人被打得重伤致残。王宝营子乡黑沟村的樊秀章，因老母病重晚出工一会儿，被日军活活打死。喇嘛洞和新开岭两乡，分别被日军当场打死30多人。

　　平民百姓被赶进“部落”，如同进了监狱，失去一切人身自由。“部落”四周筑起高墙、墙四角筑有炮楼。“部落”外有日军和“部落”警警戒，“部落”内设有“大铳自卫团”和“小铳自卫团”监视。规定在“部落”内居民夜间不准关门，以便对百姓抢掠、对妇女奸淫;规定距“部落”五里之内的土地外的边远山区，皆为“无住禁作”地带，不许人、畜入内，违者开枪打死勿论;规定进“部落”的百姓不准赶集上店，否则诬为“政治犯”、“经济犯”、“秘输犯”，横遭迫害乃至杀头。1944年腊月的一天，要路沟土金塔“部落”里有一位患精神病的农民叫王峰，腰中揣两块银元到要路沟赶集，被伪警察署警务科长、日军仓科大二遇见，硬说他是八路军“秘输犯”，不容分说，拉到东河套砍头示众。1942年农历腊月初八，日军还以“私通八路、反满抗日”为罪名，将老达杖子南部的杨海荣、刘忠等56名及要路沟西南部的庞震、马兴顺等8名牌甲长逮捕，威逼他们供出抗日关系户、关系人。他们说不出来，日军就以“私通八路”的罪名将他们杀害。

　　“集家并村”后，侵华日军还强行抓押青年、壮年当劳工，送外地充当苦力。据不完全统计，“集家并村”后的三年内，建昌县西南山区的108座“部落”内，约有2500名青壮年被强抓苦工，其中有100多名劳工因病饿而死，尸骨弃之他乡。

　　由于“部落”空间狭小，人口密集，住宅拥挤，人畜混居，所以“人圈”内到处是粪便、污水及苍蝇、蚊子、老鼠、臭虫、跳蚤等有害生物，致使伤寒、疟疾、败血病等瘟疫泛滥成灾。自1943年夏至1945年夏，西南山区的108座“部落”内的64562人中，就有12238人被瘟疫夺去了生命。老达杖子乡吴杖子“部落”，共住14个村的153户、760口人，三年内因瘟疫致死306口，占总人口的40.3%。魏家岭乡杨杖子“部落”里的王老五，一家七口人，1944年夏天，五天时间因瘟疫死去五口。人畜病死，土地撂荒，衣食之源中断，也造成许多村民家破人亡。(管文华)

　　虐待北票炭矿劳工的罪行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肆无忌惮地攫取炭矿的权益。辽宁北票炭矿，自1933年12月起就由侵华日军正式参与经营，到1943年改名为北票炭矿株式会社，并建立了严密的统治机构，会社社长由日军委派岸本俊夫担任，专务取缔役为平石荣一郎，常务取缔役为矢津田方，取缔役为森博司、田中恭，监察役为玉井磨辅、田中弘之。社长直接领导总务部和矿务部及冠山、三宝、台吉三个采炭所。总务部下设庶务、经理、资材、附业、生必五课和一个医院(包括冠山、台吉、三宝、胡阳四个分院)。对外在大连、新京(长春)、奉天(沈阳)、东京设四个事务所;矿务部下设劳务、矿务、工作、操炭、工事五课。基层设89个系，如警务系、劳务系等。凡是系以上的头领，均由日军或日本人担任。日军统治的12年里，他们采用法西斯的手段，以各种名义抓骗来56530多名劳工，并以“人肉开采”政策，夺走了10518605吨优质煤炭，共残害致死劳工31200多名，平均采1000吨煤炭就有3名劳工丧生。而日军虐待和残害矿工的手段极为恶劣，种类很多。

　　罕见的超经济压榨。在北票炭矿流传着一首歌谣，就是劳工生活的真实写照：“枕的砖头木头头，披的麻袋破布头，吃的发霉的窝窝头，死了捆块破席头。”当时，招骗、强抓、逼入和接收的成年工、童工、特殊工人共56530统称为劳工。炭矿业的劳工劳动强度大，整天累弯了腰，但收入极其炭矿规定：常役夫一律按工率计发工资，最高者为一成(一成最高值为1元，最低值为六七角钱)，一个全月上26天的一成劳工，全月可得收入26元。从中扣除每天所发的0.40元钵饭费，只剩15.60元，再扣除房钱、前贷金、安全灯费、水袜子钱、工具费、邮政储蓄费、肥皂费、以及大柜把头克扣的钱就所剩无几了。剩这几个钱也不给现金，而是发“实物引换卷”，到指定的日伪当权者开的商店买东西，他们从中又剥一层皮。有家眷的劳工，根本不能养家糊口，家眷只能讨饭度日，甚至卖儿卖女。住在矿上的单身劳工，是好多人挤在一个大筒子屋里，四面漏风，夏天漏雨。对面大炕，二三十人挤在一炕上，铺的是炕席头，盖的是麻袋片，枕的是砖头木头头。这种独身寮，与犯人的监狱差不多。独身寮的饭堂每天两顿饭，每顿饭每人是一碗稀粥和一个发臭的窝窝头。粥是发霉的高粱做的，不够喝还往稀粥里加凉水。劳工说：“一进锅房门，稀粥一大盆，勺子舀三舀，还能照进人”。窝窝头是用发霉高粱、糠和花生皮混合磨成的“兴亚面”做的，又硬又臭，吃了还坏肚子。劳工得病不但不给医治，还逼着上班，在井下受伤后不是被截肢，就是被扔进“万人坑”。对童工劳工压榨的更为悲惨。北票炭矿仅在1940年到1943年，就用各种手段招骗来童工4213人，占当时劳工总数的13%左右，年龄小者9岁，最大的15岁。他们在井下、选煤厂、总机厂担负着和成年劳工一样沉重的苦役，而他们的收入却只是成年劳工的1/2或1/3。童工被打死、折磨死、伤残致死的最多。对接收“石门教习所”等地转来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八路军军政人员的“特殊工人”，如同对待犯人。他们住的、吃的都比普通劳工还次，根本不发给工资。住地四周是电网，有重兵把守，上下工有日军押送，专叫他们干重活、险活，稍有怠工或言行可疑者，立即带入宪兵队设的矫正辅导院，轻者审讯、挨打，重者上大刑或处死。

　　汉奸把头克扣盘剥劳工。当时，北票炭矿在日军统治下设立了“把头制度”，那时有包工大柜34家，大柜把头58个。这些把头虽是中国人，但都是日军走狗，是日军统治劳工的工具。其办法是：每个采炭所所长由日本人担任，做为矿方代表，把采煤任务包给一至二名大柜把头，大柜把头又包给二柜把头，二柜把头又分配给小柜把头。这些把头剥削劳工的办法是，按劳工总数，从劳工工资额中提成6%至15%。此外，他们还多报劳工数吃空头饷，开赌场，放高利贷，开当铺，开大烟馆，并贪污劳工的抚恤金等。此外，服役劳工进矿，还要通过“仕化人”向把头行贿，否则就分配干危险活计，不是负伤就是丧命。大柜把头对劳工盘剥无孔不入，甚至修老君庙的钱也扣劳工收入。由于把头的五花八门的刺扣，劳工吴进臣一个月份的35元收入，被刺扣后才剩3.50元。而大柜把头宋玉，每月却收入6420元。

　　利用军警宪兵残酷统治劳工。日本当局为推行“人肉开采”政策，动用军警宪兵直接镇压劳工。所建机构主要是警务系、劳务系和宪兵队，共1130多人。这三个机构人员相互勾结，并与地方行政部门相纠合，抓捕劳工，催逼劳工上班，押送特殊工人入井，掌握公伤病役，到处搜集情报，对可疑劳工进行审讯刑罚。尤其是锦州宪兵队的派遣队，它的主要任务是侦察破坏中共党的地下工作，搜集劳工的思想动向，防止劳工暴动，镇压反满抗日人员。宪兵队下设矫正辅导院，并备有刑讯室，室内设有捕绳、铁链、电椅、脚镣、手铐、战刀、烙铁、老虎凳等刑具，用以对劳工实行恐怖统治。有许多劳工惨死在宪兵队里。

　　用劳工做细菌杀人试验。据日本特务、北票炭矿台吉医院化验员张绍恩自供，1940年7月他从沈阳医学院毕业分配到台吉医院。该院的院长、事务长和护士长都是日本人。他先后协助院长做过两次试验：一次是1941年冬的一天，日本人院长坂本领一名日本护士来找张绍恩，进到台吉“建国寮”的一间小屋里，由日军将10几个健康的劳工绑在柱子上，或铁床上。由护士从伤寒病人身上每人抽出5CC血，又注射到健康劳工身上。几天后，这些健康劳工全都患伤寒病致死。第二年春天，张绍恩协助院长又做一次试验，是在医院门诊室做的。这次是将回归热病人的血取出，给四个健康劳工各注射10CC，三四天后这四人发冷、发烧到40℃以上而致死。

　　制造人为的重大恶性事故。侵华日军在北票炭矿推行“人肉开采”、“要煤不要人”的政策以来，他们乱采乱掘，根本不采取什么安全措施，致使人为的重大恶性事故屡屡发生。冒顶、片帮、瓦斯爆炸等重大伤亡事故经常出现，从1934年至1945年1月，共发生22起，伤亡劳工556人。其中：1934年，冠山竖井四道巷发生瓦斯爆炸，死亡52人，伤者甚多;1942年6月15日，台吉一井五片因瓦斯超限，日军还逼着劳工放炮，致使瓦斯爆炸，他们不但不组织抢救伤员，反而将井口封闭，使50多名劳工全部丧生;1945年1月，由于日军逼迫劳工冒险作业，造成台吉一井三片采场发生一起最大的瓦斯爆炸，由兴城抓来的70多名劳工全部死亡。(管文华)

　　北票煤矿大惨案

　　东北煤炭公司北票矿务局所属的冠山、三宝、台吉煤矿，在日伪侵占时期统称北票炭矿。1933年日本侵略军侵占北票后，出于侵略战争的急需，便对煤炭疯狂掠夺，肆无忌惮地推行“人肉开采”政策。在日军霸占北票炭矿工3年中，共掠走优质煤炭1000万吨，残杀矿工31200人，平均每掠走1000吨煤，就得害死3.12名中国劳工的性命。这种不动刀枪的大屠杀，比用刀枪杀人的手段更阴险、毒辣，更猖狂、残酷。日本侵略者为牢固地统治炭矿工人，在矿设了警务系、劳务系等机构。日本军官井上为警务系主任。又在冠山、三宝、台吉三个地区建了警察分队，分队长也由日本军人担任。矿卫系设立了大队部，大队长是日本军官古泽，卫队有200多人。警卫系和矿卫系的主要任务就是：暗地调查矿工中的中共党员和八路军;押送抓来的政治嫌疑犯“特殊工人”上下井;寻找处理可疑人员。这是一支由日本军官直接指挥的法西斯武装，他们任意抓捕、拘留、处死矿工。如警卫队巡官刘广义，一次他由朝阳坐汽车押回6名逃跑的“特殊工人”，在他的喝令下将这六人都活活打死。1943年11月，由锦州日本宪兵队派遣，又建立了北票炭矿宪兵派遣队(也称分遣队)，队长为日本军官山本正夫，副队长为日本军官浦本俊夫，并用翻译六人，密探30余人。他们主要任务是搜捕地下共产党员，破获八路军活动，侦察矿工中的反满抗日分子，监视“特殊工人”的异常动向等。宪兵队内设有审讯室，各种刑具五毒俱全。矿工被拘捕、审讯、拷打、致伤、投狱、杀害的无法统计。日本侵略军采取“要煤不要人”、“人肉开采”政策，强迫工人冒险作业，因而瓦斯爆炸、透水，冒顶、片帮等重大恶性事故不断发生。从1934年至1945年的11年里，就发生重大伤亡事故22起，共死亡矿工485人。其中一次事故死亡30人以上的就有七次，一次最多死亡150多人。1934年冠山竖井四道巷发生瓦斯爆炸，死亡矿工52人。1942年5月，三宝一井一个采煤工作面瓦斯爆炸，死亡矿工32人。1945年1月，日军迫使矿工冒险作业，台吉一坑三片采场发生瓦斯爆炸，共死亡矿工70余人。(朝阳人)

　　北票炭矿细菌杀人试验惨案

　　日本侵略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竟惨无人道地把中国活人称为“木头”，进行细菌杀人试验，害死了无数的和平居民，这是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一种特殊手段。据北票炭矿台吉医院化验医生、日本特务张绍恩的自供，1941年冬和1942年春，他两次参与了日本军医、台吉医院院长坂本用健康矿工作的细菌杀人试验。被试验的10几名工人，最后致死致残。第一次试验是在台吉“建国寮”的一间小屋里进行的。“建国寮”四周围着电网，由日本兵把守。住在这里的矿工全是外地抓来的。这次被作试验的“木头”，就是从“建国寮”里抓出来的10几名“特殊工人”。他们被脱光衣服，只留着裤衩，有的绑在柱子上，有的捆在床上。门口有四个持枪的日本兵看守着。坂本带着日本护士，同张绍恩一起给这10几名矿工每人注射了5CC患伤寒病人的血。事后，一连好多天，坂本每天早晚两次亲自去观察室观察“木头”的病情变化。几天后，他还将一名致死的矿工抬到手术床上，在张绍恩的配合下偷偷地切下了死尸肝脏组织的切片，放在配好的溶液中试验。坂本嘱咐张绍恩：“这个事与谁也不能说。”第二年春天，在台吉医院门诊室又作了第二次细菌杀人试验。这次是坂本运用欺骗手法进行的：先找来四名有外伤的健康矿工，坂本对他们说：“用一种新的疗法给你们治疗，是特别有效的。”然后，由张绍恩从两名患回归热病症的人身上，各抽出10CC的血，又分别给那四个健康工人注射上，并留在观察室观察。三四天后，被作试验的人开始发冷、发烧，体温由低变高，高烧到40℃以上。这时，又作血涂片检查。第五天，又从那四个人身上取一小块肌肉组织作化验，验证已经有了症状变化，报告给院长坂本：“成功了。”坂本兴奋地对张绍恩和日本护士们说：“这是危险的试验，被作试验的人大部分是要死了死了的”。这正是日本侵略者不动刀枪对中国人民进行的屠杀!(朝阳人)

　　日军在北票炭矿制造的“万人坑”

　　1933年日军侵占今辽宁北票以后，日伪在这里成立了满洲炭矿公司，下辖冠山、三宝、台吉三个采炭所。13年内，日军采用“人肉开采”等法西斯手段，从这里夺走优质煤10518605吨。而招骗的56530多劳工中，有31200人却被日军折磨而死(不包括伤残者及其家属)，占劳工总人数的55.4%。即平均生产337吨煤就有一名劳工丧生。侵华日军运走的是乌黑的炼焦煤，留在炭矿山上的却是累累白骨。

　　当年曾在台吉一井机电班当童工的赵福瑞回忆：当时日军抓来的劳工，一进矿就失去了人身自由。日军和大柜把头，入矿就给劳工照相、按指纹、编号、造册，然后就赶进四面高墙，墙上有电网，门口有岗哨，八面露风的大筒子房“报国寮”、“协和寮”或工房内。二十几个人挤在一铺对面大炕上，铺的是席头，枕的是砖头。吃的是发霉的高粱、糠皮和花生皮混合磨成的所谓“兴亚面”窝窝头。穿的是麻袋片，或水泥袋子纸。冬天，冻的睡不着觉，出了工房就赶快往矿井里跑，好避避风寒。就是在这种悲惨生活折磨下的劳工，日军却强制他们开展“采炭报国”运动，推行“人肉开采”政策，规定劳工每人每月勤绩30个以上，达不到的不开工资，并逼着劳工延长劳动时间，一般一天要在井下干14到16小时活。据劳工周炳玉控诉：他当年在冠山一井当劳工，有一天在六百尺采煤、日军非逼他们一小班采出300吨煤，他们20名劳工，拼死干了16个小时，只采出240吨，升井后说他们没完成任务，结果被扣发了饭票。劳工王春控诉说：他在台吉一井采煤，一小班12个人，日军佐滕给下达任务是必须采煤200车(每车1.2吨)，结果拼命打完一班才出煤土30车，升井后佐藤不仅不给打工票，而且每个劳工都挨了一顿打。这样被打死的、饿死的、累死的劳工天天不断。

　　由于日军推行掠夺式开采政策，要煤不要人，强制劳工冒险作业，所以人为的恶性伤亡事故在井下经常发生，重大的冒顶、片帮、跑车、透水、瓦斯爆炸事故接连不断。据资料记载和幸存劳工回忆，自1933年到1945年间，北票炭矿共发生22起重大伤亡事故，死亡劳工共485人，伤者和致残者不计其数。其中一次死亡30人以上者占七次，最多者一次死150人。瓦斯爆炸为12次。1942年6月15日，台吉井下大五片工作面瓦斯超限，日军不但不采取措施，而且威逼着劳工放炮，结果引起了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劳工和家属闻讯向井口跑去救亲人，而日军和矿警端着上刺刀的三八枪，强行阻拦，不准人们接近矿井，并嚎叫着：“要井不要人!”为了保住矿井，便采取了惨绝人寰的封井措施，军警用枪逼着井上的劳工，搬砖、和泥封死了这座井，终于使150多名劳工活活憋死在矿井中。这种恶性死亡重大事故，屡见不鲜。

　　由于劳工所享受的是非人生活条件，所以累死、打死、病死、冻死、冤死的更是无计其数。1942年春，从河北省抓来140多名劳工，住在大筒房里。因煤气中毒，多数人被熏死，活下来只剩27人。1943年初，日军从山东武定府抓来500多名劳工，由于日军百般摧残，不到一年只剩10几名了。在1941年的大年三十，从“报国寮”里一次就拉出48具尸体，其中从河南开封抓来的27名劳工就死了20名。由于沉重的劳役、非人的生活，矿工被折磨得腰折骨断、病弱伤残，日军认为从这样的劳工身上再也榨不出油水了，就将他们一个一个地送进“隔离所”。而“隔离所”事实上就是“停尸房”。劳工们愤怒地说：“进了隔离所，十有九个不能活”。到1943年，垂死挣扎的日军更加残害劳工。他们借口防止什么瘟疫流行，把许多病残活着的劳工推进大坑里活埋，或扔进浓烟滚滚的火坑里烧死，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烧人场”。日军和大柜把头们经常随意将劳工打断腿，踢断腰，敲漏了脑袋，装进麻袋摔死，用车撞死，用刑具致死的更是无法统计。

　　最初，劳工死了还能用一个薄板棺材收尸，一个棺材一坑埋。后来，改用席子卷尸。由于劳工死的太多了，最后席子也不给了，干脆用黄土盖脸，一尸一坑埋葬。没几年时间，在北票南山、城子地、台吉南山、三宝窑沟出现了大片的坟地。后因占地过多，冬天又难挖坑，日军又命令将死尸弃于荒山沟壑。惨死的劳工多了，又在窑沟、台吉、南山等地利用天然大沟，在沟垴处用木板做墙，截断出口，造成巨大的深坑埋尸。日久天长，尸骨累累，就成了人们所称的“万人坑”了。“万人坑”在北票炭矿共有五处，其中比较大的是城子地“万人坑”和台吉“万人坑”。1969年北票矿务局曾组织人挖掘了台吉南山的“万人坑”，仅在1700平方米的范围内，就挖出来6500多具尸骨。在建“万人坑’’展览馆时，挖到一个不到60平方米的大坑，就埋了240多具尸骨。埋法是：四至六人一颠一倒地装在一个木笼里，一米多深的坑子埋了二至五层，这就是“人窖”型尸骨。在这些遗骨中，有头颅上被打窟窿的，有下肢被打断的，有上肢被铁丝子捆着的，有戴着刑具脚镣子的，有臀部翘起头已探出坑外的，看来是活埋后挣扎往外爬的。还有一具老太太尸骨，据查是1943年日军抓劳工时，老太太与儿子一起被抓来的，儿子被折磨死了扔进“万人坑”，老太太一听昏过去了，也被日军扔上拉尸车扔进了“万人坑”里。仅1943年冬天，南山“万人坑”就扔进了700多具死难劳工的尸体。(管文华)

　　北票炭矿日本宪兵派遣队的罪行

　　1943年11月，由侵占锦州的日本宪兵队派遣，组建了北票炭矿日本宪兵派遣队。由日军上士山本正夫、中士浦本俊夫分别任队长和副队长，共30余人。这个日本宪兵派遣队主要活动在邮政局、电报局、矿劳务系、矿警务系、火车站、协和会及吐默特中旗旗公署，在北票地区形成一个相当规模的情报网。其主要任务是：在炭矿中搜捕地下共产党员和破坏八路军的活动，侦察矿工中的反满抗日分子，监视“特殊工人”的异常动向及所谓各种犯罪行为。在宪兵队部内设有审讯室，备有各种刑具，仅两年内，矿工被拘捕、审讯、受刑、致残、处死、入狱等身受其害的也有万余人次。1943年底，宪兵队及其狗腿子到十八裔村，在杜清林家搜出五支大枪。他们先将杜清林押送到伪警察署，后送到阜新被处死。杜妻被逼，得惊吓病致死。1944年冬，刘德臣被诬为“反满抗日分子”抓到宪兵队。副队长浦本俊夫和翻译吕宝兴对刘审讯，刘不招认，便用电刑。刘仍然不招，又将他扒光的身子浇上水，推到门外站着冻“冰棍”，致使终身致残。宪兵队对于八路军嫌疑分子迫害的更残酷。台吉采炭所工人刘喜孔，被诬为共产党嫌疑分子抓到宪兵队，先是轮番吊打，又用电刑。他不招认，最后将他押送到锦州日本宪兵队。此外，北票街“双兴铁匠炉”的几个工人，也以“私通八路军”的罪名被宪兵队抓获，投进监狱。特别是对炭矿暴动逃跑的“特殊工人”，抓回来十有九人被打死，或投进监牢内成为死囚。(管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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