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渡过日晖港后,以5辆坦克开道,由瞿真人路(今瞿溪路)经制造局路、方斜路向城厢进逼。国民政府守军被迫撤退。
11月12日,日本侵略军进入南市,除租界外上海沦陷。日军占领南市后,就开始实行那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当时,高昌庙至南火车站路、沪军营路、陆家浜路、大兴街、黄家阙路、小西门、小南门、董家渡天主教堂、王家码头以东,大码头至肇嘉路(今复兴东路)、三牌楼、四牌楼为界,可谓尽付一炬;上海闻名的“半淞园”,园林点缀半毁于炮火,半被劫走。中华职业学校及大同中学,亦已全毁。“文化机关”的学校无论公私(其中包括敬业中学、爱群女子中学、民立女中等),均已全部毁灭。连大南门交通部上海电话总局,也于15日晨6时许,被日军焚烧,一时黑烟腾空,火舌冲天,火势所及西首江阴街,东首小南门佛阁后面塘坊弄等悉化焦土,所有连日被杀死的约二、三百人尸体,均被抛入烈焰中焚去,以代掩埋。
沦陷时期侵沪日军在上海市区的暴行
上海沦陷后,侵沪日军借由日籍顾问小村掌握实际大权的黄道会,制造恐怖事件,妄图压制上海人民的抗日情绪。民国27年(1938年)2、3月中,上海连续出现的人头案和人手案,以及9月初旬一天投扔手榴弹等五起事件。
第一个人头案出现在薛华立路(今建国东路)电线杆下。人头放入蒲包内,面上血迹已洗净,颈间有三条伤口,似被砍三刀。此人头后经人认明,是《社会晚报》主办人蔡钧徒。
蔡案发生后数日,又在杜美路(今东湖路)出现第二个人头,挂在电线杆上。贴有字条,上写:“看!看!看!抗日团体之结果,从速反省自保身。”隔一日,在萨坡赛路(今淡水路)附近联益小学校门前电杆上,出现第三个人头。又隔数日,在巨福路(今乌鲁木齐南路)发现第四个人头。
人手案继之又起。第一只手装在纸盒内,留在美商《华美晚报》总经理宋作同家门首。盒中附中文打字机打就:“请先收此,如不更变抗日态度,当再以新物奉上”一纸。第二只手发现在槟榔路(今安远路)金城里张思猛家。张供职金城银行,某日,突有一客来访,留礼物一盒交张。张回家开盒,则赫然一人手。此手肤色白嫩,似属女性,鲜血尚未凝固。3月1日下午,公共租界又搜得人手两只,都藏纸盒中,盒内均附有警告抗日分子之字条。一手送《文汇报》;一手送汉文《大美晚报》。两手均砍下多日,已腐烂。
人头案、人手案连续发生后,一时恐怖气氛笼罩全市。
同年9月初的一个晚上,在公共租界有五处投手榴弹,制造恐怖气氛。据被捕人供称是在宁波路华东电台,由日本人交与他们的手榴弹,分头在南京路大陆商店、四川路华美电台等处投掷的。
民国28年冬,沪西大西路(今延安西路)、亿定盘路(今江苏路)一带,常有侵沪日军宪兵遭到袭击。日方认为该地区附近棚户容纳“恐怖分子”,立即将诸安浜和法华镇、陆家浜棚房区草屋数百间,先后纵火焚毁,以致2000余人无家可归。时值寒冬,露宿停炊,许多老弱妇孺因而冻饿丧生。其时租界消防队曾出动,准备到场灭火,半路上为日宪兵所拦阻,不许前进,声言这段地区不在租界范围。
民国29年11月10日,日宪兵伍长田中在沪西劳勃生路(今长寿路)被人开枪击伤。日宪兵闻讯赶到,开枪者早已撤离。日军迁怒出事地点邻近棚户,逼令整区2000余户立即迁出,即日将草屋拆除,5000余人无家可归,露宿冰雪中,后由各慈善堂及同乡会联合办理救济。尚未办理完毕,虹口韬朋路(今通北路)事件又接踵而起,日军官野村中正行经此处,被枪击身死。日海军陆战队出动在虹口一带大肆搜查,并按照沪西劳勃生路(今长寿路)之例,立刻将韬朋路横弄数百家棚户全部拆毁,驱逐居民千余人出走,不准逗留片刻。
日军的暴行,激起了上海抗日民众强烈愤怒和反抗,侵沪日军官兵时有被枪击而送命的。但是这种分散的反抗,每每受到日军封锁的报复。这种封锁开始只有虹口及沪西越界筑路一带,之后逐渐扩大。
民国29年11月中旬,日宪兵伍长参藤精一在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钱家弄附近被抗日人员开枪击毙。日军立即派宪兵一队将钱家弄四周封锁。其区域东自极司非而路,北至开纳路(今武定路),南至愚园路,西至亿定盘路(今江苏路),全部面积达500余亩,居民近万人,区内并有小厂20家,工人二、三千人。封锁线用铁丝网拦住,沿交界线的居民住宅出口也被堵绝。日宪兵日夜持枪监视,禁止通行及运送食物。如果私下通行或传送物品被宪兵发现,轻则毒打或拘禁,重则枪击或刀刺,封锁区内粮食奇缺,最苦是过路行人不及逃出,贫苦居民家无藏粮,多有因之断食致死者。这次封锁连续十多天,并未查获任何可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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