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时期侵沪日军在上海市区的暴行
来源：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2017-08-30 09:36:34

　　上海沦陷后，侵沪日军借由日籍顾问小村掌握实际大权的黄道会，制造恐怖事件，妄图压制上海人民的抗日情绪。民国27年(1938年)2、3月中，上海连续出现的人头案和人手案，以及9月初旬一天投扔手榴弹等五起事件。

　　第一个人头案出现在薛华立路(今建国东路)电线杆下。人头放入蒲包内，面上血迹已洗净，颈间有三条伤口，似被砍三刀。此人头后经人认明，是《社会晚报》主办人蔡钧徒。

　　蔡案发生后数日，又在杜美路(今东湖路)出现第二个人头，挂在电线杆上。贴有字条，上写：“看!看!看!抗日团体之结果，从速反省自保身。”隔一日，在萨坡赛路(今淡水路)附近联益小学校门前电杆上，出现第三个人头。又隔数日，在巨福路(今乌鲁木齐南路)发现第四个人头。

　　人手案继之又起。第一只手装在纸盒内，留在美商《华美晚报》总经理宋作同家门首。盒中附中文打字机打就：“请先收此，如不更变抗日态度，当再以新物奉上”一纸。第二只手发现在槟榔路(今安远路)金城里张思猛家。张供职金城银行，某日，突有一客来访，留礼物一盒交张。张回家开盒，则赫然一人手。此手肤色白嫩，似属女性，鲜血尚未凝固。3月1日下午，公共租界又搜得人手两只，都藏纸盒中，盒内均附有警告抗日分子之字条。一手送《文汇报》;一手送汉文《大美晚报》。两手均砍下多日，已腐烂。

　　人头案、人手案连续发生后，一时恐怖气氛笼罩全市。

　　同年9月初的一个晚上，在公共租界有五处投手榴弹，制造恐怖气氛。据被捕人供称是在宁波路华东电台，由日本人交与他们的手榴弹，分头在南京路大陆商店、四川路华美电台等处投掷的。

　　民国28年冬，沪西大西路(今延安西路)、亿定盘路(今江苏路)一带，常有侵沪日军宪兵遭到袭击。日方认为该地区附近棚户容纳“恐怖分子”，立即将诸安浜和法华镇、陆家浜棚房区草屋数百间，先后纵火焚毁，以致2000余人无家可归。时值寒冬，露宿停炊，许多老弱妇孺因而冻饿丧生。其时租界消防队曾出动，准备到场灭火，半路上为日宪兵所拦阻，不许前进，声言这段地区不在租界范围。

　　民国29年11月10日，日宪兵伍长田中在沪西劳勃生路(今长寿路)被人开枪击伤。日宪兵闻讯赶到，开枪者早已撤离。日军迁怒出事地点邻近棚户，逼令整区2000余户立即迁出，即日将草屋拆除，5000余人无家可归，露宿冰雪中，后由各慈善堂及同乡会联合办理救济。尚未办理完毕，虹口韬朋路(今通北路)事件又接踵而起，日军官野村中正行经此处，被枪击身死。日海军陆战队出动在虹口一带大肆搜查，并按照沪西劳勃生路(今长寿路)之例，立刻将韬朋路横弄数百家棚户全部拆毁，驱逐居民千余人出走，不准逗留片刻。

　　日军的暴行，激起了上海抗日民众强烈愤怒和反抗，侵沪日军官兵时有被枪击而送命的。但是这种分散的反抗，每每受到日军封锁的报复。这种封锁开始只有虹口及沪西越界筑路一带，之后逐渐扩大。

　　民国29年11月中旬，日宪兵伍长参藤精一在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钱家弄附近被抗日人员开枪击毙。日军立即派宪兵一队将钱家弄四周封锁。其区域东自极司非而路，北至开纳路(今武定路)，南至愚园路，西至亿定盘路(今江苏路)，全部面积达500余亩，居民近万人，区内并有小厂20家，工人二、三千人。封锁线用铁丝网拦住，沿交界线的居民住宅出口也被堵绝。日宪兵日夜持枪监视，禁止通行及运送食物。如果私下通行或传送物品被宪兵发现，轻则毒打或拘禁，重则枪击或刀刺，封锁区内粮食奇缺，最苦是过路行人不及逃出，贫苦居民家无藏粮，多有因之断食致死者。这次封锁连续十多天，并未查获任何可疑人物。

　　钱家弄一案未了汪家弄一案继起。日本宪兵曹佐佐木在大西路(今延安西路)汪家弄附近，被人狙击，弹中胸部殒命，同行两日兵拔枪报复，开枪者逸去。事后，日本兵大肆搜查，并在毗连租界的兆丰路(今乌鲁木齐北路)、海格路(今华山路)、愚园路、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等处架设铁丝网，断绝交通，整个沪西界外地区，完全封锁在内。封锁区内店铺都停业，寂静如死市，粮食价格高至数倍，即使有钱也买不到。其他饮食、日用之物，同时涨价。区内居民逾数万人，都有断食之虞。而日宪兵终日挟枪巡逻，不准居民出入及输送食品。这次封锁自12月1日起到14日方解除。惟汪家弄出事地点仍限制出入，由日兵2名及伪警4名驻守，规定上午8时至下午4时准许由弄内居民携物品出外，却禁止携带任何物品入内。隔了2日，更命汪家弄居民一律迁出，将大部房屋拆毁，仅留十之一、二。

　　11月16日，虹口侵沪日本海军俱乐部前又出了起狙击事件。那天，日军上校军官富永贡正在擦皮鞋，突来一身穿工装男子，向他连发三枪，两弹从背部穿入腹部，日军官随即倒地。开枪者返身离开，日宪兵队赶到即把出事地点四周包围，挨户严密搜查。受伤日军官送医院医治，因弹中要害，延至次日殒命。事后，日军即全面封锁苏州河各桥梁，断绝南北交通，唯一准许往来的通道，只有新闸桥线。行人过桥，无论南来北往，皆排长队，逐一查询。搜检结果，捕去300多所谓可疑者，拘禁在虹口昆山花园改作的临时集中营中，任其查问拷打冻饿一天一夜。7日后，文监师路(今塘沽路)以南之武昌路、天潼路等处仍禁居民出入。该区居民除被捕多人外，所有华人都有日侨监视行动，如有搬迁，必须随时报告。自这年9月下旬起，侵沪日兵，被抗日人员狙击死、伤者约10余人。为了对居民进行报复，日军不仅实行封锁，还组织巡逻守望队，对沿路行人查问，11月17日夜间9时许，一批人由乍浦路桥欲越过日海军哨兵岗位，被日军发现开枪，死1人，伤4人，余人即退回。事后，大批日海军陆战队开到乍浦路桥北端，将该区划为严重警戒线，搜查往来行人。许多居民被赶出屋外，等候检查，数百人拥挤在人行道上。有的人甚至携带棉被，通宵露宿路侧。经日军两昼夜的搜查，逮捕所谓嫌疑15人，其余陆续释放。

　　民国30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公共租界，12月16日，日军发出布告，说什么“对接近政治恐怖案件发生地点，即可施行长期封锁而遮断一切该地内外之交通”。云云。

　　民国31年2月14日，那天正是农历大除夕。夜间9时，抗日人员在南京路先施公司、扬子跳舞厅、永安公司及北京路、宁波路等处投掷手榴弹并开枪射击，一时秩序大乱。日本侵略军认为是恐怖分子企图扰乱治安，遂调集海军陆战队、宪兵队，全部封锁公共租界中心区域，断绝交通，深入里弄居户搜查，闹得人心惶惶，寝食不安。次日为旧历大年初一，大家只好在家相对无言。搜查历时3昼夜，至17日始将河南路、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西藏路、苏州河地区解除铁丝网，开放通行，出事地点仍局部封锁。在这3天内，封锁区内商店完全停业，升斗小民，只能断炊。山东路望平街一带报馆也停刊。街头路旁尸体多至数十具亦无人掩埋。后来局部封锁的计有六个区域。即大新公司附近一区，永安公司附近一区，广东路至石路至山东路南北两区，石路至浙江路一区，宁波路至厦门路一区。封锁区域虽然缩小，可是持枪日军巡逻格外严密，日用物品不能购买，区内居民困苦万分。这次大封锁直至3月10日才解除。

　　日军当局为了加强控制，又将保甲制度推行于全市。民国31年3月上旬，开始普查户口，调动所有伪政府公务人员、公安局警员、小学教员以及中学生等一律出动，限期5天调查完毕，并布告居民调查时一律留在家中，在此5天内除因生活必需外出购物外，所有各业事务一律停止。

　　户口调查完毕后，日军着手组织保甲。以一家一户为单位，户有户长，负全家责任，一人有事，全家连坐。每户发一户口单，填写家属之姓名、年龄、性别与户长关系。粘贴在家中显著墙壁上，备出事时对照户口查询，如家中留有户口簿外人口，而又提不出确切身份证明者，即作“不良分子”论，得随时予以拘讯。十户为一甲，设甲长1人，负全甲责任，一家有事，全甲连坐，每甲发有甲户单，由各户长具名盖章，存保甲办事处。十甲为保，设有保长，十保为联保，设联保长1人，保及联保属保甲处，直隶于各该区警察局。

　　日军还强逼各保甲组织自警团。规定每保出自警团团员25名，每日轮值站岗2小时，交替接班，日夜不断，遇有特殊事情，则加站双岗。每一自警团员套臂章为标志，备有警笛、木棍和粗绳。岗设在街头弄口，为一小木房，平时有自警团员2、3名坐房中，每一联保，则设大守望所，驻有警官1、2名，自警团员3、4名。

　　民国31年3月初，日军为防止抗日分子进行狙击，在虹口举行“恐怖演习”。将吴淞路、文监师路(今塘沽路)、北四川路、天潼路一带全部封锁，并进入里弄搜查，捕得假犯人一名。当日演习居民已预知，许多人出门观看，因为没有自动报告，事后被日宪兵严厉责斥。

　　在敌伪时期绑架是常见的事，日军秘密将被绑架者押送各地充当苦工。这种绑架大都发生于虹口、杨浦一带。那时苏州河以北，本来就很冷落，街上行人极少，偶有因事滞留在外，独自晚归，往往即告失踪。有几次夜里，虹口戏院散场，突然拥进大批日伪军警，声言搜查“不良分子”，凡未带通行证者都被扣留，人数多至百余人，这些人都用长绳成串，忍饥挨冻，听候解决，有钱的贿通释放，无钱的押登船只，遣送浦东、浙江等地，充筑路或飞机场苦工，或编作运输队，东调西遣，流落他乡，病饿丧生者极多。那时人们称之谓“集团拉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