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是二战时期日本政府及其军队使用暴力迫使大量妇女充当军队*奴隶的制度,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国家犯罪和战争暴行。
东京:“慰安妇”历史闻所未闻
1992年3月,一个樱花烂漫的周末,笔者坐在东京六本木的一家咖啡馆里。六本木的沿街毗邻着风格迥异、流光溢彩的各种咖啡馆,这些高档咖啡馆以领导东京的文化消费潮流而闻名。这是一家意大利风格的商店,四周那精美 绝伦的罗马古典时代的浮雕,使人仿佛置身于罗马神话时代。同坐的是刚刚在六本木五丁目国际文化会馆出席了学术会议的各国学者。我们一边品尝着苦涩的咖啡,一边议论着当时的热门话题--“慰安妇”。
自日本国女议员伊东秀子于1992年2月在日本国会提出战时日本“慰安妇”问题之后,“慰安妇”这个充满凄苦与暴虐的名词,使整个世界为之震惊。一位日本教授在得知我是来自上海的学者后,问道:“据说世界上第一家慰安所就设在上海?”
“是吗?”我有些惊愕。“据说日军的慰安妇制度是在上海发源的?”“是吗?”我更惊愕了。“应该把这个当代历史的难题搞清楚啊!”那日本学者自言自语道。从此,这声音一直在我的耳边回响。“慰安妇”制度实行于何时,它是否真是在上海开始的 ?有多少中国妇女被强逼为“慰安妇”?
于是我开始收集资料,关注这一问题的进展。我在神保町的书店里寻觅,在惠比寿的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里寻觅,在我所在的东京大学里寻觅。我决定要揭开这个历史的秘密。
上海:艰难调查由此出发
1993年6月,我回到上海后,便着手进行实地调查,前后四年。盛夏的上海,我常常骑着自行车,从我工作的上海 西南角的上海师范大学出发,在被晒得变成稠状的柏油马路上行进两个多小时,到东北角的军工路、杨树浦和江湾等地调查……终于,我找到了曾在慰安所工作达14年之久的老人,找到了慰安所的目击者、受难者……于是, 从确认日军经营的最大的杨家宅慰安所,到找到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遗址“大一沙龙”,日军慰安所的历史秘密 在我的眼前逐渐揭开了。
我最初以为,日军在上海仅设立过数个慰安所,并以为这项调查会很快结束。岂料最后的结果大大出乎我的预料 。所谓“慰安妇”就是按日本政府及其军队之命令,强迫为日本军队提供*服务、充当*奴隶的妇女。自1931年 底日本海军在其最大的海外基地--上海开始推行军队*服务措施,设立4个海军指定慰安所以后,慰安所就在不断增长、扩充中,尤其是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上海作为日军的中心基地和登陆港口,慰安所迅速增加, 其完备远远超出后人的想象。2005年我们出版了《上海日军慰安所实录》一书,公布经调查上海的日军慰安所有149个之多,现在这个数字又有增加,目前我们所知晓的上海日军慰安所至少有164个。根据日军总人数、慰安所 数量和“慰安妇”更替率,上海一地的中国、朝鲜、日本等国日军*奴隶总人数就达万人。但不久,她发觉自己怀孕了,丈夫对于韦绍兰肚子里的孩子很是排斥,但她认为,这个孩子也是一条生命,终于生了下来,取名罗善学。可是村里的小孩们却叫他“小日本鬼”,在他身上发泄仇恨。
为了确认韦绍兰大娘受害的事实和细节,2008年起的三年春节,我与我的太太陈丽菲教授来到荔浦小古告这个小 山村,吃住在大娘家,进行调查,听韦大娘控诉、哭坟、唱瑶族歌谣……混血老人罗善学向我们提出了一问题: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我难道不是战争的受害者吗?这位66岁的老人从小 就遭受欺凌,有残疾,被斥为“日本鬼”,至今孑然一身。
2010年12月,韦绍兰母子终于走出国门,到东京控诉军国主义给他们的人生带来的无穷无尽的苦难,并会见了几位日本国会议员,递交了请愿书。
海牙: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2000年12月8日至12日,经过国际女权组织和一些民间索赔组织三年的筹备,具有重大意义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在 东京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以及朝鲜、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东帝汶、荷兰、阿根廷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肯尼亚、日本、南斯拉夫等国家与地区的代表五百多人聚集于此。在5天的会议期间, 有1万多人次的参加者出席。
女性国际战犯法庭主要目的,是受理日军在亚洲各国实施军队性奴隶制度的各类起诉,依照战时国际法,检证日 本性奴隶制度是否犯有战争罪、反人道罪。出任主审大法官的是美国国际法教授、海牙国际法庭的大法官加布里 埃尔·麦克唐娜(Gabrielle Mcdonald)。在庭审过程中,共有65名来自各国的“慰安妇”受害者出庭作证,世 界各国有305名记者进行了采访。在该次审判中,我作为中国大陆代表团团长,向法庭递送了材料,并带领万爱花 、袁竹林、李秀梅、刘面换等中国“慰安妇”受害者上台作证。
2001年12月,我们又到荷兰海牙举行终审判决活动,最后,女性国际战犯法庭举行判决认定,日本在二战中在亚 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强制征召大量妇女充当日军的随军“慰安妇”的事实,裁定已故的昭和天皇裕仁及其军国主义 政府犯有反人道主义罪。判决最后劝告日本政府必须真诚地向日军奴隶制度的受害者做出道歉和赔偿,请求受 害者的原谅,并保证今后不再犯。作为一个模拟法庭,尽管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的判决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 是它反映了国际社会对“慰安妇”问题的良知和道德,表达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声。有助于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 ,要其真正反省过去的战争罪行。
如今,海牙判决已过去10年了,日本政府仍没有就“慰安妇”问题向世界和受害者进行深刻的反省和谢罪,更不 用说赔偿。所以,斗争仍在继续,调查也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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