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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土地上的抗战到底有多惨烈
来源:杨毅   2017-08-30 11:22:24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包括中国在内,世界各地将举行各种隆重的纪念活动。

  八年全面抗战,浙江是受日军侵略时间最长、战祸波及范围最广、损失最惨重的省份之一。浙江省档案馆存有大量日军侵浙暴行档案及照片。这些档案照片中,日军官兵或洋洋得意地看着战利品,或麻木地经过身边的残垣断壁,或惨无人道地屠杀平民。一幅幅惨烈的画面让后来者内心无比沉痛。

  但是,当外侮的灾难降临之际,浙江便显露出“胆剑”本色。在连天烽火中,浙江人民表现了保家卫国救亡图存的集体自觉,用忠魂血泪丰富着民族精神的巨大内存。

  一,淞沪会战 战火烧向浙江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军民进入全面抗战的起点。国民政府统帅部为了把日军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引导为由东向西,以利于长期作战,决定在上海采取主动反击。

  8月13日,张治中将军指挥第9集团军向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虹口基地发起攻击,试图赶敌下海。“八·一三”淞沪会战由此爆发。此后中日双方不断向战场增加兵力,总计达80万(注:中方约60万,日方约20万)。

  当年11月初,日军第10军约10万人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迂回到了中国军队侧翼。在面临主力被包围的情况下,中国军队撤离战场,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历时近3个月的淞沪会战结束。

  这场会战是中日双方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型会战,也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之一,双方军队的伤亡高达30万。

  几乎就在这场会战接近尾声时,日军开始把战火烧向邻近上海的浙江。

  二,日军最早在嘉兴等地登陆

  浙江省档案馆馆藏民国档案中记载,1937年11月,国民革命军第10集团军发出平嘉之役战斗要报:“自八月十三日沪战爆发后,敌因遭我正面之强韧抵抗,无法进展,亟思另辟战场,于浙西海岸地区登陆,威胁我上海作战军之侧背,事先不断以舰艇游弋,到处炮击试探虚实,但均因我守备坚强迄未得逞。十一月三日,我全公亭至柘林之线守军奉令换防,讵为敌侦悉,以兵舰、运输船等十余艘,载其新由敌国内抽调之第十八师团全部秘密运集全公亭洋面,随于志晚乘大雾弥漫之际,以小艇偷登沿岸沙滩,藉飞机大炮之掩护将我阵地摧毁,伺我守兵伤亡枕藉,敌即向我猛犯,经我官兵奋勇抵抗,战斗遂以开始。”

  根据第10集团军的战报,当年11月3日,日军第18师团、第6师团等部在全公亭登陆后,自东向西迅猛推进。

  11月8日,日本空军开始在王店、嘉善、嘉兴、临平、桐乡等地狂轰滥炸。

  由于当时中国军队主力大部分在上海地区,浙江的防卫极其薄弱,在日军猛烈的攻击下,中国军队且战且退:

  11月9日,枫径陷落。

  11月16日,嘉善陷落。

  11月18日,平湖陷落。

  11月19日,嘉兴陷落。

  11月20日,海盐陷落……

  三,杭州沦陷:余杭大火连烧3个昼夜

  12月18日,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日军再度集结,发起杭州战役。

  根据中国军方战报,“十二月二十一日,敌援兵激增,复向我一二八师猛攻,并以汽艇运兵由吴家地卧王河基河港登陆,对杨山阵地侧击,九凤山旋即陷落……总和情况,敌人窥我杭州益形积极。本军为确保钱塘江、富春江南岸地区,俾便尔后作战,以达长期抵抗之目的,奉令转移于钱塘江、富春江南岸地区,以阻敌之继续侵犯,遂于二十二日下达各部转进。二十三及二十四、二十五等日,各部先后渡过钱江南岸,我余杭、杭州、富阳相继放弃,从此敌我隔江对峙入于胶着状态”。

  日军入侵杭州地区后,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余杭城区大火连烧3个昼夜。杭州南星桥至闸口一带民房连烧两昼夜,沿江一带全城焦土。富阳县城四处起火,整整烧毁大半座县城。各地居民死伤及无家可归者不可胜计。

  日军还强抓挑夫,随带麻袋,挨户抢粮,居民食粮被搜刮殆尽。大批难民因此冻饿而死。各商家店铺、各种珍贵文物亦被洗劫一空。仅杭州一地,日军每日以船艇四五十艘,装载抢劫物资运往上海。

  从1937年11月至当年年底,这50多天的时间里,日军的铁蹄踏遍了浙西17县一市,其疯狂的气焰达到极点。

  四,抗战相持阶段的三大战役

  1938年10月,中国抗战期间最大规模的作战——武汉会战结束。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和长期战争的消耗,日军的财力、物力、兵力严重不足,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而中国方面囿于国力虚弱,同时也未获得国际上政治与经济的有力支持而无力反攻。抗日战争由此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浙江,日军并未停止主动进攻。从1939年3月至1942年年中,日军在正面战场上发起了三次主要战役:

  一是东沙洲战役。发生在1939年3月下旬。这是浙江省抗战八年中富春江上有名的战役。

  参加作战的是被人们称为“戚家军”的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总团的第一支队。司令是义乌籍的爱国抗日将领赵龙文。

  在这支部队中,中共浙江地方组织派了一批中共党员充当大队、中队的领导与骨干,还组织了一支60余人的战时政治工作队,协助赵龙文抓政治思想教育。这次战役重创了富杭线的日军,得到周恩来的亲临关怀。

  二是宁绍战役。1941年4月中旬至5月下旬,日军5000余人集结于萧山、西兴、长河一带,在杭州七堡也集结了2万余人,企图侵占绍兴、诸暨县城,窜扰义乌东北和东阳上卢、怀鲁一线。根据敌情判断,中国军队调整部署积极准备迎击。

  日军于4月17日黎明侵占绍兴县城,随后战事转向诸暨。1941年5月15日至20日,风车口(今丽水市境内)成为会战的主战场。中国军队被日军重兵包围,数十架日本飞机对中国军队驻地狂轰滥炸。会聚在风车口一带的中国军队伤亡惨重。

  五,最惨烈的浙赣战役

  在浙江爆发的最著名的战役,当数浙赣战役。

  根据浙江省档案馆馆藏民国档案所述,发生在1942年5月至6月的浙赣战役是日军在浙江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后果最为惨重的战役。寇蹄所至,国土沦丧,生灵涂炭。

  1942年4月18日,美国为报复日本偷袭珍珠港,出动16架轰炸机空袭日本,这就是著名的“东京上空30秒”。美机完成任务后,没有返回航母,而是顺风直飞中国,其中5架美机安全降落在中国第三战区辖内的浙江机场。

  美机对东京等地的轰炸,造成了日本国内的民心恐慌、社会骚动,使日本军方感到忧虑和难堪。为了安定人心,摒除继续轰炸日本本土的威胁,日本当局除以轰炸民间目标罪处决3名被俘的美国飞行员外,遂决定采取两项重大对策:一是进行中途岛战役,以求摧毁美国的航空母舰;二是发起以摧毁供美机使用的浙江衢州等机场和打通浙赣线为目标的“浙赣战役”。

  在这场战役中,中日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计接近50万,其规模之大,在整个浙江近代史上都是空前的。浙赣战役历时3个半月,日军打通了长达573公里的铁道线,攻占县城48座,“其中浙江省遭沦陷的县城28座”,侵扰浙赣两省面积达10多万平方公里,给中国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战略要地衢州,城市建筑被毁十之八九。整个战役期间,日军飞机先后空袭各城市600次以上,中国军民死亡25万人,其中,中国军队官兵阵亡4万余人。日军被击毙1620人,伤28627人。

  六,扫荡天目山:烧杀劫掠

  除了正面战场,日军也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残酷的“大扫荡”。

  在浙江,自杭州沦陷后,天目山的战略地位凸显重要。这里千沟万壑,地势险要,日军无力占领,成为牵制沪杭宁之敌、坚持抗日战争、保卫浙西和皖南的战略要地。而日本也在该地区发起了数次扫荡,规模较大的发生在1940年10月。

  1940年10月6日,2万余日军对天目山地区发动了称为“江南作战”的大扫荡。由于国民政府未进行积极抵杭,日军仅在半个月的时间里,便横扫天目山南北的余杭、临安、新登、桐庐、富阳、诸暨、绍兴、武康、孝丰、安吉、长兴等十几座城市。日军疯狂地烧杀、奸淫和掳掠,给沦陷区人民造成了深重的苦难。

  浙江省档案馆馆藏民国档案记载:“敌伪窜入绍城后,即强迫商店开门营业,乘机抢劫财物。在退却之前,纵火焚烧县政府、警察局、地方法院、县党部、县农民银行、大陆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及商业银行,并由水澄桥起至大善寺止之城区最热闹大街,均成一片瓦砾。其未及纵烧之机关商店以及私人住宅, 由敌伪军搜索财物,装载大船数十只向萧山运输,并指使地痞流氓及无知愚民搬劫一空,损失约在千万以上。其他奸淫惨杀之事,不胜枚举。其他柯桥、南池、临浦三区,亦遭浩劫,详情尚在调查中。”

  七,超6万浙江人死于日军细菌战

  抗战时期,浙江还是遭受日军细菌战危害最为严重的地区。从1939年六七月份,萧山、绍兴就受到细菌武器的攻击,一直到抗战胜利,细菌疫魔一直在浙江广大地区肆虐。

  日军731部队和荣字1644部队是在浙江进行细菌武器攻击的主力。全省有8个市,约30个县受到细菌武器的攻击。据不完全统计,鼠疫、炭疽、霍乱、伤寒、白喉、痢疾等细菌武器在浙江造成死亡人数超6万人,受伤达数十万人。

  日本侵略者入侵浙江,还破坏了浙江近代以来所积累的现代化建设基础。同时,日本占领者利用浙江的人力和物力,将浙江的资源用于其侵略战争,对浙江人民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盘剥,浙江遭受了巨大的直接和间接损失。

  从浙江省档案馆民国档案可以看出,当日军完全占领浙北地区的杭州、嘉兴、湖州等地后,便着手开始对这一地区工商业野蛮的掠夺与摧残,钱塘江以北地区的工商业遭到了几乎毁灭性的打击。此后日军发动了宁绍战役、浙赣战役,浙江的沦陷区进一步扩大到浙东、浙西南地区,这里原有的工业基础同样遭到了巨大破坏。

  八,占领艮山门外发电厂 掠夺象山氟矿石

  战时浙江工业损失的第一种类型是由于日军的军事进攻,一部分原有的工业因工厂或机械被毁等原因失去生产能力,从而造成了损失。

  战前浙江的电力工业有110余家,抗战期间损失惨重,如嘉兴永明电气公司事务所的房屋毁于战火,杭州电气公司在中国军队退出杭城时曾将闸口新发电厂内的机器自动破坏了一部分,以防资敌。

  战时浙江工业损失的第二种类型是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采取了直接的掠夺,其中主要是对各地所存物资和工矿原料的掠夺。

  日本鉴于国内资源贫乏,十分重视占领区工矿资源的掠夺。浙江的氟石资源特别丰富,战前日本已垂涎三尺。1941年日军发动宁绍战役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夺取氟石资源(注:氟石主要用作冶铁和冶铝的熔剂,也用作陶瓷原料和光学仪器等)。象山境内的茅洋氟矿是一个老矿,在日军占领茅洋的4年里,从茅洋挖走的氟矿石估计有10万吨,其中有5万吨经石浦港运往日本,还有5万吨因运石船“兴丸”号于1945年4月2日被盟军飞机击沉而未运出。

  战争期间浙江工业损失的第三种类型是日军通过多种手段利用原有工业基础服务其侵略战争。

  日军入侵浙江后,为了维持长期占领的需要,设法利用原有的工业设备,为其侵略战争服务。日军入侵杭州后,将艮山门外的旧发电厂修理后于1939年1月恢复发电,各项营业均有日军严密监视。为了全面控制京沪杭一带的电力工业,1938年6月,日本占领当局还成立了华中水电有限公司,一度统治该地区的电气水道事业。

  九,屠杀奴役农民 浙江农业凋敝

  抗战爆发前,浙江虽然具备了现代工业起步的若干条件,但就全省人口从业状况来看,绝大多数从事传统农业,农村经济仍然比较落后。浙江的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此外便是小麦、大麦、豆类、玉米、番薯等杂粮。杭嘉湖地区的农民除农业收入外,便依赖桑蚕业,沿海各县则多依赖渔业。

  由于战前浙江的农村经济本身就比较脆弱,因此战争对浙江农村经济的破坏简直就是雪上加霜。概括地讲,日军侵略对浙江农村经济的破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土地资源的直接掠夺和破坏。日军在完成军事占领后,强占大量耕地,用作军火仓库、公路网、封锁沟、兵营等。浙江在这方面的损失虽不及东北沦陷区和华北沦陷区严重,但日军在浙江实行“清乡”时期,为了防止抗日力量深入到敌占区,日军在广大的占领区广筑篱墙,圈占土地,从而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

  对农村劳动力的屠杀与野蛮奴役。一方面,日军在战争过程中和维持占领的过程中,大量屠杀民众,被屠杀者多数是农民,从而造成了浙江劳动力资源的巨大损失。另一方面,日军为了实现其以战养战的战略意图,强征浙江各地的农民为其做苦役,仅汤溪线就被日军强征劳工达3546人,计服役55491工。特别是日军在浙江进行掠夺性开采氟矿资源的过程中,从各地强征大量劳工,其中有不少被折磨致死。据估计,在茅洋矿中死亡的劳工就达2700多人。

  十,抢粮抢猪抢牛 有些地方90%以上房屋被毁

  日军为了维持占领需要,大量征用军粮。有时候由伪政权和组织来进行,有时候则是日军直接出面。在扫荡时期更是如此,而且还给各地下达任务。

  如1944年下达到金华地区的军粮征集任务为11375吨,浙东地区5700吨,诸暨5000吨,湖州地区7000吨。1944年,日军在金华搞了“计口授田”。凡8岁以下60岁以上的儿童、老人不可配授,青壮年每日8两口粮,而民间所储的所有粮食必须充作军粮。

  除粮食外,各种土特产也是其强征的对象,蚕丝、茶叶是其掠夺的重点。

  日军对农业资料和农民生活资料的掠夺从浙江省各地在战时和战后的调查统计材料也可以看出一斑。

  如在长兴,日军烧掉粮食139万石,抢走耕牛4416头,猪8800头,被砍树木548万多株。义乌沦陷期间,被掠夺的耕牛、猪、家畜等6.53万头,被抢粮食7065吨。永康损失粮食5500吨,耕牛5000头,猪7000头。

  房屋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战争期间,由于日军频繁的军事攻击和空袭,使农村房屋遭受巨大损失,如武康、长兴等县,其损失百分比基本在90%以上。而义乌、江山、嵊县等地,房屋损失均在70%以上。

  至于沿海一带,如奉化、镇海各县,灾情也很严重。如1940年7月,日军第一次登陆时,镇海县武宁镇,原有房屋1200余间,差不多全部夷为平地,居民多沦为乞丐。

  据战后的初步统计,浙江全省在抗战期间被毁房屋达732.9万间。由于大批农民无家可归,被迫沦为难民,到战争结束,各县农村因战争导致的难民人数达220万余。

  十一,损失,前所未有

  除了工农业蒙受巨大损失,浙江的金融业方面也遭到沉重打击。浙江原来的官、商银行所存物资和现钞大量被日伪抢夺。日本银行的分支机构在浙江大量发行军用券,并扶持伪政权建立银行,发行“华兴券”、“中储券”等伪券,通过这些手段建立起了掠夺浙江商民的伪金融系统,致使浙江金融和人民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组织各地和各部门对抗战时期的损失加以全面调查和统计,据此,浙江省形成了一组可以说是最低限度的抗战时期经济损失数据。

  据档案馆馆藏资料介绍:八年全面抗战,各县房屋损毁732900余间,农业损失耕牛超过10万头,公有粮食损失245万石,而减少产粮约在56亿石,耕作土地,桑园损失尚难以计算,渔船损失1.6万余艘。

  工业损失3924080万元(旧法币,折合当时约327亿美元)。交通方面:公路破坏2758公里;县道破坏20830公里;汽车损失523辆;手车损失9913辆;木船损失29346条;汽船损失60艘;教育文化损失3343402万元(旧法币,约合当时约278亿美元)。

  而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因统计资料缺乏而无法列入的许多重要经济项目的直接损失,也基本上不包括各种间接的损失。由于战争给浙江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破坏,浙江的现代化进程因而受到重创。一般认为,直到1952年,整个经济才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

  十二,多少军民血染浙江?

  从某种程度上说,家园毁了,可以重建。机器报废,可以再购。庄稼枯萎,来年再种。因为只要人还活着,就还有希望。然而,如果连人都没了呢?如果是襁褓中的婴儿夭折了呢?如果是家里的顶梁柱一去不归了呢?八年全面抗战,有多少军民血染浙江?

  1946年底,民国浙江省政府调查的初步结果是:从1937年到1945年八年,全省先后沦陷县市共有1市69县,未沦陷的县仅有淳安、遂昌、龙泉、庆元、景宁、泰顺、仙居7县。八年中死难同胞近15万人。

  浙江省档案馆馆藏资料显示,这个数字可能被大大低估。1936年,国民政府内政部统计处《中国人口问题之统计分析》所载的浙江省人口为21230749人,1946年的统计数为19657551人。也就是说,经历了抗日战争,浙江省的人口比战前下降150多万,下降幅度很大,超过了太平天国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

  可以肯定战争是浙江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但人口下降除了战争的直接影响外,还有其他因素,人口的下降数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战争中的直接死亡人数。根据战时各县上报数字,浙江在抗日时期平民死亡人数约20.2万人,伤残人数为14.2万,两项合计34.4万人。

  考虑到以上数字绝大多数是各县根据战争时期的调查材料汇总,而战时的调查因战争的进行有诸多不便,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这组数字是相当保守的。

  2006年到2009年,省委党史研究室历时3年时间,收集7万多份口述史料,查阅11万多卷资料,走访38万名70岁以上的战争当事人,最终形成1502卷资料,这是抗战结束以来,针对浙江省抗战损失情况进行的一次最全面、最科学的调研。405125人,就是这次研究报告的结论。这其中,仅浙江平民的直接伤亡人口就高达313788人。

  十三,永远不能忘却的记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在浙江大地上燃烧了八年的战火终于熄灭了。

  富春江南岸的中国军队为了接管杭州,必须在市区以外与日军议定受降事宜,位于杭州与富阳之间的长新乡宋殿村被选定为双方接洽的地点。这里也是浙江惟一的受降地。

  1945年9月4日上午,就在富阳长新乡宋殿村宋作梅大宅的厅堂里,中国军队代表与侵华日军代表议定了驻浙侵华日军的投降事宜。

  当时23岁的村民林镇南从一个裁缝那里听说了日本投降的消息,那个裁缝为“受降厅”缝制了大量白布围帘,据说整个大厅四壁被白布围了个遍。林镇南老人如今还对“白布”记忆深刻:“只有办丧事才用白布的,我们知道鬼子猖狂的日子到头了。”

  为纪念这段历史,长新乡在1950年改名为受降乡,1987年撤乡建镇。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日的中国早已医治了战争的创伤。但是,忘记历史就是背叛。

  有人曾提出要改动受降镇的名字,理由是方便吸引外资。但每次都遭到当地民众、抗日老战士和学者的强烈反对。受降镇一位干部说:“丢掉这个名字,就是丢掉我们的历史,丢掉我们对八年全面抗战中死难者承担的责任,丢掉对全中国人民承担的责任。受降,是永远不能忘却的记忆。”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杭州,钱塘江大桥被炸断。

  1940年10月日军占领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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