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在浙江的滔天罪行
来源：   2017-08-30 11:29:03

　　浙江是抗日战争时期受日军侵略时间最长、受战争灾难最深重的省份之一。全省77个市县中，有1市(杭州市)37县被日军长期占领，30个县一次或数次遭受日军的蹂躏和侵扰。日本侵略者在浙江杀人纵火，奸淫掳掠，实施毒气弹和细菌战，给浙江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后，8月13日，又发动了侵略上海的淞沪会战，8月14日，日机轰炸杭州笕桥机场。11月5日，为配合进攻上海，日军第十军与海军协同，在杭州湾北岸江浙交界的全公亭、金山卫、曹泾镇一线沿海登陆。从此，日军的铁蹄踏上了浙江的土地。

　　(一)狂轰滥炸

　　日军对浙江的侵略，是从轰炸开始的。淞沪会战期间，日机频频对浙江杭州等重要城镇实施空袭，轰炸的目标都是机场、火车站、汽车站、码头等人口较为密集的地区。

　　1937年9月8日，日机在海宁县长安至斜桥间炸毁一列行进的火车，造成列车上的旅客300余人伤亡;

　　9月19日，日机轰炸嘉兴，在火车站附近炸死平民23人，炸伤36人，停在河上的4艘船被炸沉。

　　9月26日，日机空袭衢州城，在衢州火车站投弹10多枚，炸死106人、炸伤50人，炸毁房屋近百间。

　　11月5日，日机在嘉兴七星桥车站投弹10余枚，炸死、炸伤100余人。

　　11月 30日，日机轰炸萧山县城，出动飞机28架次，投下炸弹和燃烧弹120余枚，日机先在县城周围投弹，构成一个火圈，使居民无法出逃，然后在城内疯狂轰炸，炸死近200人、炸伤千余人，整个萧山县城成为一片废墟。

　　杭嘉湖沦陷后，日军隔钱塘江与国民政府军形成对峙局面，日机轰炸范围进一步扩大。

　　1938年4月6日，日机轰炸富阳县大源，炸死39人、炸伤21人，炸毁房屋37间。

　　同日，日机轰炸上虞县崧厦、百官一带，炸死45人、炸伤60余人，炸毁房屋32间。

　　5月6日，日机轰炸绍兴县道墟镇，时值镇上举行迎神活动，平民被炸死、炸伤五、六百人。

　　11月14日，日机轰炸兰溪县城，炸死73人、炸伤80多人，炸毁震毁房屋250余间。

　　1939年4月28日上午8时40分，日机7架轰炸宁波灵桥两岸的滨江路及江东后塘街一带，投弹18枚，炸死民众120余人、炸伤370人，燃烧弹引发的大火烧毁商铺234家、房屋500余间，炸沉民船10余艘。

　　8月24日，日机轰炸丽水县，炸死30余人，炸伤40余人，炸毁房屋100余间;

　　次日，日机再次轰炸丽水县城，致使大火连烧8小时，烧毁房屋2344间。

　　1940年9月3日，日机轰炸宁波闹市区，炸死平民42人、炸伤87人。

　　宁绍(宁波绍兴)战役前后，日军展开新一轮轰炸。

　　1941年1月9日，日机轰炸富阳县里山、灵桥、大源等地，炸死73人、炸伤107人，炸毁房屋313间。

　　4月15日，日机轰炸临安县西天目山，炸死40余人，炸毁禅源寺僧房350余间。

　　4月17日上午9时，日机9架空袭义乌县佛堂镇，时值集市，人山人海，日机在人群最密集的老市基投掷炸弹，炸死平民120余人。

　　1942年浙赣战役期间，日军为配合其地面部队作战，对浙赣沿线特别是金、衢、丽地区实施了更大规模的轰炸。

　　4月23日，日机8架空袭丽水县城，投弹8枚，其中燃烧弹3枚，炸死群众121人，炸毁、烧毁房屋2282间，当时，有1枚炸弹落在姜山背，震塌邮政局防空洞，致使防空洞内80余人被闷死。

　　5月14日，日机轰炸从诸暨岭北周退到东阳六石镇裘家岭村的国民政府军第八十六军，炸死、炸伤200余人。

　　18日，日机轰炸撤退到东阳县郭宅村的国民政府军，炸死士兵和村民93人。

　　衢州作为浙江境内的重要战略要地，日军空袭相当频繁，其中重点是飞机场，据统计，日军先后对该机场空袭达59次，投弹341枚。7月31日至8月1日，日机连续两天轰炸松阳县古市镇，炸死炸伤66人，烧毁房屋445间及4处文物古迹。

　　据统计，抗战期间，日机对浙江空袭次数为1156次，投弹17483枚。

　　(二)屠杀平民

　　日军在入侵浙江的过程中，嗜杀成性。

　　1937年 11月5日，日军在平湖县全公亭登陆后，金塘镇当天就有263名平民被屠杀;一天之内平湖全县伤亡人口达到1003人。

　　11月19日，日军占领吴兴县南浔镇，屠杀民众400余人，焚毁房屋4993间。

　　11月24日，日军占领吴兴县城(今湖州城)，屠杀平民300余人，烧毁房屋3209间。

　　12月24日，杭州沦陷，日军入城后，屠杀杭州市区平民4000多人，烧毁3700多家房屋，其中闸口地区有500多人遭日军枪杀或活埋。

　　1938年3月26日，日军对北起吴兴县菱湖镇查家簖、南至杭县王家庄的龙溪沿岸140余个村庄展开疯狂烧杀，屠杀平民585人，烧毁房屋7799间。

　　1940年10月16日，日军土桥师团一部及伪军攻占诸暨县城，单在城区一隅杀害民众多达三四百人，纵火烧毁房屋4665间。

　　在浙赣战役中，1942年5月23日，日军流窜诸暨县浬浦镇，杀害平民80余人，打伤10余人，烧毁房子200余间;

　　5月26日，日军又在浬浦镇杀害村民46人。

　　8月25日上午，一队日军从松阳县源口驻地出发，途经陈龙后坳口时，听到坳内人声嘈杂，遂分兵包围，扼守坳口，放火烧林，占据山岗，架起机枪向坳内扫射，当场打死民众30多人。

　　如果日军遭到抗日武装的袭击，就对当地百姓实施疯狂报复。

　　1938年2月17日，国民政府军第六十二师突袭杭县乔司镇，歼灭日军40多人。次日，日军即从周边笕桥、临平、长安等驻地调集200多人包围乔司镇，实施报复，屠杀平民1360余人，烧毁房屋7000余间，整个乔司镇及其周围村庄全成为片片废墟。

　　3月4日，日军田中有朋大队包围余杭县午潮山午潮庙，将避难于此的妇女儿童集中起来，用刺刀相逼，然后将男性难民押到院子里排队跪在地上，用重机枪扫射，杀死400多人。

　　4月26日，两名日军在嘉兴县余新镇被抗日武装击毙。27日，大股日军到余新镇实施报复，杀害金阿金等12人，烧毁房屋1638间。

　　6月2日，日军关根部队在海宁县城往丁桥镇沿沪杭公路一带“扫荡”，残杀280余人。

　　日军在屠杀平民的过程中，手段极其残忍。

　　1938年5月1日，日军侵入海盐县城，福业院僧侣12人被日军用铁丝穿肩押至敕海庙，戳死后抛入大海;高福全等8人被日军用绳子穿在一起，刺死后抛入海中。

　　1940年3月18日，日军在嵊山岛搜查抗日游击队时，抓捕平民50人，3人一串用麻绳缚住，押到泗洲塘狗爬滩，命他们在悬崖前跪下，用刺刀捅倒3人中的1个，另外2人也连带滚下悬崖摔死。日军除放了一串外，其余47人全被如此处死。

　　1942年8月15日，日军撤出温州城时，强抓300多名平民当挑夫，其中一名挑夫叫许岩灵，因体弱挑不动日军的炮弹，被日军用刺刀刺死，心脏被挖出来喂日军军犬;一个名叫三洪的挑夫，在途中逃跑时被日军抓住，日军将他两只手臂、两条腿砍下，又搬来两块巨石，将他的头磨碎。

　　1943年6月12日，日军进犯兰溪县白鹤山时，遭国民政府军第七十六团阻击，日军为此迁怒于当地居民，在畈口村抓捕了18个平民，日军将他们押至曹家村福田庵旁的小山坡上，迫令他们挖土坑，然后将18人活埋。

　　(三)奸淫妇女

　　浙江沦陷期间，妇女遭受的性暴力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日军是有组织、有计划地纵容士兵在战斗时或在占领地大规模奸淫中国妇女。这是日本最高当局和军部有意识策划的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严重亵渎人类尊严的国家罪行。

　　日军在攻城掠地之时，放纵士兵随时随地、不分场合、不分老幼，疯狂地对浙江妇女实施性暴力，心理极为变态，手段极其残暴。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后，日军让士兵“自由行动”三天，其所谓的“自由行动”就是奸淫虏掠。这样，日军在杭州市区大肆奸淫妇女，妇女只要稍有抵抗，立刻被刺死，据某西方传教士统计，杭州市区仅被奸淫致死的妇女就达700人。当时，杭州浮山村难民营内有妇女1400余人，除2人逃出外，其余全部遭日军强奸。即将临产的林巧珍母亲带着全家老小逃难到满觉陇，躲在坟墓里，不幸被日军发现，日军不顾林母即将临盆，也不顾旁人苦苦哀求，兽性大发，以指挥刀相威胁，硬是强奸了林母。躲在牛羊司巷11号墙门里的一名怀孕数月的妇女也被日军轮奸致死。

　　1941年4月浙东作战期间，日军在宁波等地大肆奸淫妇女。

　　4月19日象山县石浦沦陷后，日军挨家挨户搜查洗劫3天，强奸、轮奸妇女40余名，最大的60多岁，最小的仅13岁。

　　5月18日，日军进入象山茅洋五狮山探矿，竟然轮奸了7名来不及逃离的60多岁老妇。

　　浙赣战役期间，日军在浙东、浙中的广大地区实施大规模性暴力。

　　1942年5月15日，日军由奉化县西岙进犯宁海县长洋村时，郭某的妻子来不及躲避，被20余名日军轮奸，郭某妻子于次日含冤而死。

　　5月18日，日军窜扰嵊县长乐镇，奸淫妇女100多人。

　　5月21日，日军窜至常山县三衢乡塘底等地，奸淫妇女151人。

　　5月27日，日军在常山县宣风、中和、崇正、开明、球川等乡镇奸淫妇女达510人。

　　六七月间，日军在丽水县水东乡抓捕一名少女进行轮奸，其母上去阻拦，被日军踢到岩下摔死。

　　黄泥墩有一名孕妇被日军强奸后，还被日军用刺刀剖开肚皮，肚肠、婴儿一并流了出来。西溪村头李某被十几名日军排着队轮奸，以致阴部破裂，血流不止，日军就用冷水冲洗，洗后再奸。

　　据统计，浙赣战役期间，日军在衢县盘踞84天，仅在衢县就强奸妇女达5000多人。

　　日军在浙江广大的占领区设立“慰安所”、“军妓院”和“行乐所”等，以武力威逼或诱骗等手段，强迫良家妇女充当“慰安妇”，供日军泄欲。其实质是以整体的、有组织的国家犯罪替代军人的个别犯罪。日军在杭州设立“慰安所”13处。在嘉兴王店、海宁、长兴、湖州、桐乡、富阳、定海、鄞县、象山、奉化、金华、武义、义乌等地都设有“慰安所”。其中奉化县有7处“慰安所”，有“慰安妇”120多人。在日军“慰安所”里的“慰安妇”，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和尊严，生活生命也绝无丝毫保障，沦为日军的性奴隶。她们白天要为日军洗衣做饭，晚上遭受日军性摧残，有时一晚上达10余次之多。不少“慰安妇”染上性病，更多的终身失去生育能力，或受各种病痛折磨。她们不仅遭受肉体上的痛苦，而且也背负着沉重的精神负担。

　　(四)实施细菌战

　　作为1925年《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协定书》的签字国，日本却公然违反国际法准则和人道主义原则，对中国实施了惨绝人寰的细菌战。浙江是遭受日军细菌战时间最早、范围最广、受害最深重的地区之一。

　　日军在浙江最早是1939年对萧山、绍兴的细菌武器攻击，而较大规模细菌攻击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1940年8月至11月，日军731部队和1644部队联合在宁波、衢州、金华等地实施细菌攻击;第二次是1942年6月至8月，在浙赣战役作战期间和撤退时，在金华、衢州、丽水等地撒播大量细菌;第三次是1944年第二次浙赣战役中，在衢州、金华等地撒播了大量细菌。日军在浙江的细菌战，混杂使用多种细菌，包括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痢疾、白喉、炭疽等6种细菌。地域涉及杭州、宁波、衢州、金华、丽水、温州、绍兴7个市的约30个县。

　　衢州地区是日军在浙江实施细菌战受害最深重的地区。

　　1940年10月4日，日军在衢县撒播细菌后，引发鼠疫流行，至12月15日，衢县染疫死亡32人，其后鼠疫扩散到开化、江山、义乌等地。据1941年底统计，仅衢县13个乡镇就死亡2000余人。原有鼠疫未及根绝，1942年浙赣战役结束时，日军又在衢州地区实施大规模细菌战。据知情人回忆，日军曾将带有伤寒(副伤寒)细菌的食物分给衢县东郊中国战俘营的3000多名战俘食用，对拒绝食用的战俘，或活活烧死，或枪杀。同时，日军在撤退时沿途投放各类细菌。至12月底，疫情蔓延至衢县19个乡镇、江山县7个乡镇、常山县4个乡镇和开化县8个乡镇，以及龙游希塘等地。据统计，衢县在9月至12月的4个月中，染疫人数达20000人，病死3000余人;江山县染疫死亡378人;常山县染疫死亡2000人;开化县染疫死亡184人;龙游县染疫死亡170人。1943年后，疫情继续扩散，从4月至9月，衢属五县累计有45000余人染疫发病、死亡7600余人。1944年6月，日军在第二次浙赣作战中又在衢属各县撒播细菌，再次造成各种疫情大范围流行。从7月至11月，衢县32个乡镇有10608人染疫发病、死亡1803人，龙游县7个乡镇有15911人染疫发病、死亡4040人。另外，江山、常山、开化各县亦有许多染疫死亡人数。1945年，常山、开化等县疫情继续蔓延，常山县21个乡镇有50000余人染疫发病，死亡11850人，开化县也有357人染疫死亡。即使抗战胜利后，衢属各县疫情仍未马上停息，直至1948年疫情才得到控制。日军在衢州实施的细菌战共造成39938人染疫死亡。

　　金华地区最早的细菌疫菌传自衢州，1940年10月，鼠疫从衢州地区传入义乌贾伯塘村，致使8人染疫死亡。1941年9月5日，鼠疫再次从衢州地区传到义乌，致使北门附近24个村流行鼠疫，死亡400多人，随后还蔓延到东阳的14个村，有117人染疫发病、死亡113人。1942年日军在浙赣战役结束撤退时，在金华各县撒播细菌，致使汤溪县(今属金华城区)、兰溪、武义、义乌、浦江等地流行各类疫情，当年5月24日，日军从武义县马昂村撤离时，在村内水井中投下细菌，以致饮用井水的村民出现腹绞痛、上吐下泻等症状，染疫村民有140多人、死亡103人，其中儿童30名。鼠疫在义乌的流行，造成全县1300余人死亡。在各类疫情中，又以“烂脚病”最为普遍，如汤溪县白龙桥镇大圩村270余人，百分之八十以上感染疫情，烂头烂脚而死的有19人，新昌桥村800多人中，烂头烂脚的有700多人。1943年和1944年，金华各县仍有断断续续的疫情。日军在金华地区实施的细菌攻击共造成平民死亡4065人。

　　丽水地区鼠疫流行始于庆元、龙泉，1942年浙赣战役后，流行范围进一步扩大，丽水、云和、松阳、遂昌等县相继暴发各种细菌传染疫情，并在1943年开始大范围流行。云和县石浦村133人感染鼠疫，死亡126人，局村感染鼠疫死亡76人，勤俭村感染鼠疫死亡69人，何岱垟小村感染鼠疫死亡9人;松阳县有249人感染鼠疫、死亡245人;龙泉县有668人感染鼠疫，死亡309人，连当时在云和的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也染上鼠疫(后治愈)。1944年春，丽水城太平坊出现鼠疫流行，随后蔓延至整个县城及周围地区，致死千人左右。1945年4月云和县城暴发鼠疫，并迅速蔓延，政府当局非常惊恐，纷纷撤离各级机关，还曾一度考虑火烧县城。日军在丽水实施的细菌攻击共造成5030人死亡，其中4064人感染鼠疫死亡。

　　宁波地区的鼠疫爆发于1940年10月27日，日机在宁波开明街投下细菌后暴发鼠疫，至11月11日死亡84人(仅以查到姓名者为准)。虽然鄞县县政府对这一地区实行隔离、清毒、注射疫苗，但疫情仍难以控制。根据档案文献资料和社会调查材料统计，开明街鼠疫造成死亡人数，有姓名者达135人。当地居民回忆，1941年日军占领宁波后，还专门对此次疫情作过详细调查。除此以外，1940年8月，日机在宁波穿山村(今属北仑区柴桥街道)投放细菌炸弹。不到一星期，穿山村先后有76人染疫死亡。

　　更为残忍的是，日军还在浙江进行细菌人体实验。1942年10月，义乌县崇山村村民王焕章感染鼠疫死亡，其后崇山村疫情凶猛，两个月内死亡404人，疫情还蔓延到周围23个村，累计死亡700多人。当时驻义乌的日军1644部队打着“免费治疗”的幌子，在崇山村林山寺对鼠疫患者实施活体解剖，做成实验标本，并将从鼠疫患者或病死者身上提取的鼠疫细菌命名为“松山株”(松山即崇山)。事后日军为毁灭证据，于11月18日焚烧了整个村庄。1944年10月21日，日军峰岸部队70余人封锁乐清县九房村，强迫村民打“预防针”，实为注射鼠疫细菌，致使该村鼠疫病患者达100多人，死亡20人。

　　日军在浙江的细菌战共造成平民死亡约六万人，受伤达数十万人。

　　日军侵略浙江八年，共造成浙江省伤亡人口40多万人;造成的难民超过500万。社会财产直接损失相当于1937年7月法币价值1165735561元，社会财产间接损失为1002098610元，居民财产损失813282739元，总计财产损失为2981116910元。损失房屋176万间以上;损失船只7.5万艘以上;损失树木1000万根以上，损失禽畜187万头以上;损失砩矿石54万吨以上。枯燥的数字里，浸透着浙江人民的斑斑血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