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记忆——惨痛的抗战岁月
来源：磐安新闻网   2017-08-31 15:06:21

　　在70多年前，我的童年时期，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中度过的。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当年惨痛的经历还是历历在目，永远不能忘怀。

　　我于1930年11月出生在浙江省萧山县西兴乡湘湖村下孙自然村(现杭州市萧山区湘湖风景区内)。村子后面是山，前面就是湘湖。山清水秀，风景很好。我家共有5口人，父亲，母亲，哥哥和妹妹。那时家里没有田地，历代靠做砖瓦为业。父亲读过几年书，有点文化，在义桥镇上一家砖瓦店里当会计。全家生活靠父亲一人微薄的薪水维持，虽然贫穷，但日子还过得下去。

　　1937年，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那年我7周岁，父亲送我到中孙村的学堂里念书。过了一年，日军占领杭州，在市区和富阳等地烧杀抢掠，虽然中国军队炸毁了钱塘江大桥，但已经逼近萧山，全村人心惶惶。眼看日本兵马上要来了，村子里大人们商量准备逃难去永康。在那年初夏，我们一家5口，还有我的大伯一家、三叔一家与村里的人一起逃到了永康。到永康后，经朋友帮助，进了难民所。难民所就在永康城外两里路一个叫东岳庙的地方。难民所每天供应两餐粥。过了一段时间，父亲去摆香烟摊，母亲去给人家当保姆，生活勉强安定下来。到1940年我10岁那年，我和两个堂哥进了儿童教养所里念书，教养所是民国政府办的，所里有不少儿童是孤儿。每天供应两餐饭，两个人一碗干菜汤，这些都是免费的，比难民所里好些了。但教养所里没有医生，身体好的同学每天两餐饭还能念书，有身体不好的同学生病，没有医生看病，就这样病死了。

　　1941年，日本鬼子的飞机每天都来，不管大人小孩，一听到警报就四处乱逃。由于城里目标太大，重要的机关和学校都转移到了农村，儿童教养所也移到了一个叫后山周的地方。

　　1942年5月的一天，天刚蒙蒙亮，我堂哥到我宿舍里来喊我，说日本佬就要到了，这里的老师全部走了，日本佬来了被杀头也没人管了。我们只好进城去找妈妈。我拿着袋子跟着堂哥往城里走，走到离城里不远的西金桥上，正好碰到堂哥的爸爸，也就是我的三叔，挑着行李从城里往外逃。堂哥碰到家人了，那我怎么办呢?我想还是到城里去找父母亲，三叔叫我不要去，说日本人就在后面了，你父母亲肯定不在城里了，你还是跟我们走吧，以后再去找。我想这话也对，就跟了三叔一家往前面逃命。路上到处都是逃难的老百姓。后来我和三叔一家逃到一个庙里，这个庙叫黑龙庙，在一座高山脚下。我们打开行李准备休息，结果庙后面高山头上的中国军队与对面山上的日本兵摆起战场了，枪炮声就在我们头上炸响，子弹炮弹乱飞，我们躲在佛座下面一声不敢响。一阵仗打了之后，有几个日本兵到庙里来抢东西，还好我们躲在佛座下，佛座四周隔着木板，我们从木板缝里看到了日本兵那明晃晃的步枪刺刀，幸好他们没有看见我们。第二天双方兵都不见了，就这样我与三叔一家在庙里住了十二天。

　　那天我父母带着哥哥和妹妹逃出城外，到了一个离城里有五里路的农村，这个村庄叫阳关村，找了一间破房子住下后，父亲和哥哥就每天出门寻找我的下落。他们要躲天上的日本飞机，还要躲地上的日本佬，翻山越岭绕了很多路到儿童教养所里找了两次，直到第十一天时才打听到消息，知道我在黑龙庙里与三叔在一起，第二天妈妈找到我，把我接回家。

　　我们在阳关村住了一些日子。有一天，几个日本佬扮成老百姓来到村里，大家都没有注意，就把我哥哥抓走了。我母亲扮成讨饭人，到城里去找我哥哥，接连去找了三天没有一点讯息。到了第四天，母亲终于找到城里日本兵驻地的大门口，就在那里等着，正好那天一队日本兵要换地方了，妈妈看到了在日本兵队伍里的哥哥，知道哥哥被日本兵抓了劳工。妈妈马上走上前去，哥哥见了妈妈，一边走一边说：妈妈!我还好，你回吧!妈妈眼看着哥哥被日本兵带走，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一天妈妈回到家里就晕过去了，我和妹妹都哭了。后来妈妈被我们叫醒过来，她说，日本人把你哥哥抓走了，到哪里去谁也不知道，这辈子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他。听了这话，我们全家人都像傻了一样。

　　永康城里都是日本兵，所有商店都关门了，老百姓也逃光了。父亲的几个朋友来约，说丽水的情况还好。这样我们全家在1942年的下半年就跟着一班人逃到丽水。在路上，父亲租了一辆手推车，装上行李，我和妹妹走不动了，就坐到手推车上，天黑了就到路边的农家借宿，这样在路上走了好几天。到丽水后，在大水门的地方租了一间小房子住下。父亲经朋友介绍到一家杂货店管仓库。那时日本兵还没有打到丽水，但是日子也不太平，因为日本飞机每天都来，我们一听到警报就往城外逃。

　　1943年春天，形势很紧张，市面上很乱。有一天吃过早饭，我们就逃到城外山上。这天上午飞机没有来，到了下午2点钟，大家都认为今天总算平安无事了，都纷纷回到家里烧饭。刚刚开始吃饭时，警报突然响起，而且马上转紧急警报，来不及向外面逃了，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就躲在城墙洞里。这天下午日本飞机把丽水城炸得一塌糊涂，我们租住的小房子也炸掉了。日本飞机飞走后，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去找父亲，而父亲也在找我们，一直到天黑，总算找到了父亲，四个人会齐。那天很多人被炸死，我们算幸运了。父亲打工的那个仓库没有被炸掉，还留下一条棉被，但我们其它东西一点也没有了。父亲说仓库里不能住家人，我们只好住到大水门对面南明山脚的观音庙里。

　　8月间，妈妈听到一个消息，哥哥已从日本人部队里逃出来了，可能已逃回萧山，妈妈决定独自一个人去萧山找哥哥。她回到萧山，萧山已被日本人占领，成立了维持会，给老百姓发“良民证”。

　　母亲刚离开丽水，日本兵就打到了丽水城里，父亲打工的杂货店也关门了。父亲带着我和妹妹就住在观音庙里。9月21日，在母亲离开不到一个月，父亲突然发病，那时既没有医院也没有医生，更没有钱看病，很快父亲就不会吃东西了。我找到一个远房亲戚，帮助叫来了一个土医生，开了几帖中药，但吃下去后没有一点效果，从开始发病，只过了五天，父亲就离开了我们。而当时，我十三岁，妹妹才七岁。我哭着找邻居帮忙，叫来远房亲戚给父亲办了丧事，当时我去找专门抬棺材的人，但那些人都忙不过来。后来才听说是日本人投放了鼠疫，每天都死很多人。父亲就埋在丽水的南明山上，我找了块木板，写上父亲的名字，竖在父亲的坟上。等妈妈找到哥哥回到丽水时，父亲已故二十一天了。妈妈到坟头大哭了一场。当年我们从丽水回到了萧山老家。

　　一年多后，日本人投降了。在日本鬼子全面侵略中国的8年里，整整6年，我是在逃难中度过的。我没了父亲，哥哥死里逃生，全家受尽磨难，至今刻骨铭心。

　　全国解放后，我与哥哥都参加了革命。1951年，我21岁就担任了萧山县塘外乡(现浦沿镇辖区)副乡长，负责政法工作。那时在乡里当干部非常辛苦，没有星期天，也没有节日放假。塘外乡在钱塘江南岸，逢年过节时，民兵要到钱塘江大桥南头巡逻守卫，防止破坏，我每天都要去查哨。那时到了汛期，钱塘江的洪水经常淹没南岸的村庄，我和其他乡干部带领群众去堵涵洞，经常没日没夜地干，虽然辛苦，但没有一句怨言。

　　60年代，我随丈夫下放来到磐安县。如今我已85岁，儿孙都已长大，享受天伦，其乐融融。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惨痛的抗战岁月，因为如今幸福的生活确实来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