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29日,日军波田支队使用化学毒弹武器攻破了江西北部长江上的马当要塞。侵略军沾满血污的铁蹄自彭泽登陆,窜上了江西大地。此后,彭泽、湖口、九江、星子、瑞昌、德安、永修、安义、奉新、高安、新建、武宁、靖安、南昌等县市先后沦于敌手。都昌、余江、景德镇、乐平、万年、铅山等县市部分沦陷。修水、宜春、抚州、上饶、鹰潭、萍乡、新余、吉安、赣州等42个县市遭日军严重骚扰破坏。日本侵略军的凶焰遮蔽了文明千载的豫章古郡。
自马当失守后的七年间,盘踞江西的日军经常保持在10万人左右,其中主要作战部队是日本陆军第三、第六、第二十七、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四十、第一O一、第一O六等8个师团和独立第七、第二十两个旅团,及第三飞行团和海军航空队,还有海军舰艇10余艘。这些军国主义的杀人机器,奉行“烧杀以扬军威,掳掠以助军需,奸淫以供军乐”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给赣江两岸的炎黄子孙留下了世世代代不能忘记的深仇大恨,在江西烙下人类的耻辱。
一、毁灭文明
自日军的铁蹄一踏上江西的土地,毁灭性的浩劫便接踵而至。日本侵略者公然推行种族灭绝主义,肆意践踏人类公德,毁坏社会文明。在狂轰滥炸和熊熊烈火中,城市被化为废墟,村镇被夷为平地,古建筑和历史文物被抢劫、破坏殆尽。全省48个市县被日军毁坏建筑物均达千栋以上,其中有24个县市城区几成焦土。
德安在南行铁路线上,县城有700多家商店、作坊和行栈,繁荣为赣北各县之冠。1938年8月8日,日军飞机一再轰炸德安县城,县城96.4%的房屋被炸塌烧毁,火车站一带化作焦土,全城成了一座废墟。7年沦陷期间,仅德安有7080人死伤于日军之手,占总人口的11%,房屋被毁6397栋,财产损失达当时货币81亿元。
南城是赣东重镇,位于江西中部,1942年6月12日被日军攻占。日军进城后大肆烧杀,城内四条大街被烧光。据1942年11月25日《新民报》载,大火之后,全城仅存26间破烂小屋。重要建筑和历史遗址如九厅十八房、进士第、金斗窠、福音堂、华光庙、玄妙观、南城乡师、医院等都成了瓦砾场。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南城死伤于日军之手的有4633人。其中,中学教师尧孝杰一家五口仅剩下他一人;孝子巷一对张姓新婚夫妇的洞房被炸飞,两人尸体悬挂在电线杆上晃悠;永丰坊附近的一个防空洞被近旁楼房倒塌的砖石堵塞了洞口,洞内60余人全部窒息死亡。被毁房屋4596栋,财产损失达当时货币153亿元。
赣州是赣南最大的城市。1942年1月15日上午9时,日机28架在市区轮番投掷炸弹102颗、燃烧弹13颗,当时正刮5级北风,风助火势,整个城区成了一片火海。阳明路、中正路、天后宫、华兴街等处均成焦土,千年古城毁于一旦。敌机走后,残墙断壁旁尽是缺头少腿的碎尸,其中有一名妇女,一手抱着婴儿,一手还紧抓着奶瓶,其状惨不忍睹。据不完全统计,炸死200多人,炸伤300多人,炸毁烧毁房屋1200多栋。赣州于1945年2月2日被日军占领。
二、残害平民
入侵江西的日军先后在彭泽、湖口、九江、瑞昌、永修、德安、奉新。南昌、临川、高安、余干、万年、崇仁、进贤,以及主要交通线上的县市野蛮制造了多起集体大屠杀事件。下面是几笔血泪账:
1938年7月20日清晨,初入江西的日军包围了湖口县的周玺村,将周元沃、周世太等百余村民用刺刀捅,用机枪扫,全部杀死。7月24日,日军骚扰周家坞,残杀了周文力等70多个农民。8月2日,日军闯进孙百仓村,把没来得及逃走的孙菊娥、孙汝荣等29人集中关押在一栋大房子内,用机枪对准他们扫射。8月23日,日军将鸟林峦村的50多个农民集中杀害,烧毁民房76所。原有600多户的湖口县棠山镇,在日军屠刀下仅存50来户,500多平民死于非命。
8月5日上午,一队日军窜到九江沙河镇的曹家找村,为防村民外逃将村庄团团围住,挨户翻箱倒柜,把所有值钱的东西抢光,又将全村男女老幼百余人集中到祠堂里,日军爬上祠堂对面的屋顶,用重机枪对人群狂扫。鲜血从祠堂里一直流到屋外的晒谷场上,惨烈的哭号声撕心裂肺。日军将祠堂四门堵死,浇上煤油,点燃火把,顷刻间偌大祠堂被烈焰吞没,全村上至90多岁的老者,下到未满月的婴儿,无一生还。
12月26日,日军分乘数辆汽车窜到瑞昌县的洪岭。兵分两路,一路扫荡尹范垄,见人就杀,见屋就烧。另一路日军窜到常丰畈,将几个村庄包围,抓住200多群众,押到张村背后的大草洲上,强迫民众搬来箱柜桌椅,摆成半亩地大的圆圈,威迫人群蹲在圈里。日军在圈外四周架起重机枪,齐向圈内扫射,顿时血肉横飞,草洲尽赤。枪声停后,日军泼洒汽油焚尸,300多无辜民众丧生,原有32户的张村,18户被杀绝;原有140多口人的黄村,只剩下几个老人和儿童。
1939年夏,日军摸黑侵犯奉新县的曼头岭。随着日军的砸门声,人们从睡梦中惊醒,老老少少都被赶到晒谷场上。日本兵将一个小女孩从母亲胁下扯出抛进了水塘,又返身来拖大人。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反正是死,不如同鬼子拼了!”人群向日军冲去,几个日本兵被打倒在地,但手无寸铁的村民们很快就在刺刀、马刀、火器的夹攻下,成片成片地倒卧在血泊之中。没有气绝的皆被日军抛入塘中,又被机枪狂扫。当晚,曼头岭村除陈正根、廖家忠两人幸免遇难外,全村其余男女老幼皆被日军杀死;肖家户村120多户700多人,逃得性命的不足20人。
1939年中秋节后一天,日军扫荡队发现奉新、高安两县交界处密林中的桥上庵里藏有80多个外地难民,立即开枪击毙了正在前厅天井中吃饭的一个女人,接着用刺刀残杀前厅内的20多个难民。枪声和哭喊声惊动了后厅的群众,他们急忙打开后门四散奔逃。余柳珍抱着两岁的孩子刚出后门,迎面碰上了鬼子兵。凶残的日兵一刀捅进女孩的大腿,刀尖又扎进了余柳珍的肚子,刀子拔出时,肠子也流了出来。接着两刀,母女都身首异处了。刘玉珍搂着8岁的儿子躺在墙角下发抖,两人皆被乱刀捅死。躲在夹巷内和用晒垫遮着身体的难民,也都没有逃出魔掌,都被一一用刀砍死了。日军撤走时放火烧房,倒在死尸堆里受伤未死的刘永智、刘永发、刘烈料在日军走后从火焰中爬出,成为这场大屠杀的三名幸存见证人。
1939年9月18日,日军在高安县芦桐村把群众100多人关在屋里,纵火烧死,毁屋210间,同月对日,日军在肖家村投掷了数十枚手榴弹,炸死炸伤村民520多人,烧毁房屋300多间。同日,日军在大族村把群众逼到一口水塘里,当场枪杀400多人,烧毁房屋1600多间。也是这天,日军在马鞍岭将抓住的330多名群众用绳子5个一组捆绑起来,然后用刺刀一一捅死,同年9月29日,日军在大屋场纵火烧村,烧死群众280多人,烧毁房屋700多间,全村顿成废墟。仅10月5日这一天,日军将600多个村民围困在团山寺,先把寺内财物抢劫一空,然后将庙门紧闭,泼上汽油,放火焚烧。顿时200多群众葬身于浓烟滚滚的火海之中。其余400多村民愤怒至极徒手与日军搏斗,冲出了庙门。打长工出身的徐福明冲在最前头,挥拳打死一个日兵,但不幸又被尾随而至的日军刺倒,被当场砍成了四块。日军用机枪向人群扫射,又有200多人倒在血泊中,剩下的100多人被日军逼困到庙前山脚下一丘晚稻田里。日军在山腰架起机枪,对人群狂扫。被围困于团山寺中的600多人,只有冯佳瑞、邓芒英。彭麦英和几个小孩在尸体遮蔽下幸存下来。
1942年6月26日,日军进犯进贤县城。当时城内大部分居民已外逃,但仍有百多人留恋故上,其中大多数是天主教徒,这些人躲进天主堂,乞求外国友人和神灵保佑。哪知凶残的日军根本不管什么教堂和天主,把这百余人捆绑起来押到东门桥头,全部推下河里淹死。教徒杨万春一家老小8口全部遇害。
日本侵略军杀人手段极为残忍,暴行骇人听闻,诸如枪击、轰炸、捅刺、刀劈、砍头、腰斩、断肢、开膛、割乳、捅阴、奸杀、灌溺、火烧、晒烤、裂体、狗咬、虫叮、碾压、铡切、刀剐、活埋、剥皮、割耳、刺目、刖足、斫手、踢死、摔死、勒死等等,受其残害的人中,有白发苍苍的耆老,也有幼弱稚嫩的婴儿,有健男秀女,也有孕妇哺娘。仅在江西最早沦陷的彭泽一县,死于日军酷刑的就达547人。这帮惨无人道的杀人凶兽,肆意亵渎人性,在江西这块土地上,可耻地留下了日本军国主义泯绝人类天良的血腥记录,如:
1938年10月8日,中秋节,星子县朱家港村的几十个农民藏在羲之洞内,被日军抓到三祖庵,全部用酷刑杀害了。其间,日军选用5根不同方位的山竹,把它们弯下来,将村民卢善敏的头、手。脚各系在一根竹梢上,再猛地松开山竹,把他的身体撕裂成了鲜血淋漓的5块。
1938年冬月,驻扎在德安永安堡岑家的日军,用刺刀将抓获的50多名村民戳杀死,又将一个1岁的婴孩和两个大人塞进油榨榨槽内,用榨筒打得稀烂。当时孩子的母亲哭喊着上前阻拦,被日兵一刀将双手砍掉,数日后亦在极度痛苦中离开人间。
1939年3月间,日军围攻德安冯家岭,将村民冯必辉用铁丝穿进脖子,捆在村前大樟树上,把他的肉一块块割下来喂日军的狼狗,一连割了三天,留下一付白森森的骨架。在此期间,日军还将20多名村民押到村边枫树旁活埋。遇难者身埋土中,头露于地面,被慢慢折磨死去。曾家岭青年农民曾宪恭、曾广元等11人,被日军疑为中国士兵,百般酷刑后用石碾活活压死。
1939年4月24日,日军在奉新县赤墩村短嘴塘边用机枪对数百村民扫射。枪声停后,日军对还会动的逐一补上一刀或一枪,又从村里抬来两架风车斗,倒放在水塘边,装上铡刀,将奄奄一息者拖来,或铡头,或铡腰,铡后抛到塘里。水塘成了粥状的血浆池,风车斗上的木板被铡出了两寸多深的刀痕。
1939年9月29日,一伙日军窜到高安县的杨林村,轮奸了村民况志驰的妻子和儿媳,又将她们锁在屋内放火烧死。大火升起后,日军拎起他的小女儿抛入火中。况志驰愤恨已极,冲向日军博斗,被鬼子兵捆绑在碾槽架上,上压门板巨石,下烧熊熊烈火,将他活活烤死。日军又把他的儿子况起气五花大绑,拖到碓口下活活舂死。一伙日军窜到高安市的米岭,杀了彭家村彭火秀的哥哥和嫂子,将彭火秀6岁的小妹掷昏在地,敲开她的脑袋,取出脑浆,和入酒内,喝酒作乐。彭火秀的父亲见亲人惨死,冲上前与日军拼命,被鬼子兵反绑在一棵大树上,泼上汽油,纵火烧死。接着,日军又当众轮奸了彭火秀的伯母,轮奸后用刺刀把她捅死。浩劫之后,彭家仅存彭火秀母女两人。
据1942年11月25日《新民报》载:“浙赣之役后的赣东,一片凄凉。敌此次进扰时,口号有曰:烧杀以助军威,奸淫以助军乐,抢劫以助军食。其杀人方法有二十六种。临川文昌桥下,被害者数千人,崇仁、宜黄一带,数十里无人烟。”
侵华日军是一群完全丧失了人性的野兽集团。请看看下面这些触目惊心的实例吧。
德安沦陷期间,日军每到一个村庄,见了妇女,不管老少,先奸后杀。奸后,日军还惯用刺刀逼迫父亲奸女儿,孙子奸祖母,或当众将妇女裸身捆住手脚,再指使日军的狼狗军犬扑上身去淫辱,撕咬摧残。1940年8月,驻扎在彭山尖峰搏碉堡里的三个日兵窜到山下爱泉垅吴善发家,年方18岁的吴家闺女正在洗碗筷,猝不及防,被日兵剥光衣裤拖到堂屋中间轮奸。奸后,日兵从后屋搜出她的爷爷,用刺刀逼迫爷爷奸淫孙女,爷爷坚决反抗,日兵举起刺刀将老人捅翻在地,狂笑着扬长而去。姑娘原已许配了人家,原定年底出嫁,遭此横祸,痛不欲生,主动退婚后,悲惨地上吊自尽了。
在高安九江、上饶、南城、吉水等地沦陷期间,全县遭到日军奸淫的妇女达15300余人。1939年9月18日,庄上村的青年孕妇胡锁凤被日军强奸后,鬼子兵剖开她的肚子,用刺刀挑出胎儿,高举在空中耍弄。
日军曾两度严重骚扰破坏泰和,沿途驻地见女人就追,不论老妇。少妇、少女、幼女、产妇、病妇、不择室内野外、厅堂灶间,抓获即奸、抗拒就杀。冠山乡田村的郭东妹等妇女被日军轮奸后杀死。碧溪乡大湖村的张贞妹年届三十,手中抱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为抗拒日军强奸,母子二人被推下河淹死。塘洲乡的少女严秋菊年仅十五,拒奸不屈,被日兵倒提双脚,浸入水中,几起几落,窒息而死,冠朝乡65岁的郭元婆,视力不明,行动困难,被日军抓住强奸。塘洲乡龙口村的妇女白润秀被日军奸淫后,推下塘里淹死。云谷乡胡元培的妻子被日军奸污后,又被刺刀戳死。万台乡下塘村一名产妇卧病在床、被日军三人轮奸。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1942年10月6日赣州电讯说:“敌寇在南昌、新建等地大施兽行,无恶不作……有敌酋一人,率领敌军十余人在距南昌市60里之岗山附近强奸玉华观尼姑,并将寺内一切食物劫掠一空,扬长而去,尼姑痛愤清门受沾,复以生活无着,全寺尼姑14名举火自焚。”
日本侵略军这群法西斯野兽对中国妇女的暴行,有许多实在太残忍、太丑恶以至他们好意思在光天化日之下干,而我们却不好意思用笔墨写出来。在这里我们只说,他们根本忘记了自己是由妇女生养长大的,忘记了自己的母亲、姐妹也是妇女,他们简直是一群连禽兽都不如的人渣。他们的出现是人类的耻辱。
三、施毒散疫
日军侵占江西期间,多次使用化学毒弹和细菌武器,散播瘟疫,在水井水源里投放毒药,给江西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1938年6月下旬,日军第27师团的波田支队在进攻彭泽马当要塞时大量使用化学毒气弹,使中国守军伤亡十分之七。
6月下旬,日军在进攻彭泽的抗日军民时,在南垄阳村一带施放了大量毒瓦斯,使中国军民受到巨创。
9月下旬,日军飞机在南义乡张家铺东面的羊虎尖山、梅山等地投下毒气弹、细菌弹多枚,使瑞昌武公路东侧一带的村庄发生了严重瘟疫,当地群众大量出现手脚溃烂的特异病症,死于非命。
10月,在德安战役中,日军106师团每个步兵队都配带了3100多发“特种筒”毒气弹在战场上使用。
1939年1月3日,日军进犯张公渡,大量使用毒气弹和化学武器,给中国守军和当地人民造成极大危害。
1939年3月20日,日军攻打南昌外围时,在修河南岸一带用烟雾喷射器向中国军队发射了两万多只毒气弹。26日,日军第101师团主力在炮兵掩护下进攻南昌,作战时大量使用毒气弹,得以由牛行车站及生米街附近渡过赣江,攻人南昌。
自1938年9月到1939年2月,日军在德安投放、发射了多枚有毒炮弹和窒息性毒剂,致使许多中国百姓和抗日战士遭到严重伤害。其中有的很快就在极度痛苦中死去,有的全身溃疡,烂脚生疮,慢慢拖死。据1987年8月7日北京中国新闻社的《我首次披露日军侵华时使用毒剂情况》揭露:“日军在江西省德安县就使用红简(系窒息性毒剂)12000个,并发射毒剂炮弹3000余发,造成染毒面积30万平方米。”
1939年8月27日清晨,6架日机在高安县吴珠岭一带投下大批细菌弹,给这一带群众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当地民众及外来难民7000多人受到细菌和毒气的严重感染,全身溃烂,2100多人很快被断送了生命。吴球长一家18口全部被毒害而死。
1939年9月 19日,日军106师团从北、101师团的157联队从东合攻高安,在战场上施放大量毒弹,中国军队139师很多官兵中毒,阵地被日军攻占。
1942年6月上旬,占领鹰潭的日军窜至江上艾家,一面抓人当苦力,一面在水井里投毒,当时即造成55人中毒死亡,水井亦被废弃。
1942年10月5日《解放日报》载讯:“赣东于战争中遭敌寇烧杀洗劫者有十余县之多,灾民在300万以上。灾情以南城、金溪、崇仁、宜黄、南丰、波阳、清江等县最为严重。灾民多四散逃亡,十家九空。目前灾区传染病极流行,饿毙及因传染病而死者极多。”
近年,上高县泗溪乡官桥村扩建圩集时,挖出200余枚当年侵华日军使用的毒剂罐。这批毒剂罐埋匿在官桥词堂的一个房间内,全部排列盛放在一个单砖砌成的长2.2米、宽1.5米、深1.3米的长方体大坑里。毒剂罐为圆柱体,直径约0.11米,高约0.22米,罐壳为铁皮夹纸结构,一端有拉火装置。罐体因年久腐蚀糜烂,露出白色药物,散发出强烈刺鼻的怪味,使在场人员出现打喷嚏、胁紧胸闷、干咳等症状。经有关部门取样检测,鉴定为氰化物毒剂。据调查考证,这批毒剂罐是1941年“上高会战”时,日军第34师团留下的。
四、劫掠财富
日军在江西推行“以战养战”的罪恶政策,疯狂地掠夺物质资源和经济财富,每到一地,都大肆劫掠各种战略物资,从车船矿产、机器设备、工商业产品、粮棉油杂、畜禽桑麻,到老百姓的饰品衣被,都厉行“抢光”政策,其抢夺的重点是钢铁、粮棉油和民众的财物。对中国珍贵历史文化遗产,能抢走则抢,不能抢走就毁。
1938年夏末,日军攻占九江后,明目张胆地将九江龙开河铁桥拆毁,窃走全部钢材,并将九江一些工厂的设备拆下运走。日军在各地搜罗钢铁,甚至连铁锅、铁门也都要抢,南昌一座三国时代的铁鼎也被日军劫走了。仅在1945年上半年数月间,日军就在赣州一地掠夺物资400余船,启运北窜。其中有钨砂百余船、白糖数十船、干酱料罐头百余船。
1939年9月7日,日军用钢炮击毁了星子县境内一座珍贵的舍利塔。该塔建成于三国东吴赤鸟年间,位于归宗寺后的金轮峰上。毁塔后,日军将塔下挖出的法华经一部、银佛一座、玉宝瓶两只、舍利子数颗,红、白、绿色珠宝多粒,以及铜灯、沉香木等,悉数劫走。1940年间,日军又从星子县的栖贤寺内抢走一大批珍藏了数百年的著名文物,其中有古罗汉图7轴、宋代黄庭坚书法石刻、明代鉴棠书法石刻、宋元明清历代名人真迹及寺内所有珍贵文物。
五、残害劳工
日本侵略军在江西大肆抢劫,并到处设立据点,四处抓掳民工,强迫他们为其搬运物资,建筑碉堡工事。日军对待中国民工极端残忍,其恶行罪不可赦。
1940年间,日军在交通枢纽鹰潭设立物资转运站,盗运抢掠来的铁轨、钢材等物资,在各地抓来两千多民众关进劳工营充作苦力,入营劳工都被剃了头发,当作标记,每天食不果腹,累死累活。被抓入劳工营的小学教师刘家有、祝有生不甘屈辱,结伴逃出,却因头发标记明显,又被日军抓回。日军将刘家有手脚叉开,绑在两条扁担上,用铁路道钉活活钉死在地上。又将祝有生绑在天主堂门口的树上,点火活活烧死,随后命令全体劳工绕尸一周,以作威吓。钢材、铁轨等物资运完后,日军开始大规模屠杀劳工。日军将60个劳工为一组,用棕绳串连捆手,押到项家岭峭壁上,开枪打倒第一个人,使他坠入崖下的信江,并将其他人也连带拖下峭壁。日军还在信江中部署了几只汽艇,用机枪对落水劳工扫射。2000多名劳工或被机枪打死,或因绳索的串连捆绑而被溺毙,只有来龙儒、黄佑林、夏伙泰等数
人,因伤不重,水性好,得以在日军撤走后游到了岸边。
1942年6月,日军侵占广丰县后,烧杀抢掠,大筑工事。被掳民工当牛做马,苦不堪言。当工事建筑好之后,日军将民工押到虎头背山边,逐一处决。日军在几十丈深的悬崖陡壁边搁置一块木板,一头用山石压住,一头悬空伸出崖外,将民工们蒙上眼睛,捆住双手,赶到木板上。民工们不知深浅,一踏上木板就滚落下山谷,摔得粉身碎骨。日军撤走后,乡亲们到虎头背掩埋尸首,共装了18担大箩筐白骨。从此,这条无名谷被称作杀人沟。
1942年7月18日,驻在南昌的日军骚扰市郊附近的塘南地区,大肆抢劫,掠夺甚多,并在当地抓获了数十名农民充当苦力,逼迫他们搬运抢来的物资。在协成乡樊家村停歇时,日军用刺刀威逼民工们向正在沸腾的油锅里伸手捞起食物,把他们一个个烫得肉烂骨现,围观的日军哈哈大笑。货物运到麻丘后,日军又将拌有人畜粪尿的饭菜倒在地上,强令民工们趴在地上当狗舔食,同时还逼迫民工们喝桐油。有个小伙子宁死不从,抓起脏食甩到日兵的脸上,被鬼子们连捅十几刀,鲜血四溅,倒地惨死。随后,还有几个不甘受辱的,也都被日军当场活活打死。在快要到达日军据点时,鬼子们又把民工们和沿途抓获的80多人赶到一处叫做野猫洞的地方,强令两人一排,列成4队,拿这些人当作练习刺杀的活靶子,逐个用刺刀捅死,被抓民工陈凤水是第5个被刺杀的。日兵先对他腰背上猛刺一刀,穿透了肚子,
拔出刀后,趁他未倒,又从他背部捅刺一刀,穿透了胸膛,他当即昏死过去。半夜,在尸体堆中陈凤水苏醒过来,爬行了4个多钟头,皮肤磨烂,指甲脱落,终离险境,成为这场残杀民工血案幸存在世的唯一目击者。
1942年8月中旬,在搬运完物资后,日军将余干各地抓来的百多劳工关入念佛堂庙内。午后,日军将他们10人一串,用绳子捆住,然后用刺刀一个一个捅死,遇难者的喊叫声惊天动地。劳工中略会武术的徐贵发、高南山寻机打倒两个把守庙门的日兵,一边跑一边叫:“大家冲出来呀!不要等死呀!”念佛堂里的群众跟着四散狂奔。日军立即用机枪封锁了大门,并开枪追杀逃出者。随后,日军在念佛堂四周堆柴泼油,点燃大火,庙内人全被烧死,逃出念佛堂的人在弹雨中只有少数几个受伤后侥幸逃离险境。
祸赣日军自1938年6月在彭泽登陆,到1945年9月14日在南昌签字投降,在江西欠下了累累血债,滔天罪恶罄竹难书。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省84县,就有78县遭日军严重烧杀淫掠,难民和伤病员达510万以上,土地荒芜300多万亩,全省人口由战前的两千多万锐减至1300万以下。在那生灵涂炭的7年血雨里,江西伤亡了504450人,其中死亡313249人,重伤83529人,轻伤107672人;伤亡者中,男约309101人,女137481人,儿童57868人。在那兵燹战乱的7年凶焰中,江西被毁房屋391874栋,城乡残破,民不聊生。在那人间地狱的七年凌迟下,江西财产损失达1007202334千元(法币),民脂民膏尽付东洋,财富基业毁于一旦。这些历历在目的泱泱血色,正似勒山刻石的利刃,将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永远凿嵌在了炎黄子孙的忧患意识中。今天,当历史的沉淀被纪念世界反法西斯和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正义之风拂去尘封,再现民族衰败时期亡国丧家的凄怆悲愤时,半个世纪前发生在赣江两岸的惨剧,将激励我们牢记历史,以史鉴今,振奋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精神,弘扬爱国主义,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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