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沦陷经过及日军暴行
来源：江西党史网   2017-09-01 11:36:27

　　1938年6月29日马当失陷后，日军波田支队主力乘装甲汽艇40余艘，继续溯江而上，凭借其军火优势，冲过了国民政府军层层江防封锁线，先后攻克了彭泽和湖口，向九江迫近。

　　湖口失守后，国民党九江军政当局下令疏散居民。九江城里一片混乱。7月6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电令李汉魂负责九江防务，指挥第8军李玉堂部，并要他立即赶到九江部署。当日，李汉魂由瑞昌抵浔，往访刘兴、李玉堂等商量作战事宜。8日，国民政府空军多次轰炸湖口日舰，重伤10余艘。同时，苏联顾问余罗夫来九江视察第29军团李汉魂部防务，并协同规划作战方案。10日，国民政府空军三次轰炸东流、彭泽、湖口一带日舰，击沉二艘、伤一艘。15日，第九战区第2兵团总司令张发奎自瑞昌抵九江视察，同李汉魂、李觉、李玉堂等商量九江防务。20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由南昌抵九江，设行营于莲花洞(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设在湖北阳新县城内)。翌日，在此召集师长以上军官训话，并讨论作战问题。23日凌晨，日军波田支队七八百人分乘汽艇70余只，由湖口驶入鄱阳湖鞋山附近，分两路向西岸姑塘以北地方强行登陆，遭李汉魂部各要隘守军顽强抵抗，击沉日汽艇10余只，天亮后，日机20余架凌空反复轰炸，投弹400余枚，日舰又以排炮轰击，李部沿湖阵地悉遭破坏。因增援部队均遭敌阻，反攻未能奏效，姑塘遂告沦陷。

　　姑塘失陷后，日军波田支队与第106师团联合进攻九江。25日清晨，日军大规模进攻九江和小池口。28艘日舰同时炮击九江城区和对岸的小池口刘汝明第68军阵地。日军调用70架飞机对九江城区猛烈轰炸，并投燃烧弹。在日机掩护下，日海军陆战队即从东郊马场湖及洋油栈两处强行登陆猛攻城区，且包抄进占八里坡，国民政府军第8军受到严重威胁。当夜，日军冲进九江城内，同李汉魂部守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同时，日军又继续猛攻小池口，守军刘汝明部伤亡过半，是日黄昏小池口失陷。九江城内巷战一直持续到26日下午7时30分，九江才完全被日军占领。

　　国民政府军奉命向南浔线之牛头山、金桥、钻林山、赛湖一线转进。九江沦陷后，南浔线之军事由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负责。他当即致电张发奎及瑞昌霍揆彰、孙桐萱，请速令瑞昌、九江部队，将瑞昌、九江之间的余庄、阎家渡、官湖港、张家渡、老港口、项家铺等处江堤、湖堤彻底破坏，引江湖之水灌成泛滥，阻止日军机械化部队西进。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此计划未能完全实施。九江城区沦陷后，县属地区沙河、马回岭等地，不久亦相继陷落于日军之手。

　　日军踏进九江古城以后，即实行极其残暴的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他们灭绝人性地提出：“烧杀以助军威，抢夺以助军需”，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1938年11月10日，九江沦陷不到4个月，当时《新华日报》刊载的记者所写《日寇在九江之暴行》一文报道：

　　“……因为有的被全家杀光，有的即使有一幸存者逃走他乡，无处询问，所以要调查日军在九江之种种暴行和人民所遭受的全部损失，是不容易的。这里只举令人痛心疾首的五件事：

　　(一)强迫市民以法币换伪币。日军一占据九江，即将他们在台湾正经银行的伪币运来九江，强迫市民以“法币”换取伪币，街市上所有一切交易一律勒令使用伪币，如查出不肯兑换者，或稍有非议反抗者，就立即抓去处死。有被狼狗活活咬死的，有强迫自己挖坑活埋的，有慢慢施用各种世所罕闻的严刑以取乐而折磨死的，有集中用机枪扫射而死的。在1938年8月一个月当中，遭屠杀的市民达1000人以上。

　　(二)捉青年妇女打绝育针和防毒针。敌人在九江所施的这种最酷虐的手段，最毒辣最叫人痛恨。很多青年妇女被他们奸污了，并且还要打绝育针和防毒针，日军这种用心乃是：一方面企图用断绝青年妇女的生育来灭绝我中华民族后嗣;另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供他们兽欲之发泄。

　　(三)拆毁市内建筑物和大肆抢劫。九江是长江流域比较繁华的一个商埠，市内建筑物很多。日军占领九江后，即大肆拆毁，将所拆下的钢、铜、铁、铅等全部运走一空。连由三马路通大中路的一座龙开河铁桥都被日军拆毁。至于工厂、商店物资和居民的贵重衣物均遭敌寇数次抢劫，使繁华的九江成了一座荒凉的城市。

　　(四)天主堂内300多个避难同胞被杀害。在日军还没有攻下九江的前夜，许多耶稣教信徒都扶老携幼纷纷进入天主堂避难。还有乡下一些耶稣教信徒，也都赶先跑进天主堂，满以为这儿是安全窝。日军占据九江几天后，敌舰水兵每天登陆数次，每次约100多个水兵，来天主堂捉人去当苦役。后来由于这些避难同胞反抗，日军便把这300多个同胞不分男女老幼一齐捆绑起来，投入南门外的甘棠湖内，全部活活淹死。

　　(五)用飞机监督修筑公路。九江通瑞昌的一条公路，曾被我军(指国民政府军——引者注)撤退时破坏，因此日军强迫我同胞修复，并以飞机来回地在公路上空监巡，倘发现哪一段不用力修筑，或没有赶快完工，或发现工人休息和‘偷懒’，敌机就用机关枪扫射。这样，同胞们不知道牺牲多少……”

　　日军为了巩固其在九江的殖民统治，实行了“以华治华”的政策，迅速搜罗汉奸，建立伪政权。组织了伪难民整理委员会，汉奸刘若民任委员长，两个月后，改为伪治安维持会，吴应池、王国瑞为正副会长。约6个月后，又改为伪九江县政府筹备处，朱文超为处长。不久，即成立伪九江县政府，王国瑞为伪县长。日本人以正式官吏及顾问身份，监视伪政府工作。大小事情必须征得日本官员的同意，才能施行。九江的军事则完全由日驻军司令部管理，下设宪兵队。伪县政府成立后，将城区钟亭以西辟为日本人开设商店，以东则为中国人居住。城东城南均设有哨卡，中国人来往，须向日军哨兵深深鞠躬行礼，稍不注意，即遭毒打。中国人欲迁居或开店营业，须先报请日伪特务机关及日军许可。

　　日军在九江大力推行奴化教育。1938年7月9日至22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了《从内部指导中国政权大纲》，规定： “彻底禁止抗日言论，促进日华合作”;“对共产党，应绝对加以排除、打击;对国民党，则应修正三民主义，使之逐渐适应新政权的政策”;要“振兴儒教”，宣扬中国封建道德和伦理观念，达到征服中国民心，服从他们的统治的目的。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文化教育方面奴役中国的一套理论。当时，九江城区多数居民到外地逃难，儿童就学者甚少，仅办一所小学，后又增办一所中学，校长为田汝梅，地址在荫园。对这两所学校，日军经常派人来巡视，向教职员和学生灌输“中日亲善”、“共存共荣”、“大东亚新秩序”等蛊惑人心的谬论。日军还强令中小学把日语列为必修课，认为这是考验伪政权实行“中日亲善程度与真诚情势”的重要问题。课本中凡涉及抗日爱国的和容易激发学生爱国的内容尽行删除。在史地课本中，篡改中国历史和中国疆域。教员稍有正确解说即罹大祸。

　　日军经常到九江农村进行“讨伐”，实施“三光”政策，使成百个村庄被烧毁，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被杀害，下面略举几例。

　　1938年农历7月10日上午，一队日军荷枪实弹、杀气腾腾窜到沙河曹家垄村。他们把村庄围住，到各家各户翻箱倒柜，把值钱的东西抢个精光。然后把全村男女老少75人集中到祠堂里，用机枪和步枪向祠堂中人群扫射，中国民众的鲜血从祠堂门口流到谷场上。随后，日军又将祠堂四门堵上，浇上煤油，燃起一把大火，把祠堂化为灰烬。

　　1938年8月中旬的一天，日军以发救济粮为名，将赛阳刘家大屋及周围村庄的群众72人诱骗到村后山脚下的草坪上，架起机枪扫射，72人均遭惨杀。

　　1938年8月下旬的一天，一队日军窜到庐山西侧文殊寺，发现有70多个避难的群众聚集在这里，立即封锁道路，将70多个群众枪杀在山坳里。

　　1941年农历4月28日，驻瑞昌县九源的日军中队长小野次郎，决定对抗日游击队活动中心地区九江县戴家山实行一次报复性的“大扫荡”。这天天刚蒙蒙亮，一队日军由伪警备队长、汉奸肖承带领，悄悄地窜进戴家山冲，挨家挨户搜查。日军抓不到游击队员，就抓老百姓，在戴、陈两姓共抓走48人。途经简家坳又抓了瑞昌的3个农民，总共51人，用绳捆成一串，边走边用刺刀戳，血染黄沙。他们被押到瑞昌九源楼下村，两个人一组被拉到高坎边，一个个被刺死。51名无辜的群众惨遭杀害。

　　日军在九江强奸妇女，不分老幼。1940年6月，一对陈姓夫妇出九江城东门口，过哨卡时，日军故意刁难，竟将陈妻拖人营房内轮奸，并要其丈夫旁观。几个日军发出野兽般的嚎叫，以此取乐。陈某不堪忍受如此的凌辱，奋起抗争，当场遭日军杀害。新塘乡一刘姓妇女，因抗拒日军强奸，抓伤了日军的面孔，一伙日军竞丧尽天良地将该妇女全身衣服扒光，绑在树上，全身涂上猪油，让山蚂蚁咬噬丧生。

　　日军在九江还推销鸦片，妄图毒害民众，亡我民族。他们在西园“难民区”周围开设有许多鸦片“吸售场”，发给售吸执照，最多时达70余家，并分为若干等级，按等级配给烟土。甲级馆每月32两，乙级馆每月24两，丙级馆每月16两，丁级馆每月8两，戊级馆每月4两。此外还发给个人吸烟户照，每月酌情配给烟土。西园难民区一带的居民，整日都在乌烟瘴气中度过。不少人弄得倾家荡产、骨瘦如柴，大伤民族元气。

　　据《江西省抗战损失调查总报告》记载，九江县抗战期间死亡人口达23537人，其中男性22062人，女性1033人，儿童442人;重伤1556人，轻伤3239人。烧毁或拆毁损失房屋13213栋。各项财产总损失为2808639.1万元法币。(转录自九江市政协编：《九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5年版，作者潘治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