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江西犯下的滔天罪行
来源：万强    2017-09-01 14:59:26

　　自1937年8月15日14架日军飞机首次空袭南昌后，江西这片美丽的河山，从此遭受了长达8年的蹂躏，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陷入了空前的灾难之中。日军侵赣以来，大肆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给江西人民遗留下了世世代代不能忘记的耻辱、血泪和对侵略者的深仇大恨。

　　飞机轰炸

　　抗战爆发后，日军飞机经常对江西实施狂轰滥炸。1937年8月15日，14架日军飞机首次空袭南昌，投弹10多枚，炸死6人。由此至1939年3月，日军飞机共在南昌地区进行了49次轰炸，投弹1559枚，中弹地点达431处。仅1938年3月18日至9月4日，日军就出动飞机142架次轰炸南昌，炸死市民1225人，炸毁大片房屋。

　　日军在沿长江西犯的过程中，在九江未沦陷之前，即于1938年6月15日派飞机7批35架次，对九江城区实施骚扰和轰炸，致使10余平民死亡，并造成重大财产损失。1938年6月20日至1940年，日军飞机先后大规模轰炸彭泽县马、黄岭、老湾汪村、太平关等处共16次，炸毁房屋2000余栋，炸死百姓800余人。1938年6月23日至29日，日军飞机两批11架次，轰炸德安县城，挤在火车站防空洞口的平民全被炸死，全城房屋851栋被炸毁821栋。

　　1939年年底至1942年7月，日军飞机先后对景德镇进行了16次21批轰炸，其中轰炸城区7次12批，轰炸乐平县城和鸣山煤矿5次，轰炸浮梁旧城和三龙圩4次。1939年农历十一月十六日，日军飞机2架首次轰炸景德镇城区，炸毁圆器坯坊一座。同年农历十二月十六日，日军飞机9架将城区戴家上弄吉安会馆炸为废墟，炸死难民100多人，浚泗井、千佛楼等处亦被轰炸。1940年农历一月十六、十七日，4架日军飞机连续两天对城区进行轰炸，董家岭一处防空洞内60余人全被炸死，并炸毁了观音岭窑、土地岭窑和项家窑。1940年4月5日清明节当天，27架日军飞机又对城区狂轰滥炸，160余平民被炸死，陶王庙、落马桥、烟园口、花园上弄一带数百间坯坊和民房被夷为平地，戴家弄中段被炸成焦土，金家弄口的王长兴国药店被炸起火，烧得片瓦无存。1942年7月，日机最后一次轰炸景德镇，一天6批，10多处地方被炸毁，造成空前灾难，引起人们极大恐慌，纷纷外逃避难。

　　1938年1月至1945年8月，日军前后出动飞机2140余架次，轰炸上饶12个县市，炸死平民数千人，伤近万人，炸毁民房9000余栋。

　　鹰潭市今辖月湖区、贵溪市(县级)、余江县。自1937年8月15日日军出动14架飞机第一次空袭鹰潭镇(今月湖区)始，至1943年7月最后一次空袭止，前后共空袭72批次，出动飞机450架次，共投弹1243枚，炸死炸伤平民589人，炸毁房屋748栋，铁路、桥梁、车辆等均被炸毁。其中，贵溪县193架次，鹰潭镇211架次，余江县46架次。

　　自1939年3月28日日军占领南昌后，就开始派飞机对抚州实施狂轰滥炸。至1941年，日军飞机共对临川、南城、东乡、崇仁、宜黄、南丰、广昌等县轰炸37次，其中对东乡县城的轰炸多达20余次，仅东乡、南城、临川、崇仁县被炸死炸伤平民就多达1700余人，被炸毁房屋1242栋。

　　赣南曾经是江西和华南抗日战场的大后方，后期又是抗日前线战场之一。自1938年5月29日至1945年，日军飞机多次对赣南地区狂轰滥炸，造成赣南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伤亡和损失。据抗战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江西各地受敌机轰炸及损失总报告》记载，日军飞机在赣南先后共投弹500余枚，炸死350余人，炸伤620余人，炸毁房屋1500余栋。

　　吉安市位于赣中西部，抗战时期曾作为江西省政府所在地，是东南抗战的大后方，是江西战时工业建设的中心地区和军粮的主要产地，同时也是沦陷区人民南下逃亡的主要寄居地。从1937年冬起，日军开始有计划地对吉安进行轰炸。1939年至1940年8月，日军共出动飞机46架次，对泰和县空袭10余次，投弹70余枚(其中燃烧弹64枚)，炸死炸伤80余人。遂川机场建成后，从1942年9月至1944年12月，遭日军飞机袭击103次，日军共出动飞机455架次，投弹15000余枚，炸死炸伤平民173人，毁坏房屋35栋。吉水县城遭日军飞机轰炸2次，共伤亡70余人，炸毁房屋30余栋。新干县城被空袭3次，伤亡40余人,炸毁房屋80余栋。吉安城区被日军空袭59次，投弹1729枚，炸死488人，伤741人，炸毁房屋1851栋、汽车16辆、民船6艘。

　　1944年春夏期间，日军三次窜犯萍乡，两次深入腹地，先后盘踞47天，当时全区41个乡镇，有38个遭受到日军骚扰和蹂躏，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损失。1944年端午节前后，日军出动飞机轰炸高坑。原本平静的山林，一时天翻地覆，弹片横飞。大星村杨麒纲、杨紫纲兄弟俩抱病躲避在一个岩洞里，由于奔波和惊吓，兄弟俩全部断气。同年7月26日，3架日军飞机在芦溪上空盘旋低飞后，突然在打石坑发射机关炮，3名农民当场中弹身亡。紧接着，敌机又沿铁路线投放炸弹，一列军用列车的两节车厢被炸起火，引起连环爆炸，一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27日上午，9架日军飞机呈“品”字型飞行，再次袭击芦溪。芦溪麦园街谢木匠的弟弟和颜维汉的母亲等3人当场被炸死，另有9人被炸伤。

　　南昌沦陷后，地处南昌外围的丰城、樟树、上高、高安、奉新、靖安等县市，是当时较大规模的南昌会战和上高会战的火线区域。而地处湘鄂赣边的袁州、万载、宜丰、铜鼓等县区，又是先后遭受4次长沙会战及日军为打通浙赣、粤汉交通线而发动的大规模进犯的战火波及区域。1938年，日军飞机首次对丰城城区进行轰炸。从1939年3月22日至4月2日，奉新、靖安、高安相继沦陷。在这期间，上高、万载、宜丰、铜鼓、袁州、樟树等县市区，都先后遭到日军飞机轰炸。1939年9月24日，日军飞机又对高安岗上村进行轰炸，炸死平民310人，炸毁房屋70余栋。

　　从1939年3月至1941年8月，日军先后出动飞机二三十架，对新余地区进行了8次轰炸。其中仅1939年3月23日至1940年11月，日军就出动飞机11架次轰炸新余县城，炸死炸伤平民105人，炸毁房屋23栋。

　　淫虐妇女

　　日军在妄图灭我民族、毁我河山的同时，还犯下了令人发指的强暴妇女、伤害女性的滔天罪行。一位对侵略者仇深似海的江西受害者曾指控他们：纵将这群禽兽不如的恶鬼割肉浸皮，千刀万剐，亦不足以抵偿其凶残、邪恶、无耻的罪孽之万一!

　　凡被日军所掳妇女，不论老少，皆被奸淫，甚至有的被轮奸多次，奸后被杀，幸免者几无。1939年10月5日，日军在高安将600多村民围困在团山寺，大肆抢劫一番之后，将7名青年妇女剥光衣裤，拖出庙外，在光天化日之下轮奸。沦陷期间，高安全县遭到日军奸淫的妇女多达15300余人。

　　1941年3月，上高会战期间，日军在当地一见到女性，不论老幼都强行奸污，然后杀害。1942年7月，日军在临川抓到一批妇女，剥光她们的衣服，把她们赤身露体地押到坤贞观，集体轮奸后将她们全部杀死。

　　日军抓到妇女，往往先是强暴轮奸，再强迫她们裸体挑柴、担水、做苦工。南城沦陷时，日军把抓获的大批妇女集中关押在尧家大屋，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集体轮奸。王玉英等5人被当场奸淫致死。南城收复后，在街头巷尾、塘边田旁，到处都见裸体女尸，其状惨不忍睹。

　　1942年6月，日军在崇仁烧杀之后，又疯狂地四处抢掳妇女，不分时间地点发泄兽欲。从十一二岁的幼女到七八十岁的老妇，凡落入日军之手的多被奸淫致死，不死亦受重伤。仅县城受害妇女就多达50余人，其中不少是少女，这些人被奸后皆被杀死。流亡逃难到南城的南昌葆灵女中300多名师生，在许坊小学与日军相遇，倍受凌辱，痛不欲生。30多名女学生在校内被集体奸淫，余者四处逃散。

　　日军曾两度严重骚扰破坏泰和，沿途见女人就追，不论老妇、少妇、少女、幼女、产妇、病妇，不择室内野外、厅堂灶间，抓获即奸，抗拒就杀。

　　1942年7月7日，20多名日军在余干县城搜寻妇女，当街强暴奸淫。同月15日，又有20多名日军在县城搜寻妇女。侵华日军丧尽天良，寡廉鲜耻，他们在余干“县城搜寻妇女，肆行奸淫，露天旷野也好，大庭广众也好，他们在哪里抓获就在哪里奸淫”，强奸之后，还不准她们穿衣服，逼迫她们赤身裸体供日军猥亵，对这些妇女百般羞辱凌虐，其无耻之状难以尽述。

　　日军奸淫妇女手段残忍至极，就是出了家的尼姑他们也不放过。据国民党中央通讯社1942年10月6日赣州电讯：“敌寇在南昌、新建等地大施兽行，无恶不作……有敌酋一人，率领敌军十余人在距南昌市60里之岗山附近强奸玉华观尼姑，并将寺内一切食物劫掠一空，扬长而去”，全观14名尼姑痛愤清门受玷，遂举火自焚。

　　屠杀平民

　　日军在江西肆无忌惮地屠杀平民，先后在彭泽、湖口、九江、瑞昌、永修、德安、奉新、南昌、临川、高安、余干、万年、崇仁、进贤等地，以及在主要交通道路上的县市野蛮制造了上百起集体大屠杀事件，用极为残忍的手段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其暴行骇人听闻。

　　1938年6月26日，日军攻陷马?后，随即在彭泽境内进行了两次集体大屠杀，马?附近以柯、毕、高、詹四姓为主的村庄死亡千余人。同年7月20日，初入江西的日军包围了湖口县的周玺村，将百余村民用刺刀捅，用机枪扫，全部杀死。8月23日，日军将鸟林鸾村的50多个农民集体杀害，并烧毁民房76户。在日军的残害下，原有600多户的湖口县棠山镇，仅存50来户，500多平民死于非命。9月20日，一股日军窜至瑞昌县北亭，把郝家、叶家、王家几个村子的百姓集中到南山叶村的禾场上，用机枪扫射，107名村民倒在血泊中，少数中弹未死者被日军活埋。

　　1938年冬，驻扎在德安永安堡岑家(今八一行政岑家)的一连日军调防。行前头日下午，日军将抓获的50多名村民押至村后龙山边站成一排，全部用刺刀捅死。次年1月5日、6日，驻扎在永修县燕坊附近的日军出动一个中队100多人窜至德安县墨溪乡吴家庄，打死打伤群众460余人，烧毁房屋千余间。

　　1939年3月22日，安义县五房村97个村民遭日军杀害。同月24日，蔡村72个村民惨遭杀害。仅5月份，在南昌县，就有荷埠周村1100余村民遭到日军惨杀;在南昌市瓜村，有2700多村民被集体杀害。

　　1939年9月18日，日军把高安县芦桐村群众100多人关在屋里，纵火烧死，烧毁房屋210间。24日，日军在肖家村投放了数十枚手榴弹，炸死炸伤村民520余人，炸毁房屋300多间。同日，日军在大族村把群众逼至一口水塘，当场枪杀400多人，烧毁房屋1600多间。9月29日，日军在大屋场纵火烧村，烧死群众280人，烧毁房屋700余间，全村顿时成为废墟。

　　1942年6月，日军进入临川县城。他们将抓到的居民50多人一个个反绑成串，押至行易桥上，首先推一人下河，后面的人也随之坠入河中淹死。当月19日，日军120人乘夜包围了唱凯岭上的徐家村，136名村民躲在附近禾田内，日军发现后，用机枪扫射，村民全被杀害。

　　凶残的日军连儿童也不放过。1944年7、8月间萍乡被日军侵占时，新塘黎少林的10岁儿子在放学途中被日军撞见。日军对他当头一刀，劈死在水塘边。他的同学，9岁女孩黎小莉，被日军拦腰斩断。

　　日军在江西残杀百姓的罪行不胜枚举，赣鄱大地上，处处尸横遍野、血水横流，日军在江西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无人村”乃至“无人乡”。以赣东为例，据1942年11月25日《新民报》载：“浙赣之役后的赣东，一片凄凉，崇仁、宜黄、贵溪、上饶、玉山等各县，其中以上饶、玉山烧杀最惨，贵溪尤烈，景况凄凉，亟待善后。敌此次进扰时，口号有曰：烧杀以助军威，奸淫以助军乐，抢劫以助军食。其杀人方法有二十六种。临川文昌桥下，被害者数千人。崇仁、宜黄一带，数十里无人烟。”

　　残害劳工

　　日军在江西除烧杀抢掠外，还到处设立据点。他们四处抓掳民工，为其搬运物资、建筑碉堡工事。日军对待江西劳工极其残忍，其恶行罪不可赦。

　　1940年间，日军在交通枢纽鹰潭设立物资转运站，盗运抢夺来的铁轨、钢材等物资，并在各地抓来2000多民众充作苦力，关进劳工营。入营劳工都被剃了头发，当做标记，每天食不果腹，累死累活。钢材、铁轨等物资运完后，日军就开始大规模残害劳工。日军将60个劳工为一组，用棕绳串联捆手，押到项家岭峭壁上，开枪打倒第一个人，使他坠入崖下的信江，并将其他人也拖带下峭壁。日军还在信江中部署了几只汽艇，用机枪对落水劳工扫射。2000多名劳工或被机枪打死，或因绳索的串联捆绑而被溺毙。

　　1942年6月，日军侵占广丰县后，烧杀抢掠，大筑工事。被掳民工当牛做马，苦不堪言。工事筑好之后，日军将民工押到虎头背山边，逐一处决。日军在几十丈深的悬崖绝壁边搁置一块木板，一头用山石压住，一头悬空伸出崖外，将民工们蒙上眼睛，捆住双手，赶到木板上。民工们不知深浅，一踏上木板就滚落山谷，摔得粉身碎骨。日军撤走后，乡亲们到虎头背掩埋尸首，共装了18担大箩筐白骨。从此，这条无名山谷被称作“杀人沟”。

　　1942年7月18日，驻扎在南昌的日军骚扰市郊的塘南地区，大肆抢劫，掠夺甚多，并在当地抓获了数十名农民充当苦力，逼迫他们搬运抢来的物资。在协成乡樊家村停歇时，日军用刺刀威逼民工们向正在沸腾的油锅里伸手捞起食物，把他们一个个烫得肉烂骨现，围观的日军取笑作乐。在快到达日军据点时，日军又把民工们和沿途抓获的80多人赶到一处叫做野猫洞的地方，强令两人一排，列成4队，拿这些人当做练习刺杀的活靶子，逐个用刺刀捅死。遇难者的喊叫声惊天动地，惨不忍闻。被抓民工陈凤水是第5个被刺杀的，日军先对他腰上猛刺一刀，拔出刀后，趁他未倒，又从他背部捅刺一刀，穿透了胸腔，他当即昏死过去。直至半夜，混在尸体堆中的陈凤水苏醒过来，爬行4个多钟头，皮肤磨烂，指甲脱落，终离险境，成为这场残杀民工血案幸存在世的唯一目击者。

　　施毒散疫

　　日军侵占江西期间，在各地使用化学毒弹和细菌武器，在水井水源里投放毒药，严重破坏了江西的自然生态环境，给江西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1938年6月下旬，日军第二十七师团波田支队在进攻彭泽马?要塞时，大量使用化学毒弹和毒剂，使中国守军伤亡70%。日军还在南垄阳村一带施放了大量毒瓦斯，当地军民伤亡惨重。

　　同年8月下旬，日军波田支队和第九师团丸山支队联合进攻瑞昌。9月下旬，日军飞机在南义乡张家铺东面的羊虎尖山、梅山等地投下毒气弹和细菌弹多枚，使瑞武公路东侧一带的村庄发生了严重瘟疫。当地群众大量出现手脚溃烂的特异病症，死于非命者不计其数。

　　1938年9月，在德安战役中，日军第一○六师团每个步兵队都配带了100多发“特种筒”毒气弹，在战场上使用。

　　次年1月3日，日军进犯永修张公渡，大量使用毒气弹和化学武器，给中国守军和当地人民造成极大危害。

　　1938年9月至1939年2月，日军在德安投放、发射了多枚有毒炮弹和窒息性毒剂，致使许多当地百姓和抗日将士遭到严重伤害，其中有的突然暴毙，有的全身溃烂，烂脚生疮，慢慢受尽折磨而死。据1987年8月7日北京中国新闻社的《我首次披露日军侵华时使用毒剂情况》揭露：“日军在江西省德安县就使用红筒(系窒息性毒剂)12000个，并发射毒剂炮弹3000余发，造成染毒面积30万平方米。”

　　1939年3月20日，日军攻打南昌外围时，在修水河南岸一带向中国军队发射了20000多只烟雾喷射器毒气弹。26日，日军第一○一师团主力在炮兵掩护下进攻南昌，作战时大量使用毒气弹，才得以由牛行车站及生米街附近渡过赣江，攻入南昌。日军沿途施放的毒弹，严重伤害了中国军民的生命。

　　同年8月27日清晨，6架日军飞机在高安县吴珠岭一带投下大批细菌弹，给这一带群众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当地民众及外来难民7000多人受到细菌和毒气的严重感染，全身溃烂，2100多人很快断送了生命。吴珠长一家18口全部被毒害而死。吴珠岭下尸骨成堆，阴风惨惨。

　　9月19日，日军第一○六师团从北面，第一○一师团第一五七联队从东面合攻高安，在战场施放大量毒剂。中国军队第一三九师多数官兵中毒，阵地被日军攻占。

　　1942年6月上旬，占领鹰潭的日军窜到江山艾家，一面抓人当苦力，一面在水井里投毒，当时即造成55人中毒死亡，水井亦被废弃。

　　由于日军在江西各地肆意杀人，整村整镇地灭绝人口，抛尸四野，往往造成大量尸体无人掩埋，腐尸臭气熏天，致使细菌繁衍、疾病流行。日军将米缸、水缸、水井当作粪窑、便池和垃圾箱，使得许多水源被严重污染。日军每到一地，都疯狂抢劫家畜、家禽，并将不食用部分随处抛掷，对来不及食用的畜禽也都加以宰杀，任其腐烂，毒害地方。这样，鼠疫、伤寒等各类瘟疫就进一步在各地蔓延，其中受瘟疫祸害最严重的有南城、萍乡、南丰、玉山、靖安和九江等地，许多人未死于战时却死于流行病。1942年10月5日《解放日报》载讯：“赣东于战争中遭敌寇烧杀洗劫者有10余县之多，灾民在300万以上。灾情以南城、金溪、崇仁、宜黄、南丰、鄱阳、清江等县最为严重。灾民多四散逃亡，十室九空。目前灾区传染病极流行，饿毙及因传染而死者极多。”

　　日军对江西地区的毒气和细菌攻击，不但在当时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危害，而且留下了长期隐患。许多地方数十年后还发现感染病例，有些地方至今还留有因污染严重而封禁的山林。近年，上高县泗溪乡官桥村扩建圩集时，挖出200余枚侵华日军毒剂罐。这批毒剂罐埋匿在官桥祠堂的一个房间内，全部排列盛放在一个单砖砌成的长2.2米、宽1.5米、深1.3米的长方体大坑里。毒剂罐为圆柱体，直径约0.11米，高约0.22米，罐壳为铁皮夹纸结构，一端为拉火装置。罐体因年久腐蚀糜烂，露出白色药物，散发出强烈刺鼻的怪味，使在场人员出现打喷?、肋紧胸闷、干咳等症状。经有关部门取样检测，鉴定为氰化物毒剂。据调查考证，这批毒剂罐是1941年上高会战时日军留下的，当时日军第三十四师团正驻扎在这一地区。

　　劫掠财产

　　日军在江西普遍实行“烧光”“杀光”“抢光”和“以战养战”的罪恶政策，对江西人民的财产进行大肆劫掠和破坏，给江西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轰炸焚烧，是日军战时的一贯伎俩，使得江西全省较大城镇的房屋被毁在50%以上，其中有18个城镇被毁房屋超过90%。高安、奉新等县城几乎被夷为平地，有些农村甚至片瓦无存。以致“战后复归之难民唯有以树叶搭棚，暂时容身”。省会南昌，“昔日繁华街衢，率多成为废墟。战后义民复归，什九栖身无所，房荒问题严重达于极点”。根据1946年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统计资料，全省战前原有房屋2170847栋，抗战期间日军放火烧毁房屋多达391874栋，占战前原有房屋的18.1%。其中南昌战时遭受损失35205栋，占原有房屋45214栋的77.9%。

　　此外日军还到处窜扰，使得江西土地抛荒十分严重，全省至少有300万亩土地荒芜，造成粮食生产严重萎缩，产量急剧下降。江西在战时还承担了本省和东南部分地区粮食的供应，以致本省没有粮食储备应付战后缺粮之急，造成战后江西人民果腹无粮，饿殍遍地。

　　日军为彻底征服中国，迫使我抗日军民放弃抵抗，极尽所能地摧毁江西一切工矿设施，致使战后全省几无近代工业可言。赣南、赣西南地区的一些县市，原来被视为战时“江西安全区”。战时的省会泰和，以及吉安、遂川、赣州、大余、赣县等县市境内，集中了南迁和适应战争建立起来的一批工矿企业，例如江西炼铁厂、江西机器厂、江西硫酸厂、江西车船厂、水电厂、电厂等工矿企业，关系到江西乃至西南大后方抗战军需民用的供应问题，极为重要。但1944年4月，日军为打通与南方军联系的大陆交通线，发动了所谓“一号作战”，使得战火蔓延过来。在日军的炮火和飞机的狂轰滥炸下，悉被摧毁殆尽，“受创均极惨重”。战后调查资料表明，仅21个地方官营企业的损失，就高达10.1亿元(法币)。

　　为保证战争的顺利进行，日军对江西大肆进行经济掠夺，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从车船矿产、机器设备、工商业产品、粮棉油杂、畜禽桑麻，到老百姓的饰品衣被，无一不成为日军掠夺的对象。除公开掠夺外，日军还在沦陷区各地普遍设立“物资交换所”，开办诸如“洪都公司”“昭和通商”“吉田洋行”和“富士洋行”等名目繁多的商贸机构，强买强卖，垄断市场。与此同时，日军还用如同废纸的“军用票”，勒收稻谷等物资，解决驻赣日军的粮食供应，并将大批谷米由“洪都公司”转运上海，每月均在1000石以上。

　　据不完全统计，由于日军对江西的财产劫掠，造成江西全省抗战时期财产损失总计为10072.023亿元(法币)，合战前11.5亿元。其中：直接财产损失(以1945年9月物价为准)6719.886亿元,合战前7.7亿元;间接财产损失3352.137亿元，合战前3.8亿元。每户平均损失约357160元,合战前410元。

　　文化侵略

　　日军侵入江西后，蛮横控制舆论传播媒介，在沦陷区查禁了以往所有报纸和期刊，大肆贩卖日伪报刊，歪曲报道侵华战争事实，极力推行奴化教育，为其侵略行径张目。与此同时，日军还在各地强制实行日语教育，进行明目张胆的文化侵略。

　　在占领南昌之初，日军就出版发行了四开版的《贯冲日报》，后来又改称《江西南昌日报》。侵略者还在江西出版了四开版的日文《赣报》，在省城发行南昌市、县公报和新建县等月刊。到1940年间，日伪又新出刊了《南昌青年》月刊。日伪政权利用这些宣传工具，为其侵华战争服务，粉饰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鼓吹认贼作父的“良民”行为，贩卖自甘堕落的亡国奴思想，攻击国、共两党的抗日军队，诽谤抗日救亡英雄，污蔑不屈的中国人民。

　　日军侵赣后，还先后在九江、南昌等地开设以奴化教育为目的的所谓实验学校，并在其占领地的所有中小学强制实施日语教育。各校日语教员大都由日本人亲自担当，向学生直接灌输侵略者的思想。日本侵略者还在南昌设立了一所日本人小学，学生都是日本儿童，约有50多人，专门为侵略者培养统治殖民地的后备力量。

　　日本侵略者在江西欠下了累累血债，创钜痛深，亘古未有。江西这片物华天宝的膏腴之地，人杰地灵的锦绣山河，在日军铁蹄的践踏之下，血雨腥风，生灵涂炭，满目萧条。这一切将永远刻印在江西人民的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