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在安徽的暴行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7-09-05 11:09:45

　　本文节选自《安徽省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

　　1.血腥烧杀

　　据统计，从1937年11月，日军侵入安徽广德开始，到1938年2月22日止，县城周围20余里的大小集镇全被烧光，烧毁民房1万余间[1]。1937年11月30日至1938年3月13日，日军侵占广德期间，屠杀广德平民1.4万人[2]。

　　1938年1月，日军数次侵犯宣城狸桥，残杀村民，被害人口达6218人[3]。1938年3月3日，日军在凤阳把府城、刘府逃难的群众及大徐庄的农民100余人关在房子里，放火焚烧，除10余人逃脱外，其余均被烧死。同日，日军在刘府南将500多名难民包围，用机枪扫射，大多数人死于日军枪弹之下[4]。5月21日，日军对淮北牛眠村一带百姓进行屠杀，杀害无辜百姓1780人，其中牛眠村197人，附近大冯庄、吴庄等42个村庄及萧城跑反群众1583人。牛眠村村民刘中发、刘中新、刘中平、申永等11家被杀绝，15间房屋被烧光，15头牲畜被杀死，家禽和粮食被抢光[5]。9月底，一名叫野村郎的日军从龟山驻地窜至巢县温家套孙村，企图强奸妇女，被10多名激怒的村民打死并沉尸巢湖。10月7日凌晨，100多名日军分水陆两路包围温家套，并封死了进出的唯一通道。日军进村后，见人就杀，逢屋便烧。日军对温家套河口村、孙村、温村三村的大屠杀，从凌晨一直延续到下午。尔后又大肆放火，大火整整烧了一天一夜。三村总计有316人被杀，900多间房屋几乎全被烧毁[6]。1938年冬，日军合肥警备司令古三郎把抓去的200多名群众用铅丝穿手心、穿锁骨，押到南门外放狼狗咬，将其全部杀害[7]。

　　1939年2月20日至21日，日军“扫荡”当涂县护驾墩，将镇上房屋烧光，死于日军屠刀下的无辜群众达102人[8]。3月21日，日军到当涂博望“扫荡”，把800多户的博望镇烧成一片焦土，只有20余家幸免于难，共烧毁房屋2000余间，杀死烧死15人，连该镇平民叶永寿的一个三岁女孩，也被日军枪杀[9]。

　　1940年4月12日，日军第二次攻陷寿县城，守城之省保安第九团及寿县自卫大队伤亡殆尽，官兵伤亡1000多人。日军进城后烧毁民房数百间，大肆烧杀抢掠，共屠杀军民3000多人[10]。

　　1941年7月7日午夜1时许，日军百余人进入贵池县老鸦尖、罗汉排一带，四面包围贵池县罗城乡麒麟保〔今贵池区墩上街道双河村〉，村民惨遭杀害者36人，伤4人，被俘抓走10人。一岁幼童刘小孩和两岁幼童周根生均遭日军刀戳头部、腹部致死。村民何启才，先遭刀戳眼部，后被枪杀。另有10岁儿童名叫钱跛子，被日军用火活活烧死。此次日军共烧毁房屋410间，受灾139户，灾民463人[11]。

　　1942年7月，铜陵有8位抗日群众不幸落入日军手中，日军先是将他们一一剖肚、剜心，再剁成8大块，装进草包丢在山上[12]。10月27日上午，新四军第7师侦察员打死了正在无为仓头街查记豆腐店调戏老板娘的3个日军。第二天上午，日伪警备队长滕本带领200多名日、伪军分三路向仓头镇进发，包围附近的村庄，将仓头街上的居民和周围村庄的农民100余人押到镇西头藕塘场基上，先将汪氏、倪氏两名60多岁的老太太枪毙，后用刺刀捅死了季俯城、朱道友、季昌清、小苏等4人，当日军还准备捅另外4人时，大家都四处逃生，由于街两头道路被日军封锁，群众只得奔向藕塘。日军便用机枪扫射，顿时血流成河，被打死和淹死的群众共93人，其中王恒元一家就被害4人。随后，日军将仓头街和附近几个村庄焚烧，共计烧毁房屋540间[13]。

　　1943年1月1日晚，向立煌进犯的日军一部，突然将六安通往战时安徽省会立煌的一个小镇一茅坪包围。镇内有国民党军队一个排兵力和被押送去立煌的284名壮丁，还有客商、学生百余人，以及安徽省警备司令部全部有关人员等，共计562人。这些人全被日军俘虏，集中于该镇河滩，用刺刀一一捅死，400多间房屋全部被焚，财物抢劫一空。未被刺中要害连夜逃出的不过十几人。1944年，国民党立煌县政府县长郭坚在茅坪建墓修亭，撰《茅坪烈士墓碑记》镌刻于石碑之上[14]。

　　1945年3月18日，日、伪军400多名对长丰县仇集进行大屠杀，漆匠方家献嫂嫂被杀后，怀里一个正在吃奶的孩子也惨遭毒手[15]。

　　日军对安徽境内的寺庙僧侣和名胜古迹也不放过。1938年8月，日军借口采石小九华地藏禅寺窝藏“山猫”〈日军对新四军之污称〉，将禅寺团团围住，蜂拥闯进，见僧人便杀，从里杀到外，最后刺死打坐的主持长济。日军杀死僧众8人后，又将佛台、门窗拆下，堆积大殿内，纵火焚烧，地藏禅寺32间庙宇全部化为乌有[16]。同年秋，驻滁城的日军借口琅琊山上有中国军队，放火将著名的醉翁亭景区内的醉翁亭、二贤堂、冯公祠、薛楼、梅亭、宝宋斋〈内藏苏东坡所书《醉翁亭记》刻石〉、醒园等古建筑全部烧毁。守亭的两位僧人亦被日军绑在石柱上活活烧死。1939年春天，日军又炮轰琅琊山南天门，炸毁观音大殿廊房10多间[17]。

　　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在安徽对无辜平民制造了死伤500人以上的惨绝人寰的血案18起，死伤57694人。

　　2.狂轰滥炸

　　全国抗战期间，日军不仅采取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还不断地进行空袭，对游击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狂轰滥炸，致使安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的损失。

　　1937年8月14日，日军9架飞机，每架载250公斤炸弹2枚，从台北基地起飞，轰炸安徽广德飞机场。机场的空军机库、工厂、弹药库及飞机，均遭严重破坏[18]。11月26日一28日，先后有27架敌机，轮番狂轰滥炸广德县城、誓节渡等地。城内房屋几乎毁尽，死伤大量老百姓和一些中国官兵。据目击者王世盛所见，1个孕妇的肠子、婴儿都被炸了出来，一条沟里还有被炸断了的血淋淋的人腿。他的邻居老大伯也被炸死。在北门大桥附近〈原叫落魂桥)的地方，炸死10余人。誓节渡是个有300余户、500余间房屋的小集镇，被敌机炸毁房屋400余间，炸死居民100余人和中国官兵200余人。该镇附近的朱家庄、赛里村、牌坊村等地，也遭到轰炸[19]。从12月5日起，日军派出轰炸机群60余架次，连续3天轰炸羌湖，投掷大量的燃烧弹、穿甲弹，对湾里机场、车站、码头，进行轮番轰炸。号称全国四大米市之一的羌湖商业中心十里长街，以及国货路、吉和街、陡门巷等主要街道，被夷为瓦砾废墟[20]。停泊在太古码头的英商轮德和、大通两轮亦未能幸免，造成在码头候船的乘客当场被炸死14人，受伤需实施开刀手术的有30人，切断手足者3人，医院所收伤者有70余人。其他难民在船被炸后纷纷跳入江中，有的被江水吞没，有的受伤，这次惨案死伤者超过千人，被炸毁房屋数千间[21]

　　1938年3月27日，日军5架轰炸机排成“一”字形，空袭合肥，300余人在此次空袭中被炸死，1000余间房屋被炸倒烧毁[22]。5月24日，日军飞机携带重型炸弹，分成三队，在阜阳上空盘旋轰炸，投弹百余枚。此次轰炸是针对李宗仁及所带的部队〈当时临时驻扎在阜阳〉。25日，日军飞机再次轰炸阜阳。据统计，两天共炸死炸伤平民千余人[23]。6月15日至11月2日，日军飞机先后12次飞临立煌县流波碹镇〈今响洪甸水库淹没区南部〉一带上空，疯狂扫射居民，投炸弹、燃烧弹1000多枚，镇上5000多居民的房屋、财产大部分被炸毁焚烧，500多人被炸死[24]。12月3日，日军飞机7架，侵入歙县府城及县城各区，投轻磅炸弹24枚，并以机枪扫射约半小时，炸毁民房42间，炸死21人，伤35人[25]。

　　1944年安徽省政府组织编纂的《安徽概览》对日机空袭安徽的情况作了统计：自1937年8月至1943年底，敌机在安徽各地共投弹18779枚，我方死伤14412人，损毁房屋128351间，平均每百枚炸弹死伤56人，毁房屋683间[26]。

　　由于档案资料的缺失，1944年、1945年安徽省遭日军飞机空袭受损的详细情况无法完全统计，只搜集了日军飞机于这段时间空袭安徽的一些简单情况，概述如下：1944年1月29日，日机在徽城〈今黄山市屯溪区)小北街口投下燃烧弹，引起大火，小北街两边店铺、民房变成一片火海，烧毁房屋56家，死伤各一人[27];5月6日、12日，寿县正阳镇被日机轰炸，死26人，伤54人[28];1945年1月26日，日机8架轰炸宁国港口镇，毁民房256间，死伤20余人[29];7月4日中午12时50分，日机在羌湖市洋码头江边投弹1枚，造成钟道洪、闵志高、窦秀洪等3人受伤，6只小船被毁，震坏棚屋1间[30]。抗战胜利前夕，淮南铁路沿线的水家湖、朱巷、下塘集及合肥东车站、桥梁等铁路设施被日军飞机投弹炸毁[31]。

　　3.实施化学战

　　化学武器是世人皆知的被国际公法明文禁止使用的战争手段。侵华日军在中国使用化学武器进行化学战贯穿于侵华战争全过程，使用地点遍及中国的19个省区，使用了装备的各类毒剂，包括芥子气、路易氏气、光气、氢氰酸、二苯氰胂、苯氯乙酮、氰溴甲苯等毒剂。

　　日军驻安徽的第13军登部队")也配有大量的化学武器，因他们以安徽为鸦片生产基地，大量运出“皖土”以换取侵华军费，施放毒气后会沾染在罂粟果实上，影响质量，不能吸食及加工药品，更不好出售，因而未敢大面积、大规模地频繁使用。即便如此，日军在安徽境内搞化学战的情况有案可稽的就达78次之多。日军采用向中国军队发射毒气弹、中红筒、毒气筒，施放催泪性、窒息性、喷嚏性毒气等卑劣手法，共造成中国军队官兵1881人中毒，有的当即死亡[32]。1939年5月6日，日军在当涂博望灭绝人性地向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施放毒气，致使8人中毒[33]。7月14日，48架日军飞机在无为县投下毒性、传染性物件[34]。1941年1月1日，日机在潜山投放糜烂性毒弹一枚，当地民众3人中毒[35]。

　　4.制贩毒品

　　日军攻陷南京后，随着大屠杀接踵而来的便是大贩毒。日本的贩毒网很快布满华东地区，设置了200多家制毒、售毒点，日本贩毒网的蔓延造成中国人吸毒者的数量急剧上升，仅江淮之间便由战前的5万人猛增到40万人。

　　日本在安徽的贩毒、制毒网络，主要是由第13军(“登部队”)军部及后来中国派遣军部司令部第四课进行控制。日本军部给第13军的方针是“现地自给自活”，即命令他们在中国当地不择手段地赚钱、掠夺，自己补充给养。于是，第13军便在其占领下的苏浙皖沪地区大肆贩毒。仅上海的沪西和南市两区，就有第13军直接控制的“土膏行”30多家，向安徽等地发售“土膏”。该部特务部除发售“土膏”夕卜，还向安徽大量倾销“红丸”，由驻羌湖的日军直接发售，并在马鞍山、繁昌、当涂设有代销点，各乡镇还有支店。由于毒品是由日军支持发售的，所以支店均不敢拖欠毒款，每月均被日军搾去大量财富。

　　除第13军外，在南京的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第四课(统制课)也通过伪政权采取专卖政策，通过盛宣怀之侄盛文颐在上海虹口开设“宏济善堂”药店统筹贩运鸦片业务。该堂下设土行分布各省，土行之下则设零售店和“戒吸所”〈实际上是“倡吸所”〉，密密麻麻，无处不在。从销售方式上，该堂在土行之下，实行层层承包，层层批发。“宏济善堂”每半年即要向第四课缴纳“烟税”，数额达到上千万元!

　　“宏济善堂”在蚌埠及羌湖都设有分堂，分堂之下又各设土膏行两家，负责收购与贩卖烟土。设在伪省会蚌埠的分堂，由首任伪安徽省长倪道烺及日本军官小仓克己“合作”领导，实际上倪道烺只管吸食大烟，一切产销运及利益分配都由小仓一人说了算数。据统计，蚌埠的“宏济善堂”分堂自1939年8月成立到1943年底解散止，共经销鸦片约1000万两，获利大部分被日军拿走。

　　为鼓励中国人吸毒，日军故意改吸食所为“戒吸所”，并且以嫖带烟，在所内遍设烟妓，打扮得花枝招展，引吸毒者上钩。蚌埠当时有“四姐妹戒吸所”、“一乐戒吸所”、“得意戒吸所”等，它们的背后都是由日军特务部支持的，没人敢过问。

　　日军还强迫安徽农民种植鸦片，发展“皖土”。设在羌湖的“宏济善堂”分堂，另有一大任务便是大力发展与收购“皖土”。

　　日军侵占羌湖后不久，他们便发现安徽沿江地区的纬度、气候与土壤都与世界著名的鸦片产地一“金新月地带”相似，加之安徽农民耕作细致，如果栽种鸦片，则质与量均可达到一流水平。于是，由日本“兴亚院”提供种子，强迫让农民进行试种。试种后发现安徽所产烟土吗啡含量不到10%，较平和，适于中国瘾者口味，销势看好，便普遍加以推广。随着侵华战争的扩大，日本军费增多，日军便强迫安徽农民大量生产"皖土"。他们在沿江及皖南，强迫和县、当涂、繁昌、含山及一些拉锯地区的农民种植罂粟，规定农民必须以烟土缴纳税款。每当七八月份“皖土”，收获季节，日、伪军都要派出大批人员下乡收购。据记录中的数字，上述几县的年产量〈收购量)约7000余担。这些东西上交到羌湖日军后，便被分拣成500两一箱，贴上日军特务部的封条，运往上海“宏济善堂”总堂，然后由那里进行再加工和外运倾销[36]。

　　5.摧残妇女

　　1937年12月9日，日军占领当涂县城后，冲进古树庵〈俗称家庙)，将庵内尼姑及在此避难的老幼妇女集体奸污，无一幸免[37]。1938年2月，日军在江心洲到处找“花姑娘”，许多躲避不及的中青年妇女都被日军奸污，还有一个60多岁的老奶奶和一个只有十一二岁的小姑娘，被日军糟蹋后自缢而死[38]。

　　1938年5月，日军侵犯涡阳县高炉集时，杨土楼、田小庙、杨庄、杨寨、李春、李腰庄等村庄的100多名妇女被奸污[39]。5月19日，日军占领宿州后，奸淫妇女500多人[40]。6月，日军在舒城桃溪周围的刁庄、韩庄、宋庄、石庄杀害居民40余人，奸污妇女20余人。城关水巷口有个生孩子刚满三天的妇女，躲在一个棺材宕里被发现后，遭30多个日军轮奸致死;三里街唐士秀的妻子被几个日军拖到茄子地里轮奸后，还被用茄子塞进下身，不久得病而死。在舒城岳神庙，日兵逼着一个查姓青年去奸污70多岁的老奶奶，两人因不从均被杀害。南港花湾有个70多岁的老奶奶，因残废未能逃走，被日兵拉到竹园内强奸致死;黄泥坎一个60多岁的老妇，被3个日兵轮奸后，肚子上还被刺了一刀，不久死去[41]。

　　1943年1月初，日军攻陷立煌，在前后畈奸污妇女3人，在龙门石河滩轮奸一余姓妇女后用刀刺死;在金家寨附近的留利坪，日军强奸女中学生20多人后加以杀害，并枪杀老年妇女3人、伤1人;在杨家滩，一个妇女被日军轮奸后剥光衣服，赤裸身子绑在大树上，割去两个乳头[42]。

　　沦陷期间，很多妇女为了免遭侮辱，大多剪掉发辫，面部涂上锅灰，即便是万不得已要出门，也要女扮男装。一名杨姓姑娘，在蚌埠沦陷7年间竟然没有跨出过家门[43]。

　　自从日军铁蹄踏进安徽后，许多妇女在各种形式的强迫下，沦为日军部队中的性奴隶。她们有的被遣送至专设的日军“慰安所”中，供军队官兵发泄淫欲;有的被押入日军驻地军营、军事据点成为随军“慰安妇”。

　　1938年1月，日军占领羌湖后，在下二街凤宜楼开设“慰安所”，先后被抓入该所惨遭蹂躏的中国妇女有200余人，羌湖尼姑庵的年轻尼姑也被绑架而去。所内妇女每人每天被日军糟蹋多则十余次，少则五六次，其中一妇女不堪忍受而跳楼自尽。1938年4月，驻羌日军抓来一批日本和朝鲜妇女，又于寺码头等处开办了几所“慰安所”。至1941年，仅羌湖一地就设有“慰安所”9处，总计有“慰安妇”300余人。

　　合肥城内也设有多处“慰安所”，所内被胁迫的妇女绝大多数是中国人，也有日本军妓和朝鲜人。其中有日军警备司令部内的南城墙下的“慰安所”，日本宪兵队开设在东鼓楼巷〈今中菜市内)的金海楼“慰安所”，以及小东门附近汉奸特务开设的“慰安所”等。时有“慰安妇”堪蹂躏与凌辱而悲愤自杀或被摧残致死[44]。

　　1939年夏，在驻蚌埠日酋授意下，伪省长倪道烺唆使汉奸赵瀛州开设“慰安所”，在原大观楼旅馆挂起了招幡。最初被关进“慰安所”的有43人，有的是从扬州拐骗来的少女，有的是从本埠抓来的良家妇女。日军授意伪安徽省政府推广所谓“经验”。一些汉奸为取媚敌伪主子纷纷效法，一时间“得意楼”、“东亚饭店”等“慰安所”相继出笼。据统计，蚌埠市区的“慰安妇”人数大体在120人左右。“慰安所”的公然开设，使伪安徽省会蚌埠的娼妓业成为群丑效尤的“兴盛”行业。据汪伪安徽省警务处1941年9月呈送汪伪警政部及省政府的电文中称：“窃查本市为省会首善地区，交通畅达，商贾云集，娼妓一业亦极繁盛，现经登记营业者不下于300人。”当时的蚌埠华昌街被称为“花娼街”，伪省会成了“娼都”[45]。

　　此外，日军还在滁县、天长、凤阳、贵池、和县、安庆、宣城、郎溪、广德、铜陵等地设立了“慰安所”。

　　侵华日军对中国妇女的公开奸淫和“慰安妇”制度，使许多无辜妇女遭到蹂躏和摧残，很多人被日军杀害，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在发动侵华战争中对包括安徽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欠下的又一笔罪孽深重的血债。

　　6.经济掠夺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原料产地、倾销产品、输出资本的殖民地。为支持在华长期的侵略战争，日军实行卑劣的“以战养战”策略，对沦陷区进行野蛮抢掠。其主要手段为：公开抢掠、滥发纸币、开设洋行、商业垄断、掠夺矿产资源等。公开抢掠。日军占领滁县县城后，将滁县大成面粉厂存在中国银行南桥仓库

　　的24万担小麦，全部没收充作军粮[46]。日军占领蚌埠后，首先把粮食抢劫一空。仅银行仓库一处被抢的粮食、食品就有：58370包小麦、8444包大米、3649包稻子、5335包黄豆、4577包红粮、15361公斤麻油、19712包食盐，以及其他杂粮、油料、茶叶、食糖等，仅此就损失1705292元〈账面值)[47]。这两例只是日军公开抢掠罪行的冰山一角。

　　垄断金融，滥发纸币。蚌埠沦陷初期的1938年3月，为了控制蚌埠地区的金融活动，日本正金银行在蚌埠经一路成立出张所。日军强迫推行军用票，规定拍电报、购火车票、轮船票以及其他一切社会公用事业的货币交易必须使用军用票。军用票与法币的兑换比例为1:7.5，即日军用1元军用票可以掠夺7.5元价值的中国物资。伪安徽省维新政府成立时，设置“财政厅”，负责财政、金融、税收的管理，为维护伪政权和日军军事行动提供财力保障。为了堂而皇之地控制汇兑和货币流通，1939年12月23日，华兴商业银行支行在蚌埠开业，开展外币兑换、金融担保等项业务。汪伪政权时期，先后又在蚌埠开设了中央储备银行、正金银行等十余家金融机构，基本控制了安徽沦陷区的经济命脉。其中，正金银行为日本人开办，是其他银行的"太上皇"。而中央储备银行则为汪伪政府开设，强行推行“中储券”，排斥“法币”，发行军票，为侵略军筹集战争经费。这些金融机构，完全控制了沦陷区的经济命脉，给沦陷区的人民生计造成巨大祸害，仅中国银行蚌埠支行抗战期间损失就达72761.7万元〈账面值)。

　　开设洋行，垄断贸易。在安徽沦陷区，经济完全呈殖民地形式畸形发展。日军在安庆沦陷区开设的洋行，据1942年有关资料记载，有15家之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加紧经济侵略，掠夺战略物资，日本在安庆的洋行又猛增至30余家，加上为这些洋行服务的银行、金融机构和轮船公司，为数就更多了[48]。日本洋行还利用特权垄断市场。在蚌埠市面上，大丸洋行主宰了棉丝、烟、茶、皮毛、土产的经营;亚细亚洋行控制了机械器具、电器设备的贸易等。其结果是使中国民族工商业受到致命的扼杀，民族工商业逐步萎缩，许多企业破产、关闭。在羌湖，中国人经营的商店，都要到日本商行投行，被抽取5%的行佣[49]。

　　掠夺矿产资源。日军对马鞍山地区矿产资源的掠夺，主要通过华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该公司所设的11处矿业所(点)，其中在马鞍山地区〈现属马钢和马鞍山市)的有3处，即马鞍山矿业所、太平矿业所、桃冲矿业所。日军盘踞马鞍山不足8年，运走铁矿约有537万吨之多。1943年，日本采用大爆破强化开采，仅南山一个矿区年产矿石就达90万吨[50]。

　　1938年6月4日，日军的铁蹄刚踏进淮南煤矿，就立即开始掠夺淮南煤矿的煤炭资源。日军掠夺的煤炭，除少数在矿山就地出售外，主要用于侵华战争的铁路和船舶运输上。从1938年6月至1945年9月，总计被日军掠夺煤炭4284823吨，毁弃而不能复采煤炭之间接损失约600万吨。日本侵略者占据淮南煤矿期间，“该矿原有机械、工具及车辆等，均无一幸存，铁路桥梁俱毁，路基亦被改作公配行驶之汽车道，水家湖至裕溪口188公里间之路轨亦尽为日人囊括而去，矿路原有厂房宿舍车站等建筑三百余所非毁即倒，不能复用，上项损失约值当时中国国币2000万元，当美金660万元之巨”[51]。

　　1938年11月，铜陵沦陷。同年，日军成立了华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完全垄断了铜陵地区的矿产勘探开采权。从1940年12月起，日本华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即在铜官山开采铁矿，因矿质不佳不久即停开采，共攫取铁矿石345吨。从1943年起，矿业所又开采铜官山铜矿，矿砂含铜百分之三四，先后共出矿约3000吨。以上开采的铁、铜矿石均悉数运往日本[52]。1944年，日本华中矿业公司又在老庙基山中段掘坑道200余米，修扫把沟至矿区铁道8公里开采铜矿，共开采含铜1.4%以上的富矿石1.5万吨至2万吨[53]。日本投降后，遗留下手选铜矿石14172吨，普通铜矿石465吨，精铜矿370吨[54]。其掠夺铜矿的疯狂性由此可见一斑。

　　7.奴役劳工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实行了极其野蛮的劳工政策。他们设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劳工招募和管理机构，以骗招、强征和抓捕等多种手段，每年从中国各地掳掠大批劳工在中国沦陷区、日本及东南亚其他占领地，从事各种繁重的劳役，并对劳工进行残酷的压搾与迫害。

　　1941年，马鞍山南山矿从山东曹县”招”来83名劳工。汉奸葛崇义等，一次便从宿县〔现宿州市)”招”来2000多劳工[55]。南山矿还有一支300多人的童工队，最大的不超过15岁，最小的仅有七八岁，都是从河南被抓、被骗来的贫苦家庭出身的孩子[56]。到1941年，抓来的矿工仅南山地区就达8000余人。1943年，向山矿”碾子”(招工骗子，工人称之为”碾子”，)汉奸谷守义、李长金、张元伦三人从河南、山东、徐州一次就骗来500多名破产逃荒的农民。

　　日军为实现其掠夺计划，采取惨无人道的”以人换煤”、“以人换铜”的血腥政策，劳工境遇凄惨，朝不保夕，在死亡线上挣扎。

　　在铜陵铜官山矿，由于生产、生活及卫生条件极差，许多矿工积劳成疾。特别是1942年春夏发生瘟疫〈时称“人瘟”〉，许多矿工与家属染病身亡。开始人死了，别的矿工还用芦席卷起埋葬，后来死的人越来越多，甚至一家几口全死光，无人收尸，尸体就抛在荒郊野岭，任野狗拖食，尸骨满山遍野。同时，工人们毫无人身自由，矿里规定矿工平时不准上街、不准进城。发现工人有逃跑的，不是被枪毙，就是活活给打死。所以日军统治下的铜官山矿，实际上就是摧残与迫害工人的集中营[57]。

　　在淮南煤矿，广大矿工遭受了日军最野蛮、最残酷的血腥统治。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灾民、失业工人，还有天真幼稚的儿童，被骗或是被抓到了煤矿，受尽奴役和蹂躏。井下劳动条件十分恶劣，重大事故不断发生，致使大批矿工死于非命。1942年秋，矿工中传染病流行，又得不到治疗，很多矿工含恨死去。大通居仁村的一个厕所里，一夜之间就发现了32具尸体;尚义村的500多名矿工，几个月之间全部死光……为了掩人耳目，日军将这种病说成是“瘟疫”，是“天意”，并采取了凶残毒辣的所谓”防疫措施”。他们在矿南设立两处“大病房”，将成百上千的病人强行关在那里。矿工们说：“名曰‘大病房'，实是停尸房，进了‘大病房'，十人就有九人亡。”每天有大批的病人被关进“大病房”，又有大批的尸体被拖出来，抛在矿南、舜耕山北麓的南山脚下，抛弃的尸体将一座小桥下的流水都堵塞了。当“大病房”塞不下时，一些活着的病人也被扔进了死人堆。

　　1943年，日军指挥总监王长明带人逼着工人在南山脚下挖了三条长20米、宽深各3米的大坑，将满山遍野的尸骨埋入坑内，形成了白骨累累的“万人坑”。被抛进“万人坑”的矿工，有被日军、汉奸残杀死的，有被监工、把头毒打死的，有因坐水牢、立站笼、受酷刑折磨死的，有因井下发生重大事故被砸死、烧死、淹死、瓦斯熏死的，有冻死、饿死、病死和累死的，还有被活埋死的。

　　注释：

　　[1]徐则浩主编：《安徽抗日战争史》，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

　　[2]虞广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德县志》，方志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3]中共宣城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云岭烽火》，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页。

　　[4]惨案经历者徐昌平口述回忆，见凤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凤阳县文史资料》第2辑，1987年印行，第87页。

　　[5]淮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淮北市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第764页。

　　[6]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侵华日军在皖罪行录》，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一10页。

　　[7]肥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肥西县志》，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429页。虞当涂县

　　[8]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当涂县志》，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55页。

　　[9]政协马鞍山市委员会编：《安徽文史资料全书，马鞍山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0页。

　　[10]舆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寿县志》，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24页。

　　[11]《罗城、吴田、崇义、唐田四乡灾情报告》〈贵池县救济会填报，民国30年8月)，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民国档案，贵池全宗16宗1目609卷。

　　[12]中共铜陵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抗日战争时期资料》下卷，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158页。

　　[13]无为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无为县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36页。

　　[14]金寨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金寨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8页。

　　[15]长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丰县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14页。

　　[16]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徽省志罾军事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5页。

　　[17]吴炎武等编著：《皖东革命斗争史》，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4页。

　　[18]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日本军国主义祸皖罪行辑录》，2005年印行，第203页。

　　[19]中共广德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桐讷风云》，1996年印行，第44一48页。

　　[20]徐则浩主编：《安徽抗日战争史》，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4、75页。

　　[21]《申报》1937年12月7日第2版;《大公报》1937年12月8日第2版。

　　[22]枢华：《日军侵占合肥之后》，见中共肥西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政协肥西县委员会编：《肥西抗日史料选编》，1987年印行，第25—27页。

　　[23]《敌机炸阜一周年》，载《淮北新报》1939年5月24日，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BJ1086。

　　[24]中共金寨县委党史办公室编：《金寨县革命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6页。

　　[25]安徽省档案馆、蚌埠市档案馆编：《日本侵华在安徽的罪行》，1995年印行，第65页。

　　[26]编者注：空袭损失统计不全，原表有明显脱漏，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三年财产损失估计未据呈报故未列人;文中年号为民国纪年。

　　[27]政协歙县委员会编：《歙县文史资料集萃》，2007年印行，第84页。

　　[28]安徽省档案馆、蚌埠市档案馆编：《日本侵华在安徽的罪行》，1995年印行，第66页。

　　[29]政协宁国县委员会编：《宁国文史资料》第5辑，1992年印行，第114页。

　　[30]安徽省政府：《为呈送七月四日本市空袭日报表一份》，见《羌湖县警防团空袭情况月报表》〈民国34年7月5日填报〉，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宗1(2)目703卷。

　　[31]合肥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合肥市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13页。

　　[32]该数据是根据《申报》《新华日报》《侵华日军毒气战事例集》《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细菌战与毒气战》等书刊记载的数据整理而成,其中记载的中毒人数不详或没有具体人数的没有作统计。

　　[33]马鞍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马鞍山市志》,黄山书社1992年版,第295页;当涂县志编纂委员

　　会编:《当涂县志》,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55页。

　　[34]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90页。

　　[35]纪学仁编:《侵华日军毒气战事例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38页。

　　[36]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侵华日军在皖罪行录》，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203页。

　　[37]当涂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当涂县志》，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54、455页。

　　[38]政协马鞍山市委员会编：《安徽文史资料全书，马鞍山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

　　[39]涡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涡阳县志》，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320页。

　　[40]政协宿州市委员会编：《安徽文史资料全书，宿州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9页。虞中共舒城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皖西抗日纪事》，1985年印行，第107页。

　　[41]中共舒城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皖西抗日纪事》,1985年印行,第107页。

　　[42]政协金寨县委员会编：《金寨文史》0—10辑合订本)，2004年印行，第2933、1001、1002页。

　　[43]政协蚌埠市委员会编：《安徽文史资料全书，蚌埠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

　　[44]李秉新主编：《侵华日军暴行总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3、208页。

　　[45]李秉新主编：《侵华日军暴行总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3、208页。

　　[46]政协滁州市委员会办公室编：《滁州史话》第3辑，1986年印行，第36页。

　　[47]《蚌支行及所属战事损失报告表》，1946年6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2宗397目551卷。

　　[48]安徽省档案馆、蚌埠市档案馆编：《日本侵华在安徽的罪行》，1995年印行，第213页。

　　[49]中共羌湖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羌湖历史》第一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2页。

　　[50]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安徽现代革命史资料长编》第三卷，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8页。

　　[51]《发展中之淮南煤矿》，淮南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0宗1目50卷;《日本侵略淮南煤矿节略》，淮南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0宗1目89卷。

　　[52]政协铜陵市委员会编：《安徽文史资料全书，铜陵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3页。虞《铜官山有色金属公司简况》，铜陵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54—永一115，第5、6页。

　　[53]《铜官山有色金属公司简况》,铜陵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54—永—115,第5、6页。

　　[54]铜陵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铜陵市志》,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12页。

　　[55]《矿区工人斗争史料》，1971年5月，第75、79页，中共马鞍山市委党史研究室档案室保存，档案号：10一1一1。

　　[56]政协马鞍山市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马鞍山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93年印行，第90、89、69页。

　　[57]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日本军国主义祸皖罪行辑录》，2005年印行，第3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