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在宜昌罪行实录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2018-10-21 10:43:49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以来至1941年9月底止，日军空袭宜昌达83次，投弹2026枚，炸死居民1858人，炸伤1971人，毁坏房屋2882栋、745间。与此同时，当阳、枝江、宜都、秭归等地也经常遭受日机轰炸。

　　日军于1940年6月12日侵占宜昌后，即以第13师团2.6万余人和第39师团5000人，分别布防宜昌、当阳及汉宜等公路沿线。国民政府军退守长江以北，西至南津关以东、沿荆山经远安至荆门石桥驿一线为第五战区，兴山、秭归和长江以南的长阳、五峰、宜都等县为第六战区，驻守部队共有8个军、22个师。宜昌由此成为国民政府军与日军长期对峙的前线与敌我犬牙交错的地区。

　　在此前后，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数次派部队挺进襄西，开辟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至此，宜昌形成日军占领区(即沦陷区)、国民党统治区(通称国统区)和抗日民主根据地三种不同区域，出现两个战场，即国民政府军同日军作战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及其他地方人民抗日武装同日伪军作战的敌后战场。

　　日军从1938年1月开始对宜昌实行轰炸，之后多次对宜昌进行“地毯式”狂轰滥炸。1940年6月上旬，日军先后攻占当阳、远安、宜昌及枝(江)宜(都)江北地区，并长期占领宜昌、当阳和枝宜江北地区。1943年5月、6月间，日军又侵犯宜昌江南、枝江、宜都、长阳、五峰等地。日军所到之处，大肆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残暴强奸和杀害妇女幼女，抓捕劳工，施放毒气，残害宜昌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狂轰滥炸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从南京迁都重庆后，宜昌成为日军飞机轰炸的重要目标。自1938年1月24日起，日机即对宜昌实行轰炸。当天日本飞机9架轰炸宜昌铁路坝，炸毁中国空军飞机6架，炸死炸伤民工200多人。从此，日机不断轰炸宜昌，至日军侵占宜昌前，先后形成三次轰炸高潮。

　　在1938年1月至6月的第一次轰炸高潮中，“4月5日和6月21日，日机20多架袭击宜昌。尤其是6月21日下午，日机投下的大批硫磺弹除将大公路和四道巷子完全烧毁外，还将几十条船只焚掉，200余人被炸死。”

　　在1939年1月至5月的第二次轰炸高潮中，日机9架于2月21日轰炸宜昌城区，并投下500公斤的重型炸弹，遭炸的地段东起环城东路，西至新街，南始献福路，北至北正街，炸死230人，炸伤577人，炸毁民房312栋，万寿宫、晴川书院被毁。当年4月，在宜昌三游洞办公的湖北省政府代主席严立三等即题石刻：“中华民国廿八春，寇机屡袭宜昌，居民死伤数千，爰率本府同仁驻此办公，书以志痛。”同时，在宜昌督练新兵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特地在宜昌西郊三游洞题记了‘是谁杀了我们同胞的父母和兄弟’的石刻，以激励国人的抗日斗志。”

　　1940年6月，日军攻占宜昌期间，是第三次轰炸高潮。日机自6月9日到12日，“终日袭击宜昌市区及近郊”。“不时俯冲，对准行人用机枪扫射，低洼积水处变成一片殷红……十多处街道及建筑横遭摧毁。许多被炸死的人四肢横飞，血肉遍地。”日本《大阪朝日新闻》当时曾这样报道：日军飞机对“宜昌市街进行了猛爆”，“巨弹像暴雨降落。”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以来至1941年9月底止，日军空袭宜昌达83次，投弹2026枚，炸死居民1858人，炸伤1971人，毁坏房屋2882栋、745间。与此同时，当阳、枝江、宜都、秭归等县也经常遭受日机轰炸。

　　烧杀抢奸

　　1940年6月8日至12日，当阳、远安及枝江、宜都等县江北地区和宜昌相继被日军侵占。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奸抓，暴戾恣肆。

　　纵火焚烧。日军在攻占宜昌期间和攻占宜昌后，“四处纵火……熊熊巨火，达三星期始息。”日军占领宜昌后，“该田中(田中静，日军第13师团长兼总司令，中将级战犯)部队与奈良旅团、鬼冢联队、立花联队等在宜昌大肆烧杀，火烧5天5夜，死居民无数。”是年，“该犯(内山英太郎，日军第13师团长，将级)率部队侵占宜昌市后，指挥部属纵火肆虐，市区怀远路、园觉庵、惠通路、南湖、一马路、璞宝街、致祥路一带公私建筑全部被焚。”“野地(日军第39师团旅团司令，少将)，1943年率领部队由沙市来宜昌时，由联队长尾浦兼任警备司令，翻译官伊藤、安岛渡江南犯时命令士兵逢村即烧、逢人即杀、逢女即奸。”

　　残忍屠杀。日军在宜昌制造了宜昌县鸦鹊岭红土惨案、当阳淯溪芝麻冲惨案、宜都古老背惨案、远安县白云寺惨案、宜昌葛洲坝惨案、当阳干溪老场惨案等数十起集体大屠杀惨案，并在很多地方制造无人区。日军侵占宜都时，“在古老背江边曾先后屠杀700多人，弃入江中，名曰‘鸭子浮水’。”当阳玉泉寺25名和尚也倒在来自号称“佛教大国”的日军枪口之下。

　　施放毒气，以活人实验

　　日军在宜昌长期驻扎专门从事生化战的部队，设立化学武器装配厂，从1940年6月起，日军多次“在宜昌周围大规模地使用了毒气武器”。仅日军第13师团步兵第103旅团和山炮兵第19联队，分别从1941年8月28日至10月13日、10月7日至11日，在宜昌磨基山、土门垭、东山寺、土城等地，发射和空掷黄弹1000发、赤弹1500发、九八式发射特殊筒1125只、九四式轻迫击炮赤弹630发、九四式山炮赤弹62发、特殊弹27发，共计4344发(只)，其“使用毒气收到了巨大的效果”，致使中国军队遭极惨重伤亡。

　　日军丧心病狂地将宜昌、当阳等地长期作为用活人实验生化毒气弹、用活人解剖训练“学兵”的基地。当时以学兵身份参加瓦斯等毒气弹效力试验训练的日军一等兵平田日出雄《笔供》称：“1949年9月14日起约10天中，在酒井中将统辖下，以三十九师团工兵三十九联队长金原大佑为教官，由十三师团、三十九师团、独立混成旅团挑选的军官、下士官、士兵150名，及野战瓦斯队员(军官六七名)，在湖北省当阳县西南方3公里处的丘陵地区，实行实验持久性瓦斯、糜烂性、催泪性、短时性红、蓝筒及瓦斯弹、榴弹的效力，并演习放毒。”日军将“抗日军人俘虏，赤裸身体，向脸上撒糜烂性瓦斯”，随后由“士兵将其枪杀”或将“抗日军人俘虏，绑上手脚，扔进‘交通壕及两个碉堡里’”，然后“发射瓦斯弹，而将该等杀害”。演习约十天，其中两天就杀害抗日军人俘虏80名。1942年6月，日军在宜昌县高家店抓到20多岁的男子邹连山，“用注射方法使其陷入昏迷状态后，便从该人的胸部直到腹部实行了解剖，后又用手术刀刺杀其心脏部位”，以其“身体内的五脏，向卫生修业兵进行了说明”，进行“实地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