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日军残忍暴行的《沦陷区惨状记》
来源：南方网   2017-09-06 09:58:44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大片国土相继沦陷。日军在占领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时的一些报刊对日军这些暴行进行过报道，但可能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些记载有朝一日会成为日军侵华暴行的罪证、历史的证言。

　　抗战期间，孙俍工将报刊记者与亲历者从沦陷区发回的侵华日军暴行报道摘录辑集《沦陷区惨状记》一书手稿(部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提供档案)

　　日军在占领区焚烧民房

　　南京城沦陷后的一处街景

　　在抗战的大后方，日军对重庆密集轰炸时，有一位普通的教员，震怒于日军在沦陷区所犯的罪行，敏锐地意识到这“一切亘古未之前闻的、非人道的、残酷凶狠的罪恶”可能会成为战争罪证。于是，他焚膏继晷，凭借一己之力广泛收集当时侵华日军在沦陷区所犯罪行的各类报道，结集成册，完成了《沦陷区惨状记》一书的编辑，并发出牢记民族血债的呼号，他就是孙俍工。

　　孙俍工，原名孙光策，又号孙僚光，1894年出生于湖南邵阳，是我国有影响的教育家、语言学家、文学家及翻译家。他1916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毕业后在湖南第一师范任国语教员。1924年30岁时，他东渡日本留学，入上智大学主攻德国文学。1928年，他学成回国后任复旦大学教授，1930任中文系主任。1931年，他再赴日本精进学业，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使他改变了原计划，迅速返回祖国，进入国立编译馆任编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先是迁居四川成都，任中央军校政治主任教官和华西大学教授，旋又迁至重庆，受聘为监察院参事。正是在大后方的这段时间里，他广阅报刊，将记者与亲历者从沦陷区发回的侵华日军暴行报道摘录辑集，按月详细记录中国军民所受日军残害的事实，个别月份甚至逐日记载，而不加个人臆测。正如他在《沦陷区惨状记》一书前言中所述的那样，“该书为史料性质，其事实均见于日报或杂志。编者只采其事实之真实性而加以叙述，力避臆造或渲染”。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四川教育学院、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等高校中文系任教，直至1962年离世。

　　《沦陷区惨状记》一书为孙俍工所编抗战史料丛稿系列中的一套，最初他准备以上、中、下3册的体例完成该书的编辑，但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他发现日军在沦陷区内所犯罪行岂止区区3册所能尽述，故而最终成书10册。该书全面而详尽地记录了侵华日军所犯下的各种暴行，范围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山西、山东、河南、河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广东、湖北、湖南、福建、香港、澳门等地;时间为1937年7月至1939年12月;残害方式有20种：任意殴打街头民众;奴役、虐待沦陷区人民，并抢劫民财;强奸妇女;活埋爱国青年与学生;借防疫之名毒害民众;强迫妇女裸体游行;抽取中国健康婴孩之血为日本伤兵治疗;设立难民收容所，修筑军事工事，继而灭口;开设慰安所，强迫中国妇女供日军蹂躏;强征壮丁，充当炮灰;诱骗儿童，刺探军情;向知识青年体内注毒，进行人体试验等等。

　　此外，孙俍工在书中还记述了日军10余种酷刑，如把“犯人”放在烧红的铁上，称之为“坐火车”;把人放在开水中煮，名为“坐汽车”;对于作战中被俘的我军士兵及民众，他们在审讯后用机关枪扫射，名之曰“照相”等等。

　　《沦陷区惨状记》一书堪称日军罪行大全，1948年国民政府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对包括该书在内的由孙俍工编辑的近百本抗战史料丛刊曾有过这样的评价：“其蒐集之资料均已收到参考之效，将来另成机构，复修中日战史时，仍有参考之价值。如补编史政丛书，亦为有用之资料。”《沦陷区惨状记》一书，不但记录了日军暴行，而且在编辑之始就记录了沦陷区中国军民的反抗，每册均有涉及，如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安徽、山东、上海、湖北等地游击队“对抗日兵完全利用游击战术，三五成群，攻敌不备，收效甚宏。日军死伤无算，军用品损失尤多，且以地理不熟，人心背叛，不敢前往剿除”，“调动时，每于途中被游击队袭击，时有损失，故敌人除各地据守城关外，决不敢在乡间行动”，展现了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战斗精神和艰苦卓绝的战斗场景，意在鼓励沦陷区外人民树立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心。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沦陷区惨状记》在抗战期间未能得以出版。抗战胜利后，文化服务社准备刻印该书时，却因资金不足导致出版受阻，致使它被湮没于故纸堆中。2010年，由马振犊、林宇梅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4册《民国出版物中记载的日军暴行》一书曾摘录出版《沦陷区惨状记》中南京大屠杀相关章节，并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今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对该书进行了重新整理编辑并定于年内出版，该书的内容可与已出版公布的日军暴行档案相补充，形成一条较为完整的战争罪证据链，使孙俍工先生饱含心血留存的历史证言发挥它的作用，告慰那些惨死于日军暴行之下的亡灵。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大片国土相继沦陷。日军在占领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时的一些报刊对日军这些暴行进行过报道，但可能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些记载有朝一日会成为日军侵华暴行的罪证、历史的证言。

　　抗战期间，孙俍工将报刊记者与亲历者从沦陷区发回的侵华日军暴行报道摘录辑集《沦陷区惨状记》一书手稿(部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提供档案)

　　日军在占领区焚烧民房

　　南京城沦陷后的一处街景

　　在抗战的大后方，日军对重庆密集轰炸时，有一位普通的教员，震怒于日军在沦陷区所犯的罪行，敏锐地意识到这“一切亘古未之前闻的、非人道的、残酷凶狠的罪恶”可能会成为战争罪证。于是，他焚膏继晷，凭借一己之力广泛收集当时侵华日军在沦陷区所犯罪行的各类报道，结集成册，完成了《沦陷区惨状记》一书的编辑，并发出牢记民族血债的呼号，他就是孙俍工。

　　孙俍工，原名孙光策，又号孙僚光，1894年出生于湖南邵阳，是我国有影响的教育家、语言学家、文学家及翻译家。他1916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毕业后在湖南第一师范任国语教员。1924年30岁时，他东渡日本留学，入上智大学主攻德国文学。1928年，他学成回国后任复旦大学教授，1930任中文系主任。1931年，他再赴日本精进学业，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使他改变了原计划，迅速返回祖国，进入国立编译馆任编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先是迁居四川成都，任中央军校政治主任教官和华西大学教授，旋又迁至重庆，受聘为监察院参事。正是在大后方的这段时间里，他广阅报刊，将记者与亲历者从沦陷区发回的侵华日军暴行报道摘录辑集，按月详细记录中国军民所受日军残害的事实，个别月份甚至逐日记载，而不加个人臆测。正如他在《沦陷区惨状记》一书前言中所述的那样，“该书为史料性质，其事实均见于日报或杂志。编者只采其事实之真实性而加以叙述，力避臆造或渲染”。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四川教育学院、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等高校中文系任教，直至1962年离世。

　　《沦陷区惨状记》一书为孙俍工所编抗战史料丛稿系列中的一套，最初他准备以上、中、下3册的体例完成该书的编辑，但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他发现日军在沦陷区内所犯罪行岂止区区3册所能尽述，故而最终成书10册。该书全面而详尽地记录了侵华日军所犯下的各种暴行，范围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山西、山东、河南、河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广东、湖北、湖南、福建、香港、澳门等地;时间为1937年7月至1939年12月;残害方式有20种：任意殴打街头民众;奴役、虐待沦陷区人民，并抢劫民财;强奸妇女;活埋爱国青年与学生;借防疫之名毒害民众;强迫妇女裸体游行;抽取中国健康婴孩之血为日本伤兵治疗;设立难民收容所，修筑军事工事，继而灭口;开设慰安所，强迫中国妇女供日军蹂躏;强征壮丁，充当炮灰;诱骗儿童，刺探军情;向知识青年体内注毒，进行人体试验等等。

　　此外，孙俍工在书中还记述了日军10余种酷刑，如把“犯人”放在烧红的铁上，称之为“坐火车”;把人放在开水中煮，名为“坐汽车”;对于作战中被俘的我军士兵及民众，他们在审讯后用机关枪扫射，名之曰“照相”等等。

　　《沦陷区惨状记》一书堪称日军罪行大全，1948年国民政府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对包括该书在内的由孙俍工编辑的近百本抗战史料丛刊曾有过这样的评价：“其蒐集之资料均已收到参考之效，将来另成机构，复修中日战史时，仍有参考之价值。如补编史政丛书，亦为有用之资料。”《沦陷区惨状记》一书，不但记录了日军暴行，而且在编辑之始就记录了沦陷区中国军民的反抗，每册均有涉及，如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安徽、山东、上海、湖北等地游击队“对抗日兵完全利用游击战术，三五成群，攻敌不备，收效甚宏。日军死伤无算，军用品损失尤多，且以地理不熟，人心背叛，不敢前往剿除”，“调动时，每于途中被游击队袭击，时有损失，故敌人除各地据守城关外，决不敢在乡间行动”，展现了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战斗精神和艰苦卓绝的战斗场景，意在鼓励沦陷区外人民树立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心。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沦陷区惨状记》在抗战期间未能得以出版。抗战胜利后，文化服务社准备刻印该书时，却因资金不足导致出版受阻，致使它被湮没于故纸堆中。2010年，由马振犊、林宇梅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64册《民国出版物中记载的日军暴行》一书曾摘录出版《沦陷区惨状记》中南京大屠杀相关章节，并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今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对该书进行了重新整理编辑并定于年内出版，该书的内容可与已出版公布的日军暴行档案相补充，形成一条较为完整的战争罪证据链，使孙俍工先生饱含心血留存的历史证言发挥它的作用，告慰那些惨死于日军暴行之下的亡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