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在广东的暴行
来源：《广东省志》   2017-09-06 10:13:40

　　民国26年(1937)“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对华全面侵略战争。日军侵华期间，在南粤大地犯下大量血腥罪行。

　　日机轰炸广东城乡，给广东人民造成极其惨重的灾难。从民国26年(1937)8月31日起，日机首次空袭广州，至民国27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空袭广州的日机共近百批900架次。炸死居民6000多人，炸伤近8000人，毁坏房屋4000多间，毁沉船只近百艘。其中规模最大、造成损害最大的是1938年五六月间的大轰炸，在一周左右时间，日军共出动飞机14批、100架次，对广州实行无目标的狂轰滥炸，“商店、民家、学校、幼稚园、医院，甚至于屋顶上铺上了法国国旗的韬美医院，全是他们的目标”;“广州最繁盛的街道，全被炸成瓦砾场了，黄沙车站附近，已经是一片平地了，文化街的永汉路、惠爱路、长堤，每走几十步不是一堆焦土的残砖，就是一排炸成碎片压成血浆的尸块”(夏衍：《广州在轰炸中》)。民国26年9月起，日机先后对揭阳、韶关、英德、南雄、乐昌、汕头、惠州、三水、梅州、开平、电白、罗定、顺德、高要等各地狂轰滥炸，居民死伤、房屋被毁无数。据广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的不完全统计，仅民国26年至27年日本出动飞机9287次空袭南粤大地，共投下炸弹16823枚，炸死2599人，炸伤5109人，炸毁房屋4505间。民国27年10月12日日军从大亚湾登陆后，淡水、澳头遭到狂轰滥炸，淡水几条主要街道被炸毁，死伤群众近千人。12月上旬，日机轰炸惠州城，向到意大利人开办的若瑟医院避难的人群投弹扫射，炸死炸伤约200人。日机在一年内出动飞机123架次空袭高要县城乡，投弹2000多枚，炸死、炸伤居民各800多人，炸毁商店、民房2000多间，炸沉大小船艇36艘。

　　民国27年(1938)6月，日本侵略军侵占南澳后，惠阳、广州、琼崖、潮汕等广大地区也相继沦陷。日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逼得人民群众到处逃难，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日军侵占广州后，连日出动飞机轰炸撤退避难的广州市民;大肆逮捕抗日爱国人士，把街头行人当活靶射击取乐，任意烧杀淫掠。造成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店关门，街头行人稀疏冷落，郊区农民弃家逃命。沦陷前广州市区130万人，沦陷后仅剩40万人左右。日军强迫被关在黄德光医院的2000余名妇女以“姑娘慰劳团”名义送充军妓，拒往者多被杀害。民国27年4月12日，日军因哨所受到袭击对三灶岛居民进行报复性大屠杀，将被抓去的群众绳捆索绑，铁丝穿掌，用机枪扫射，尸体推入事先挖掘的大坑内，浇上汽油焚烧。3天内残杀手无寸铁的群众2000多人，烧毁村庄36个、民房3264间、渔船164艘。日军侵占阳江县南鹏岛后，强迫群众为其开钨矿，矿工每天做苦工12小时以上，病重者往往被抛下海或活埋。强迫妇女为营妓，稍不顺从，即行杀害。7年中死于日军之手者近4000人。日军在南澳岛实行“三光”和“封海”(严禁渔民出海捕鱼)政策，该岛原有2万人，竟出现无家无业难民6700多人，孤儿、难童800多人。在前江的一次大屠杀中，有334人被杀害，其中妇女86名，都在被强奸或拒奸的情况下枪杀的。日军入侵海南后，把琼山长泰村(琼崖纵队司令员冯白驹家乡)一带地区作为扫荡重点，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无人区。全村33户、220人，被杀害95人，19户惨被杀绝。有11名妇女被日军强奸，其中有70多岁的老妪和未成年女孩。日军强奸11名妇女后，把她们和6名不满10岁的儿童赶到一间厨房里，放火活活烧死。民国30年8月，日军在东莞道滘用毒气毒死男人，将女人集中关押强奸，有的被轮奸致死，有的被轮奸后撕开双腿分尸，有的被日军用刺刀插进阴部或割掉乳房。民国31年日军第三次入侵惠州，进行三天大屠杀，抓到男人就活埋，见到小孩就刺死，还用绳索捆绑居民抛入东江淹死，被杀群众达3000多人。民国31年冬，日军在遂溪岭头村附近修建机场，实行“三光”政策，8000多间民房被毁，无数村民被杀害，1000多名青壮年被抓去修机场，日军在岭头坎里沟设“万人坑”，每完成一项工事就惨杀一批劳工。在琼崖地区，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死于日军暴行虐政者达20余万人。被烧毁房屋5万余间。日军杀人手法有绳绞、棒打、挖眼、斩手、挖心、肢解、剥皮、狗咬、点天灯、钉四肢等手法。

　　侵粤日军还丧心病狂地研究和使用细菌武器。在民国31年(1942)设置编号为“波字8604”的细菌部队，官兵达1200多人，大本营设在今中山大学医学院内图书馆旧楼。在广州江村、小北大石街旧女师、现华南农业大学、现中山大学肿瘤医院，都驻有日军细菌部队，对外称“华南防疫给水部”，以专收粤港难民的广州河南南石头难民所为试验场，并在韶关和乐昌等地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战。几千名无辜香港和广东难民惨死于细菌战。日军在粤北、粤西、海南等地都有细菌武器活动，杀死、伤害大量的中国军民，留下了严重的疫情后果。民国32年，日军为防止美军登陆，在华南沿海散布细菌制造疫区地带，这一地带由阳江、茂名、东江、潮汕上伸至福建、浙江省。在粤投放的细菌以霍乱为主，广东沿海各县致死人数达100多万。

　　日军在沦陷区内采取“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政策，即掠夺占领区内的重要物资，以确保其战争需要。一是滥发“军票”和伪币，截断侨汇，控制金融，掠夺财富。民国27年(1938)11月，日本大藏省在华中、华南强迫发行军用手票(简称“军票”)，这些军票既无序号，也无签名，只在现成的日本银行兑换券上加盖“军用手票”字样，实际上是一种没有发行准备、不能兑换、完全靠暴力强制推行的废纸。民国31年7月6日伪中央储备银行广州支行成立，在广州强行流通“中央储备银行流通券”，至民国34年9月广州日伪政权被接管，在广州发行中储券达5921796万元。中储券无发行数量限制，毫无信誉可言。二是控制海关，实行进出口贸易统制。广东境内的广州、九龙、江门、汕头、琼州等海关的行政管理权因相继沦陷而被日本人占管，正常的进出口贸易几乎停顿。日本通过汪伪财务部颁发了关于15种货物一律禁止出口的规定，随后又规定这些特种商品主要是供给日本出口换取外汇，必须向伪实业部特种运输管理局领取运销执照。为解决军粮问题，伪广东省谷米管理处作出规定，完全控制了广州土谷米的贸易。在汕头，日军对进出口贸易采取军事管理的直接垄断形式，所有进出口贸易货物均需凭日军许可证装卸。三是严格管制商业，垄断市场。商人开业均需向日军申请登记，领取许可证书或参加日商交易协会，获“指导商”资格后才能经营。日本人在广州、汕头、佛山、江门、海口日货充斥市场，月夺资金3000万元。市场一片萧条，日军傀儡组织“广东维持会”曾限令各商号复业，市场仍然萎缩。广州市民国31年全市批发零售仅得200家左右，对外贸易额从沦陷前的16347万元减为2987万元。四是强占工厂，控制产业。以“军管理”和“委托经营”的方式派军队占领工厂。广东所有新式工业，除揭阳糖厂以及梅菉麻织厂拆迁之外，余皆为日军炸毁或掠夺，资产损失约达战前币值3000万元(法币)。省营造纸厂于民国27年刚建成投产，设备全部是比较先进的进口机器设备。日军侵占广州后，被全部搬迁到日本北海道为其专设的国策制纸株式会社勇拂工场。投产不久的广州士敏土厂由日军交给日商浅野士敏土株式会社经营，大部分产品供给军用。日军对交通运输业实行独霸性的统制政策，在铁路沿线和重要公路线上修筑大量工事和架设铁丝网，而且把水上运输置于其“广东内河联运组合”和“广东航运同业组合”这两个机构的控制之下。五是劫掠广东的经济资源。被掠夺的有海南岛的森林、橡胶、锡矿、水晶矿、盐，南沙群岛的磷矿，粤北的富田煤矿、阳江南鹏岛的钨矿等。从日军占领海南岛到民国33年3月，共从海南岛掠走铁矿338.26万吨，水晶矿石148.4万吨。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还肆意掳掠、奴役广东劳工。仅在海南岛役用的岛内外劳工就有4万人。还掳掠一部分劳工到日本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仅民国32年7月底从雷州半岛抓走就有近千人。在日军侵占下，广东经济受到严重破坏。

　　日军侵粤期间对广东的文化进行摧残。其一是破坏、劫夺图书，垄断报刊。广东各地图书馆在日机轰炸下损失惨重。广州沦陷之后，许多图书馆包括中大图书馆、中山图书馆、广州大学等图书馆藏书被洗劫一空。广州原有《中山日报》等16份中文日报和两份英文日报停刊，出版发行机构大多关闭、解散，印刷事业残败至凋零。其后，日军曾组织一个出版机构协荣印书馆，出版《新亚》、《华南公论》、《协力》等刊物，鼓吹“东亚共荣共存”。其二是劫掠中国历史文化遗产。日军劫掠回国的古董、书画、文化教育典籍不计其数。仅广州的公共图书馆被日本侵略者抢劫出境的图书就有约15万册。其三是在沦陷区推行奴化、毒化、赌化的亡华政策，造成汉奸嚣横、烟赌盛行、妓馆林立、毒品充斥。日伪政权推行奴化教育，开办日语学校，强迫学生学习日语，所有高中以上学生一律参加军事训练，高中以下学生全体参加童子军。要求各中小学成立东亚联盟支部外，还设立大东亚联盟讲习所。按照日本侵略者的需要修改教科书。分批派遣广东学生赴日留学，接受所谓“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的殖民主义教育，焚禁各种爱国、进步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