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沦陷后,在日军铁蹄下,广州人民不但日夜处于极端恐怖之中,而且在生活上受着地狱般的折磨。由于很多有能力逃避的,大都移居乡间偏远地区或向大后方各城镇转移,因此广州人口大为减少。1940年5月,伪广东省公安处向记者透露,谓“广州人口,大约在90万左右”(抗战前约170万左右)。1943年8月,日伪公布的数字,根本没有具体人数,只说“全市合计有120361户”。即使这一户数属实,以每户平均3人计,也不过36万人,实际上市内人口逐年减少。因此,日军侵占后的广州,是一片萧条荒凉景象。
据史料记载,由于当时十室九空,四处荒凉,猛虎恶兽竟多次出没于近郊甚至市区,在小北、黄花岗、沙河及三元里一带发生多起咬毙小孩及大人的事件。据老人回忆,此种现象为近百年来所未见。可见当时广州的荒凉情景!
由于我游击队活跃和枪击日伪官员事件迭有发生,所以尽管在市区,入夜7时即宣布戒严,一般平民一律禁止通行,并经常突击检查、搜索,稍有可疑,即被投入牢房,甚至秘密枪杀。1939年11月,广州日军将拘留于黄德光医院的良家妇女2000余人编为“姑娘慰问团”,分送前线充当军妓,拒绝者多被杀害。
日军侵占广州七年,镇压抗日爱国人士从来没有停止过,惨遭毒手的同胞不计其数。据黄埔区一位抗日老人陈荣基回忆,广州黄埔地区牛山有一日军屠杀我同胞的万人坑。此坑原为清朝镇守珠江之牛山要塞炮坑,长约百米,宽深各约3米。每天均有我大批同胞被日宪兵队押解至黄埔审讯,酷刑拷打,受刑同胞的惨叫声日夜不绝;刑讯后又日夜用汽车运至牛山脚下炮坑枪杀或斩杀,将尸首扔进抗内。积年累月,风吹日晒,尸骨满坑,臭气冲天。当时附近乡民粗计在该处被杀者近万人,故称为“万人坑”。像牛山“万人坑”这样的杀人场当然不只一处。日军在黄埔大沙地路口及现石油化工厂招待所路口之百年大榕树下,亦曾吊打和屠杀过无数抗日志士及无辜群众,并经常将被害者尸体吊在树上“示众”。
当时广州的粮食供应十分紧张,因为很多农民弃田外逃,有些田园荒芜,无人耕作。日军只能依靠从日本本土、台湾或泰国运粮供应。但路途遥远,运输途中又时受袭击。即使运到,也是优先供应日军,剩余的才能供应市民。因此,沦陷七年,广州市民经常处于饥饿状态,饿毙路尸、弃婴,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日伪虽为装点门面在市内设立施粥点数处,但杯水车薪,且粥稀如水,无济于事。特别是日伪大小官员贪污成风,层层剥削,中饱私囊,饥民日子更为难过。如1940年8月12日,伪广东省救济院收留的老弱病残人员,由于不堪伪救济院的克扣剥削,不得不联合赴伪广东省政府请愿,痛陈该院的种种黑幕及其所受的痛苦。特别是日本于1941年12月8日向英美正式宣战并进攻香港后,由于香港回穗居民逐日增多,至1942年2月,香港居民来穗人数已逾46万人,加以商人乘机操纵金融提高米价,广州物价波动幅度更大,迫得伪广东省政府自1942年6月22日开始实行计口售粮,食盐也要凭证供应,市民叫苦连天!
市民不得温饱,不少人回乡谋生。单同年10月20日一日的记录,回乡者即达3000余人。由于盟机轰炸日紧,谣言四起,市面金价猛涨不已,进一步牵动粮油价继续狂涨。1944年,伪广东省政府实行全面登记金饰业店铺,企图加强控制,但金价并未因而停止上升。而且,日军侵占香港后粮食补给困难,更无力供应民食,1944年4月15日乃宣布停止配给香港居民口粮,香港市民人心惶惶,纷纷返粤,广州粮食压力更重,粮价有如脱缰野马。至该年12月,每担米价竟涨至伪币1.5万元,油、糖、面粉、豆类亦猛涨,有的甚至增涨数倍。广州市民苦不堪言。
日伪统治期间,广州水电一直不能正常供应,至1941年11月1日,市内才设公共供水站开始供水,市民要日日到供水站取水,还要排“长龙”,极不方便。至1944年7月19日,广州电厂竟公然宣布自是日起一律停止供应市民用电,广州入夜顿成黑暗世界。更受威胁的是,各种疫病流行。自1940年秋,香港、澳门发现霍乱患者150余人后,日伪当局虽将来往港澳客轮停航,仍无法防止疫病蔓延。至1941年5月11日,广州、佛山两地即已发现真性霍乱;未及一周,广州市区已蔓延至52人。此疫一直流行至1943年,仍未能扑灭。广州市民除了遭受日伪的压迫、剥削和忍饥挨饿之外,还要长期处于疫病的威胁之中。广州市民的苦难生活,由此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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