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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在广州的暴行
来源:广州文史   2019-06-20 11:21:35

  日军为策应武汉会战,切断中国海上国际联络通道,在台湾集结兵力4万余人,进犯广州。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数十艘舰艇和100多架飞机掩护下,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广东省主席吴铁城、广州市长曾养甫和负保卫广州军事责任的余汉谋,分别于广州沦陷前5天和前3天逃离广州,致使广州于10月21日被日军占领。对于守土无能的国民党四位军政要人,香港的舆论评语是:“希德不德,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有甫。”(“甫”字与“谱”字谐音,粤语“有谱”意为事情出乎情理之外)

  日军入侵广州后,无恶不作,罪行累累。富有反抗外来侵略传统的广州人民,采取各种方式,对日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日军在广州的暴行

  日军对广州进行了疯狂的炸、烧、杀、淫、掠,暴行之多,罄竹难书。

  (一)炸

  日军在入侵广州前,派出一批批飞机对广州的民房、工厂、学校、商店、酒家、茶楼、医院、教堂、祠堂、仓库、公共建筑物、车站、机场、港口、码头、船只、铁路、公路、军事要塞和交通要道等,进行惨绝人寰的轰炸。有时,每日轰炸10余次,每次出动飞机最多达100多架。据当时广东省主席吴铁城于1938年6月6日对中央社记者称,自抗战以来,日机空袭广州超过800架次,死伤民众达5000人以上。从1937年8月31日日机6架轰炸广州白云机场起,至1938年8月9日,日机轰炸广州地点达300多个。1938年9月17日,又有日机30架轰炸广州。次日,又分袭粤汉铁路和广九铁路。10月20日,日机数十架轰炸广州市郊,掩护日军主力猛攻增城、从化、花县,以便完成对广州的大包围。在日机疯狂轰炸下,广州全城到处血肉横飞,惨不忍睹。繁华的都市,变成瓦砾场。据广州市红十字会统计,从1937年8月31日至广州沦陷前,日机炸死、炸伤同胞共达3万余人。

  (二)烧

  1938年10月23日,日军大肆施放燃烧弹,把广州城西南面烧成一片火海,浓烟滚滚。十八甫、黄沙和文化公园一带,被烧成了废墟,到处是颓墙断壁。大新公司(今南方大厦)被烧剩一个空壳。广从公路沿途田园房舍被日军尽毁。

  为消灭抗日力量,日伪军大举清乡扫荡,所到之处,必实行“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被烧村舍难以数计。

  (三)杀

  日寇采用几十种残忍的手段,杀害广州一带的抗日爱国志士和无辜群众。黄埔文冲乡,有一清朝镇守珠江的牛山要塞炮坑,长约100米,深、宽各约3米。日寇在黄埔(现边防检查站大院)设立宪兵队大本营,每天将广州市郊抓来的同胞,经酷刑拷打审讯后,日夜用汽车运至牛山炮坑枪杀或斩杀,堆尸满坑,臭气冲天。该坑被称为“万人坑”。1943年夏,日寇占驻花县的台坑村,控制广州通往从化和粤北的要道,四出骚扰残害百姓。仅石角圩南面千人潭一处,被杀群众就数以千计。

  日军代号为8604的细菌部队,还在现中山医科大学内培植各种病菌,用来杀害广州河南南石头难民营内数以千计的难民。

  在广州市内,日军在各条马路十字路口筑起碉堡,设岗置哨,随时射杀路人。日间,市民外出见日军,必须行90度鞠躬礼,稍有怠慢,则遭毒打或被杀害。晚间宵禁,市民外出,格杀勿论。

  平时,日寇还以“莫须有”罪名,拘人往宪兵司令部(今起义路市公安局),施以酷刑,或用辣椒水将人灌至腹部胀满,然后,使人用足踏压腹部,将人弄死;或将人吊起,左右推动,驱使狼狗咬死。

  (四)淫

  日军在广州市内遍设“慰安所”,每天挨家逐户搜索,将抓来的“花姑娘”囚于所内,大肆奸淫。1939年11月17日,日军将拘留于黄德光医院的妇女2000余人,编成“姑娘慰劳团”,送各线充军妓,拒往者,多被惨杀。平时,日军所到之处,即将男人赶走,然后,强奸女人。如有阻止,立遭杀害。当时,小北有一农民,挺身阻止日军强奸其妻,即被日寇惨杀。

  此外,日伪在大南路、维新路(今起义路)、海珠中路、海珠南路、小北路、宝华路、十五甫和长堤一带开设的“花坛”(妓院)成行成市,供日伪人员淫乐。

  (五)掠

  从1938年10月21日早晨,日军先遣军进入广州市区起,即在每条路口设置哨卡,对路人搜身,将身上财物没收。从当日下午开始,汉奸伙同日军进行大规模劫掠,击破所有大商店门窗,掠走大批商品,长堤先施公司也被劫掠一空。

  为掠取更多物资,确保战争的自给,日军对广州的工业、金融、商业、交通和其他物资进行了疯狂的掠夺。

  为劫掠广州工业,日军将广州来不及内迁的工厂或占领或破坏。厂内机器能拆的,拆卸后劫往日本继续经营;不能拆的,独占就地经营。1929~1936年的陈济棠治粤时期,建立省营工厂14间,民营工业2000多家。这些企业大多数集中在广州和附近县市。经日军劫掠后,省、民营企业损失达十之八九。

  为劫掠广州金融,敌伪在广州建立了一批银行。其中,敌办银行有日本正金银行广州分行,日本台湾银行广州分行,德国德华银行广州分行;伪办银行有伪中央政府官办的中央储备银行广州分行,中国银行广州分行,交通银行广州分行,华南农业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广州支行;伪地方政府官办银行有广东省银行等。商业银行有主要经营外币金银买卖的100多家银号和大量找换档。由于日本有权派顾问到伪政权银行,因此,广州金融系统实际上操纵在日军手中。日军采用种种强制性的不合法兑换手段,扰乱中国币制管理,从中劫掠大量中国财富。当时,广州市面上流通的主要是合法使用的“法币”。为了掠得更多法币,日军在台湾大量印刷假法币,除在广东抢购大量物资外,还在上海购买外汇。与法币同时流通的还有日军强迫行使、无法兑现的“军用票”(简称“军票”)。这种票无黄金和商品储备作基础,也无号码、签署、发行银行。在中国老百姓手中是一张废纸。但日军却用军票抢购了中国大量物资。为打击法币威信,日军还不断提高军票与法币的比值。1940年是法币100元兑军票50~115元;1942年1月,100元军票兑335元法币;5月,100元军票兑1000元法币,使法币币值不断下降。1942年7月6日,伪中央储备银行广东分行成立后,发行“中储券”(新法币),限于7月10~24日内,将旧法币换新法币。兑换率是新法币1元等于旧法币2元,而中储券发行也没有实际保证,18元军票可兑换中储券100元。敌伪利用这些不合理兑换,进行掠夺,使广州通货膨胀,物价飞腾。至1944年8月,米价每担狂涨600余元,生油每斤上涨60余元,糖、面、豆类亦高涨1/3以上,甚至高涨1倍。市面物资奇缺,市民生活困苦不堪。

  为垄断广州商业,日军将商业托拉斯引入广州,开铺设店,排斥欧美和本地商品,垄断广州商业市场。还通过各种物资统制机关,规定当地物资只能贱价卖给日军,不准自由买卖。在日军严密统制下,加上通货膨胀,广州商人盈利填补不了上升的货价,使商店纷纷倒闭。原来商业繁荣、网点星罗棋布的广州,在沦陷后至1942年,全市批发零售店仅200家左右。对外贸易也大为减少,广州港进出口,1940年由沦陷前的163469000元法币,减至29869000元法币。加上日军走私猖獗,使广州商业深受打击,市场萧条。

  为支配广州的交通,日军强征民工,修复沦陷前炸坏的铁路和公路,铁路有广三线、广九线(华段)、粤汉线南段、黄埔支线等;公路有连接粤汉铁路线的公路和广州至各县市公路等。在水运方面,日军封锁了珠江口,切断广州与国际、国内沿海水运交通线,只准伪广东省政府交通处派3只小汽船来往于黄沙与石围塘之间,接送火车、汽车乘客、渡江市民和吐纳广三、广佛等路货物。1939年恢复港澳之间航线后,在日军主持下,广州组织了“广东内河联运组合”和“广东船业同业组合”,把所有水运控制在两个组合之中。还把抢购来的大量物资运往澳门,以澳门为供应总站。把“台湾拓植公司”作为日军掠夺华南经济的大本营。

  日军劫掠广州物资,除对特产强行统制外,为战争所需,将广州所有民间破铜废铁搜刮一空,运回日本。1939年4月16日,日军装运60卡车废铁,开往大沙头上船,转运回日本。一德路、白云路有轨电车已铺与未铺的钢轨和德宣路(今东风中路省政府一带)大口径地下铁水管,被日军挖起运走。市面上流通的铜制货币铜仙,也被日军用军票换取运走。

  为敛财起见,敌伪在广州市成立伪公署(1939年11月20日)后,除遍设花坛外,还大开烟馆、赌档。使广州大街小巷乌烟瘴气,黄、赌、毒泛滥成灾,市民深受其害。

  日军还在广州推行奴化教育,禁锢人们思想,把广州变成任其奴役的殖民地城市。

  由于日军在广州残酷施暴,使广州百业凋敝,米珠薪桂,民不聊生,弃婴时时可见,饿殍处处出现。濒于死亡者,匍匐街头,哀号求乞。商店或住户不让他们爬近自己门口,怕要按日伪规定谁家门口有死尸,谁家收尸。那些行将饿死者,拼命爬到海珠桥脚和大新路圣心中学背后人行道上,呻吟待毙,造成这两处死尸成堆。人们分别称这两个地方为“升仙亭”和“升仙台”。饿死的人骨瘦如柴,只有屁股有点肉,也被人割下来当牛肉出售。有的歹徒甚至拐杀小孩,割肉出售。日军投降后,从华贵路某横街一书院内,破获数十箩小孩骨头。当事人承认是当时拐杀小孩割肉出售留下的。当时有120万人口的广州,已成为人间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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