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在广州的暴行
来源：广州文史   2019-06-20 11:21:35

　　日军为策应武汉会战，切断中国海上国际联络通道，在台湾集结兵力4万余人，进犯广州。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数十艘舰艇和100多架飞机掩护下，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广东省主席吴铁城、广州市长曾养甫和负保卫广州军事责任的余汉谋，分别于广州沦陷前5天和前3天逃离广州，致使广州于10月21日被日军占领。对于守土无能的国民党四位军政要人，香港的舆论评语是：“希德不德，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有甫。”(“甫”字与“谱”字谐音，粤语“有谱”意为事情出乎情理之外)

　　日军入侵广州后，无恶不作，罪行累累。富有反抗外来侵略传统的广州人民，采取各种方式，对日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日军在广州的暴行

　　日军对广州进行了疯狂的炸、烧、杀、淫、掠，暴行之多，罄竹难书。

　　(一)炸

　　日军在入侵广州前，派出一批批飞机对广州的民房、工厂、学校、商店、酒家、茶楼、医院、教堂、祠堂、仓库、公共建筑物、车站、机场、港口、码头、船只、铁路、公路、军事要塞和交通要道等，进行惨绝人寰的轰炸。有时，每日轰炸10余次，每次出动飞机最多达100多架。据当时广东省主席吴铁城于1938年6月6日对中央社记者称，自抗战以来，日机空袭广州超过800架次，死伤民众达5000人以上。从1937年8月31日日机6架轰炸广州白云机场起，至1938年8月9日，日机轰炸广州地点达300多个。1938年9月17日，又有日机30架轰炸广州。次日，又分袭粤汉铁路和广九铁路。10月20日，日机数十架轰炸广州市郊，掩护日军主力猛攻增城、从化、花县，以便完成对广州的大包围。在日机疯狂轰炸下，广州全城到处血肉横飞，惨不忍睹。繁华的都市，变成瓦砾场。据广州市红十字会统计，从1937年8月31日至广州沦陷前，日机炸死、炸伤同胞共达3万余人。

　　(二)烧

　　1938年10月23日，日军大肆施放燃烧弹，把广州城西南面烧成一片火海，浓烟滚滚。十八甫、黄沙和文化公园一带，被烧成了废墟，到处是颓墙断壁。大新公司(今南方大厦)被烧剩一个空壳。广从公路沿途田园房舍被日军尽毁。

　　为消灭抗日力量，日伪军大举清乡扫荡，所到之处，必实行“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被烧村舍难以数计。

　　(三)杀

　　日寇采用几十种残忍的手段，杀害广州一带的抗日爱国志士和无辜群众。黄埔文冲乡，有一清朝镇守珠江的牛山要塞炮坑，长约100米，深、宽各约3米。日寇在黄埔(现边防检查站大院)设立宪兵队大本营，每天将广州市郊抓来的同胞，经酷刑拷打审讯后，日夜用汽车运至牛山炮坑枪杀或斩杀，堆尸满坑，臭气冲天。该坑被称为“万人坑”。1943年夏，日寇占驻花县的台坑村，控制广州通往从化和粤北的要道，四出骚扰残害百姓。仅石角圩南面千人潭一处，被杀群众就数以千计。

　　日军代号为8604的细菌部队，还在现中山医科大学内培植各种病菌，用来杀害广州河南南石头难民营内数以千计的难民。

　　在广州市内，日军在各条马路十字路口筑起碉堡，设岗置哨，随时射杀路人。日间，市民外出见日军，必须行90度鞠躬礼，稍有怠慢，则遭毒打或被杀害。晚间宵禁，市民外出，格杀勿论。

　　平时，日寇还以“莫须有”罪名，拘人往宪兵司令部(今起义路市公安局)，施以酷刑，或用辣椒水将人灌至腹部胀满，然后，使人用足踏压腹部，将人弄死;或将人吊起，左右推动，驱使狼狗咬死。

　　(四)淫

　　日军在广州市内遍设“慰安所”，每天挨家逐户搜索，将抓来的“花姑娘”囚于所内，大肆奸淫。1939年11月17日，日军将拘留于黄德光医院的妇女2000余人，编成“姑娘慰劳团”，送各线充军妓，拒往者，多被惨杀。平时，日军所到之处，即将男人赶走，然后，强奸女人。如有阻止，立遭杀害。当时，小北有一农民，挺身阻止日军强奸其妻，即被日寇惨杀。

　　此外，日伪在大南路、维新路(今起义路)、海珠中路、海珠南路、小北路、宝华路、十五甫和长堤一带开设的“花坛”(妓院)成行成市，供日伪人员淫乐。

　　(五)掠

　　从1938年10月21日早晨，日军先遣军进入广州市区起，即在每条路口设置哨卡，对路人搜身，将身上财物没收。从当日下午开始，汉奸伙同日军进行大规模劫掠，击破所有大商店门窗，掠走大批商品，长堤先施公司也被劫掠一空。

　　为掠取更多物资，确保战争的自给，日军对广州的工业、金融、商业、交通和其他物资进行了疯狂的掠夺。

　　为劫掠广州工业，日军将广州来不及内迁的工厂或占领或破坏。厂内机器能拆的，拆卸后劫往日本继续经营;不能拆的，独占就地经营。1929～1936年的陈济棠治粤时期，建立省营工厂14间，民营工业2000多家。这些企业大多数集中在广州和附近县市。经日军劫掠后，省、民营企业损失达十之八九。

　　为劫掠广州金融，敌伪在广州建立了一批银行。其中，敌办银行有日本正金银行广州分行，日本台湾银行广州分行，德国德华银行广州分行;伪办银行有伪中央政府官办的中央储备银行广州分行，中国银行广州分行，交通银行广州分行，华南农业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广州支行;伪地方政府官办银行有广东省银行等。商业银行有主要经营外币金银买卖的100多家银号和大量找换档。由于日本有权派顾问到伪政权银行，因此，广州金融系统实际上操纵在日军手中。日军采用种种强制性的不合法兑换手段，扰乱中国币制管理，从中劫掠大量中国财富。当时，广州市面上流通的主要是合法使用的“法币”。为了掠得更多法币，日军在台湾大量印刷假法币，除在广东抢购大量物资外，还在上海购买外汇。与法币同时流通的还有日军强迫行使、无法兑现的“军用票”(简称“军票”)。这种票无黄金和商品储备作基础，也无号码、签署、发行银行。在中国老百姓手中是一张废纸。但日军却用军票抢购了中国大量物资。为打击法币威信，日军还不断提高军票与法币的比值。1940年是法币100元兑军票50～115元;1942年1月，100元军票兑335元法币;5月，100元军票兑1000元法币，使法币币值不断下降。1942年7月6日，伪中央储备银行广东分行成立后，发行“中储券”(新法币)，限于7月10～24日内，将旧法币换新法币。兑换率是新法币1元等于旧法币2元，而中储券发行也没有实际保证，18元军票可兑换中储券100元。敌伪利用这些不合理兑换，进行掠夺，使广州通货膨胀，物价飞腾。至1944年8月，米价每担狂涨600余元，生油每斤上涨60余元，糖、面、豆类亦高涨1/3以上，甚至高涨1倍。市面物资奇缺，市民生活困苦不堪。

　　为垄断广州商业，日军将商业托拉斯引入广州，开铺设店，排斥欧美和本地商品，垄断广州商业市场。还通过各种物资统制机关，规定当地物资只能贱价卖给日军，不准自由买卖。在日军严密统制下，加上通货膨胀，广州商人盈利填补不了上升的货价，使商店纷纷倒闭。原来商业繁荣、网点星罗棋布的广州，在沦陷后至1942年，全市批发零售店仅200家左右。对外贸易也大为减少，广州港进出口，1940年由沦陷前的163469000元法币，减至29869000元法币。加上日军走私猖獗，使广州商业深受打击，市场萧条。

　　为支配广州的交通，日军强征民工，修复沦陷前炸坏的铁路和公路，铁路有广三线、广九线(华段)、粤汉线南段、黄埔支线等;公路有连接粤汉铁路线的公路和广州至各县市公路等。在水运方面，日军封锁了珠江口，切断广州与国际、国内沿海水运交通线，只准伪广东省政府交通处派3只小汽船来往于黄沙与石围塘之间，接送火车、汽车乘客、渡江市民和吐纳广三、广佛等路货物。1939年恢复港澳之间航线后，在日军主持下，广州组织了“广东内河联运组合”和“广东船业同业组合”，把所有水运控制在两个组合之中。还把抢购来的大量物资运往澳门，以澳门为供应总站。把“台湾拓植公司”作为日军掠夺华南经济的大本营。

　　日军劫掠广州物资，除对特产强行统制外，为战争所需，将广州所有民间破铜废铁搜刮一空，运回日本。1939年4月16日，日军装运60卡车废铁，开往大沙头上船，转运回日本。一德路、白云路有轨电车已铺与未铺的钢轨和德宣路(今东风中路省政府一带)大口径地下铁水管，被日军挖起运走。市面上流通的铜制货币铜仙，也被日军用军票换取运走。

　　为敛财起见，敌伪在广州市成立伪公署(1939年11月20日)后，除遍设花坛外，还大开烟馆、赌档。使广州大街小巷乌烟瘴气，黄、赌、毒泛滥成灾，市民深受其害。

　　日军还在广州推行奴化教育，禁锢人们思想，把广州变成任其奴役的殖民地城市。

　　由于日军在广州残酷施暴，使广州百业凋敝，米珠薪桂，民不聊生，弃婴时时可见，饿殍处处出现。濒于死亡者，匍匐街头，哀号求乞。商店或住户不让他们爬近自己门口，怕要按日伪规定谁家门口有死尸，谁家收尸。那些行将饿死者，拼命爬到海珠桥脚和大新路圣心中学背后人行道上，呻吟待毙，造成这两处死尸成堆。人们分别称这两个地方为“升仙亭”和“升仙台”。饿死的人骨瘦如柴，只有屁股有点肉，也被人割下来当牛肉出售。有的歹徒甚至拐杀小孩，割肉出售。日军投降后，从华贵路某横街一书院内，破获数十箩小孩骨头。当事人承认是当时拐杀小孩割肉出售留下的。当时有120万人口的广州，已成为人间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