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939年,武汉、广州、长沙已先后失守,大后方的桂林成了西南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和文化城。
此时,活跃在桂林的进步文化人士多达1000多人,著名的也有200多人;书店、出版社就有220家,出版报纸、杂志260多种,抗战书籍印数占全国出版总量的80%,千人抗战歌曲大合唱、万人火炬歌咏大游行等文化活动此起彼伏。
1939年元旦,广西无线广播电台于19时在桂林试播成功。接着于1月10日,享誉全国及东南亚的《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从此桂林多了两个重要的抗日救亡宣传阵地。桂林城虽屡遭日机轰炸,但抗日救亡运动却从未停止。1月25日,为了壮大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在桂林成立了国际反侵略运动会中国分会广西支会。这都是投向日本帝国主义的重磅炸弹,日寇恨之入骨,企图以狂轰滥炸来扼杀。
秧塘机场遍布高射机枪工事,对面是鸡公山指挥所
1月11日11时7分,18架日机分成两队由东南方向侵入桂林市空,在伏波门、南门外、漓江东岸、湘桂铁路车站等处,投下百余枚炸弹。日机此次空袭的主要目标是高炮阵地与湘桂交通运输线,仅伏波山四周就投下20余枚重磅炸弹,山麓承恩观及附近民房数十栋全毁;山腰亦中弹,碎石飞溅到500米外;北麓临江的还珠洞口落下一枚巨弹,潜在深渊爆炸,溅起的水柱高达10余丈,死鱼不计其数。南门外汽车站附近及火神庙,中烧夷弹起火,毁去民房14栋。桂林火车站附近,落弹数枚,造成路轨扭曲。
此次日机空袭,造成平民死亡8人、伤及50余人,国家及私人财产损失无法计算。
翌日11时15分,18架日机分三批编队紧接着再次袭击桂林、北海、衡阳、株洲。敌机在桂林南郊机场一带投弹40余枚,机场未损及,但又再次伤及4名平民,毁去民房10余间。
是年1月,日军在涠洲岛修建机场,常驻飞机数十架。2月,日军占领海口后又建筑大型机场。日军用这两个机场对桂越、滇越两条国际运输线进行破坏性轰炸。
2月11日,日机倾巢出动,空袭了桂林、南昌、吉安、北海、衡阳、株洲。翌日,敌机再次轰炸桂林、北海、衡阳、株洲。
守卫在桂林的高炮官兵,虽然在顽强迎击敌人,但军民吃尽了通讯落后挨重打的苦头。
到了1939年,通讯设施才有了一些改善。3月,在广西防空司令部下设了桂林防空情报所。阳朔是桂林的南面门户,是敌机从广东来犯的必经之地,4月成立了防空监视队和防空哨;兴坪大源高山还设有桂林防空情报所派出的独立防空监视哨,发现敌情,即向桂林报告。防空情报用电话传递,情报内容包括时间、地点、机种、数量、飞行方向、高度。但为了保密,又以简明代号传出。当年1月,广西当局始在省会桂林设立的广西无线电总台,直属省府,专用于军政通讯,呼号为“桂林广播电台,×GOE”,发射功率10千瓦,周率720千周,波长416米,台长方维正,从这年的7月1日起正式播音。
空劫迭连,民众企盼制空权。1938年8月,由李宗仁、白崇禧调遣第5路军直属高炮第7队负责的桂林市空防卫,到1939年更是出色。他们装备的是法国造哈气开装架式132口径高射炮6门,布防在象鼻山2门、伏波山1门;另配备6挺护炮高射机枪,分别设在十字街日日安商店楼顶、西门城楼、定桂门和甲山。高射炮射程为3600米,高射机枪射程为1300米。这些装备尽管远远落后于日军的武器,但构成的火力网还是相当严密的,桂林民众已是高兴极了。高炮第7队队长是桂林回族同胞白琦。9月9日,当局又在七星岩、象鼻山等主要避难岩洞安装上电话,以通报空袭消息。
1939年农历八月十六日上午,阳朔防空监视队向桂林防空情报所发来了紧急简明报告:“011怀集闻机声,敌21,3—12。”片刻,广播电台即以“×GOA”的呼号公开通报桂林市民:“本日11时,敌21架飞机,由广州湾起飞,经怀集由东到北,有到桂林窜扰迹象。”并同时发出了预备警报。
果然,这21架日机不久便侵入桂林市区。接着,敌机沿漓江东岸向北飞去,片刻杀了一个回马枪,由兴安、灵川折回桂林市空,盘旋一周后,即投下数十枚炸弹,顿时火头多起,一片火海。高炮第7队高射炮手怒不可遏,追踪发炮,连珠炮似的弹光射在了敌机上,击中了一架主机。当时在岩洞口观察到的民众高呼:“打得好!”“打得好!”
遭到日机轰炸毁坏的乐群路乐群社宾馆
紧接着,当天又有28架日机分三路闯入桂林市空。敌机来势汹汹,目标是各地面的高炮阵地。这次敌机投下了烧夷弹,发射了穿甲弹,造成了数十处火头。一个编队敌机盯住象鼻山高炮阵地,轮番俯冲投弹并以机枪扫射,大有将象鼻山炸平之势。高炮手临危不惧,将满腔仇恨聚在扫射镜上,击中一架敌人副机,这架敌机拖着浓烟,冲到阳朔杨堤坠下。机上一名飞行员弃机跳伞逃生,后在阳朔装聋作哑乞讨,终被识破抓获,送到广西防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李筠处审讯。这名日本飞行员叫三井一郎,是个报务员,他供认说,当天的空袭目标是要炸毁地面高炮阵地,为今后的轰炸扫除障碍。
这天,高炮第7队与敌机苦战了3小时,可歌可泣:叠彩山风洞的防空司令部全部被炸,电话线被炸断,电话机被炸毁;西门城楼上的高射机枪,由于难于掩护,被敌机击中,战士张庆功中弹后倒在电线上,又因触电而被全身烧焦;伏波山高坡刘桂华、陈宏等战士阵亡,另有战士龚必佳双耳被震聋致残;象鼻山高炮阵地受到重创,山麓的云峰寺中弹燃烧,附近被炸死不少群众。经此恶战,炮手也都满面红肿,双手流血,疲劳不堪。
但是,这天的来犯日机有两架被击落,地面上有成千上万的民众为之欢呼鼓舞。桂林防空司令部司令陈桂特派员到象鼻山向队长白琦再三祝贺表彰。炮手们说,可惜他们只有发光弹,要是有烧夷弹,那打下的敌机就会更多。原来,敌机中了发光弹,如不在油箱、发动机等要害部位还不会着火,而只有中烧夷弹就立即着火,机身粉碎,敌人也就来不及跳伞逃命了。
但是恼怒的敌人更加紧了大轰炸。
一天,6架日机侵入桂林市空,盘旋一阵后即西去临桂县宛田乡至五通镇,盘旋了三圈后认为找到了目标,径直向义宁县高等小学投下6枚重磅炸弹。巨响之后,小学旋被炸毁,火海冲起,其中3枚偏离学校落到刘公祠旁的稻田里,炸出三个巨大的弹坑。原来,日军获得一个过时的情报,说义宁县高等小学内是国军无线电军事通讯学校的所在地。谁知,此时的义宁县高等小学已是桂林女中迁此,正好学生下课离开了学校。
1939年8月28日,日机轰炸兴安西山乡和道冠乡,投下炸弹47枚。10月9日至12月2日,日机三次轰炸战略要地的兴安溶江镇、道冠乡和兴安火车站附近,投弹74枚,炸死7人,炸伤11人,炸毁房屋9间及一台火车发动机,损失13万元(国币)。
1939年夏秋起,日寇欲发动桂南战事,加紧空袭广西省城桂林,并日趋频繁升级。
9月27日午后,又有22架日机空袭桂林,对近郊的机场投弹数十枚,欲摧毁留守的广西空军和苏联航空志愿队,至下午2时左右,才向南方返回。
是年11月间,蒋介石再度来桂,视察李家村黄埔军校第六分校,宋美龄也来到广西桂北慰劳伤病军人;桂南会战爆发,日机不时肆虐桂林,以牵制省会。
日军入侵桂南触动了中国的生命线,蒋介石调集30万军队反攻南宁,以图一举歼灭入侵之敌。中国空军奉命参加桂南会战,调集110架战斗机、轰炸机秘密进驻桂林、柳州、零陵机场,给敌以突然打击。他们诱敌机到柳州上空伏击,用轻轰炸机轰炸南宁、钦州敌占区,用重轰炸机轰炸海口和钦州湾日舰等,并派航委主任周至柔和苏联顾问阿尼西莫夫到战区指挥。由于天气影响和协调不良,至12月20日,到达桂林的苏制轻轰炸机仅有12架,E15、E16驱逐机18架,其余飞机陆续进驻。进驻桂林的是中国空军第4、第6、第11、第18大队以及苏联志愿空军两个驱逐机大队和一个轻轰炸机大队。当时第3大队副大队长陈锐钿、第32中队长韦一青、飞行员唐光绪到桂林接收修好的各式战机,因为这些战机原属两广空军,熟悉地形,便留驻柳州机场配合作战。
12月2日11时22分,21架敌机窜入桂林市空,在城西南投下烧夷弹70余枚,义仓街、白果巷、湾塘边、西门外、南门外、汽车站等十数处顷刻间大火并起,其中崇善路清真寺受到重创,炸死炸伤回民20余人。
不久,敌机再次空袭桂林,在西南城商业区及居民区投下爆破弹和烧夷弹70余枚,临桂、西城、交通、崇善等路段及义仓街、白果巷、西门外、南门城脚一带顿时一片火海,火光冲天。这一天日机的两次大轰炸,共投下140余枚炸弹,有50余名平民死伤,600余栋房屋被毁。西门桥外一座颇具规模的明建清真寺全毁于敌弹。
遭到日军轰炸毁坏的西外街明建清真古寺
七七事变爆发后,防空就成了全国上下的急务。所谓防空,就是组织民众如何藏,如何跑,如何对空防御。
桂林是广西省会所在地,因而曾有省、市级众多的国民防空机构:
桂林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1937年6月17日成立,由广西赈济会邀请桂林城各机关团体参加,负责办理被炸遇难同胞救济事宜,设问事处供民众咨询。
广西省防空协会1937年8月在桂林成立,无专职人员,逢会议事,由国民党省党部负责召集省民政局长、电讯局长和省会工商各团体负责人出席。至1941年,该协会由桂林防空协导委员会取代。
广西省防空司令部1937年11月在桂林风洞山(叠彩山)成立,下设国防科、情报科、民防科、防空情报所、电台(设在白鹤洞),负责对空射击、空情监视、发布警报、城防救护、空情通信联络等项工作。隶属省政府军事委员会。司令夏威,副司令陈桂、唐纪。
广西省防空指挥部1938年4月由原广西省防空司令部改称,由原广西省防空司令部的3个科,增设防毒科,共4个科,任务不变。夏威任指挥长,陈桂、刘春先、邓光伦任副指挥长。1943年,广西省防空指挥部设司令、副司令,仍系原班人马。
广西省战时民众教育委员会1938年12月由广西省政府负责组织成立,设委员8人(万民一、黄同仇、李任仁、雷沛鸿、邱昌渭、董润之、杨国玉、陈仁),办公地点设在桂林中山纪念学校(今中山中学)。该委员会负责动员市民进入岩洞,不准商店悬挂红白色招牌;次年1月,公布全市灯火管制办法,并通过《救亡日报》刊登《改善悬挂警报球办法》,决定将电信机关和电力厂迁往郊外;警备司令部对空袭时的汽车行驶、疏散路线亦作了规定。市政府向党政军司法机关发出通知,要求紧急警报发出后,各机关公务人员,非持有通行证者,只准向郊外疏散及就近进岩洞躲避,不得自由行走,并服从防护团及宪警指挥。故违规定者,应即拘解防空司令部依法处理。
1939年8月9日,桂林疏散委员会规划民众疏散区,并由督察处组织巡查队分赴各疏散区巡逻;便衣探警经常到各疏散区侦察盗匪与奸细。1942年4月4日,桂林防护团通过的《桂林市空袭避难证实施办法》规定:“(一)凡在本市居留之居民,均需请领避难证,凭证入所(12岁以下儿童不在此限);(二)请领避难证应填具申请书,由街、甲长证明,到防护团具领;(三)四方民众因事来市,遇警报时,应即向郊区疏散;(四)敌机临市空,停留所外无证市民,仍准暂入所内避难,警备解除后,由该管区团处10元以下罚金,或3日以下拘留。”
广西战时民众服务团1937年8月成立,国民党广西党部袁石三任团长,团员包括城区工、农、商、学各界1000余人,按团员住址分编30个组,任务是协导防空事宜。
广西省防空宣传委员会1939年9月由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广西省政府、广西省抗敌后援会、桂林行营政治部、广西绥靖公署政治部、桂林县政府、妇女抗敌后援会等机关组成,任务是商讨扩大防空宣传事宜。
桂林民众疏散委员会1937年成立,设总务、警卫、宣传、卫生、工程、交通、调查等组,每组设正副主任各一人。主任委员为邱昌渭,委员有阳叔葆等10人。任务是承办桂林城居民的疏散及防空工事构筑。1940年2月撤销,其任务移交给市政府。
桂林市防空设计委员会1941年12月成立,任务是按计划领导市区增辟防空岩洞。市长陈恩元兼主任,委员23人。
广西防空协导委员会1941年12月成立,取代广西省防空协会,隶属广西省防空处。设专职总干事1人,干事3至5人,由地方有声望的绅士任主任委员,任务是承接广西省防空协会的一切事宜。
桂林防空处1941年由广西省防空司令部改称,归中央航空委员会防空总监部领导,业务由原各科接办。另设司令部办公室,配有秘书、参谋、副官、军需、电务员,处长陈桂。
防空疏散委员会1942年5月1日由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与广西绥靖公署、省政府、国民党省党部、防空司令部、警备司令部、市政府组成。主任李济深,副主任黄旭初,办公地点设在广西省防空司令部。
防空工程1940年,桂林市人口剧增,原有的160多个防空岩洞不够使用,乃拨款修建扩大七星岩,可容纳3万人。1942年,广西省防空司令部实行官办、民办开挖岩洞相结合的办法,共开挖、修整岩洞94处,可容纳市民104052人。
通信指挥1937年省防空司令部成立后,将桂林市划分为东、南、西、北、中五个防空区,并规定警报信号、疏散办法和紧急疏散区域,通过邮电局与周围的各县、区建立情报指挥网络。抗日战争期间,省防空司令部在市中心区的独秀峰顶设置电动报警器一台,并在各防空区域安装手摇警报器,同时辅以悬挂警报球及汽笛、警钟等器械发放和传递防空警报。以后随着空袭的逐渐频繁,乃不断增设加强防空警报。
对空防御1937年,广西省政府曾颁布《对敌机翼下有红太阳者在我境内降落时之处置》的政令,指出:“敌机被我击伤竟在我机场或其他处所降落时,应立即将该机驾驶人员扣留,并解除其武装。如彼拒捕射击,则我亦可还击。倘已明确有红太阳图之敌机在我境内低飞时,各地民众如有武器者,可以开枪射击。”为加强市区防空袭火力,1938年8月,广西第5路军总司令部直属高炮第7队奉命调防桂林,负责对空防务。1943年,实施反空袭分区指挥制,全国共分五个区指挥部,第三区指挥部设在桂林,负责指挥粤汉、湘桂两路和闽赣两省高射炮部队。桂林有三个飞机场即二塘机场、李家村机场和秧塘机场。1938年11月至1944年7月,驻桂空军配合地面高炮部队,击落侵犯市空日机32架,击伤10余架。
对于抗战八年里国民防空的那段往事,桂林的老人们都是记忆犹新。
中山中学梁光义老师忆述道:
当时的警报表示,又鸣汽笛,又挂红灯,都在紫金山(独秀峰)山顶进行。
挂上一个红灯是“预备警报”,表示日本鬼子的飞机已进入省境,告诉民众快去躲、快点跑。
挂上两个红灯是“紧急警报”,说时迟,来时快,敌机已是临空市境,在寻找目标了。
取下红灯笼,那就是“空袭警报”,敌机已在头顶,随时投弹、扫射了。
当第一个红灯笼挂起之时,在省城桂林的广西广播电台里,就会有防空司令部的通告,以“XGOA”的呼号紧急宣布:“敌机××架由广州湾(今湛江)起飞,有到我省窜扰迹象,请各有关部门、当地县市,做好防空警报。”
黄照熹先生也忆述说:
那时的紫金山(独秀峰)山顶竖了根高杆,上悬红色警报球用的。球形近似灯笼,桂林民众也就习称红灯笼了。
其广播电台的宣告里,也有云:“敌机××架,由唐家湾(广东某地)起飞,向某方向飞行。”这时的独秀峰即发出强力扩音,几乎城中心均可听悉。这时的市民即开始跑岩洞避空袭。当敌机进入空袭警报圈时(以桂林城区为中心,500公里为半径的距离),即发出空袭警报。汽笛一叫,其声呜咽凌厉,全城骚动,商店关门,学校停课,机关关闭,人流汇入各个岩洞。当敌机进入紧急警报圈时(以桂林城区为中心,250公里为半径的距离),即挂上两个红色警报球,亦谓“两个灯笼”后,市民就会在岩洞内惊议炸弹会落在了哪一方,紧接着轰炸开始了。
待敌机飞出空袭警报圈后,即升起长形警报球,随即发出一声悠扬的长鸣,报告警报解除。
黄照熹先生还回忆说,桂林人口增至50万时,来桂人士选择住处,均在郊外,如东郊七星岩附近麇集甚多,六合路、建干路、施家园、桂花园一带菜地,曾一度成了繁荣市街;老君洞附近的丽狮路、丽君村均为富人住宅区;北门为冷街;机关多在城郊,且多是占山洞办公,风洞山为防空司令部占用,七星岩为省府占用,龙隐岩先为桂林县府后为市府占用。
当年的桂林《大公报》也有许多有关桂林防空的报道,如今读来却成了花絮:
[民国三十年八月二十三日]防空岩洞将添设油灯
从九月一日起,由防护团进行购置植物油灯数百盏代替从前岩内的汽油灯,七星岩内已装满。
[民国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防空岩洞加强管理工作招考管理人员
市防护团为改善防空洞管理工作,招考二百七十人,分派各岩洞专责管理。本市划为九个避难所,每所设所长一人、洞长若干人,每个岩洞又分若干段,每段设段长一人,负责一切事务。工作人员为无薪待遇,惟在战争期间享受缓役优待。
[民国三十二年二月十三日]桂林市防空,加强救护工作
桂市空袭紧急联合办事处,昨(十二日)午在省府民政厅召开会议,决定:(一)增加救护人员;(二)指定救护人员地点为象鼻山、紫金山等地;(三)关于救护队及救护车分配事宜,由市府防护团及该处救护组负责拟具计划,呈送省府批示。
[民国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警报未解除前,严禁进入市区防空司令部布告周知
防空司令部有规定,以敌机来袭击桂林发出紧急警报时,即将红球卸下,迨敌机离去市区周围七十公里后,再将红球挂上,此项决定,原是给各界民众适时出岩换取新鲜空气,并非准许民众进入市区回家,因在此期间,敌机尚在危险区内活动,随时可折返轰炸,或是第二批接踵再袭。近有市民未明此旨,每于紧急警报后挂起红球,而尚未解除警报时即强行回家,不受军警制止,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嗣后凡未放出解除警报前,除佩有防空通行证、指挥证外,无论军民人等,一律不准进入市区,倘敢故违,即按照《桂林市居民于警报后不避难处罚办法》办理,由防护团严加执行,以防奸特破坏、市民意外受损。
[民国三十二年七月二日]安全第一岩库保管箱出租地点安全存取简易保险干燥取价低廉
本行鉴于战时各界人士珍贵物品及文件保存困难,爰拨巨资于行后岩建造坚固库房,内设保管箱柜,即日开始出租,并有原封保管办法……
地址:桂北路一三五号
电话:二一六六号
桂林市银行启
[民国三十二年七月六日]各省防空司令部将改组为防空处
这样军事当局,为加强陆空作战与防空机构的联系效能,决定改组各省防空司令部为防空处,大部组织大致仍旧,经费由各省拨给,八月一日实现。
【相关链接】
时任广西省防空科科长周继文先生忆述广西防空
1937年,原广西绥靖主任公署设防空处,兼处长为中将副参谋长吕竞存,专任副处长为少将陈桂、少将唐纪;下设三科,第一科主管军防,主办高射部队人事训练,对空作战部署,科长为上校刘春先;二科主管防空情报、联络通讯,防情人员训练,包括无线电台班、有线电话排、对空监视队哨之设置,专用线路之架设,普通线路临时运用之规定,空袭警报之发放、解除,科长为上校周志一;三科主管民众防空和各地防护团队人员之组训,避难壕洞之配备,防护医疗抢救设施,科长为上校陈俊鹏;并设有防空情报所,直接专管与各地电台班、监视队、哨所通讯联络,收集情报,并与邻省防空情报机关联络,交换空中及沿海敌机活动情况,严加判断,适时悬挂预报警球,及时发出各级空袭警报,所长初为上校黄欣培,后为上校海万青,副所长为少校吴谨芳,所辖有防空无线电台,直接与派驻邻省及沿海之无线电十余个班日夜不断守听联系,台长为中校黄贞麟,副台长为少校谢达伟、白应中。
以上为绥靖防空处之组成机构并兼办桂林区市业务。至各地区如邕、柳、梧、百色等地都设有防空指挥部,由当地行政专员兼任指挥官。各县设防空监视队,由县长兼队长,副队长专任,队以下视情况需要,设普通或独立对空监视哨所,及至1941年全国各省改设防空司令部,广西省防部业务由防空处兼办,处长陈桂,副处长唐纪。省防空司令改为总参谋长夏威兼任,兼副司令为陈桂、唐纪,刘春先专任少将参谋长,增设秘书、参谋、副官、军需等人员,其余三科及情报所业务,仍由原有人员兼办。
1944年秋,省防空司令又改由省府主席黄旭初兼任。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省防部及各地区指挥部奉令裁撤,组成防空科及情报所,划归省保安司令部直属管辖,由周继文任中校科长,刘惠民任少校所长。
防空机构与各地空军机构场站及高射部队有密切联系,协同对敌作战任务。当时驻桂林为第二路空军司令部,司令谢莽,参谋长丁普明,指挥空军使用秧塘、二塘等机场,派有参谋李凌云、陈兆机常驻省防部,负责联络工作。中央高射部队驻桂炮团(团长岑铿、营长磨作璋)等单位,派在桂防部联系工作的有白琦队、黄明队、李旭如队等单位。
在武汉、长沙相继沦陷后,桂垣成为后方重镇,人口密集,遭受日机轰炸更为频繁。首次袭桂敌机,来自台湾新竹机场,队形分批九架、二十七架不等,群众伤亡惨重。只有不断加强防护团队组织,增辟防空岩洞,如七星后岩、雉山岩等,并架设电灯照明,以利群众避难。预备警球挂起,空袭警报未发出,三科人员即分头出动,到各岩洞指导疏散。市防护团长由市长、宪兵团长、警察局长兼任,当时为陈恩元、邓光伦、谢凤年等,并设总干事负专责,先后有徐君虎、吴国仁、陶洪干等在警报中指导避难,救死扶伤,遇火警抢救消防,以达到伤亡减少、民众安全目的。
迨桂、柳相继沦陷,省防部亦沿金城江、宜山、河池、东兰、凤山转移到百色工作。当时防部人员分批行动,一科科长梁仲芳留驻三江,二科科长周继文随绥署参谋长张任民、副参谋长吕竞存联系,途次于宜山、河池间都有逗留,最后到百色。副司令唐纪时已调任二支队游击司令,由副司令陈桂、参谋长刘春先率同三科科长余思、四科科长林卡尼、情报所长吴谨芳等全部人员前往百色。
时敌机在我省地区活动减少,美空军十四航空队力量强大,南宁虽沦陷,敌机场未敢使用,沿海一带敌舰,美空军亦常出击,派有联络参谋海门少校、克莱门中尉经常与防部二科联系工作,并使用百色机场对日作战,驻有无线电台与各地联系。省内机场已陷落的有桂林、柳州、南宁、平南、丹竹等地。美十四航空队曾使用丹竹机场为前沿基地,当时为加强联系,省防部增设丹竹防空情报分所,所长为少校刘惠民,后亦撤退至百色,与省防情报所合并,吴谨芳为所长,刘惠民为副所长。在百色期间主要业务偏重情报通讯,以配合美空军作战要求。时第四战区长官部亦驻百色,中将参谋长吴石经常主持召开情报通讯会议,随时指导加强工作,防部由二科科长周继文出席。
桂林石山岩洞较多,民众避难设施较易,首创采用预先悬挂警球,再施放各种警报,争取安全时间充裕。为加强工作效率,曾建议中央召开过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五省防空情报通讯会议。在抗日战争结束时,美空军十四航空队陈纳德将军曾赠给我省防空人员襟翼章以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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