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民众抗轰炸 桂林人民期盼空军捍卫领空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综合   2018-04-27 15:34:02

　　日机不断轰炸桂林，已使数万人无家可归，平民顿成灾民。旧愁未去，又添新愁，许多人在哭天号地;昔日的通衢闹市，除仅有的中南路外，中北、桂南、桂西诸路悉付一炬。

　　日寇的大轰炸毁去学校、团体和宗教的不少建筑：从武汉迁桂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暨附设中华职业补习学校、桂林职业指导所、代办省立职工训练所、合作中华营造厂及过分艺术社等90余所尽被焚毁;桂林回族同胞的9所清真寺中有4处被毁。外侨损失亦是巨大，桂南路福音堂及天主堂、设备完善的浸信会医院全毁，仅存钢筋水泥的外廊。

　　然而，敌人的大轰炸并没有使桂林文化城就此瘫痪。桂林民众从各个方面都在抵抗大轰炸。

　　针对1938年的大轰炸，在桂林的许多文化人士纷纷奋起撰文，揭露日本侵略军的暴行。

　　夏衍在《桂林怎样抵抗轰炸》一文中揭露道：

　　全市三分之二的民房，是被炸毁烧毁了。这个以山水秀丽出名的都市随处都是瓦砾、焦炭、炸弹坑、散乱的电话线、烤干枯了的街道树和一种从这些断瓦残垣死树中间散发出来的异样肃杀的空气。桂林受了重大的伤，最少也有三分之一的最繁华的市区已经化成焦土了。但是这焦土上还保持着泼辣的生命，这焦土上还有着千万个不怕轰炸的人，还有着千万颗不肯屈服的心!

　　巴金在《桂林的受难》一文中揭露：

　　……我亲眼看见桂林是全方位的半数变成了废墟。那几条整齐马路的两旁大半只剩了断壁颓垣，有人在那壁上绘着反对轰炸的图画，写着抵抗侵略的标语。

　　诗人艾青以诗文勾绘了《死难者相》：

　　一个死了的女人的旁边

　　并卧着一个小孩

　　他的小小的手臂

　　他的断了的手臂

　　搁在他的身体的附近

　　——这小的生命已伴随他的母亲

　　在最后的痛苦里闭上了眼睛

　　大轰炸后的桂林，抗日救亡的演剧活动更加激奋了。广西国防艺术社和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在象鼻山前的两个社址都被炸毁了，但是，连灾场的整理都不曾就绪，他们就急着去排戏鼓动民众，广西国艺社演出了《古城的怒吼》，上海救亡演剧二队上演了《台儿庄之战》，每一场都是客满。

　　在金山、王莹主演的《台儿庄之战》演出的第二天，白崇禧和陈诚从柳州第四战区视察回桂，立即观看演出。

　　在大轰炸后的废墟上，为了揭示敌人的残暴行径，救亡团体人员立即用颜色写上了动魄惊心的标语：“记住了!谁杀戮了你的骨肉?谁炸毁了你的家园?复仇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倡导了“岩洞教育”，实践他的倡议者正是他的学生战斗团队“新安旅行团”。

　　“新安旅行团”于1935年底来到桂林，他们住在驼峰山西麓曾公岩洞外的庆林观大榕树下，用树皮搭盖房子，生活艰苦，却利用各种形式和各种机会在桂林城乡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空袭警报就是上课铃声”，七星岩各洞成了天然防空洞，也就成了新旅岩洞教育团的课堂。他们在岩洞内当小先生，演出活报剧、讲故事、数快板、宣传抗战形势、讲解日寇罪行图等，把避入岩洞内的民众激发了起来。现在曾公岩洞壁的高处，还保存有“敌人在轰炸我们在上课!”的巨幅标语，每字50厘米见方，就是他们当中的小画家王德威、张渔小朋友用牛胶水拌土红粉挥笔写上后再圈上白边的。

　　遭到日机炸毁的漓江中正铁桥

　　桂林的老人们还回忆了一个新旅编演的《反轰炸》小歌舞：

　　由10名小朋友扮成中国空军，另10名小朋友装成空中强盗日寇航空队。鬼子航空队在“嗡嗡”声中绕场亮相，一个个狰狞狂笑，然后作低首观察目标状，正要俯冲轰炸时，一阵振奋的打击乐，伴着编成战斗队形的中国空军出场，居高临下盯视敌机，先后追击敌机，一一将嚣张的敌机和强盗击落，最后中国空军小朋友雄赳赳地唱着：

　　轰轰轰!炸炸炸!鬼子飞机我不怕。

　　中国飞机飞上天，打掉日机几百架!

　　每每表演结束时，岩洞里的民众都是群情激奋，高呼口号：“把日本空中强盗打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岩洞教育蓬勃开展以后，新安旅行团的徐之光有感而发，创作了一首《岩洞教育歌》，由黄中一等小朋友谱上曲谱，教唱了起来：

　　老百姓天天忙匆匆，

　　没有钱也没有空。

　　平时想把书来读，

　　好似蛤蟆上天宫。

　　敌人送来的机会，

　　岩洞是我们的好课堂。

　　洞外敌机在轰炸，

　　洞里歌声比它响!

　　认几个字儿听个讲，

　　国家大事来商量。

　　知识好比大炸弹，

　　帮助我们打胜仗!

　　1939年2月，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视察的徐特立先生听到新安旅行团顾问汪达之的汇报后，高兴地说：“你们的工作搞得好哇!民众喜欢你们的岩洞教育!你们把岩洞变成一所民众抗战大学了啊!”

　　此时，苏联塔斯社的摄影记者卡尔曼刚好到桂林拍摄广西学生军的纪录电影。他也为此受到感动，对新安旅行团的孩子们伸出大拇指说：“中国小朋友太伟大了!”他来到曾公岩，把新安旅行团的岩洞教育课、孩子们表演的《打倒日本升平舞》，徐特立先生的视察，以及1941年桂林的“八·四”惨案，都拍摄成纪录片，以后曾以“小英雄”为片名在苏联和国际反侵略组织的舞台上多次放映。

　　飞虎队来到桂林以后，《反轰炸》小歌舞经桂林小学教师的改编，情节变成中美空军齐出场，共同打击日本空中强盗了。

　　12月2日的敌人大轰炸后，广西当局也及时作出了善后措施并公布于众：“1.开放四处戏院、电影院作为灾民住宿地方;2.未罹灾居民每户均有收容一名罹灾者的义务，托辞拒绝者可报警查究;3.罹灾民众每人每天发给伙食费五角。”在全国许多遭受轰炸受难的城市里，能够有这样实际的措施，还是不多见的。

　　这些，都使桂林民众大为振作!

　　经过日机的多次轰炸，桂林房屋被毁过半，又因难民涌至，人口剧增，人们在废墟上搭棚居宿，仍歌声不断。每逢警报响起，人们都秩序井然地进入岩洞，有时一躲就是一整天，因而出现岩洞医院、岩洞学校、岩洞文化的新事物。

　　文化人士周钢鸣先生回忆说，他们是在桂林大轰炸中复刊中共外围的统战报《救亡日报》的：

　　1938年12月24日，来了大群敌机轮番地向桂林城中的东、西、南面进行疯狂轰炸。我们这时正躲避在骝马山的石罅缝中，只看见三两架一队一队的敌机，在高空盘旋一阵，跟着就“嗥——”的一声俯冲而下进行投弹，看到炸弹从机身下投出划过天空“猎猎”地响两声之后，接着就是山摇地动的“轰隆隆”的爆炸声。桂林城里，立刻就像火山口一般喷射出一大团浓黑的烟柱，这黑烟立刻又变成熊熊的火焰，飞卷向天空。轰炸在继续，没多久整个桂林城像沦入了浓烟火海之中。据有经验的人说，日寇这次投下的炸弹，是五百磅以上的重型炸弹，爆破杀伤力很大。日寇妄想一下就把桂林城炸为平地。

　　眼看着敌机的逞凶，心里着实忧念着，在炸弹下不知有多少生命牺牲，多少人民的财产化为灰烬。看到乐群路这一带也被炸得起火燃烧了，心里就禁不住也连着担心那作为报纸复刊资本的几十令白报纸。如果这些纸被炸毁，报纸复刊就会受到阻碍、迁延了。因此敌机刚走，警报还没有解除，我们就赶紧奔回乐群路的宿舍去抢救。幸好宿舍没有被炸着火，而宿舍的斜对面，即太平路口正对着的那一排房屋，却被炸得崩塌下来，火焰正在猛烈地燃烧。还听到妇女孩童的哭声。这时我们认为赶快抢救被炸被烧的房屋里的人和财物要紧，就不顾一切危险，立即冲进这些塌了下来在燃烧着的残屋里去寻找，幸而里面没有被炸伤的人。于是我们就留一组人去抢救搬迁存在对面宿舍里的白报纸。我们这一组拼命救火，另一组同志也得到一些同走警报的抗敌演剧队的朋友帮忙，迅速地把几十令白报纸，搬到李子园青年会附近空地上。待到救火会把那简陋陈旧的火龙车开来之后，才把火焰扑灭。一阵紧张的行动之后，大家都感到非常疲累和饥饿，也都感到在紧张救火当中，和群众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了。火焰扑灭后，我们欣慰地再鼓劲把那几十令白报纸搬回了宿舍。

　　《救亡日报》的同人，千辛万苦，长途跋涉，从撤离广州后走了一个多月才到达桂林，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在1939年1月3日又复刊了。《救亡日报》的复刊，对于桂林后来成为文化中心具有重大意义。有了这个进步的文化据点，从各方面流落下来的文化人也就不愿再走，纷纷留下。当时知名的文化人士很多，有欧阳予倩、夏衍，后来田汉也来了。新书店、出版社也渐渐地多了，有生活书店、开明书店、文化供应社、新华日报办事处，大大小小书店出版社不下一二十个，贩卖新书还兼出版。

　　敌人的大轰炸，还促进了患难相扶的同胞爱，增强了民众间的团结。

　　大轰炸激奋了郭德洁主掌的桂林宝山教养院，当时只有9岁的吴明盛创作了为国家和民族复仇的一首战歌《毕业上前线》。

　　回忆往事，吴明盛先生说，那时候我们在临桂县宝山儿童教养院，几乎天天都听到警报的声音，没有安宁。1942年夏季的一天，刚开始上课不久，上午10时许，学校的空袭警报响了，蔡老师马上带领我们跑进岩洞。不久就听到飞机在上空盘旋的声音;不一会儿，又听到飞机从高空俯冲下来的轰鸣声。紧接着没多久，敌机就投下了3枚血腥的炸弹。

　　日机的轰炸越来越密集了，日军的炮火越来越逼近桂林城。在这样的背景下，1944年4月4日儿童节这天，吴明盛写下了《毕业上前线》这首歌词：

　　是时候了，同学们，该我们走上前线，我们没有什么挂念，只啊有点点留恋。学问总不欲求得完全，要在工作中去锻炼。国难已经遇上臂肩，谁有心意常思苦念。

　　我们要去打击侵略者，怕什么千难万险。我们的血沸腾了，不驱日寇不会来相见，快赶上来吧，我们手牵手，去同我们的敌人血战。别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

　　1939年1月，《新华日报》刊载了张兆麟《文化救亡运动在桂林》的文章。文章说，桂林再没有过去那样恬静朴素、幽丽如梦的日子了。有的只是紧张跳动的生活，急促沉重的步子，愤怒高亢的反抗声音。

　　敌机前后来这里轰炸六次，平均每天丢下的烧夷弹和大小炸弹在一百枚以上。有一次炸火车站，丢了三十多枚烧夷弹，结果只把站旁的荒地变成焦土，连半截铁轨都没有被炸掉。敌机投弹的技术拙劣，由此可见了。繁荣市区的轰炸，也只炸去三分之一的屋瓦，生命的伤亡也是极少的。因为桂林山洞多，是一万磅的炸弹也炸不掉的。敌机轰炸下的桂林人民不但照样生活，还以最顽强的行动来抗击敌人，新房子在城郊不断盖起，乐群社、电报局比以前修得更加富丽堂皇了。国防艺术社原定元旦公演《古城的怒吼》，12月29日敌机把社址炸得片瓦无存，布景、服装付之一炬，但《古城的怒吼》剧终在今年本月七日上演了。更生比炸弹的毁灭还要快。人民的再造力与敌人的毁灭力竞赛。在轰炸中，抗日救亡运动比以前更为活跃、蓬勃、空前的向前展开……

　　这就是当日的写照。

　　回顾这段历史，在日寇的蹂躏下，桂林虽然是一座受难的城市，却是一座不屈的城市，充满抗战活力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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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标、寒青、彦兮文介绍陶行知先生在桂林创造岩洞教育

　　“敌人在轰炸，我们在上课”，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新安旅行团的小先生们在桂林七星岩东口曾公岩内壁写的标语，它是当年轰轰烈烈的岩洞教育运动的真实写照。然而，提出“岩洞教育”这一主张的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1938年12月初的一天，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举行会议，陶行知先生在会上作反战演讲。突然，空袭警报呜呜地响了，他和与会人员一同来到雉山岩躲飞机，并继续演讲。此时，他发现听他演讲的人，除了与会人员之外，还有数不清的避难群众。于是，陶行知先生立即进行调查，了解桂林有山洞甲天下(即山洞多)的特点，这些山洞不仅是天然的防空洞，而且是天然的民众校舍。防空警报一发，人们即到这些山洞避空袭，此时山洞成了人们的避难所。

　　陶行知先生认为，“桂林本地以及外省来的知识分子估计有一万人”，“在这一万人的知识分子当中，至少可以动员一千人来从事教育普及及教育，以为老百姓服务。伤兵伤官之英勇而优秀者，就可来演讲抗战故事”。因此，陶先生提出了岩洞教育的建议。

　　(甲)每个大山洞为一战时民众学校，其包含每山洞为一课室，山洞内外应有教育意义的布置和处理。

　　(乙)组织桂林战时普及教育团，依据山洞数，每一大山洞应有一普及教育团负责，每一小山洞由该团的力量组织分团负责。各团得视儿童妇女青年之需要施以适当的教育。

　　关于岩洞教育的内容，陶行知先生提出：

　　(子)军事、政治报告(国际、中国、本省、日本)，注重最近消息的分析;(丑)抗战故事;(寅)空袭常识;(卯)教唱歌;(辰)科学常识包括公共卫生及增加生产;(巳)民权初步，集团生活;(午)文字训练，从标语口号入手;(未)演话剧杂耍。

　　对于岩洞教育可能的成效，陶行知先生指出：“老百姓有现成的时间，知识分子有现成的贡献，大自然给我们现成的课堂，我想三美具备，一千人可以使十万乃至二十万人受到初步教育，还可能推广到同样的环境去。”

　　这就是当年陶行知先生在桂林的岩洞教育的理论。

　　1940年1月25日，日军第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不甘心失败，亲率近卫混成旅团及第18师团在钦州再次登陆，到达南宁后即向邕宾路和邕江下游进犯。2月2日，日寇再陷宾阳。

　　是年初，驻武汉的敌空军大举出动轰炸衡阳、宝庆等机场，南下的中国空军面临南北夹击的危急局面，但仍然奋战不息：1月7日、8日、10日连续3天轰炸南宁，炸毁敌机3架，焚毁日军大量作战物资。

　　1月10日，27架日机突然闯入桂林上空。此时，中国军队正与日军争夺昆仑关要塞，急需空军支援助战，苏联空军志愿队巴布什金中校率领一个大队的伊-16Ⅰ型驱逐机来桂停留在秧塘机场待令。不料，敌人很快获得情报来袭，由于没有及时收到来袭的预报，敌机已经在上空居高临下，苏联飞机无法起飞迎击，被14架排成人字形编队的日军94式轰炸机投下数十枚炸弹。机场被炸得地动山摇，熊熊火焰冲入天空，幸好机场被包围在群山屏障之间，日机的投弹难以精确，多数落在了山麓草坡上，苏联志愿队的飞机有惊无险，只是机坪受创。

　　2月21日，蒋介石从重庆飞抵桂林，下榻虞山行辕。但蒋介石当晚即乘坐他的花车专列离开桂林开往柳州。不料，日军又获得情报，在次日追踪到柳州羊角山宾馆进行大轰炸。

　　当时，日军有名“特攻战之父”的刽子手大西泷治，曾积极参与策划并亲自指挥了惨绝人寰的“重庆大轰炸”，又竭力主张使用海军航空兵，扩大对中国主要城市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轰炸，以摧毁中国统帅部和中国人民的士气，从而一举征服中国。

　　日军统帅部采纳了这个凶残的战略轰炸主张，特别在1940年4月10日，以海军军令部名义发出了《海战要务令续编(航空战部分)草案》，进一步对中国实施要地攻击，即同时动用陆军基地飞机和海军舰载飞机及海军海岸基地飞机猛烈攻击中国的军事、经济中心和抗日救亡文化城。大西泷治被任命为日军驻汉口的第2联合空袭部队的少将司令官，具体实施其计划。其间，他从1940年5月26日到8月23日共出动海军飞机1737架、陆军飞机286架，在90天内对重庆狂轰滥炸32次，共投弹4000多吨，重庆市民惨死4149人。

　　这个刽子手也将屠手伸向了桂林、衡阳、柳州等地。

　　6月的一天，10余架日机飞临桂林进行狂轰滥炸，但有一架敌机被高炮击中，摇摇晃晃冲到阳朔杨堤浪石村的沙洲上。机上的两名飞行员赶快出舱，将飞机烧毁，然后抢来一只空船顺着漓江逃跑。途中被群众追逐，打死1名，另1名化装逃往县城，在入城前被教师李福钧等识破抓获。事后，李老师获得广西省政府的一纸嘉奖令，并免除对他的征兵。

　　8月24日晨7时，日军大本营又派出50架庞大的机群侵入桂林，瞬间铺天盖地地投下百余枚炸弹。是月落成的桂江大桥已经通车，是日机轰炸的目标之一，但桂江大桥在此次轰炸中幸免于难，后取名中正桥，即现在的解放桥。然而，此次日机的大轰炸将美国浸信会教会总会全部炸毁，计伤及病人和传教士11人，财产损失10余万元。苦难的桂林人民，多么祈盼夺回制空权!更祈盼着能有强大的空军制裁日寇飞贼!

　　据1940年8月统计，中国空军仅剩下37架战斗机和31架轰炸机，侵华日军第5航空军在中国则驻有968架飞机，在越南还驻有120架，而且都是先进机种。

　　恃强的敌机大规模轰炸中国机场，中国飞机则极少有补充，不能与之空战拼消耗。为保存抗战力量，中国南征空军在完成部分任务后，又于1月中旬撤回四川基地整训。如此，桂林机场曾一度虚空。

　　1941年，中国抗战已进入最艰难的时期。德国的闪电战，冲昏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头脑，对中国加紧了进攻。正当中国处在最危难的时候，美国航空队退伍军官陈纳德，同情中国人民的艰苦斗争，于1941年着手秘密组建一支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并来到桂林、柳州勘察机场，拟将其作为华南(美方称为华东)重要的战略基地。

　　秧塘机场自1939年5月15日起开始扩修，由中国航空委员会空军第10总站工程股具体施工，广西省政府征调桂林周边县郊民工投入，到1941年4月进行了三期扩修。施工期间，日夜常有日机的轰炸扫射，阻挠施工。日机临空时，机场周设的中央和广西绥署的炮兵以高射炮和高射机枪还击。桂林在扩建机场，日军也更加紧了对桂林的空袭。

　　1941年，扩修后的秧塘机场更是日机轰炸的重要目标。

　　5月30日中午，18架日机自湘境侵入桂林市空，在南郊一带投弹四次共30余枚。南郊一带即是秧塘机场、南路二塘机场和大教场滑翔机机坪。其中秧塘机场在峰林之间，周围群峰屏障，利于中国飞机出击，不利于敌机轰炸。敌人的炸弹只能使机坪掀起一个个弹坑，很难造成对设施的破坏。这次轰炸，死伤多人，但待用的机场照明、导航和通讯设施毫发无损，敌人悻悻而去。

　　8月4日11时，又有9架日机侵入桂林，在城区反复三次投弹，造成惨重损失：广西省临时参议会、省政府乐群社、助产护士学校、新生活运动广西妇工会等悉被炸毁;中华圣公会、美国浸信会部分被毁;敌机投弹时，正在维持治安的巡警遭难，殉职7人，受伤11人。房倒屋塌，浓烟蔽日，三分之二城区化成焦土，尸骸狼藉，堆尸200多人，伤者成倍，西城更是一片废墟，此即广西“八·四”大轰炸惨案。

　　广西新运妇运会建于1939年7月，还不到一年就被毁。在重庆的指导长宋美龄闻讯后，立即在9月上旬汇来一笔她的著作稿酬，计5000元，资助郭德洁女士修复了会址。

　　关于1941年的“八·四”大轰炸惨案，民盟桂林市委会植恒钦先生记忆犹新：

　　1941年暑假，我住在广西省立图书馆(王城内)弟弟那里。8月4日中午正准备进午餐，突然传来紧急警报的“呜呜……”叫声，我和弟弟迅即跑到赵建勋老师家，抱起他的两个孩子往外跑。我们已来不及去七星岩躲避了，便只好迅速跑进中山公园(独秀峰公园)。我们跑到独秀峰岩洞口休息片刻，赵老师也扶着其夫人来到了。岩洞漆黑，洞内积水尺余深，并发出恶臭味，许多人没有进洞，都蹲在山脚和池塘边的树底下。我们正犹豫着是否进洞时，已传来高射炮声和炸弹爆炸声。赵老师催促我们快进去，刚进入洞中间，一阵轰隆隆巨响，地动山摇，一股强大的气浪冲进洞内，把我们推倒。顷刻间巨石崩落，洞口传来人的惨叫，洞口堵塞了，洞内顿时墨黑。我们在里面神智紧张。待了很长时间，估计已解除警报，十多个青年用尽力气才把一些石块推开，人从石缝中勉强爬出来，这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了。

　　从洞内爬出来，面前展现的是屋宇崩塌，烈火燃烧，尸首遍地、血肉横飞的悲惨景象。最先看见的是山脚边石凳上坐着一对穿戴团级军政的夫妇，两人的头和夫人的一条手臂不见了，团长仍然紧挨着夫人坐在那里。山边、池塘边到处都躺着残缺不全的尸首，有的没有了头，有的只见下身，有具尸体下身在岸上肠拖向池塘，树上挂着许多手、脚。中山纪念亭崩塌了，下面压着血肉模糊的尸首，山南面防空值班室全部倒毁在燃烧。一位军士坐在那边哭诉，说他是从山顶下来的，他的班长和六位兄弟全部被埋在屋内，山顶的警报器被炸毁了，一位兄弟被炸死，一位受了伤。在中山公园内死难的同胞有一百多人，伤者多少就无法可知了。

　　这天，二十多架日寇飞机从南向北狂轰滥炸：南门火车站、汽车站、桃花江两岸、榕杉湖两岸、独秀峰、伏波山、老人山、叠彩山、北门外等都遭到轰炸，敌人丢下的都是燃烧弹、杀伤弹，有五百多同胞丧生，受伤人数无法统计。助产护士学校、省参议会、乐群社、中华圣公会、新妇运动会等以及许多民房、商店被炸烧毁。

　　在那段时间里，日本法西斯强盗疯狂轰炸桂林，几乎月月有，罪恶滔天，血债累累，罄竹难书。桂林人民愤怒地把仇恨写在各处被烧成黄褐色的墙上：“同胞们记住：日本帝国主义炸毁了我们的家园!残杀了我们的骨肉同胞!复仇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桂林人民咬紧牙关，奋发图强，在废墟上重建家园，身居陋室，坚持抗日救亡的战斗。

　　1941年“八·四”大轰炸惨案，在独秀峰下的中山公园里死伤尤为惨烈。独秀峰下当时是中山公园，住在附近的市民不愿远躲，常常避入独秀峰下，但是日寇总要给广西省政府及中山公园投弹加机枪扫射，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有一名孕妇以为躲在独秀峰下就安全了，谁知祸从天降，胎儿被炸出腹外，飞迸出十多步，母子鲜血淋淋，惨不忍睹。还有的警察身首分离，他们是因为维持秩序没有躲藏而殉职的。

　　明初所建的靖江王城北面的广智门券拱门洞，就是在此次惨案中遭毁的。

　　守卫在桂林的高炮官兵，虽然顽强还击敌机的入侵，但落后的装备毕竟不能夺回制空权。进入1940年直至1942年，日机仍在肆无忌惮地轰炸桂林。

　　桂林人民长期处在日机轰炸的威胁中，不断迸发了“空军热”，并开始以实际行动支援壮大空军，以夺回制空权。1940年9月1日，桂林新闻界人士发起了献机运动。一年后的1941年8月，桂林民众的“空军热”迅速高涨，进而掀起了“一元献机运动”，各行各业各人都积极行动，捐款购买飞机，以抗击日本空军的凌辱。“学生号”、“军党号”行动迅速，率先完成了献机捐款。“工人号”、“商业号”、“妇女号”、“儿童号”、“剧人号”等的献机正在筹募。献机运动轰轰烈烈，一直持续到1944年。1941年5月30日，日海军轰炸机猛轰长翔、桂林。又，十田部队于30日下午1时30分编队轰炸广西桂林，长达40分钟(见日本《历史写真》通报)。

　　又据1941年8月5日日军中国中部舰队报道组称：4日，海军航空队……中西队长率领的一支部队急袭衡阳、祁阳、冷水滩以及桂林等地，炸毁了军事设施、仓库、工厂等目标，到处都燃烧熊熊大火。

　　这天共有9架日机侵袭桂林市区，炸死200多人，伤者成倍。

　　日寇的魔爪还不断地伸向周边的县份。

　　1941年8月23日(农历闰七月初一)，53架(次)日机轰炸灵川县三街镇，投弹161枚，炸死88人，伤13人，炸毁房屋334间。

　　11月13日，又有41架日机大规模闯入广西境内，先后在柳州、平乐、桂林投弹肆虐，造成重大损失。但有两架敌机被高炮击中，溃逃至桂平坠落，两名飞行员被烧死在机舱内，另两名飞行员逃生后被当地民团击毙，受到惩罚。

　　1941年12月9日，中国政府正式发表对日、德、意三个法西斯国家宣战文告，日军对中国变本加厉地给予报复，于1942年1月18日7时30分，派出又一批飞机空袭桂林市区，中北路落弹起火，浓烟冲天，从义学巷烧到桂东路，这一带的住宅商店顿成灰烬，至此桂林闹市几毁。

　　遭到日机不断的轰炸后，桂林唯一的一条主要街道即桂北路至桂南路(中山北路至中山南路)，被炸成几段零落的街，有三分之一的城区变成焦土。西城一带更是一片荒凉。

　　4月21日16时许，日军派来机群空袭桂林秧塘等机场。其中一架敌机被机场高炮击中，坠于杨堤乡焚毁，飞行员逃生;另一架敌机在已坠毁的飞机上空盘旋良久，欲抢救下面的飞行员。不料因燃料耗尽迫降，飞行员跳伞，飞机亦坠毁。两机飞行员会合后，劫持一条民船沿江逃跑，被追赶的民团击毙一人，另三人趁黑夜潜入峰丛中。

　　5月19日10时许，又有21架敌机窜入桂林市上空，在西南郊投下20余枚炸弹，以为击中机场后离去。但落弹尽在荒山野岭，仅毁数间茅屋。

　　5月30日，17架日机在桂林东门外难民收容所附近投下20余枚爆破弹和烧夷弹，造成难民死伤。

　　6月11日晨，又有9架日机的编队，在桂林西南郊投弹10余枚，企图破坏机场，但又仅损茅屋数间。

　　就在这天入侵的日机飞离后不久，1941年6月建队、7月28日在缅甸东瓜机场开始集训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中的12架飞机来到了桂林!

　　【相关链接】

　　桂林老人忆述日寇的滥炸暴行

　　白先勇先生的回忆

　　当时我们家随广西绥署机关住在宝积山东北麓的铁佛寺塘边(现名铁佛塘)。有一次遭到日机的狂轰滥炸，一枚炸弹正好落在我们家的后院水塘中，水塘溅起一个冲天的水柱，塘边有位泥水匠被炸得粉身碎骨，一条腿飞到了树枝上。日机时常来袭，有时是一夕数惊。后来父亲白崇禧从重庆回桂，将家搬到了东镇路风洞山北麓的板栗园一隅，那里有个混沌岩，好躲警报。李宗仁也从甲山搬到了那里。

　　又有一次，宝积山北麓的宝积岩内躲了很多市民。日机盘旋一阵后向北飞走了，警报解除了，岩内的市民开始外出，但日机突然从灵川转头来，对着从宝积岩出来的人群投弹、扫射。结果岩口、塘边也死伤了许多正要回家的老百姓。

　　魏瑞芳老人的忆述

　　1943年，飞虎队的一座招待所在我们的魏家花园后沿建成后，日本鬼子很快得到情报。从此这座招待所便成为日机经常轰炸和扫射的目标。每炸一次，都有避难行人在这一带伤亡，树枝上挂满了支离破碎的人手人足，后园也落下很多弹坑。实在难以住下去，我们介然堂的老人与小孩只好临时迁到东江码坪街和临桂县庙头躲警报去了。

　　易济忠(去台的广西同乡会《广西文献》社长)先生的忆述

　　我在家乡的小学毕业，经校长和家父的鼓励，于抗日战争中到桂林市八桂镇读初中，住校寄宿，假日则住市区舅公家兼打工。由于抗日战争激烈，日本飞机常来空袭，有时一天来两次，一个星期最少空袭四次以上。当警报发出时，我和同学都到一华里外的老君洞去躲藏，俟解除警报，才回校上课。记得我的舅公做小生意，空袭时就躲入榕湖边的土堆防空洞。因为不牢固，有一次躲在洞内的11个人，包括舅公在内，全被日机投弹炸死。有了这个教训，学校要求学生在空袭时，一定要躲进安全的防空壕及山石洞内，就这样常常躲避空袭，读到初中卒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