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暴行录：1939年2月一1945年8月日军在海南省的暴行(3)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侵华日军暴行总录》   2025-10-22 09:42:27

　　万宁县西截村惨案

　　万宁和乐乡坡仔村汉奸冯德儒故意制造事端,偷走日军在龙头湾渡口的交通船，卖给和乐村人，反诬和乐村人偷船。万宁县城的日军听信诬告,派日军士兵化装成农民跟随冯德儒至和乐村周围侦察地形,伺机偷袭。

　　1939年10月19日凌晨3点，万城(万宁县城)、龙滚两处据点100多日军，由万宁伪维持会会长朱德辉带路，直冲和乐西截村(现发兴村)而来。日军在村口发现站岗的农民钟汉坤，一刀将其劈死，潜入村口又将第二站岗哨3人杀害，其中村民温业茂、蔡王文当场被刺死，周其居被刺伤仍敲响随身的铜锣报警。日军迅速包围村庄，村民已无法外逃，几个早起赶路外出的村民，在村口被日军刺死，其余村民在家里遭到残杀。村民蔡朝运兄弟妻子、孩子一家9口，被日军用军刀连续砍死8人,6岁的小儿子藏在门扇后面幸免;村民钟龙光家6口人被杀，极其残忍的是日军士兵把尚在摇篮里酣睡的6个月的婴儿，用刺刀扎穿胸膛，再向上一挑，小小的躯体从高处“叭”的一声摔在地上，还来不及哭出声就死去了;钟明绪、陈家昌等30户村民，被杀得一个不剩，绝了户。仅3个小时，和乐西截村115人遭到日军杀害。村民钟明新、苏更生、周德其等10多人被刺重伤，经抢救死里逃生。钟明新一身伤痕累累，至今仍健在。

　　西截村大屠杀之后，日军又闯进东截村，正当杀了8个村民时，山根方面传来激烈的枪声。原来共产党驻六连岭的抗日队伍闻讯赶来，在山根桥头遇上从嘉积镇来增援的日军,双方混战,抗日队伍终于阻击了增援的日军,迫使在东截村行凶的日军急速撤离，否则将有更多村庄的村民遭到屠杀。(龙建武)

　　汀迈县龙楼等四村惨案

　　1939年11月的一天,日军围剿汀迈县新吴乡龙楼村，烧房124间，杀死村民8人，并将100多村民绑成一长串，站在棉坡沟底，日军戏称“百人桥”，任意在村民的头上、肩背上踩踏、抽打，甚至用刺刀挑刺。1941年4月12日深夜，新盈港日军营部奉团部命令，出动200名日军，分乘10部汽车突袭沙土峒。全峒13个村庄，11个村庄于拂晓时分全被烧、杀一光，仅一个小时就有1300多村民惨遭杀害。

　　1942年3月下旬，仁兴乡灵地村几经日军摧残，有200多村民被杀害，其中有一次，日军集体杀害38人。

　　1943年冬的一天，日军偷袭靠近汀迈坡尾的赤浮岭医院(中共琼崖特委设的)，100多伤病员全遭杀害。(龙建式)

　　陵水县龙板村惨案

　　1939年12月的一天清晨，龙板村(黎寨)有一媳妇到村旁田圮的水井挑水，忽见眼前梯田里伏着一大片身着黄色军服、手握枪支的军人，当她断定是日军包围了村庄后，心头一惊，弃下水桶往村里紧跑，边跑边拼命呼叫，向村民报警。龙板村早年为防匪盗袭击村庄，四周栽满密密层层的刺竹，仅留下一两处通往村外的路口。日军迅速堵住路口，全村100多村民，只有7人及时逃出村外，其余男女老少都被日军挨家逐户驱赶到村外一块坡地上。日军用刺刀逼迫男村民挖了一个大土坑，然后把全部黎族村民驱赶进土坑里。日军士兵端起刺刀，在坑沿上对准村民任意挑刺砍杀，杀完人后稍作掩埋，又返回村里放火烧村，然后撤出村庄。傍晚，外逃的7名黎民偷偷回村，村庄已是一片灰烬，空无一人，极为凄凉。他们寻到村外，发现村民集体受害的土坑，拨去泥土，看到被日军屠杀的亲人，其状惨不忍睹:断头的，身首异处;剖腹的，肚肠流出体外，男女老少无一幸免。这一天，陵水县呠号镇的新坡、旧娘园、伸根坡、挑丛等黎族村寨，也遭劫难，30多人被杀，130多间茅房被烧。(龙建武)

　　日军凌辱虐待朴来顺等“慰安妇”的罪行

　　朴来顺，女，现年78岁（这个时间指采访时间），系保亭县公路工区退休工人，原籍韩国庆尚南道咸安郡理让面内谷里。父朴命万，母宋崔引，务农。兄妹9人，朴来顺排行第五。1940年2月被日本人诱征参加“战地后勤服务队”。征集人是一姓李的韩国人，他四处宣传:战地后勤服务队是为支援“大东亚圣战”而组织起来的，应征的女人只管洗衣做饭、照顾伤病员，每月有工资。当时朴来顺家乡不少青年妇女，小的16岁，大的有30来岁，被征入战地后勤服务队。应征的姑娘不久坐车到中国抚顺住进离日军兵营不远的一座带围墙的大院里，共集中200多人。2天后编队，约50人一队。朴来顺所在的编队有日本、朝鲜与韩国人。姓崔的管事是韩国人，在编队后抱来一人一套色样统一、有编号的服装，命大家洗澡换装，准备体检。

　　第二天体检厅里站着五六个大汉，姑娘们受命一律脱去衣服。在那么多男人面前脱衣服，姑娘们不肯照办。这时，冲出2名大汉，把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拉出队列，摔在地板上，撕剥下衣服，按住手脚，由一人先强奸，再由众大汉轮奸，女孩开始还拼命挣扎，呼救，而后，只见眼里淌出流不尽的泪水，人像僵尸，躺在地板上一动也不动了。其他姑娘被吓坏了，只好脱去衣服，任人摆弄。体检完的当天晚上，来了许多日本军人，每人花2元日币向崔管事买了张有编号的门票，对号码一人拉一个姑娘，拖上床强奸，若是有谁敢于拒绝，马上遭到毒打。姑娘的哭喊、叫骂声和日本军人疯狂的笑声闹成一片。就这样被征入战地后勤服务队的姑娘实际都成为“大东亚圣战皇军”的慰安妇，专供日本侵略中国的军人发泄其兽欲。朴来顺自破身那天(1940年--昭和16年3月16日)起，天天都必须接待日军士兵，少则每天三四人，多时10多人，崔管事每人每天只发给10元日币为工资。

　　1941年1月底，朴来顺和28个姐妹同乘一艘日本军舰离开抚顺南下，于2月23日抵达海南岛海口市。近一个月在海上颠簸，朴来顺等晕船呕吐，还得日夜不停地接待日军舰上的水兵。一到海口就住在日军司令部附近。朴来顺第二天在一家日本人开的相馆拍了一张照片(今尚存)，时年26岁。在海口市，朴来顺她们住了有一年时间，她们中有台湾和菲律宾妹仔。这一年中，作为慰安妇，除接待司令部的日本军人外，每月都必须轮流(每人一次)到较远的日军兵营，一次同去的不少于10人，一去二三天。在兵营接客十分频繁，有时不到一小时一个，即使有月经也不许休息。不少人因此病倒，待病略好转又得接客。虽然定期给慰安妇体检并吃药、打针，有些慰安妇还是染上性病，甚至下身溃烂，其臭难闻，到这时，她床位上才挂上红牌，免于接客。到1942年1月,朴来顺被日军用车送到三亚红沙镇慰安所,这里一共有52个慰安妇，其中来自台湾和朝鲜各一半，日本来的慰安妇都安排在三亚市。日本军人大都粗野残暴，慰安妇只能任其摆弄，动作稍慢即遭毒打。个别的玩得开心了，会私下塞给10元或更多一些日元。朴来顺到红沙不足两月，患上疟疾，但还被强迫接客，不给休养。慰安所管事泉井君见状，在她床上挂上红牌，给予照顾治病。岂知，过几天体检，发现她患的不是性病，立即逼她接客，管事泉井君因此也被调离，不知去向。后重新调来了新管事(姓金，朝鲜人)。朴来顺从新管事处了解到，她在家乡的恋人，被征兵到中国华北地区作战，没三个月就死在战场上,朴来顺绝望得差点死去。1945年8月,日本国战败，朴来顺因身体病弱被日军遗弃不管。后来，被保亭县公路工区招为养路工，在中国生活，至今尚健在。(龙建武)

　　日军屠杀虐待昌江县石碌铁矿劳工的暴行

　　1940年3月15日，日军占领昌江县石碌，立即遣派地质调查队和日窒海南调查队，对海南矿产资源进行勘探,查明昌江县石碌地区铁矿资源丰富,矿石品位优良为世界罕有。日本国立即授命“日窒素肥料株式会社”投资开发。于是，“日窒素肥料株式会社”为开发需要，改名为“日窒海南兴业株式会社”，计划大规模开采，企图通过短期掠夺性采挖,把整个石碌铁矿运回日本。因此，制定每期递增100万吨的生产计划，三期完成，第一期年产矿石100万吨;第二期年产200万吨;第三期年产300万吨。开采速度要求快，需要征用大量中国劳工。劳工来源有三:外国劳工来自朝鲜、印尼、印度(印度等国战俘1000多人)国;中国劳工主要是来自台湾、上海、广州、汕头、厦门、香港、澳门等沦陷区;其次是海南岛内各地强行征派的劳工。台湾的劳工是1940年前后来的，当时，日本人以招工为名，说是到海南做工，日工钱2元(日元)，时间半年，不少人受骗签下合同书。1941年底，日本人在香港招工，说明到海南做工，合同期一年，日工钱0.80日元。在香港共招来6批劳工，每批约510人。劳工从香港乘船在八所港上岸，然后乘车或步行到铁矿工地。

　　1941年，日军在上海沦陷区迫使大批工人、学生南下到石碌铁矿当劳工。大陆沦陷区劳工中，最不幸的是女学生，日本人诱骗说来海南当护士，实际上绝大多数被通迫当妓女，分别落入八所、广坝、石碌等妓院。岛内的劳工是无报酬的，日军通过各地伪维持会把所需劳工摊派到乡镇村庄，挨户出工，半月或一月轮一批。本岛应征劳工,因青年男女大都外出逃避,多半是村中的中老年妇女和11至15岁少年。

　　据统计资料记载，1940年至1945年，日军共征劳工4万余人，其中外国及岛外劳工68批2.5万多人。劳工分布在矿山、电站(厂)、码头、铁路等处。当时，矿山及其附属工程的机械化程度极低，绝大部分工程靠人工完成。岛外劳工负责矿山土方工程、修铁路路基(石碌到八所港的铁路52公里的土石方工程及架设轨道，全是人工完成)，同时，修建叉河铁路桥。岛内特别是就近的本地劳工负责劈山开路、凿隧道、修公路、砍木料、修草房、烧砖等。由于生产工具原始简单，劳工劳动量大，工作十分繁重，平均每天劳动11至13小时，加上食住条件极差，几乎天天有人死亡。劳工大多集中住在现铁矿的中二区、西区，分别由日军的海军特务部下属劳务系(今铁矿灯光球场址)和日陆军属下的西松组(今铁矿党校址)管理。在矿山各工地还配有总监工、二管工、班组长。班组工头大都由中国人中的败类担任。劳工伙食很差。开始时，尚有饭吃饱，随着劳工日益增加，到1944年后，伙食差劣，每人每天只有3两米，还经常以番薯或番薯干代替，番薯大多是蚀烂得难以吞咽的“臭薯”，后来干脆就以瓜菜充饥。劳工们食不果腹，衣不敝体到处可见赤身裸体的劳工乞食。为了生存他们捡日军士兵丢弃的罐头壳做炊具，拾到可食的就躲在僻处煮烧，有时还能填得半饱，多半是饿得两眼发黑。这些皮包骨头四处找食的劳工，被日本人称为“简罐部队”。

　　劳工住的是只能遮日的大草棚，雨天上下四方都透雨水，睡在地面上的工人只好整夜整夜地泡在泥水中。冬天最冷时是6-8℃,劳工只能找些稻草或茅草裹着身子过夜。天一亮，不管体弱、生病的一律在监工的逼迫下到工地去。工头对报病的工人十分苛刻，天没亮，报病号的都得到棚外排列横队。报头疼者，被监工用“文明棍”敲打脑袋;报肚子痛者，则被捅肚子。夜里死在睡铺上的劳工，工头以为装病，手打脚踢直至确认死亡才罢手。在工地上，工头总是不停地吆喝:“快干，快点干!”谁想停手抹汗，文明棍马上会落在头上;谁敢顶嘴，就被“放飞机”整得死去活来，或让工人互相掌嘴巴，还不许轻打。有些劳工实在忍受不了这样非人的折磨，寻找机会逃跑，一旦被抓住，只有死路一条。

　　1943年秋，2名广州劳工趁夜色逃跑，不幸被抓回来，总监工集中所有劳工，当面把两人斩首示众(地点是今石碌河南市场西侧)。有的被坑埋，日军让被坑埋者自己挖好坑，逼下坑后，埋土至嘴，活活把人整死。矿山气候炎热，饮用水不卫生，蚊虫、蛇蝎都很多，许多劳工皆因患病得不到治疗而死去。患病多属发高烧(疟疾)、拉痢、烂手烂脚;有的起于中暑，拖成大病;有的惨遭毒打伤口发炎肿胀。患者若上诊所，就被送入病房;所谓病房，实为太平间，这里无人照顾，没水喝，没饭吃，更无人治病，甚至惨无人道地给患者注射毒剂，促其早死。所以患病工人宁可在睡床上等死，也不上诊所。死去的劳工都被火烧掉，初时一个一个地烧，后来死人渐多，日军专门成立一个火葬死人的班组。他们先挖好大土坑，把前一天死亡的劳工集中，扔进堆好木柴的焚尸坑，泼上汽油焚烧。焚尸坑设在两处，一在今石碌铁矿西桥处;一在矿山钢铁厂高炉处。

　　1943年秋，在石碌隧道洞口的工人住宿区，发生了可怕的霍乱病。病情发生后，那些手提长刀、腰插短剑的日本监工(他们都是日军就地退役军人)，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待，瘟疫横行，对矿工无任何防治措施，无药控制，只好任其蔓延。最严重的时刻，日本人只顾自己喝烧酒(以此代替药物)，不顾矿工死活。凡被怀疑患霍乱病的(发高烧、肠胃病呕吐的)矿工，都被强行堆进火坑，焚尸灭菌。这段时间里，烧化的活人、死人不计其数。

　　1944年，日军还制造了一起“十所大屠杀”事件。原来，日军在八所村办“富民公司”，设有茶室、赌桌、鸦片烟室。起初，仅限矿上中、高级管理人员享用。1944年后，只要有钱，谁都可以进去，到这里玩的人增加许多。就是这年秋季一个夜晚，日军要抓“八路”，把八所村包围了，当场抓了 100多人，除个别管理员获保释，其余的人在第二天夜晚7时半，被日军拉到十所桥附近集体枪杀。在日军掠夺性地开采石碌矿山的6年间，劳工因饿死、病死、打死、活埋、活烧而死的不计其数，仅1945年，平均每天死人就达8人之多。加上一些外逃失踪的，至日本投降时，全矿山仅存下5800多人了。(龙建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