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暴行录：1939年2月一1945年8月日军在海南省的暴行(4)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侵华日军暴行总录》   2025-10-23 15:53:00

　　陵水县朝拜山村惨案

　　陵水县朝拜山村在县南10公里处。1940年7月19日夜晚，国民党陵水县游击队领导人钟英派王进泰带李进泉、梁养地将陵水县城至朝拜山村靠村的电线杆砍倒，破坏日军通讯设备，以保证游击队在盐灶、桐梅一带的安全活动。20日上午9时左右，朝拜山村伪保长陈贤才派保丁吴年贵到陵水新村伪维持会报告，伪会长许亚全觉得此事非同小可，亲自到陵城日军军部报案。下午，日军八九人到朝拜山村带走村民2人。21日上午，日军为捕获破坏电杆案犯，设下圈套，让县城伪维持会会长陈宏渊到朝拜山村假称昨日带走的2人无事，可以释放，但村里得派人担保。为了亲人安全返回，朝拜山村推举7名与被扣押村民有着亲戚关系的年青人到陵城军部做保。事后，据在县城伪维持会做事的汉奸家属透露，第二天，不见7人踪影，只见他们的竹篮挂在监狱墙上，估计9人一同遇难了。

　　7月22日，日军为稳住人心，实施更大阴谋，派人到村里宣布:明天在陵城的全部村民将获准回村。老实的村民信以为实，为消灾消难，家家户户都煮鸭蛋，准备给脱险归来的亲人剥壳压惊，个别外嫁的媳妇也赶回娘家探亲，全村人都庆幸灾祸解除，沉浸在盲目的欢乐之中。岂知，7月23日凌晨3点，陵城井上部队80多名日军和伪军乘车扑向朝拜山村，迅速包围村庄。天一亮，伪新村维持会会长陈亚发即带日军和部分伪军闯入村庄，把男女老少100多村民赶到村中一颗大榕树下。伪军在大榕树下挖好7个大土坑，日军将村民一个接一个拖至坑沿，用刺刀捅死后推入土坑中。近一小时，村中104人被杀死。邻村(朝美村)中年农民夏达紫，借宿村里也被残杀。中午11时左右，辜达尊为给亲属收殓尸体偷偷进入村庄，只见大榕树下，7个大坑内外尸体狼籍，个个血肉模糊，他扒找了6个坑，才找到他的兄嫂，兄嫂怀里还紧紧抱着死去的婴儿。婴儿身上无伤痕，是随母亲跌入坑中，被土埋闷死的。全村房屋尽数被毁于火海。村中仅有7人幸存，其中4个是出嫁外村的媳妇，一个是以缝纫为生的郑引生，在日军到来前因事出村赶路而幸免于难，另外2人是汉奸陈亚发的亲戚陈振义和祖父，事先得到消息，躲进村旁丛林免于一死。(龙建武)

　　日军屠杀虐待八所港劳工的暴行

　　1940年3月15日，日军占领石碌，计划开采石碌铁矿,同时兴建石碌至八所的铁路和八所港、东方水电站。1940年10月，日本国通过上海“吴淞劳动部”、香港的“合记公司”，在沦陷区的上海、广州、江门、汕头、厦门、台湾、香港、澳门及岛内各地，采取诱骗、抓捕、强征、摊派等手段集中大批劳工，加上英国、印度、加拿大等国战俘投入八所港工程的劳工总数有2万多人。日本“日窒素肥料株式会社”(后改为“日窒海南兴业株式会社”)授命负责开发工程。为加快八所港工程建设速度，指令昌感地区日本守军横四特部队，直接参与建港施工监督，司令长官板垣亲任施工督战队长，其下设有工地总管、把头、二手(这些工头都由华人担任)，对劳工层层监督管理。失去人身自由的劳工，经编队为500人一团组，劳工每人衣服前后都加印编号，方便监工呼叫和监督。劳工住的是几十人一间的“猪仔棚”,“猪仔棚”近旁另建碉堡一座，日军日夜站岗，防止劳工逃跑，还设一处禁闭室和监狱。

　　《海南岛石碌铁山开发志》中关于劳工住宿的描述:“在沙地上架设的临时帐棚里，通道在中央，两侧排着床铺，多人合住式的，确实是太不像样了。”(当年参与矿山、港口工程的日本人曰人河野司的回忆录。)劳工每天只有3.6两大米和6两红薯干混煮的饭团,食不果腹，工人外出找食，往往以违反禁令惨遭毒打。此外，劳工衣服(自带的)一旦破烂，无衣更换，冬天只好以水泥袋御寒。由于非人的待遇，工人劳动繁重，伤病劳工逐渐增加，许多人因此葬送了性命。当年编号为“578”的劳工谭重(八所港务局退休工人，1941年13岁，从广东省顺德县第四批被抓到八所的劳工)曾目睹劳工的种种惨状。劳工患病要求请假，工头则以怠工罪，对患者鞭打脚踢，有的当场被活活打死;有的甚至更惨，被活埋或砍头以示众。一次，负责码头矿桥施工的总管张志华、潘保明,发现20多个劳工睡在工棚里就密告日军说他们怠工，有聚众逃跑的嫌疑，结果20个病患劳工被日军士兵押到工地，当众杀头。另一次，一名外号叫“傻子”的广州劳工在工场与工友悄悄说话，工头诬其为游击队宣传煽动，日军立刻把“傻子”和在一处干活的80多名工人全部枪杀。

　　当年劳工何亚根(现退休工人)也目睹一次屠杀:一名叫“三毛”的上海劳工,因错锯了一根木头,遭总管张子龙扬鞭毒打，旁边的劳工为他求情，张子龙则向日军报告，诬告工人造反，结果，“三毛”等20多名劳工都被活活打死。由于环境恶劣，生活艰苦，工时超常，加上牛马般的役使，许多劳工陆续染上种种传染病，如霍乱、痢疾、天花、疥疮、水肿等。患上病得不到治疗，致使劳工成批成批地死去。日军虽设有医院，但病人进去实际上只是等死，病人病痛呻吟反被说是“精神病”，以毒剂注射(美名为“强心剂”)置于死地。许多因工伤住进医院的伤员，因伤口得不到及时处理，以至伤口感染溃烂而死去。

　　日军的八所医院，实际上是劳工的“收殓所”。起初，劳工死后的尸体被丢在柴草堆里，泼上汽油焚烧，用一木制盒子草草收殓其骨灰，然后集中置于八所村南面一间称为“百姓庙”的茅屋里。后来，死者日益增多，柴草供应不上，日军就命令拉尸队在港口东南方向约1公里的荒滩上，挖个200多米见方的大土坑，将死者乱扔坑内，扔一个，就胡乱铺上一层薄沙了事。坑内堆叠的尸首，被狗扒猪拱，裸露于外，臭气扑鼻。就这样，日积月累成为劳工葬身的“万人坑”。(1983年6月10日，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万人坑”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拨专款为维护费用。)

　　日军还在劳工住宿区，制造了一起“芙蓉村惨案”。在工人住宿区内有几间简易草棚，为工头所建，美其名曰“芙蓉村”，内设赌具、烟摊(抽鸦片烟)，诱骗工人，榨取他们领到的极少的生活费。有一次，工头之间因分赃不均，引起矛盾，有人向日军报告，说“芙蓉村是游击队窝”，日军出动便衣队立即把芙蓉村包围起来，里边100多名劳工全被杀害。(龙建式)

　　乐会县载桃村惨案

　　1940年农历十一月初八，乐会县(现琼海市)长仙乡载桃村的村民清晨被惊醒，一队日军士兵突然闯入村庄，逐户抓人，把村中51名老少赶到村中一房屋前空地集中，一律绑缚，然后逢人即刺一刀，不管死活，全都扔进屋子里，并泼上汽油，纵火焚烧。随后把村中的牲畜、财物洗劫一空，所有房屋都被放火烧毁。事后方知，日军通讯电线被破坏，怀疑村民所为。当时幸免于难的有4名村妇和一名男孩，他们和事发前外出谋生的21名村民无家可归，只好逃难外地。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返回故乡重建家园。(龙建武)

　　定安县吴招村惨案

　　定安县黄竹墟吴招村，在抗日战争时期有32户，120人。1941年2月16日，黄竹日军据点预先接到密报:吴招村有共产党驻扎，于是在鸡啼时分，出动40多名日军，配备3挺机枪，带着一些伪军分几路包抄吴招村。日军借口要“检查户口，验顺民证，清共产党”，挨家挨户把村里的男女老少全都从家里赶出来，集中到村民杜儒蛟家的横屋里。先由汉奸拿户口簿点名，验“顺民证”，但查不出共产党。日军再次点名，点到名的被硬拉出来，一阵木棍、枪托乱打,村民昏迷倒地，再被刺刀猛捅，直至死亡。日军用此残暴的方式，先是处死青壮年，接着是女人、老人和儿童。仅一个早晨，杜儒忠、黎学新等86人均遭残杀。其尸体就堆积在杜儒蛟家里，惨不忍睹。当天，村中所有耕畜、家畜及财产、连王桂玉母亲的寿板全被抢光。村中仅有一些平时躲在山上露宿和外出的人幸免于难。当天夜里这些村民偷偷回村认尸埋葬，发现被刺7刀未死的杜国安的母亲和叔母。杜国安的母亲被救活至50年代去世，其叔母后改嫁文昌，现仍健在。幸存的26人分别流落文昌、琼东和定安县其它乡村。吴招村成为废墟。(龙建式)

　　琼东县金证村惨案

　　1941年正月初二,即春节的第二天鸡啼头遍,琼东县(今琼海市)塔洋据点一队日军,悄悄靠近蔗园坡乡金证村，从村尾突袭村庄。正在酣睡的村民被拖出被窝，押往村旁的坡地上，全副武装的日军将村民一个个刺倒在地，哀嚎声、呻吟声经久不息。村伪甲长甘正传吓得转身逃跑，被日军士兵一枪打死在田埇里。日军以为村民都已被杀死，才撤往上岭村方向。天亮后，金证村村头的村民，壮着胆摸向村尾，只见坡地上尸体堆积，污血遍地，29具尸体惨状各异。一年轻妇女，下身赤裸，阴部血肉糊，是被刺刀乱捅所致;村民甘心传被扎14刀，人未绝气，痛苦地呻吟;一间屋里传出小孩啼哭声，人们循声找到躲在被子里的五六岁儿童甘善贵。时趁天黑藏进村边树丛的村民也跑出来，大家忙着在尸堆中找被杀的亲人。岂知，约9点钟时，日军又返回，5位曾幸免于难的村民躲避不及，终被杀害。日军抢去村里的牲畜财物，烧毁了村庄后，才离开村子。在这场屠杀中，金证村惨遭杀害当场死亡的村民32人,甘心传夫妇死里逃生,但终因伤势过重不久也死去。甘善贵是唯一活着的，金证村才算没绝根。(龙建式)

　　文昌县昌文大屠杀

　　1941年3月18日晓，两部日军大卡车载着40多名日军士兵,从琼海县长坡据点开来,在文昌县重兴乡昌文村口突然刹车，一个三角眼的日本军官(当地群众称“吊眼狼”)走下来，以要抽人修炮楼和砍伐村边的树木防止共产党活动为由，让汉奸通知村民集中。当100多名男女老少到村中李氏祠堂里等待训话时,“吊眼狼”突然宣布日军一部军用卡车昨天在村旁遭到伏击,因此村民都是嫌疑犯。此时,李氏祠堂大门两侧架起5挺机枪，日军把大门紧紧关上，在祠堂外边沿墙堆上干柴，泼汽油纵火焚烧。祠堂里绝望惨叫的村民试图破窗逃走，却被日军机枪堵住，靠近窗口的都被射死。107个村民就这样活活被烧死在祠堂里。同时，日军还在村中搜查，发现

　　一病瘫老人和一未满周岁的幼儿也不放过,浇上汽油点火烧死。村中36间房屋几乎全被烧毁。20多个外出的村民幸免于难。村民李重发，当年10岁，藏在李氏祠堂附近的树林里，是这场大屠杀的见证人。1945年日本投降后，幸存的村民才把死难村民的尸骨收集起来，在村东边山坡上合葬，1963年3月18日立一石碑:“百人墓”。(龙建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