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侵占海口地区的罪行
来源：梁鸿志   2017-09-08 14:06:47

　　民国二十八年(1939)1月19日，日本侵略军大本营下达第265号命令进攻海南，并制定《海南北部作战陆海军中央协定》，规定以建立海南北部空军作战及封锁作战基地为目的，首先占领海口附近要地。2月10日(即农历戊寅年十二月十二日)凌晨3时，日军在海口市西郊16公里的天尾港开始登陆，随即分兵两股，一股经长流、施茶、永兴向府城进犯;一股从天尾、长流直指海口。上午10点，日军先头部队进入市区。正午12点，海口市全部沦陷。海口市居民除少部分事前逃难到广州湾(今湛江市)、雷州半岛、西南各省、本岛腹地以及港澳、南洋各地外，其余四、五万的贫穷市民从此生活在日军铁蹄下，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日军侵占海口七年，罪行罄竹难书，现将其部分罪行简述如下：

　　一、实行法西斯统治，肆意杀戮无辜民众

　　日军侵占海口市后实行法西斯统治，在海口市的制高点如金牛岭、大英山等战略要地均有大批日军盘踞，数以百计较大较高的好住宅、楼宇均被日军强占。日本侵略者在当时全市最高建筑物五层楼(今得胜沙路海口大厦)升起太阳旗，楼顶配备机关枪和警报器，其附近楼房均住有日本人，戒备森严，整条得胜沙大马路白日行人也寥若晨星。其他街道也有日军三五成群游荡，动辄打人，寻找“花姑娘”调戏;有些日本兵冲进民宅，强奸妇女，受难者的尖叫声不时传出。因此，当时行人多为老年人，中青年妇女有急事非出门不可时，都用黑布缠头、束胸赤脚，装成老妇模样，看前后没有日军形影后，才三步并做两步，失魂落魄地急走。市民在自己国土上，心情却象非法越境者那样忐忑不安。

　　直接镇压海口市民的是设在市新华南路18号(现新华派出所址)的日本宪兵部。它招收一批民族败类充当稽查，经常以莫须有的罪名残害民众。我有个远房亲戚，那时30来岁，是个安分守己的小商。有一天，他和友人在茶店喝茶时，受他人委托，给一知已带一封信，信放进口袋里。日本宪兵闯进茶店突击搜查，在他身上搜到这封信，二话不说，立即把他带到宪兵部，拷打至死。他的父母、爱人、小孩日夜哭啼，知情者无不愤慨万分。事后得知，这惨案的发生，仅仅因为这封平常的信里有“……申本人……”(申系人名)三个字，日本宪兵解释为“杀日本人”(“申”字中间的一竖把“日”字劈开，是“杀日”之意)。

　　日军占领海口的七年时间里，经常宣布市内戒严令，这种情况多发生在日军头目乘车过街前后。戒严开始时，出动摩托车在街道上风驰电掣而过，呵叱驱逐行人，下令关闭店门，俄而步捕三五成群出现，荷枪实弹，刺刀出鞘，杀气腾腾，在要道上星罗棋布，霎时闹市变死城。戒严时间长短不定，有时半个钟头，有时二、三个钟头以上。到战争后期，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屡吃败仗，便在市郊(特别是邻近日内岭的白沙、九村一带)到处拉夫搬木料建造防空工事，在市内街道交叉处的骑楼下堆垒沙包，挖土埋电缆或爆炸物，从事巷战准备。日军这些行动，使市民在经济上蒙受损失，心理上遭到威胁。

　　为了巩固统治，日本侵略军勒令市民，每家在大门门楣上方一律悬挂一块大木牌，牌上用毛笔写上各户户主及其全体成员的关系、姓名、性别、年龄等，以便突击抽查时易于发现与查处外来陌生人。同时强迫居民领取“良民证”(此证是一张约半个信封大小的薄纸，上面写有姓名、性别、年龄，依次证明10个手指纹是螺旋或否)，随时在交通要道设卡检查。有忘带者轻则殴打，重则拘留受刑，无证者以游击队论处，抓到宪兵部电触、水灌，受酷刑后生死难卜。

　　日军在市区里到处横行，笔者目击在民国卅年(1941年)的一天上午，我所居住的大院(四进屋)突然冲进一个日本兵，吆声震耳，拨剑出鞘，挨房搜索，连声大叫“姑娘，姑娘”，这时刚巧我哥(16岁)从外面回来见状便急中生智，用刚从夜校学到的日语和这日兵周旋，才得幸免。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日本侵略军不仅在市区横行，而且在市郊区进行屠杀。现择其中数例分述如下：

　　新埠乡的血泪

　　海口市东4公里的新埠乡包括亮脚、亮肚、外坪等6个自然村，战前乡民以捕鱼、耕地为业。沦陷后，对新埠岛渔村海域，日军侵略军派军舰巡弋监视，禁止渔民出海捕鱼，只准渔民在海边捉小鱼小虾。但尽管渔民循规而行，还是往往被无端殴打，没收渔具，掠走鱼蟹。日军视渔民如草芥，渔民为生活所迫，偶而在捕鱼时驶船离岸远些，如被日军发现，非伤即死。我的同学蓝明良有位亲戚，有一次和几位渔民用一艘搜网拖船捕鱼被发现，日军跑上船来对渔民集体殴打，边打边用日语发问：“痛不痛?”渔民因不懂日语而摇头，日军再打又问——摇头——再打又问，如此重复到日军“心满意足”才罢休，这还算“从轻处理”。倘若碰上日军对渔船有所怀疑，则军艇赶来，不问青红皂白，对渔船上人员全部“格杀无论”。其杀人灭船有几种：一是快杀法。用刺刀杀死船上全部渔民后，在船上倒油点火，焚船灭迹;二是戏杀法。以杀人取乐。例如在新埠乡，有艘渔船返航，发现日舰迫近，渔民全部跳水逃命，其中一人不谙水性，跳水后躲在船尾。日军登船搜索发现此人，便用刺刀挑挑敲敲，刺刺停停使其半伤半溺而死;三是慢杀法。日军上渔船后，先将全体渔民一一绑住，然后用铁丝刺穿渔民手腕，三几个渔民结扎为一贯(日军面对渔民手腕鲜血直流不屑一顾)，又用两条粗绳分别从船头船尾把渔船横系在军舰上，继而日军离开渔船，开动军舰，横拖渔船，渔船倾覆，捆扎在一起的渔民落入水中。舰上日军凭栏欣赏渔民在水中痛苦挣扎的惨状，直到渔民没顶而死，才斩断拖绳，扬长而去。

　　笔者近日到三联村(即亮脚、亮肚和外坪村)和渔民攀谈，据老渔民回忆，仅上述日军这三种杀法，新埠乡渔船被毁的至少有7艘，渔民被杀人数36名以上，当地老人对这些往事记忆犹新。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从海口方向开来的一艘渔船，船上共39人，因待风停泊在三联村附近海面，遭日本侵略军检查，仅因通行证明缺短两个字和船上查获两箱法币(国民政府法定货币)，便采取“三光政策”，——抢光船上贵重物品，把39人杀光后推入海中，再倒汽油将船烧掉。事后群众发现，漂流到三联村的尸体中，有被割断头的，有被斩断手的，有割去耳朵的，有挖掉眼睛的，有切去鼻子的，有割掉生殖器的，尸体无一完整，惨不忍睹，人们不难想象遇难者被凌迟宰割至死的惨状。当年日本侵略军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

　　蛋民七年浩劫

　　流动飘泊、以船为家的蛋民，因远离人群，屡遭不测之祸;日军侵琼七年间，侵略军无端上船检查，打人劫鱼，是家常便饭。无辜的蛋民时时祸从天而降，昨天一家人还是“平安无事”，今日突然有日军船只开来，气势汹汹，不由分说，俘去船上年青妇女上军舰“使用”，从此生死不明;对船上剩下的其他家庭成员，一律杀光，然后焚船或让空船随波飘流!遭此海盗式浩劫倾刻间家破人亡的蛋户，仅新埠岛沿海群众目击者便数以十计。

　　二、推行以华制华，扶植傀儡政权

　　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后，大力推行以华制华政策，扶植傀儡政权。在海口组织了所谓“日军琼崖临时政务委员会”(到民国三十二年改名为琼崖临时政府，地址在今海口市图书馆)，主要成员有委员长赵士恒，副委员长吴直夫，警务处长詹松处，建设处长李子建，最高法院院长刘乙公等。他们利诱各县土豪劣绅，汉奸流氓，普遍组织所谓“县、乡治安维持总会、分会”和“县、乡治安维持总会、分分”，并设立特务机构，配合日军进行三光政策。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三、四月间，日本侵略军通过久住海口的日本间谍胜间田父子，劝告商人开门营业，怂恿商人在中山路设立“海口治安维持会”，会长毛镜澄，以后又取消维持会，成立伪海口市政府(地址在今解放西路市公安局内)，下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工商等科，统由日本海军特务部派指导官(开始时是个叫胜间田义久的)和顾问进行监察，重要事务决策必须经日本人同意。市下设永安、福安、关良三镇，海甸、白沙、新埠、盐灶、龙昆五乡。推行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的保甲制度，制定“强化治安”和种种条例，如有一户违反的(如不报户口等等)，一甲连坐;一甲有问题的，一保连坐。伪市府在潮州会馆(地址在今市公安局)设警察局，下设稽查多人，在市内市郊暗查抗日分子和偷运物资到抗日区域的爱国群众;向导日军摧残游击队活动村落，对稍有不如意的群众，动辄告密陷害或直接抓去。被抓的轻者挨一段时间的电刑、灌水等刑罚后释放，但多已奄奄一息;重者一去永无音讯。

　　三、实行经济侵略，掠夺海南资源

　　海口和大陆一衣带水，是交通枢纽，也是战略要地。日本国资源缺乏，侵占海口地区后，为便于掠夺海南丰富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计划将海南建成南进基地，对码头、机场、公路都加以扩建。把原来的书场码头扩建成秀英码头;腰斩原琼海路(琼山府城至海口)扩建飞机场;沿机杨东侧另建琼海路(建国后加宽、降坡并铺沥青路面成为现在的海府大道);从新华南路和东风路交叉口起，经大英山、白坡至秀英坡建新路，以取代原澄海路从公路头经罐头厂至秀英坡段，并铺上20厘米厚的优质水泥，直至秀英码头;在市南10公里的琼山县尚导坡修建南渡江铁桥(1940年6月开工，1942年3月建成通车)，使军车能从海口直达岛南的另一战略要地榆林。这些工程，为了保密和防止破坏，施工骨干队伍为日本人，其次的使用台湾人和朝鲜人，一般粗工重活用中国人。征集中国民工方式之一是通过保甲组织派工。劳工非常艰苦，日本人派出工头巡逻监督，对稍不如意的民工，轻则手打脚踢，重则棍打鞭抽。为防止早退，收工时也要排队点名，并当日发“工资”。日军占领早期工资是每人每天发军币三角(按市价可买米1000克)，中期直接派发大米一铁筒(约250克)，晚期分文没有。据琼剧院吴梅同志说，当时他的姐姐才23岁，因一家六口无分文收入，被迫到飞机场做工，每天不到放工时间，全家人就围住火炉，火炉上煮着清水，专等姐姐回来。眼看水煮开后翻腾滚滚，一家人个个饥肠辘辘，觉得时间慢极了。好不容易等到精疲力竭的姐姐回来了，打开小包，只有一小撮米，大人既匆忙又小心地把它倒进大锅里煮成每碗米粒历历可数的稀饭充饥——当时海口不少家庭就是这样过日子的。

　　有一件事使我毕生难忘。在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春天)，我还是一个少年。有一天独自呆在家门口，来了4个外地人向我问路，我怔住了，因为一看，他们每个的大腿以下都长满脓疮，糜烂到几乎体无完肤，面容枯稿，简直看不出他们的年纪。后来他们知道我也懂粤语，便说他们要回故乡，身上带有大米，只想借个炉子煮饭，我答应了。在攀谈中，我知道他们原是香港工人，因失业“应募”到石碌为日本人开矿，海口地区也有不少台湾省人。很多人都因受日本工头殴打、挨饿、患病死去，幸存的也半死不活了。他们是从九死一生中逃出来的，脚上的疮是石碌的常见病。他们穷极了，但不求施舍，饭后蹒跚而去。我目送他们远去，并祝他们逃出“虎口”一路平安。我想年幼的我，所能做到的仅仅是供给他们炉灶、柴薪、淡水等区区之物，这能算是“雪中送炭”吧!

　　“大米是个宝”，海口居民在日占时期对这体会最深。当时百业凋零，不少靠典当或亲友接济过活，米缸没有隔夜粮。有时对外交通断绝，发生全市性粮食恐慌，粮价飞涨，居民只好吃番薯或秕糠度日。在市北海甸村一带，就有好些人专吃米糠充饥，为了容易咽下，采用煮、蒸、炒等多种烹饪法，但终因消化障碍得病，死亡。

　　另一方面，日本侵略者控制海口海关，执行统制经济政策。日本人所经营的行业有银行、洋行、商店、洗衣店、茶楼、冰室、咖啡店、烟厂、水产、糖业、海运直到妓院，掠夺海南资源，无孔不入。日本垄断资本主义肥了，市民却挣扎在饥饿线上，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日军侵琼前，海口居民虽不富裕，但就穿衣来说，一般人家都能做到每年春节给孩子做一套新衣服，并且形成惯例。至日军统治时期，棉布奇缺。供应市民用布，每年每10户居民才有一两份，每份布长三至四米，由保甲长召集所辖各户代表抽签凭证购买。同时严禁布匹运出市外，为此大路设岗把守，小道稽查密布。一旦发现违背者，轻则没收，重则送往宪兵部施行电触、水灌等刑罚，令人谈虎变色。

　　日军在“以战养战”的战略下，除因战争需要修建前述的码头、机场、公路、桥梁外，还在美舍河畔建一家准军用途的火力发电厂，市政建设几乎等于零。居民十室九空，哪有人修建房屋。在太阳旗影下，尽是草房、矮屋和水塘子，市区仅一平方公里多，街道狭小破败，连象样的手工业也没有，死气沉沉。若晚上巡看街道，只有四排楼一带行人稍多，有肩挑、排摊小贩叫卖面条糖水之类。新华南路冷落到几乎路无行人，那里设有“琼崖临时政府”、琼崖绥靖公署(地址分别在今图书馆和原市人民政府)等傀儡机构的招牌，不时有日本宪兵部间间断断传出无辜受害者的惨叫声，令人毛骨悚然。至于新华北路、得胜沙路、中山路一带，铺面多被日本侵略者占去开商行或驻军，行人屈指可数，隅见零落的霓虹灯射出凄红惨绿的光线。战争后期日军失去制空权后，实行灯火管制，黄昏后家家闭门关窗，市区变成死城。

　　日军占琼前，海口和广州有客机往来，水路交通有轮船可通南海诸港，陆路有汽车可达岛内各地。日占时期，民航断绝，水路交通仅有几艘日本商船(例如大球丸等)不定期到广州等少数港口，到战争后期都被盟国飞机炸沉而断航;陆路有少数商车断断续续往返邻县，但全是因石油奇缺而改装的“烧炭车”，速度慢，载重少，以载客为主，货物运输量极少。路上行驶的绝大多数是日本军车，往往在市内也不减速草营人命。笔者记得当时新民西路和新华南路交叉路中设有高出地面40厘米的交通指挥墩，夜里竟被军车撞毁，当场辗死平民两人。市内民间运输工具连一辆非机动的板车也没有，全靠手提肩挑。自行车罕见，黄包车绝迹，市内交通全靠步行。居民一般穿木屐，鞋子是奢侈品，不少人(主要是体力劳动者以及少年儿童)终年赤脚走路，冬寒冷脚，夏热烫肢，只能默默忍受。医药卫生方面，由于战乱饥荒，缺医乏药，一般人有病只是采用“戒口”(如患感冒病时不食油腻食物)之类的消极办法，只有万不得已才服药(一付治感冒的中药相当于两天的工资)，以致往往小病酿成大病，大病只好赴黄泉。日本占领时期，海口没有自来水，居民用水靠肩挑手提。照明则用煤油、苦油灯，电灯是奢侈品。文化生活方面，战前每年在飞机场附近的坡地举行放风筝(大型的6、7米高，用杉木做骨架，用铁线做绳子)比赛，观者数以千计的盛景已不复见;电影院只有一间中华戏院(现解放戏院)，放映多是无聊的故事片或“皇军”耀武扬威的新闻记录片;戏院只有一间大同戏院(现十三小学址)，唯一的公园叫第一公园(现海南共青团住址)，靠近公园的美舍河当时水质良好，河底是沙砾，深浅适中，可以游泳，岸上有树木花草点缀其间，徒然唤起游人有“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之感。日军占领海南后强制民众使用“军票”，除辅币铜仙外，停止一切货币(包括汪政权的伪币)在市面流通。所谓“军票”，正面有图案，印有“大日本帝国军用手票”字样，背面全是条文，如“此票一到即换正式日本通货”，“不得抗拒使用”、“如发现伪造，一经查出，一律严惩不贷”等等;票面金额有拾元、伍元、壹元、伍角、贰角、壹角等6种。币值初期尚稳定，不久出现通货膨胀，至战争后期，币值急剧下降，伍拾元、壹佰元大额军票出现。万物腾贵，市民叫苦不迭。与初期比，猪肉每市斤从1.5元涨至5元，一般菜从一两角钱涨至5角钱左右。但在日军枪口下，市面仍无其他货币流通或出现拒用军票的情况。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当局放任自流，并不收集“军票”，要求日本政府赔偿，坐视其变成废纸，市民损失惨重。

　　四、强制奴化教育，推行愚民政策

　　抗战爆发时，府海地区中学计有省立琼崖第六师范学校、琼山中学、私立琼海中学(现海南中学)、匹瑾女校等4间，小学更多。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广州沦陷后，日机不时轰炸海口一带，各中小学先后被迫停课。日军占领时期，市区只有三间小学，即一小(校址在今市六小)、二小(校址在今市三小)、女子青年团(也是间完全小学，其中一二年级兼收男生，校址在今市一小)，各有学生约300名，加上私立崇本女子学校和孙琼之、黄辉、谢良球等人办的数间私塾，小学入学人数约1000人，占学龄儿童百分之10以下。“正规”小学课程设日语、国语(即语文)、算术、音乐、体育、劳动，高年级增设自然和地理，但没有历史课(目的显然是令学生忘记祖国);其中日语、体育、劳动这三科专门由日本教师上课，日语是主课，每周节数最多，教学目的为推行同化服务(当时日本人的口号是：“中日合作，共同提携”、“中日同文同种”推行类似日本对朝鲜、台湾式的同化政策，为进一步只准使用日文，废除中文服务)。上体育、劳动课时很严厉，如果班上能保持五分钟内没人被打，便算罕见，目的是剥夺反抗精神，只要求中国人有强健的体格和埋头苦干的习惯，做个合格的奴隶。此外，学校的音乐课以教唱日本歌曲为主，以加快同化的需要。

　　小学毕业后如果升学，男生的唯一出路是考府城一中，女生的唯一选择是考海口女中(校址海口竹林村)，初中毕业便是“最高学历”。这样做，使下一代的中国人连“技术员”的水平也达不到，才大大有利于日本侵略者“长治久安”。

　　在学校里，强调绝对服从日本教师，学生稍有不逊，便进行体罚。体罚的方式有手打脚踢，有板拍棍殴，有个别罚，有集体罚。其中一种处罚管它叫“互打法”，即同年级甲乙两学生有小磨擦纠纷时，日本教师便叫这两个学生面对面立正。先令甲打乙一巴掌后，又令乙打甲一巴掌，轮流互打不止。双方初时往往是轻打，以后因报复心理而越打越重，日本教师在旁“欣赏”两个孩子边打边哭，边哭边打，直到心满意足后才令双方住手。当时在“公立”学校求学的少年儿童，身心均受摧残。

　　另一方面，当时虽有女校，但全市女生占学生总数不足百分之二十、“培养”的目的是三从四德式的贤妻良母。更应该指出的是当时不能入学的少年儿童占绝大多数，他们在饥饿线上挣扎，其中也有一些人在日本人办的工厂当童工，生活悲惨。

　　日本侵略军虐待海口市居民，除了直接杀害外，长期方针是摧毁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强行各种惩罚、侮辱、苦活、限制是家常便饭。例如强迫居民领良民证，登记户口，动辄检查良民证，检查打针证，搜身，搜屋等等，人们路过日本侵略军的岗亭要敬礼，违者不管男女老幼，不管有意无意，一律格打勿论。当时全市设岗亭何止十处，这些岗亭地处交通要道，中国人势必要天天向日军行礼，值得提出的是日军当局在原钟楼顶安放日本天皇像，凡经过中山路中段(即现华侨商店门口一带，不管走向，均需立正行礼，并且要让对面马路站岗亭的日本确认无误地看见了，通过时才能免于挨打;市民一时疏忽，村民不谙这“规矩”，在这里往往吃大亏。至于出入忘带“良民证”者，往往祸从天降，生死难卜。日军侵略者经常对海口市民强制注射，并不说明是什么疫苗，预防什么，只在被注射者手臂上涂一道有色涂料，如同牧民对牲口涂上识别标志一样，算是“注射证”。规定的注射日期过后，派人在路上设卡检查，发现行人手臂没有划标志的，就来个“双打”(即打人又打针)。日本侵略者又经常闯入民房搞所谓“清洁检查”，吹毛求疵，动辄打人，一些日军从高楼上频频掷下糖果吸住年幼无知的儿童围看拾取，稍后便下空酒瓶击伤、吓散人群以取乐。有段时间，日本人生产一种火柴，商标叫“华猴”，其视中国人如猴子般低能之意，昭然若揭。

　　日本侵略军在思想上还以嫖赌“腐蚀”的手法，消磨市民的反抗意志。当时市内有妓院、赌场、酒家，为发国难财者、汉奸、地痞、流氓之类提供吃喝玩乐场所，市面也存在一些“商女不知亡国恨”的现象。

　　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个甘受宰割奴役的民族。日军侵占海口后，不少市民，先后投奔抗日根据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抗击日本侵略者。海口各行各业的人士也对日本侵略者采取各种形式的抵制和反抗。被征去修公路筑机场的工人，与日本监工周旋，出勤不出力，(海南俗语至今仍叫“做日本仔工”)。商人绝大多数宁可吃货源缺的亏也不参加“贸易协会”，不做日本人的“指定商”。连小学生也不满日本的统治，也举行罢课。1944年4月的一天，市二小学校五年级的全班学生，为抗议日本教师对全班的体罚，集体罢课，都跑到第一公园去。

　　日军占琼时期的海口，日本歌曲如《海军进行曲》等喧嚣一时，但是，笔者也不止一次听到有人低声唱《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等爱国歌曲。共产党领导下的海口市地下活动十分活跃，更令日本侵略者胆战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