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机轰炸巫山纪实
来源：道客巴巴   2023-01-12 11:28:26

　　巫山县，地处重庆市最东缘的长江三峡库区腹心地段，长江自西向东横贯全境，大宁河从北向南注入长江，扼“蜀楚咽喉”，当“渝东门户”，既润泽了一方土地，又便捷了对外交往。早在民国前期，便已有湖北商人来巫山经营山货和日用杂货。1938年以前的巫山县城，还是巫溪大宁盐销往楚地的集散地，川、陕富商亦聚集县境，就埠售盐，带动了其它贸易发展，可谓商种琳琅，一派兴荣之象。抗战爆发后，1939年，日军占领湖北省大部分地区，兵至三斗坪，企图以狂轰滥炸的方式消弭我方意志，进而图霸四川。而巫山，这个面积不足0.5平方公里、居民不到4000人的大山深处的小县域，竞首当其冲，成为日机轰炸的目标之一。

　　血泪三年

　　1939年6月30日，27架日机入川轰炸，途经巫山县上空时投下了2枚炸弹，分

　　别落于县政府门前和长江南岸杨柳坪山地上，拉启了巫山三年梦魇的序幕。自此，原本安宁和煦的小小巫山县，不时炮声阵阵——

　　1939年7月12日，18架日机于城区投弹61枚; 25日，9架日机向县城投弹42枚;10月24日，日机数架经县城上空投弹72枚。

　　1940年7月3日，18架日机轮番轰炸县城，投弹72枚;10月30日，4架日机经县城上空，投弹30枚。

　　1941年1月20日，9架日机向县城投掷炸弹42枚;5月17日，9架日机轮番8次轰炸县城及郊区，共投炸弹36枚、燃烧弹7枚;7月6日，9架日机4次轮番轰炸城区，共投炸弹54枚，翌日，3架日机复炸县城，投弹21枚.......

　　当时，川江是沦陷区难民逃往四川后方的重要路线，许多战略物资和航空、重工、

　　轻工器材都是经由长江黄金水道运输入川。日机轰炸，峡江一时空前堵塞。为切断我后方生命线，阻止战地军工设备和军用物资的运输，日本军队还展开了对长江船只的轰炸。1940年4月30日，日机炸毁木船12只:8月8日，炸沉停泊在巫山港的“明星”号轮;8月22日，24枚投弹皆落于大宁河口，“民新”号轮船被炸。

　　随着战略调整，日军开始疯狂实施大规模的地毯式轰炸，如 1941年5月17日、7月6日等多次对巫山县进行轮番轰炸。8月17日，县政府被炸，警察所全毁。整个巫山县，飞沙走石，残垣断壁，处处弥漫着悲凉。

　　到1941年底，巫山县遭日机空袭28次，投弹720余枚，3年光阴，已是生灵涂炭，伤痕累累:死亡300余人，其中驻军30人;伤者400余人，其中驻军20人;损毁房屋800余间，商号50余家，沉毁木船13只、轮船2只，损毁食盐184包(每包120斤),粮食、衣物、树木等无法估算，直接经济损失约315,357万元。人们不得不东躲西藏，颠沛流离，县政府被迫迁至城北郊关家溪民房办公，商铺无法正常营业，农业生产受阻，学校上课困难。原本的青石土路已是乱石泥泞，尘土飞扬。曾经的砖瓦住房瞬间化为乌有，居民不得不搭建草棚居住。一时间，草棚满城可见。巫山，便由此有了“草城”之名。不堪回首的记忆

　　如此梦魇，对亲历者而言，无不铭于记忆深处，斗转星移间，余痛未尽，挥之难去。

　　在王国璋老先生的记忆里，这一天无法忘记:1940年10月30日，水月庵的李尼姑正赶去姐姐李世秀家躲警报，不料日机临空，不得不急忙逃至火神庙街吴家茶馆坎上一棵大黄桶树下躲难，却未能有幸逃脱——被炸得皮开肉绽，血淋淋地挂在树枝上。同时遇难的还有4个卖菜的农民，被炸得没了人形，无尸可埋，实是惨不忍睹啊!而整个巫山县城基本上变成了一片废墟，绝大多数居民都疏散到郊区。有钱人家靠佃户提供住房或租房居住;贫穷的人家无处可去，有的扎草棚，有的住防空洞，有的栖身檐下。老人饿死、小孩冻死的惨状时有发生。

　　同样忘不了这切肤之痛，苏竹勋先生(现已故)在20世纪80年代初这样回忆自己亲见的日机对巫山县城的第9次轰炸:1941年的一天上午，约十一二点钟，9架敌机突然扑向巫山县城上空。时间紧迫，防空哨一开始就拉响了紧急警报，许多人已来不及疏散出城。我就和一些人——多半是妇女和小孩躲在峰崇寺后面的一个防空洞里，只听见敌机隆隆地轰响，在空中发出怪声，一股猛烈的冷风飕飕地从洞口窜了进来，洞里微弱的煤油灯呼地一闪就熄灭了。与此同时，轰隆作响的炸弹沉沉地砸了下来，一时间地动山摇，防空洞里也摇摇晃晃，洞顶的泥土簌簌地往下洒落，好像随时要坍塌下来。洞里的妇女小孩吓得齐声哭叫起来。听得日机飞走以后，我如从噩梦惊醒，赶紧出来一看:东门正街又被炸毁了一大段，有一间屋子摇摇欲坠，几欲垮落，被桌子顶着，下面还有一个老太婆在挣扎呼救;南门正街有许多房屋被炸毁了，并未完全炸落的食盐购销处大门还在吱吱摇摆着，而房顶上有簸箕大小的一个洞，原来一枚炸弹从房子上直穿到地里，幸未爆炸;县政府内，一棵黄桶树被炸断了，横压着下面的防空洞，洞里20多个警察正在从硝烟弥漫中挣扎着往外爬，浑身泥土，嘴里还念叨着:“黄桶树救了我们的命啦!”西半头也有许多房子成为灰烬。特别是城隍庙里的两株黄桅树下，有许多人手足异处，血肉模糊，树枝上还挂着断肢内脏，不忍卒睹。有些地方还在燃烧......一眼望去，整个城区已是一片瓦砾废墟了。

　　家园被毁，亲人遇难，78岁的杨发秀老人记忆犹新:我家原住在老城红墙道南峰小学旁，那是一座带有天井的四合院，住着8户人，有几家是做药材生意的。我11岁那年，炸弹把我的家炸毁了，药材全被烧毁，我们院子被炸死了4人，都是女的，有张二哥的奶奶、唐哑巴的妈妈、卢氏、孤人王氏。其中最惨的是那个孤人，被烧得黑糊糊地变了形。我母亲托人把我带到乡下，自己为了看家只在北门坡躲避，也被炸伤了，后医治无效，没几天就死了。

　　“我家被活活炸死3个人啊，这血海深仇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受害人家属吴昌银痛诉道，“我家原住旧城十字街关帝庙旁，1940年10月30日晚，我父亲吴发江、哥哥吴昌金、妹妹吴小妹和我一起躲在北门洞子。然而，炸弹袭来，猝不及防，父亲、哥哥、妹妹3人当场就被炸死。当时还有佃我们房子的李家也被炸死了1人。面对这一切，我被吓得半死，惊魂不定。全家人靠着父亲做裁缝为生，父亲被炸亡后，剩下母亲、姐姐和我，生活无着，只得投靠住在水田坝的姑妈。躲到乡里去后，5间瓦房又被炸毁,我们家什么都没有了，一贫如洗。想起当时那个惨状，我至今都还要流泪.....”

　　军民共御袭

　　为抵御日军的疯狂轰炸，巫山县的驻军和民众进行了不屈的抗争自救。

　　此时，防护警戒当为要务。1938年10月30日，巫山县成立防护团，县长庭贡廷

　　兼任团长，下设消防、警报、交通灯火管制、工务、警备6股，并在大昌、龙溪、大溪、庙宇、官渡、培石等乡分别成立防护分团;同时，成立县防空协会，由县防护团及驻县部分部队官佐组成，配合县防护团加强防空防毒知识宣传。1941年7月，还成立县临时空袭救护队，负责抢救伤残人员。

　　宜昌失守后，长江三峡成了中国军人据守四川的最后屏障，巫山已是兵临城下。

　　当时，巫山县除有驻军长江中上游巴万要塞指挥部重炮迫击炮第一营、省保安77中队负责防空外，县警察中队、国民兵团亦设步枪高射组，分别屯驻于高塘观至北门坡一线。1941年10月，四川省74防空监视队巫山监视哨分别在界岭、望天坪、庙宇镇、大溪口、大昌镇等处设防空监视哨，城区则由省保安第77中队担任情报工作，规定空袭警报鸣3响，紧急情报鸣2响，解除警报鸣1响。后将水月庵之大鼓搬至北门坡，届时击鼓报警，警报发出后，由县警察中队担任东、南门内外的警戒巡逻，县保安中队担任西、北门内外的警戒巡逻。

　　此外，将东坪、马坪、龙磊、朝阳、官渡等5乡划为疏散区，将县城内各机关法团、学校、居民大部疏散，留城者须经县防空协会批准，发给留城证。并规定，夜间发出空袭警报后，一律灭灯，每户居民必备沙包1袋及苏打薄荷油、凡士林等药物。同时，通过修水池、准备消防器材以及开挖5个分别可容纳400余人的防空洞等，做好应对。

　　巫山长江两岸东至培石，西至曲尺盘到大溪，江南的庙宇、铜鼓、官渡一带，都成为抗战前线和重要的补给区域。东大门培石炮台林立，拥兵数千。沿江两岸的大小集镇和农村，驻扎着防守部队: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江防要塞总司令吴奇伟指导的第六、七炮台指挥部分别进驻巫山和奉节县;第六炮台常驻高唐观、杨柳坪和培石等地;陆军55师驻庙宇，有两旅人马分别驻于官渡河和铜鼓堡;双庙、朱家坝驻扎炮兵营和步兵营各一个:三关水库至扬家坝驻步兵营两个。

　　就在这培石乡镇，还有一块特别的乌龟驮碑，这是1939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下令打制的抗日阵亡将士碑，其上刻有抗日战争初期我国英勇抗日牺牲的高级将领的姓名和一些较大战役的简要记述，以及林森亲自撰写的一篇文章——既是悼念死难烈士的祭文，也是为生者吹响进军号角的战斗檄文。该碑树立于此，意在提醒将士不忘国耻家恨，英勇杀敌，誓死抗日。

　　巫山军民没有忘记，他们同仇敌汽，众志成城，共同抵御外来之敌。全县广征军粮，支援前线，共募谷4965石，代金48.81万元。1941年11月，还成立了劝募滑翔机委员会巫山支会，并发动县民筹足了一架滑翔机款额。此外，积极投身抗日救国的浪潮，小小的巫山县从1937年到1944年共征丁7135人。

　　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巫山人民和当时隶属于湖北省建始县的铜鼓(1952年划归巫山县)人民，既要负担本地驻军和巫山六炮台、奉节七炮台人马的兵伏粮款、生活用品，还要为建始县驻军第2军、118军、炮8团、军官总队等单位运送军粮、建造营房，任务十分繁重。特别在抵御日军进犯，保卫陪都重庆的鄂西大会战中，为方便运

　　粮，铜鼓堡运粮转运站设在曲尺盘、瓜瓢石、锦竹林、沙坝等地的就有5处。1943年，由铜鼓乡副乡长余尧卿带队，动用了民伏1500余人运粮，工匠.500 余人抢修绿资公路(巴东路绿葱坡至长阳资丘)。这年，铜鼓人民向奉(节)、建(始)、巫(山)三县驻军运送粮食达12万余斤，为迎来最后的“鄂西大捷”提供了物质保证，确保了陪都重庆的安全，三县的广大土地也未被侵占。据建始抗战史5年 (1941到1945)统计，铜鼓人民献粮274.7万余斤，捐款4.2万元法币，还贡献了大量的牲畜、蔬菜、竹木等;应征壮丁644人，远征军7人，动用民侠16,150人次。如此援军抗战的激情，使铜鼓乡在1944年受到了湖北省国民政府主席陈诚的通令嘉奖，也为后人所铭记。